八 民族主义：是福是祸？_世界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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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追踪了前文论证的读者看来，本章的标题似乎多余；从已经讨论过的内容必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族主义对人类来说只是祸，没有福。另一方面，在某些有批评思维的人看来，那种被人骂为祸害的民族主义，不过是对真正的民族主义凭空臆造的漫画式讽刺，而真正的民族主义对目前发展阶段的人类来说，只有福，没有祸。

关于后面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坦率地承认，很大程度依赖于术语的定义。我们完全知道，尽管我们认真努力说得准确，避免模棱两可，但我们自己也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来指称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曾用它来指称一个实际的历史过程，亦即确立民族群体作为政治单位的过程，从部落和帝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过程。我们还用同一个词来描述一种当代的大众信仰，也就是相信你自己的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有着固有价值和卓越之处，以至于需要你把超越其他一切事物之上的忠诚奉献给它，并特别给予它最高的宗教崇拜。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民族主义究竟是祸是福，我们不想发表意见。我们读过不少历史，足以让我们变得胆怯——即便不是谦卑的话——对巨大的和长期持续的历史过程，不敢作出道德判断，或者不敢以其为基础进行哲学思考。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民族主义，是巨大的和长期持续的，为它感到遗憾和对它加以责难，对我们来说纯粹是学术消遣；就算我们愿意，我们也不可能把它撤销；我们肯定不可能把所有那些五花八门的因素——个人的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推倒重来，而如今这些因素在过去许多个世纪里已经无可挽回地把城邦、封建国家和帝国转变成了民族国家。这种民族主义不是赞扬或责怪的恰当主体；它只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不应该祝福或诅咒的事实，就像人有两条腿、地球围绕太阳转这样的事实一样。

但作为一种信念的民族主义，则属于另外的类别。对于每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来说——只有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者除外——批评这种民族主义就像批评其他任何流行信条一样合适，比方说基督教、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后代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判断一切活着的、正在生长的树，都应当根据它们结出的果实；就算合我们的口味，任何一棵树，只要结出恶果，就应当设法把它砍倒，或者至少是要在这棵树上嫁接善果。正是针对作为一种当代流行信念的民族主义，我们才提出这个问题：它究竟是祸是福？回到本章的 对同胞不宽容的态度和行为；深信本民族的帝国使命，而以牺牲其他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动辄挑衅并击倒其他民族的习惯；对过去的战争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热火朝天地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无视当下的国内问题；乐意被自封的爱国者领导和指引；对于在思想或行动上不同于本国同胞感到缺乏自信甚或是恐慌；由于对别人的全然无知和对自己及本民族的过度自豪而导致的排外和狭隘的精神：这些全都是当代民族主义普遍盛行的方面。如果民族主义不在这些方面有所弱化，它对子孙后代将绝对是一个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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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适当弱化是可欲的——也是可行的。事实上，为了这个目的，今日世界的某些力量正在发挥作用，或者可以让它们发挥作用——尽管对于这些力量可能多么容易或迅速地抵消那些构建和维持民族主义的力量，我们千万不要太过乐观。尤其是，我们千万不要如此不可救药地乐观，以至于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借助盲目的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毋需我们有意识的努力或引导，就可以实现最可欲的民族主义的弱化。

有一种观念在某些地方一直很流行，这就是认为人类完全不必对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负责，并把功劳——尤其是责任——记在不同对象的名下：天意，上帝，大自然，命运，进步，或者（公元1926年的模式）婴儿情结。与这一普遍时尚相一致的是，一些饱学之士大量谈到自然进化和不可避免的进步：借助这个过程，一个部落自动进化成一个城邦；接下来，一个城邦自动进化成一个民族国家；也是借助这个过程，而且同样是不可避免地，民族国家必定会进化成一个世界国家；整个进化过程是一种稳定向前和向上的进步。例如，诺维科夫教授武断地宣称：“部落、国家和民族是三种主要的社会进化程度……当我们称之为知识精英或社会大脑的那个特殊器官完全被区分出来时，当它恰当地履行移交给它的职责时，我们便发现自己就在一个民族群体的面前。”[8]诺维科夫教授的形而上学被J.霍兰·罗斯教授带向了一个乐观的结论——即便不完全合乎逻辑；据他说，“民族本能”在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便开始衰老和萎缩，而那个民族主义已经耗空的“社会大脑”则由此重新装载“国际主义”[9]。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真的；所有这些，也可能都是废话。谁知道呢？就算有进步的“自然法”控制着人类社会的变化，我们怎么知道它所产生的就是诺维科夫和罗斯所指出的那种顺序呢？有没有同样充分的证据，证明弗朗茨·格里帕泽所提出的那种变化顺序：“从人性，到民族性，再到兽性”？关于人类不可避免的进步，我壮起胆子充其量只敢说：如果我们变成宿命论者并悠闲地袖手旁观的话，民族性或许会导致兽性；如果我们努力尝试，我们或许可以让民族主义成为通向国际主义的一块垫脚石。

几乎不用怀疑，工业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力量，可以用来弱化民族主义——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最近，就在我们的学校、军队和媒体反复灌输这样一个观念——人类可以分解为一些由自给自足的民族所组成的小战斗群体——的历史时期，一场意义深远的经济变革让我们所有人都拥有了蒸汽船、蒸汽机车、电动机、汽油发动机、汽车、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收音机。伴随着大规模机器生产、庞大的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这些东西出现得如此普遍，如此迫近，以至于我们很少有人充分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的真相是，工业革命奠定了世界公民的经济基础。它如今要求我们——除非我们消亡，除非我们摧毁一切工业和贸易——把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与它的经济基础协调起来，把我们的民族国家观念与世界公民的要求协调起来。

诚然，工业革命一直被民族主义所利用；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它一直是民族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如今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可以越来越多地被国际主义所利用，应当被证明是弱化民族主义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没有哪个民族群体可以完全自给自足，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可以不依赖于世界的其余部分而真正独立自主。过去一百年里，地球已经被铁轨、铜线和电流所捆绑和收缩，正迅速缩小；到如今，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与欧洲、亚洲和非洲做生意，比18世纪一个新英格兰人与一个弗吉尼亚人交往起来更加容易，也更加必不可少。事实上，地球已经收缩得如此之小，以至于孩子们都可以对付它；而且，如果我们打算指导我们的子女，把在他们一生中对谋生来说可能最有用的东西教给他们，那我们就应该教会他们懂得：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和所有种族在经济上是互相依赖的。把这个教给20世纪的孩子们，比起教会18世纪的孩子们在他们各自不同的地区认识民族的统一和团结，算不上什么壮举。

工业革命不仅为商品和资本、而且为观念创造了世界性的市场。从来不曾有哪个观念是一个民族群体的专有财产。观念始终有这样一个趋势：不管你走到哪里，它们都会伴随着你；不管你和谁接触，它们都会影响他。特别是现在，地球已经被电报和电话线所环绕，到处都撒满了书籍和报纸，观念的传播前所未有。

这一事实意味着大多数观念——在民族主义的教育体系下，它们看来是某个特定民族所特有的——实际上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例如，美国人说起话来依旧仿佛他们是世界上惟一理解并践行政治民主的民族，尽管法国人、英国人、芬兰人、荷兰人及其他大多数民族群体都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这个说法就其一般应用而言是真的，但就其独家专有的方面而言是荒谬的。因为，一般而言，政治民主如今在全世界都被人们理解和赞美。它几乎和共和主义的观念、自由的观念以及平等的观念是一样的。

宗教观念与此类似。工业革命在加速一般观念传播的同时，特别促进了宗教观念的传播，在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规模上刺激了传教事业。完全很有可能，世界几大宗教体系能够在下一代重新扮演它们的历史性角色：凝聚民族群体，强化人类精神上的兄弟友爱。

科学也发挥了建设性的统一作用。在我们这个工业时代，把实验科学和应用科学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民族群体都是不可能的。 [2] 《种族与民族》（Race and Nationality，1919），Déracinés，1897）、《民族主义的现场与学说》（Scènes et Doctrines du Nationalisme，1902）、《法国人的友谊》（Les Amitiés Franedil;aises，1903）、《科莱特·博伊多施》（Colette Baudoche，1909）、《莱茵河的妖怪》（Le Génie du Rhin，1921）。

[5] 齐默恩：同前引书，第85页。

[6] “普世和平之梦”，载《哈珀月刊》（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第133卷，第862～869页（1916年11月）。就这个问题而言，还可参看约翰·奥克史密斯：《种族与民族》（1999），第261～269页；J.M.罗伯逊：《爱国主义与帝国》（Patriotism and Empire，1899）和《国家的进化》（Evolution of States，1912）；诺曼·安吉尔：《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1914）；托斯丹·凡勃伦：《和平的性质及持久和平的条件研究》（1916）；J.A.霍布森：“敞开的门”，载C.R.巴克斯顿编《迈向持久的和解》（1916）；A.E.齐默恩：《民族与政府》（1919）；J.L.斯托克斯：《爱国主义与超级大国》（Patriotism and the Super-State，1920），第62～69页；GL狄金森：“持久和平的基础”，载C.R.巴克斯顿编《迈向持久的和解》（1916）。

[7] 同上引书，第269页。

[8] 《国际政治》（La Politique Interationale，1886），第25页。

[9] 《现代史中的民族主义》（1916），第十篇讲稿，尤其是第200～202页。

[10] 这句话出自沙皇尼古拉二世为召集第一次海牙会议而颁发的敕令。

[11] N.M.巴特勒：《国际思维》（The International Mind，1912）。

[12] 《和平与战争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Peace and War，1919），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