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_世界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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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假设，一个民族群体发动了几场民族自决战争，最终建立了一个主权民族国家。再让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个国家在领土收复斗争中取得了成功，获得了有任何可观数量的本民族同胞居住的每一块领土。我们不妨承认，这些民族自决战争都属于这样的性质：满腔热情的民众为反抗外族暴政不堪忍受的虐待揭竿而起，它们在造反者的身上激发了最高贵的理想主义情怀和最英勇的行为。我们还不妨承认，即便就随之而来的领土收复主义冲突而言，导致它们发生的，是一个腐败帝国试图限制其异质民族群体的自由；而且，它们代表了一次诚实而正义的努力，试图“解放”某个群体——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真诚地渴望成为解放他们的那个民族国家的公民。从上述情况得出的一个合理推断是：所有国家的“自由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会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个民族群体精神上的高贵；而且，他们当中更富有的人会慷慨解囊，帮助它的伤者和穷人，购买其政府的战时公债，那些更浪漫的人会自愿效命沙场，冲锋陷阵，或秉笔为文，致力于它的媒体宣传。

我们可能会想象——如果我们对历史一无所知，而且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因此会是其他所有民族群体与民族国家正义和慈爱的榜样，是世界和平的支柱。然而很不幸，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在对我们关于民族自决战争，甚至还有领土收复战争的无私和高尚意图的猜想给予充分支持的同时，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证据来证明：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的实现，是国际和平与兄弟友爱的一个确凿无疑的开端[1]。恰恰相反，它见证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民族主义在统一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群体、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时并没有耗尽它的机能和资源；它显示，民族主权的实现，几乎总是增强、而不是减弱了民族主义；而且，一个民族国家，一旦稳固地建立起来，就会立即着手发展“民族政策”——这样的政策，既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好战的。

J.L.斯托克斯先生有一篇很有启发性的文章，很好地说明了这个“民族政策”是什么：“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的‘民族’政策……当然指的是民族自利和扩张的政策，是一种‘神圣的自我主义’——推测起来，大概是民族情感使之变得神圣。从内部来说，就是要努力借助其权力范围内的各种手段，强化民族的联系纽带，使之更加紧密；就外部而言，就是要通过大胆而坚定的外交政策，在军事力量充足的支持下，使得本民族被人害怕，或‘受人尊敬’，让它在地球上不发达地区的财富中获得自己的一份。它诉诸更粗糙的爱国主义形式。它对国家的爱很容易转变成对外国人的恨，它对繁荣的渴望很容易转变成领土之争；服务的义务被解释为维护民族统一的义务，就是要不加质疑地赞同政府的每一项决定。公共教育机构和强制性兵役把恰当的政治观念灌输给了公民；而且很容易提供直接的诱惑，让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不放弃这些观念，只要国家一直控制着某些重要职业、尤其是教育职业的任命权，并慷慨大方地奖赏‘思想正确’的意见领袖。这样一种政策必然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为了民族的统一，它会冷酷无情地压制国内的异议团体，并准备为了任何可能必要的东西，而牺牲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它会利用关税、补贴和特许权等各种手段来发展民族经济。在每一个领域，它往往会让外国人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在它的殖民地，借助对母国贸易和资本不加掩饰的优惠；在国内，则借助对移民和入籍的干预性障碍。德国统治者进一步感觉到，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某项措施有助于实现这一政策的目标，它使得民族国家身份对公民来说极其重要，并因此强化了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2]

换言之，一个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在国内和国外逐步发展“国家利益”；它的公民则类似地发展“民族权利”，当他们在国外时，大概比他们在国内时需要更多的民族权利；尤其是，民族国家与其公民的总和开始具有一种特别宝贵的“民族尊严”。如今，为了保障国家利益和民族权利，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一个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甚至比正在形成中的国家，更必须准备使用武力和发动战争。军国主义因此成了民族主义的一个持久特征，成为实现民族主义目的的主要手段。军国主义不仅仅是一个临时性的工具——被幸运的天意塞进了被压迫的民族群体和具有田园情怀的领土收复主义者的手里，使他们能够按照合情合理的民族边界重塑政治地理。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非民族帝国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民族国家所取代——军国主义，连同它的力量展示和武力威胁，是胜利的民族主义的永久性特征。

由于今天的军国主义首先是为了民族尊严、民族权利和国家利益而存在，那么，审视这些术语的意义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适当的。让我们先从“国家利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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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主要指的是经济方面的好处，它们基本上是个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生计上的利益，都想获得足够的财富，让我们能够过上我们所习惯的或我们所渴望的那种舒适程度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认，我们不可能只借助个人的方法，来获得我们的经济利益；我们必须依靠与同伴们的合作，依靠公众对我们的私人利益的认可——归根到底，要依靠国家的治安权。我知道，某些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极力主张，如果不存在任何种类的威权主义国家，个人利益将会得到更普遍的增进；但是，他们的主张明显与过往的人类经</a>验背道而驰，也与今天的人类情感相抵触。总而言之，有史以来，人类就加入了或服从于那个被称作国家的共同体，为的是保护和促进他们的个人利益。

个人并非总能认识到他们真正的利益之所在；他们很少能预见到对他们的真正利益最有益的是什么。但是——这才是最要紧的——他们认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利益之所在；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而且一直相信，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来说，国家是最有把握的——尽管是有点神秘的——各种好礼物的施予者。毫无疑问，国家——不管他是古罗马人的帝国，还是古希腊人的城邦，是美洲原始印 尽管民族尊严基本上与经济没什么关系，但实质上，它很可能补充了带有经济性质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权利，在民众的头脑里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理由——证明某些阶层获取经济好处是合理的，甚至证明新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合理的，正如我们已经评论的那样，这种新帝国主义一半是经济的，一半是民族主义的。任何事件，不管多么琐碎或多么偶然，一旦披上民族尊严的正当盔甲，就往往会产生惊人的后果。1827年，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尔总督之间正在公平而友好地进行谈判，为的是解决法国前政府欠两个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一笔债务；正当此时，在瞬间的愤怒中，鲁莽轻率的总督用一把像扇子一样的苍蝇拍轻拍了一下法国领事的头；现在，这明显是给法国的民族尊严当头一拍，于是，原本对这场财务纠纷无动于衷的法国人立刻拿起了武器，阿尔及尔被法国舰队给封锁了，数量可观的阿尔及利亚人被杀，总督被流放到了一个更寒冷、更僻静的地方——苍蝇拍在那里不怎么时兴；最后，整个国家被征服，并被并入法国。借此，法国的民族尊严得到了补救，一片富庶之地向法国的银行家和商人们敞开了大门。1898年，在西班牙和美国为和平解决古巴问题而进行的大有希望的谈判当中，一艘美国军舰在哈瓦那港被炸毁；这明显是对民族尊严的冒犯，而且如此骇人听闻，以至于和平谈判再也不可能继续下去了，甚至没有寻求一个公正的裁决——这艘军舰究竟为什么被毁，如何被毁；而是必须代之以战斗的严酷考验。于是，美国为了维护它的民族尊严（也是为了促进文明），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牺牲了大约二千五百位公民的生命，为她的国家利益获得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作为其帝国领地。

如果如托斯丹·凡勃伦先生所言，民族尊严“触碰到了宗教的边界”[5]，那么，它还向后渡过了民族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大海，触碰到了军事科学的边界。事实上，它是作为一种宗教的民族主义和作为一门技艺的军国主义之间的桥梁。任何时候，只要偏狭民族主义的上帝遭到外国人的亵渎，或者，他们所亵渎的是上帝的象征物、牧师或神圣的器皿，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便会立即做出反应，抓起棍棒和石块，以及体力上能够利用的其他任何器具；在极度兴奋中，他时刻准备挺身而出，用暴力为民族尊严报仇，维护国家声望。国家利益有时候可能要服从国际仲裁，民族权利偶尔通过国家间的协议作出妥协，但民族尊严决不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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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在陆地和海上维持庞大的军备，是现时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如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如此。很显然，一个民族群体越是进步、“文明”（与民族主义的），它就必定越加军国主义化。就在最近一年——国际“和平”的一年——紧跟在“终结战争”的世界大战之后的一年——二十个民族国家总共把超过二十五亿美元花在了它们的陆军和海军上；而且，比较它们的支出来判断，英国是最文明、最进步的（也是最民族主义的），美国其次，法国 [4] 这段引文，还有本节中的一些思想和短语，均取自托斯丹·凡勃伦先生颇有思想的著作《和平的性质及持久和平的条件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Peace and the Terms of its Perpetuation，1917）。关于这个主题，还可参看利奥·佩拉的著作《何为民族尊严？》（What is National Honour？，1927），会受益匪浅。

[5] 同上引书，第29页。

[6] 大英帝国耗费了652 696 789美元（不包括印度和各自治领）或835 196 789美元（包括印度）；美国是554 372 018美元（257 274 768美元用于陆军，297 097 250美元用于海军）；法国是220 403 601美元；意大利是117 093 411美元；德国是107 100 000美元；俄罗斯是105 752 070美元；波兰是85 102 964美元；西班牙是76 601 243美元；墨西哥是63 238 095美元；余不一一。这些数字是1923～1924年一个财政年度的，由美国战争部统计局编制，由纽约的J.P.摩根公司换算成美元，并由美国基督教会联邦委员会研究与教育部信息处在1925年7月8日发表。

[7] “争夺地中海的斗争”，载《我们的世界》（Our World），第二卷第5号（1923年2月），第17页。

[8] 《爱国主义的威胁》（The Menace of Patriotism），伦理文化协会（纽约，1916），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