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民族主义与国际战争_世界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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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业余爱好。就算在现代，战争被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所打断，那也并非表示人类已经找到威廉·詹姆斯希望他们会找到的东西：战争的道德替代品；而只不过表明，人类近来如此全心全意地、如此狂暴猛烈地放纵他们的战争爱好，以至于在相对较长的时期里让他们精疲力竭。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战争可能比早期的战争更短暂，但规模更庞大，也更要命。最近的这场世界大战，尽管只持续了四年，但人类生命和财产付出的代价更大，制造的毁灭更多，超过了拿破仑时代二十年的冲突，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中世纪三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波斯战争和古希腊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或原始人当中任何数量的部落冲突。

最近的这场世界大战也并没有证明自己是战争的决定性的、巨变意义上的终结。1926年的作战人员比1901年还要多；毫无疑问，每一支庞大的军队都有一个能干的总参谋部；很显然，在飞机、潜艇和毒气的完善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些深受尊敬的权威人士称之为“进步”）。正如最近这场大战主要是对大炮的检验，下一场大战很可能主要是化学武器的证明。正如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欧洲的每一场大战或迟或早都把美国卷入了进来，尽管有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尽管有门罗主义，尽管有参议院里一大帮孤立主义者英雄般的慷慨陈词，这个国家注定要或迟或早被下一场世界大战的触须给缠住。接下来，如果我们所说的现代文明和现代科学还留下了那么一点点残余的话，它们也会在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中被重新集合起来，加以利用。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如果它不受约束地一直继续下去，最终必定会毁灭一切科学和一切文明。

我们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当我们大肆吹嘘“进步”、“科学”和“人道”的时候？ 不久前我们为什么打这场世界大战，眼下我们为什么看着各方在准备另一场世界大战？作为回答，今天的心理学家向我们提到了人类的动物性思维，提到了人类掩盖得并不好的洞穴习性，以及人类的好斗本能。作为回答，今天的经济学家向我们提到贸易竞争，提到煤、铁和石油竞争性的搜寻，提到对落后地区贪婪而好斗的开发；一言以蔽之，提到了经济帝国主义。

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无疑是对的——就他们各自的领域而言。经济帝国主义肯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大多数战争铺平了道路，而没有参战者的好斗本能，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但是，真正的文明——真正的文化——始终意味着对原始本能的抑制，而不是升华，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其公民被认为最有文化、最文明的国家都在不断控制他们的好斗本能，最和平、最友善地生活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国家之内，我们惩罚任何一个允许自己的好斗本能在抢劫和谋杀中得到表现的人。我们的好斗本能似乎在对付外国人这方面得到了充分表现。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在国内事务上控制我们的原始本性，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国际关系上也控制它呢？

认为只有经济帝国主义才是战争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毫无疑问，今天像过去一样，也有一些贪吝之徒争相垄断全世界这种或那种必需品、这种或那种奢侈品的供应，还有贪吝之徒可能对全世界的福祉一概视而不见，以至于让他们的追随者为了他们自私的利益而打仗。但是，我们的经济帝国主义者，尽管其中有些人愚蠢、短视，甚至顽固不化，但他们还不至于糊涂到拿经济利益作为公开的开战理由。普通百姓不会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生命，也肯定不会为了一些在外国有投资的匿名同胞的财务收益而牺牲生命；最高的牺牲只能奉献给理想。美国在古巴的投资（事实上或预想中）跟西美战争有一定的关系，但美国的平民大众之所以支持这场战争，并不是因为投资，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理想主义。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在最近的这场世界大战中有财务股份，或认为自己有股份，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人民之所以参战，乃是因为他们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每一个民族和每一场战争，莫不如此。经济帝国主义可能造成走向战争的情势。不受约束的好战本能使得战争成为可能。但是，如果普通民众的心里没有理想主义、嘴里没有口号，战争也打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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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古怪的事实是，人身上最好的方面——他的理想主义，尤其是他的宗教理想主义——连续不断地被他的同胞中一小撮唯利是图的野心家所利用，并经常释放出他身上最坏的方面：他的战斗激情，他对流血和荣誉的渴望。部落神和部落宗教激发了其信徒的好战热情和战斗技能。“我要歌颂上帝，因为他大显神威，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1]“尽管他要杀我，但我依然信任他。”[2]伟大的世界宗教也为人类的杀戮提供了借口，并唤起了人们的热情。穆斯林的“依真主的意愿”和基督教十字军战士的“以上帝之名”都是一种普遍的流行信仰的表达——这一信念依然是真诚的，因为它促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使得萨拉丁能够重建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帝国，并在基督教世界使得某些封建领主和有魄力的商人能够为自己积累现世的财富。16世纪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之间及西班牙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对几个重要人物来说都产生了财务后果，但对平民大众来说，它们根本没有经济意义：对一方来说，它们构成了一场高贵而英勇的、条件十分不利的斗争，为的是保护民族的自由和纯粹的新教信仰，为了打破偏执而野蛮的西班牙强权；对另一方来说，它们代表了一场同样高贵而英勇、条件同样十分不利的斗争，为的是保卫基督教文明和天主教信仰，使之免遭狂热叛乱者和无耻异端分子的攻击。

在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没有像更早时期那样扮演激发战争的角色。无论是像巴力或耶和华那样的部落神，还是像伊斯兰教或基督教那样伟大的世界性宗教，都没有为近代战争提供——至少是没有直接提供——口号。例如，在最近这场世界大战中，数百万人战斗并死去，并不是“依真主的意愿”，也不是因为要捍卫基督教正统免遭异端侵犯。然而，尽管驱使更早几代人参与致命战斗的那种类型的理想主义影响越来越小，但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是：跟之前任何一个世纪的战争比起来，上个世纪的战争更具群众性，也就是说，全世界很大比例的人口都参与其中，对生命和财产更具毁灭性。

我们的论点是：在晚近时期，民族主义已经取代其他宗教，成了那种使战争变得更具群众性的理想主义的强有力的来源和对象。任何试图解释现代战争强度的努力，都必须考量这一取代。当然，有人可能认为，近来的战争之所以比古代或中世纪的战争更加血腥，代价更大，乃是因为工业技术的显著进步。比方说，假如中世纪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有普遍强制性军事训练，也装备了机关枪、手榴弹、大炮、汽油发动机和氯气，也有铁路、蒸汽船、冷藏设备和“黄色”小报给他们效力，那么，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也会像20世纪的民族主义世界大战一样具有毁灭性。或许会这样吧。这样的“假如”从来是时评家们的消遣，却让历史学家感到绝望。我乐于承认，在中世纪，人们偶尔打着真主及其先知或基督的旗号犯下了当时人类所能犯下的最残忍的暴行。此外，我也愿意承认，自18世纪和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已经能够在更大规模上，更精细、更科学、更巧妙地实施残忍的暴行。但我的个人看法是，不管有没有机器的帮助，对于唤起和维持人类的战斗精神，对于鼓励他们在理想主义的狂欢中，放开手脚，去实施他们在任何特定时代有能力犯下的最残忍的暴行，现代民族主义都是一个远比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更加有效的工具。

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是靠刀剑来传播的，但是，一旦它成了地球上一些大地区的主流宗教，它就在五花八门的部落和民族当中充当一根联合的纽带，并在其边界内部长期促进比之前更坚固、更持久的和平。即使是持不同信仰的少数派，比如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和近东的东正教基督徒，也得到了胜利的伊斯兰教的宽容，并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政治自治；这些异议者，在他们采用现代民族主义之前，只要他们的大领主主要是穆斯林，而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并没有遭受过大规模的屠杀。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和平与友爱的福音而宣讲的，它对古代罗马帝国的征服几乎完全是“和平渗透”的功劳；后来，在一些野蛮国王——克洛维或查理曼之流——的手上，它抓起了刀剑，杀戮了撒克逊人和撒拉逊人。但是，基督教一旦被确立为欧洲人的最高宗教（不管用什么手段），其所作所为无疑就像异教的罗马皇帝们一样，要保证给“文明世界”一个Pax Romana（罗马帝国的太平盛世），而中世纪基督徒的文明世界比古代罗马人的文明世界在范围上更大，在民族性上更迥然不同。而且，不管个体基督徒有什么实际缺点，或者不管那些仅仅在名义上是基督徒的自私而傲慢的人对基督教教义有什么样的曲解和滥用，基督教会本身都始终如一地指引着平民大众，走向上帝的父性和人类友爱的理想，走向正义、博爱、人道与和平的美德。它做出过一些实际的正式努力，直接借助于“上帝的休战”和“上帝的和平”，间接地通过仲裁手段，力图减少战争和战争威胁。个体基督徒也不可能完全而持续地不在乎爱人如己的职责、宽恕敌人的职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职责。基督教的圣徒通常都不是用尘世的武器战斗的勇士。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沙勿略、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帕多瓦的圣安东尼都到基督教理想主义中去寻找一个合乎道德的战争替代品。

现如今，人们普遍没有把任何合乎道德的战争替代品与任何一个民族主义圣徒联系在一起。正相反，民族主义圣徒几乎总是战斗英雄。对今天的平民大众来说，现代民族主义的情感和宗教信仰在他们身上人格化了，理想化了，而正是这种情感和信仰，已经导致了世界大战，而且，如果不加遏制和控制的话，肯定还会导致更多的世界大战。考虑到不同国家的资本家和商人之间的经济竞争，目前的总体形势十分有利于战争。再考虑到海陆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打一场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的工具如今触手可及。但是，如果各个国家的人民完全没有受到民族主义情感和信条的影响，并确信自己是一种崇高而卓越的理想主义的捍卫者，那么，枪炮就不会响起，有利害关系的金融家就不能促成战争（即便他们想要这样做）。平民百姓必定是一如</a>既往地充当炮灰，如果仅仅以经济理由为号召，任何国家的平民百姓都一如既往地不可能被说服去和另外一个国家的平民百姓打仗。让我们再说一遍，一如既往，普通公民不可能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慷慨捐躯；他们只会为了一个理想而付出最高的牺牲。民族主义以最新的、最可怕的形式，提出了这样一个理想。

最近，民族主义在地球上每个所谓文明国家的普通公民面前树立起了这样一个理想：要为了获得本民族曾拥有任何权利的或者本国国旗曾升起过的任何一片领土而战斗，要对任何一个曾经让本民族同胞遭受过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国家实施报复——这一理想希望极端延伸一个民族的“使命”，而以损害任何其他民族的使命为代价。民族主义，尽管有着已被证明的现代性，有着公认的理想主义，但除非让它从愚昧无知转向批评反思，从骄傲自大转向谦虚低调，否则的话，它不可能促进任何真正的人类进步。它所预示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它不是保护和创造文明，而是摧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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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主义通过人们试图实现民族自决理想的普遍努力，开始了它与国际战争的联系。我们应该还记得，在18世纪，当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民族主义已经兴起时，欧洲的政治版图——就这个问题而言，包括全世界的政治版图——并不是按照民族的分界线画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奥地利大公、奥斯曼苏丹和俄国沙皇的多语言领地，以及中国、印度、不列颠、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四处蔓延的帝国，在地图上显得乌泱泱一大片，模糊了民族的边界。意大利和德意志纯粹是“地理概念”，波兰在18世纪被灭掉了。只有西欧才存在民族国家；即便在那里，民族主义也几乎没有安全而稳固的立足点：西班牙包含两个民族群体（卡斯蒂利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和另外两个民族群体的残余（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葡萄牙人）。法国包括阿尔萨斯相当数量的说德语的人口、布列塔尼说凯尔特语的人口，以及南方加泰罗尼亚普罗旺斯人的残余和巴斯克人的民族群体。英国有三四个历史上的民族群体（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挪威人和冰岛人，连同斯堪的纳维亚同胞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日耳曼人，联合在丹麦国王的统治之下。瑞典依然保留了她曾经庞大的波罗的海帝国当中芬兰的大部分和德国的一小块土地。荷兰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被迫放弃了尼德兰南部，也就是比利时（部分法国人，部分佛兰芒荷兰人），先是交给了西班牙，后来又交给了奥地利。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世界和政治地理中，人民主权学说及其推论民族自决学说闯了进来，并在一个接一个国家，先是被知识分子所接受，然后被人民大众所接受。很显然，世界地理的旧现实并不符合民族主义的新抱负和新目标。如果民族自决盛行，政治版图就必须彻底重画。但对于在现有秩序中有既得利益的个人和民族来说，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一个民族群体越是大声地要求民族自决、民族统一和民族独立，非民族国家的皇帝和统治者们就越是努力地维持现状。革命派越是争取改变版图，保守派就越是努力地维护它。双方都大量谈到了文明，甚至是人性。但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只有诉诸武力，诉诸战争，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最早的几场民族自决战争都是民众反抗所谓暴君——“外族”国王——的起义。本质上，早在16世纪和17世纪，荷兰人反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成功起义和捷克人反抗奥地利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失败起义都是如此。在18世纪，说英语的美国人反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成功起义也是如此。然而，从法国大革命起，出现了一连串几乎不间断的臣服民族反抗“外国”统治者、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战争。这些为数众多的战争，以及较早的相同性质的战争，经常超出了纯粹的国内叛乱的范围，常常引发了巨大的国际冲突——人们发现，民族理想主义在其信徒身上唤起的热情和战斗力可以用于另外一些较少民族主义的、更加世俗的目的。因此，荷兰独立战争混合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波旁王朝之间的冲突，混合了西欧各民族之间共同的重商主义斗争；捷克独立战争被证明只不过是大规模的、国际的“三十年战争”的序幕；美国独立战争是旷日持久的争夺殖民霸权和海上霸权的斗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是英国，另一方是法国和西班牙。法国革命者不仅热衷于把所有法国居民“法兰西化”，而且还热衷于把所有说法语的地方都并入他们的民族国家，包括比利时——这大概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使得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国际大冲突重新开始，并因此让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变得旷日持久，充满敌意。

就算只是列出现代民族自决战争的清单，也是一件有点费劲的差事，既枯燥乏味，也没什么意义，其拼装起来的结果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展示19世纪和20世纪民族主义的力量，而且肯定带有火药味。这里有一份不完全清单：1798年的爱尔兰叛乱；1804年的海地叛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抵抗法国人的半岛战争（1808～1814）；德国人反抗法国人的解放战争（1813～1814）；希腊独立战争（1821～1829），在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干涉中达到高潮（1827）；1828～1829年间的俄土战争；塞尔维亚独立战争（1804～1930）；南美、中美和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成功叛乱（1810～1830）；比利时人反抗荷兰国王的叛乱（1830），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国和英国对荷兰的胁迫；意大利人反抗奥地利、波兰人反抗俄罗斯的失败叛乱（1831）；1837年的加拿大叛乱；德克萨斯反叛墨西哥的起义（1835～1836），以及随后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战争（1846～1848）；1848～1849年间欧洲的一波民族主义战争浪潮——意大利人反抗奥地利，捷克人反抗奥地利，马扎尔人反抗奥地利，斯拉夫人反抗匈牙利，日耳曼人反抗丹麦；俄罗斯对土耳其、法国和英国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最后建立了一个统一而自治的罗马尼亚（1862）；法国对墨西哥的军事占领和墨西哥解放战争（1862～1867）；1863年波兰人反抗俄国的起义；意大利统一战争——连同法国对抗奥地利（1859）、普鲁士对抗奥地利（1866）和对抗波兰（1870）；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德国统一战争——对抗丹麦（1864）、对抗奥地利（1866）和对抗法国（1870～1871）；古巴叛乱（1868～1878）；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反抗土耳其的起义（1875～1876），随后导致了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智利与秘鲁战争（1879～1883）；布尔人反抗英国的起义（1881）；1885～1886年间的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战争；争夺朝鲜控制权的中日战争（1894～1895）；克里特岛反抗土耳其的起义（1895～1897），并导致了1897年的希腊与土耳其战争；古巴人反抗西班牙的叛乱（1895～1898），以西美战争（1898～1899）而告终；菲律宾人反抗美国的起义（1898～1901）；南非的詹姆森暴动（1895），随后引发了 [4] C.C.约西：《种族与民族团结》（Race and National Solidarity，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