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思想与见解_我的思想与观念

失去的天堂[1]

直到17世纪，整个欧洲的学者和艺术家们还被一种共同的理想主义纽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合作很少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对拉丁语的普遍使用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团结。

然而抚今追昔，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失去的天堂。民族主义的激情已经摧毁了这个思想共同体，曾将整个世界联合在一起的拉丁语业已死去。学者们成了最极端的民族传统的代表，并且失去了思想共同体的意识。

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讲求实务的政治家竟然成了国际主义观念的倡导者。正是他们创立了国际联盟。

[1]本文写于1919年国际联盟成立后不久，最初以法文发表，亦收录于《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 Amsterdam: Querido Veg, 1934）。——如无说明，本书脚注内容均为原著编者所注

我对美国的最初印象[2]

我必须信守诺言，谈谈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受到了盛情难当的友好款待，这使我很难充当一个客观公正的观察者。就让我先从这一点谈起吧。

在我看来，个人崇拜总是不合理的。人的天资禀赋固然分配得并不均衡，但感谢上帝，天赋异禀的人不在少数，我深信他们大都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从这些人当中挑出几个加以无止境的赞颂，认为他们具有超人的思想和品质，我觉得这很不公平，甚至品味低劣。我的命运就是如此，大众高估了我的能力和成就，与实际情况的反差简直大得荒谬。意识到这种奇特的状况令人无法忍受，聊以告慰的是，在这个通常被斥为物质主义的时代，将毕生致力于思想和道德领域的人看成英雄，算是一个可喜的迹象。这表明有不少人把知识和正义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高。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被谴责为物欲横流的美国，这种理想主义看法特别盛行。说完这些题外话，现在让我言归正传，希望读者勿要对我这番谦卑的评论太过在意。

首先使访客感到惊异的是这个国家在技术和组织上的优势。其日用品要比欧洲的坚固耐用，房屋设计也实用得多，一切东西的设计都是为了节省人力。美国自然资源丰富，相比之下地广人稀，因此劳动力昂贵。在这种激励下，技术装备和工作方法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人口过盛的印度是另一个极端，那里廉价的劳动力阻碍了机器的发展。而欧洲则处于两者之间。机器一旦充分发展起来，最终会比最廉价的劳动力还要便宜。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应当留意这一点，他们出于狭隘的政治立场，希望看到自己国家的人口更为稠密。而美国却忧心忡忡地通过禁止性关税来抵御外国商品，这无疑同一般形象大异其趣……但不能指望一个天真的访客用脑过度，每个问题也未必都能作出合理的回答。

积极愉快的人生态度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片上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象征着美国人的一大优点。美国人友好、自信、乐观而不易心生嫉妒。欧洲人觉得与美国人交往轻松而愉快。

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更爱批评，比较在意自己，不太热心，不太乐于助人，比较孤立，在阅读和休闲上更加挑剔，一般来说多少有些悲观主义倾向。

美国人很重视物质上的舒适，为此不惜牺牲平静、闲适和安全。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为自己的目标和未来而活。对美国人来说，生活总是变动不居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方面，欧洲人介于美国人和俄国人、亚洲人之间。

但有一个方面，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像亚洲人，那就是从心理层面而非经济层面来看，欧洲人比美国人更个人主义。

美国人强调“我们”甚于强调“我”。这自然会使风俗习惯极为强大，让美国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观比欧洲人一致得多。这是美国经济强于欧洲的主要原因。无论在工厂、大学</a>还是私人慈善机构，合作分工都比欧洲更容易推动。这种社会意识也许部分缘于英国传统。

与此明显矛盾的是，与欧洲相比，美国政府的作用范围受到更多限制。欧洲人惊奇地发现，在美国，电报、电话、铁路和学校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我刚才提到美国人拥有更强的社会意识，正是它的一个原因。这种态度的另一个结果是，虽然财产分配极度不均，却并未导致无法忍受的苦难。在美国，富人的社会良知要比在欧洲发达得多。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把很大一部分财产甚至常常连同其精力、干劲交由社会支配。强大的舆论也强令他们这样做。因此，最重要的文化功能可留给私人企业去实现，政府在这个国家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就非常有限了。

政府的威信无疑因《禁酒令》而大打折扣，因为通过这种无法执行的法律最能危及政府和法律的尊严。美国犯罪率的急速增长便与此密切相关，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我看来，《禁酒令》还从另一个方面损害了政府的威信。酒馆原本是一个使民众有机会就公共事务交流意见、观点的地方。然而就我所见，这个国家缺乏这样的机会，结果导致多由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报刊对舆论有过度的影响力。

美国人还是比欧洲人更看重金钱，不过我觉得程度正</a>在减弱。人们终于开始认识到，巨额财富对于幸福如意的生活并非必要。

在艺术方面，美国的现代建筑和日常用品所显示的良好品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我也发现，与欧洲相比，视觉艺术和音乐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位置。

我非常钦佩美国科研机构所取得的成就。若将美国研究工作持续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更多的经费，那是不公平的；专注、耐心、伙伴精神以及善于合作对于这些成就的取得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再谈一点：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中最强大的，它对国际关系的塑造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美国是一个大国，但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于重大的国际问题尚未表现出很大兴趣，如今首要的就是裁军问题。即使只为美国自身的利益着想，这种情况也必须改变。上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大陆之间不再有任何壁垒，今天所有国家的命运都紧密相连。因此，美国人必须意识到自己在国际政治领域负有重大责任。袖手旁观不仅与这个国家不相称，而且终会导致全世界的灾难。

[2]1921年《新鹿特丹报》（Nieuwe Rotterdamsche Courant）所作的采访，载1921年7月7日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tt）。

答美国妇女[3]

我从未遇到过来自女性的如此强烈的抗议；即使有，也从未一次遇到过这么多反对者。

然而，这些心怀警惕的女性公民做得不是很对吗？谁会愿意给这样一个人敞开大门呢？他就像克里特岛的牛头怪吞食可口的希腊少女一样吞食冷酷无情的资本家，何况这个人还如此低贱，以至于除了与妻子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之外，还极力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听从你们这些聪明的爱国妇女的建议吧，别忘了，强大的罗马城就曾被它那忠诚的鹅的嘎嘎乱叫拯救了。

[3]本文是爱因斯坦对抗议他访美的一个妇女组织的回应，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我的世界观[4]

我们这些终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啊！每个人都是这里短暂的过客；目的何在，他并不知晓，尽管有时自认为感觉得到。但不必深思，从日常生活就可以知道，人是为别人而存在的——首先是为这样一些人，我们自己的幸福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愉快和健康；然后是为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同情的纽带将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紧密相连。我每天无数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于别人的劳动，无论是去世的还是健在的，我必须尽力以同等程度回报我已经领受和正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向往俭朴的生活，并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们过多的劳动而心情沉重。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终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简单纯朴的生活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会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外界强迫，还要符合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能做其所愿，但不能愿其所愿。”[5]从青年时代起，这句话就一直激励着我；面对自己或他人生活中的困境时，它总能带来慰藉，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幸好有这种认识，使责任的重负得以减轻，避免对自己和他人过分苛责，并且有助于培养一种幽默的人生观。

客观地讲，探究一个人自身或所有生物存在的意义或目的，我总觉得是荒唐可笑的。但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来决定他的努力方向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不把安逸和享乐看成目的本身——我把这种道德基</a>础称为“猪群的理想”。照亮我前方道路的理想是善、美、真，它们不断使我充满生活的勇气，使我乐观面对人生。倘若没有志同道合者的心意相通，倘若不是全神贯注于那个在艺术和科学上永远也达不到的客观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是空虚的。人们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名、奢侈——我总觉得是可鄙的。

对于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我有着强烈的感受，而对于直接接触他人和社会，我又表现出明显的淡漠，这两者之间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过客”，我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家庭、朋友，甚至是我的直系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从未失去一种距离感和保持孤独的需要，而且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与别人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并不足惜。这样的人无疑会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也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避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每个人都应当作为人而受到尊重，不要把任何人当作偶像来崇拜。我一直受到别人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并非我个人的功过使然，而实在是命运的嘲弄。这大概源于许多人无法实现的一种愿望，他们想了解我以自己的绵薄之力经过不断努力所获得的几个观念。我清楚地知道，一个组织要想实现目标，必须有人担任思考指挥之大任。但被领导的人不可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性的独裁专制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总是吸引品德低劣之徒。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恶棍来继承，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我向来极力反对当今在意大利和俄国出现的制度。今天，欧洲的民主形式之所以受到怀疑，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因为政府缺乏稳定性，以及选举制度与个人无关的特征。在这方面，我相信美国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的总统任期足够长，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职责。而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看重它为救助病人或贫困的人做了全面的准备。在丰富多彩的人生中，我认为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和感情的个体与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贵和崇高的东西，而民众在思想和感觉上总是迟钝的。

接着这个话题，我要谈谈民众生活中一种最坏的表现，那就是我所憎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乐于随着军乐队的旋律在队列中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鄙视他。这种人长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凭一根裸露的脊髓就足以满足他的需要。文明的这个罪恶之源应当尽快根除。听令而行的英雄主义，残忍的暴行，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所进行的一切令人作呕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邪恶、卑鄙！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我相信，若不是政治商业利益集团通过学校和报刊系统地为民众洗脑，战争这个妖魔早就销声匿迹了。

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体验是神秘体验。这种基本情感是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的策源地。谁要是不了解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和惊异感，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黯淡无光的。正是这种对神秘的体验——即使夹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无法参透的东西存在着，感受到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以最原始的形式直通我们的心灵，这种认识和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性；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我无法想象有一个神会</a>对自己的造物加以赏罚，也无法想象他会有我们所体验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想象一个人可以超越肉体死亡而存在；让那些脆弱的灵魂，出于恐惧或荒谬的唯我论，去拿这些思想当宝贝吧！我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知晓和窥探现有世界的神奇结构，能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显示于自然之中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哪怕只是极小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4]本文最初发表于《论坛和世纪》（Forum and Century, Vol. 84, pp. 193-194，the thirteenth in the Forum series, “Living Philosophies”），亦收录于Living Philosophies (pp. 3-7),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31。

[5]叔本华的德文原</a>文是：Ein Mensch kann zwar tun, was er will, aber nicht wollen, was er will.翻译底本英译文是：A man can do what he wants, but not want what he wants.——译者注

生活的意义[6]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就此而言，任何生物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意味着要有宗教信仰。你问：那么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有意义呢？我回答：认为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毫无意义的人不仅不幸，而且很难适合生活。

[6]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人的真正价值[7]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主要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7]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善与恶[8]

对人类和人类生活的提升最有贡献的人应当最受爱戴，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些人是谁，就会碰到不小的困难。就政治领袖甚至宗教领袖而言，他们究竟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往往令人怀疑。因此我非常真诚地相信，一个人对民众最好的服务是让他们去做某种提升的工作，从而间接地提升他们自己。这尤其适用于大艺术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科学家。当然，提升一个人、丰富其本性的并非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追求理解的冲动，是创造性或领悟性的思想活动。因此，根据《塔木德》[9]的思想成果来判断这部法典的价值肯定是不适当的。

[8]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9]《塔木德》（Talmud）成书于公元1世纪至公元2世纪间，是犹太律法、思想和传统的集大成之作，也被称作“犹太教法典”。——译者注

论财富[10]

我非常确信，世界上的财富无法帮助人类进步，哪怕掌握财富的是对进步事业最热诚的那些人。只有以伟大而纯洁的个人为榜样，才能把我们引向高尚的思想和行为。金钱只会引发自私自利，并且难以避免地导致恶习。

谁能想象摩西、耶稣或甘地竟挎着卡内基的钱包呢？

[10]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社会与个人[11]

只要考察一下生活和工作，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动和愿望都和别人的生存紧密相关。我们注意到，人类的整个本性和群居动物的本性非常相像。我们吃别人生产的食物，穿别人缝的衣服，住别人造的房子。我们的知识和信念大都是以别人创造的语言为媒介，由别人传授给我们。倘若没有语言，我们的心智能力将会贫乏得如高等动物一般；因此不得不承认，我们相对于动物的主要优势就在于生活在人类社会里。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离群索居，孤立无援，那他的思想感情中保留的原始性和兽性将会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个人的本质和意义与其说是凭借他个人，不如说因为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员，从生到死，他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存在都由社会指引。

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于增进人类的利益有多大贡献。我们根据一个人在这方面的态度来判断他是好是坏。初看起来，我们对人的评价仿佛完全依赖于他的社会性质。

但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很容易看到，我们从社会中获得的一切有价值的成就，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道德方面的，都是由世世代代有创造性的个人所取得的。有人发明了用火，有人培育了可食用的植物，还有人发明了蒸汽机。

唯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甚至还能为社会生活建立起新的道德标准。如果没有能够独立思考判断的创造性个体，社会的前进就无从想象，就像如果没有社会土壤的滋养，个体人格的发展就无从想象一样。

因此，社会的健康既取决于个人之间密切的社会结合，又取决于个人的独立性。有人说得不错：希腊–欧美文化，尤其是在那个终止了中世纪欧洲停滞状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繁荣兴旺，其真正的基础就在于个人的解放和相对孤立。

现在来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社会的情况怎么样？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文明国家的人口稠密多了；今天欧洲的人口大约是一百年前的三倍，而 [16]选自《罗素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 V of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edited by Paul Arthur Schilpp, 1944），由保罗·阿瑟·希尔普（Paul Arthur Schilpp）自德文译为底本英文，都铎出版社。

[17]试比较罗素的《意义与真理的探究》 数学家的心灵[18]

法国数学家雅克·阿达玛做了一项关于数学家的心理学研究，欲了解他们工作中的心理过程。以下是两个问题，然后是爱因斯坦的回答。

［问题：］

知道以下两个问题的答案，对于心理学研究将是非常有益的：数学家利用了什么内在意象或心灵意象，或者哪种“内在语词”？根据他们的研究主题，这些意象是动觉的、听觉的、视觉的，还是混合的？

特别是在研究思维中，这些心灵图像或内在语词是以完全意识呈现出来，还是以边缘意识呈现出来……？

我亲爱的同事：

接下来，我将尽我所能简要回答您的问题。我本人对这些回答并不满意，如果您认为对您这项非常有趣的困难工作有所帮助，我愿回答更多的问题。

1.在我的思维机制中，写下来或说出来的语词或语言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充当思想要素的心理实体似乎是一些符号和更为清晰的意象，能够“随意”再现和组合。

当然，这些要素与相关的逻辑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且很清楚，渴望最终获得有逻辑关联的概念，这是用上述要素进行这种相当模糊的活动的情感基础。不过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在用可以与他人交流的语词或其他类型的符号所作的逻辑构造与之有任何联系之前，这种组合活动似乎就是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特征。

2.就我而言，上述要素是视觉型的，也有一些是肌肉型的。只有在 洛伦兹对国际合作事业的贡献[47]

19世纪以来，科学研究日益专业化。在此背景下，很少有某一门科学的顶尖学者同时还能在国际组织与国家政治方面为社会做出可贵的贡献。做出这些贡献不仅要有能力、眼光以及杰出成就所带来的名声，还要摆脱民族偏见，致力于人类的共同事业，这在当今的时代已不多见。据我所知，只有洛伦兹能将所有这些品质完美地集于一身。洛伦兹的人格颇有一些魅力：独立和倔强是学者的共同天性，学者们不愿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往往只是勉强接受他人的领导。然而在洛伦兹担任主席期间，他所营造的氛围总能让人愉快地合作，无论与会人员的目标和思维习惯有多么不同。其成功秘诀不仅在于洛伦兹对人和事敏于洞察，对语言有高超的驾驭能力，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能感觉到，他全身心扑在事业上，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把其他一切抛到脑后。能让倔强者消除敌意的莫过于此。

战争爆发之前，洛伦兹的国际关系活动仅限于主持物理学家的一些会议，其中最著名的是索尔维会议，前两届于1909年和191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接着，欧洲战争的爆发使所有心系人类关系改善的人遭遇重大打击。无论是战争结束之前还是之后，洛伦兹都投身于国际和解工作，尤其致力于在学者和科学团体之间重新建立富有成果的合作。外人很难想象这项工作多么艰难。战争期间的积怨尚未消除，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迫于形势压力又拒不和解。洛伦兹就像一位医生，在与执意不肯吃药的顽固病人打交道。

不过，一旦认识到某条道路是正确的，洛伦兹就会勇往直前，绝不退却。战争刚一结束，他便参与领导了研究委员会。该组织由战胜国的学者所创立，同盟国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则被拒之门外。洛伦兹此举得罪了同盟国学术界，但其目的在于对该机构施加影响，使之真正具有国际性。经过不懈努力，他和其他一些正义之士终于将冒犯性的排除条款从研究委员会的章程中拿掉。然而，恢复学术团体之间富有成果的正常合作的目标尚未实现，因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国际科学会议都把同盟国学术界拒之门外，被触怒的同盟国学术界已经养成了不与人来往的习惯。不过，凭借着为美好事业奋斗的一腔热情，洛伦兹巧妙地开展了工作，现在看来可望很快破冰。

洛伦兹还以另一种方式为国际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同意为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效力。这一机构成立于大约五年前，时任主席是柏格森，去年则由洛伦兹担任主席。在其附属机构巴黎研究院的鼎力支持下，该委员会成为不同文化圈知识与艺术活动领域的桥梁。在这里，洛伦兹那智慧、谦逊而又富于同情心的人格也将把人们引上正确的道路，他那未曾明言但忠实履行的原则是：“不求统治，但求服务。”

愿洛伦兹的榜样能使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47]1927年作。洛伦兹（H. A. Lorentz）是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工作涵盖了物理学的诸多领域，但最突出的贡献是电磁学理论的各个分支。其发现为物理学的许多现代发展特别是相对论奠定了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洛伦兹为重组国际合作尤其是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享有崇高威望，备受各国学者尊敬，其努力获得了成功。晚年的洛伦兹曾任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主席。本文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在洛伦兹墓前的讲话[48]

洛伦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最高尚的科学家，我谨代表德语学术界尤其是普鲁士科学院，但首先是作为学生和深挚的仰慕者站在他墓前。他的天才思想照亮了从麦克斯韦的理论通往当代物理学成就的道路，并为今天的物理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石和方法。

洛伦兹的人生直到每一个细节都像一件精致优雅的艺术品。他一向乐善好施，极富正义，对人世敏于洞察，这使他在涉足的任何领域都成为领导者。人人都乐意跟随他，因为感觉他不求统治，只求服务。其工作和榜样将会激励世世代代继续前行。

[48]洛伦兹生于1853年，卒于1928年。本文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创造者洛伦兹及其人格[49]

世纪之交的时候，各国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把洛伦兹看成他们当中的领导者，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今的物理学家大都没有充分意识到，洛伦兹对于理论物理学基本概念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怪事，是因为洛伦兹的基本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大家观念的一部分，以致很难意识到这些观念是多么大胆，以及如何简化了物理学的基础。

当洛伦兹开始其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时，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已经取得最终的胜利。但该理论的基本原理包含着一种独特的复杂性，导致理论的关键特征无法清晰地呈现出来。虽然场的概念的确已经取代了超距作用概念，但电场和磁场尚未被看成原初的东西，而是被看成后来被当作连续体来处理的有重物质的状态。结果，电场被分解为电场强度矢量和电介质位移矢量。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两种场以介电常数联系在一起，但原则上被当作独立的东西来处理。对磁场的处理也是类似。与这种基本观念相一致，真空</a>被当作有重物质的一种特殊情况来处理，此时场强和位移之间的关系碰巧特别简单。特别是，根据这种解释，我们不能设想电场和磁场与被视为场的载体的物质的运动状态无关。

对麦克斯韦电动力学的这种当时流行的解释，可见于赫兹对运动物体电动力学的研究。

洛伦兹对该理论做了决定性的简化。他始终一致地将其研究建立在如下假说之上：

电磁场存在于真空中，只包含一个电场矢量和一个磁场矢量。这种场是由原子式的电荷产生的，而场又反过来将有质动力施加于电荷。电磁场与有重物质之间唯一的关联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基本电荷牢固地附着在原子式的物质粒子上。对于这种物质粒子，牛顿运动定律是成立的。

在这个简化的基础上，洛伦兹建立起一种完备的理论，解释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电磁现象，包括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现象。经验科学中极少有这种一致、明晰和美妙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不做额外假定就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只有著名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若不是把电磁场定位于真空中，就不能设想这个实验会引出狭义相对论。事实上，关键步骤正是把电磁学归结为真空或（当时所说的）以太中的麦克斯韦方程。

洛伦兹甚至还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洛伦兹变换”，尽管没有认识到它的群特征。在他看来，真空中的麦克斯韦方程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坐标系，该坐标系因其静止状态而区别于其他一切坐标系。这种状况实在悖谬，因为该理论对惯性系的限制似乎比经典力学更强。从经验的观点看，这似乎完全没有道理，它必定会引出狭义相对论。

感谢莱顿大学的慷慨，我经常到那里同我的挚友保尔·埃伦菲斯特小聚，因此常有机会聆听洛伦兹讲课，这些课程是他退休后定期给少数年轻同事开的。从他卓越的心灵中流出的东西总是如艺术杰作一般清澈美妙，那种平易流畅的表述是我在任何人那里都没有感受过的。

我们年轻人即使只认识到洛伦兹心灵的崇高，就已经非常钦佩和尊敬他了。然而当我想起洛伦兹时，所感受到的还远不止于此。在我的人生中，他对我个人的意义超过了所有其他人。

和对物理学和数学形式的驾驭一样，他对自己的驾驭也是轻松自如的。他完全没有平常人的那些弱点，但从不会让人有压迫感。大家都觉得他很卓越，但谁都不会因此而感到压力。对于人世，他虽然并未心存幻想，但对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充满善意。他从未给人专横的印象，而总是服务和助人。他勤勤恳恳，认真尽责，但又不过分看重任何东西；一种微妙的幽默守护着他，这从眼神和微笑中可以流露出来。与此相应，他尽管完全投身于科学，但深信我们的理解力无法洞彻事物的本质。直到晚年，我才能完全理解这种怀疑与谦卑参半的态度。

尽管做了诚恳的尝试，但我发现语言——至少是我的语言——无法道尽这篇短文的主题。因此，我想引用洛伦兹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两句话作为结语：

“我幸而属于这个国家，它太小了，干不出什么大蠢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想说服他相信，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强权和武力，对此他答道：

“或许您说得对，但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49]1953年在荷兰莱顿举行的“洛伦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收录于1953年《我的世界观》。

悼念玛丽·居里[50]

像居里夫人这样受人景仰的人物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顾她给世人带来的研究成果。对一个时代和整个历史进程而言，一流人物的道德品质也许比纯粹理智上的成就更有意义。即使是纯粹理智上的成就，也远比通常认为的更依赖于高尚的品质。

我有幸能与居里夫人有二十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她伟大的人格让我越发感到敬佩。她内心坚毅、意志纯洁、严于律己、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所有这些难得的品质都集于一身。她任何时候都自视为社会的仆人，谦虚恭谨、永不自满。她因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而心情压抑，遂有了那副严肃的外表，不了解她的人很容易因</a>此产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缓解的不同寻常的严肃性。一旦认定是正确的道路，她就会毫不妥协、坚韧不拔地走下去。

她一生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这种成就不仅要归功于大胆的直觉，更有赖于她全身心的投入，在难以想象的极端艰苦条件下顽强地工作，这在实验科学史上并不多见。

居里夫人的风骨和热忱哪怕有一小部分活在欧洲知识分子心中，欧洲的未来就会更加光明。

[50]1935年11月23日在纽约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追思会上的悼词，收录于《晚年集》。

圣雄甘地[51]

甘地是民族的领袖，从不倚靠任何外在权威；他是一位政治家，其成功不是依赖于阴谋诡计或技术手腕，而是纯粹依靠其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他是一个胜利的斗士，向来鄙视使用武力；他智慧而谦卑，果敢而坚韧，毕生致力于振兴民族精神，改善民族命运，用质朴的人性尊严对抗欧洲的残暴，永远卓异出众。

后人也许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曾经来过世间。

[51]1939年为甘地七十寿辰而作，收录于《晚年集》。

悼念马克斯·普朗克[52]

一个注定以伟大创见造福世界的人无须后世赞扬，其成就本身已经给了他更高的回报。

然而，今天所有追求真理和知识的人的代表从世界各地赶来，这是一件好事，而且很有必要。大家来到这里就已经证明，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狂热和残酷武力如利剑一般悬在痛苦不堪、惊恐万状的人们头上，我们追求真理的理想旗帜也依然高高飘扬、光芒不减。这种理想是一条纽带，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科学家永远联系在一起。马克斯·普朗克就罕见地完美体现了这种理想。

希腊人早已构想出物质的原子性，19世纪的科学家则使这个概念变得更加可信。但最先不依赖于其他假设而精确地定出原子绝对尺寸的却是普朗克的辐射定律。不仅如此，他还令人信服地表明，除了物质的原子结构，能量也具有原子结构，而且受普朗克所引入的普适常数h的支配。

这一发现成为20世纪整个物理学研究的基础，自那以后几乎完全决定了物理学的发展。若是没有这一发现，就不可能建立一种关于分子、原子的可行理论，并且确定支配其转变的能量过程。不仅如此，它还打破了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的整个框架，并且为科学规定了一项新的任务：为整个物理学找到一个新的概念基础。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显著进展，但还远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在向这位伟人致敬的同时，美国科学院表示，希望为纯粹知识而进行的自由研究能始终不受妨碍和损害。

[52]1948年在普朗克追思会上的悼词，收录于《晚年集》。

纪念莫里斯·拉斐尔·柯恩[53]

女士们、先生们：

得知在这个纷乱的大都市里还有人未被当下五光十色的景象完全吸引，我真是高兴。这个研讨会表明，无论是当下的自命不凡，还是死亡的分界线，都没有威胁到思想者之间的关系。与我们特别亲近的人大都已经故去，莫里斯·柯恩最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我知道，他是一个热心助人、特立独行的人，我常常有幸与他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不过，偶尔尝试谈论他的精神人格，我便痛苦地发觉，我对他的心路历程还不够熟悉。

为了稍微填补这个空白，我拿起他与欧内斯特·内格尔共同出版的《逻辑与科学方法》（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一书来读。可以想见，此时的我并未感到轻松惬意，而是因为时间太少而感到不安。然而，我一开始读便沉迷其中，以至于读书的外因已被抛到脑后。

几个小时以后，我回过神来，自问是什么使我如此着迷。答案很简单。作者并未给出现成的结论，而是先通过构想事物的不同可能性来唤起科学好奇心，然后再尝试以彻底的论证来澄清问题。作者理智上的诚实使我们和他一样经历了内心的挣扎，这正是天生教师的标志。知识以两种形式存在——储存在书本中的死知识，以及人们意识中的活知识。第二种存在形式终究是最重要的；第一种虽然不可或缺，但只占次要地位。

[53]1949年11月15日在莫里斯·拉斐尔·柯恩学生纪念基金（Morris Raphael Cohen Student Memorial Fund）成立仪式上的致辞。（莫里斯·拉斐尔·柯恩［1880-1947］，美国哲学家、法学家，他将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结合在一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