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防御的方式——是进攻还是防守？_英国的防卫

军队近来的发展，已经显示出运动方式的一场革命，显示出一些方式的进化，显示出按人们熟悉的法国陆军棋风格进行欧陆战争的看法的日益反转。这种反转或许更多的是潜意识而非明确意识。随着时间流逝和历史证据的逐渐清晰，1914—1918年所犯错误更容易被军人们认识到。对他们来说，当一些外界批评似乎对自己朋友或专业进行攻击时，他们会团结起来，如同一辆炮火下行进的坦克，“关闭”自己的头脑；然而，如今这一代军人已经发自内心地决定，要避免上次战争那种站不住脚的乐观主义和行动失误。不过，日益意识到应该避免什么，这部分是由于一些事情的压力，但相伴随的也有沿着一条路线而发展的活动，这条路线势必导致回到上次战争的同样结局。一方面是对那些想重复上次战争中西线之事的欲望加以拒绝，另一方面，则是一步接一步地展现一种朝向重复的趋势。

如果战争在欧陆再来，战略纠缠、无限扩张、大规模征兵、无谓的牺牲、国力的耗尽，重现上次战争的这些情况，这种可能性太大了。这不仅导致了长久贫困，而且也削弱了我们当下对和平的影响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我们开启这条路线，制止这些短暂谎言的最好机会，却正是新的战争条件可能更快地导致地面战斗的僵局。为什么要开启这条路线呢？原因可能就在于：在熟悉之物上建造较为容易，思考出新的设计较为困难，尤其是急于对长期以来的忽视进行弥补时，更是如此。然而，可以预料到的后果是如此严峻，这就要求在这个方向上采取任何步骤都必须谨慎考虑。那些不沉浸于忙碌准备之中，也不被执行重负压弯腰的人，最适合观察前面的道路。

有必要指出一点：军事世界权威的那些最高代表——至少是欧洲大陆的那些代表，看来脑袋中并不担心重复。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公开表示，他们对进攻的新力量很有信心，对自己使用这种新力量快速征服对手的能力很有信心。大国的官方学说，仍然由不可抵挡的进攻观念来主导，除了在战斗中完全摧毁敌人力量而赢得胜利外，不认可其他目标。他们的军队仍然建立在数量之上，在他们的新理论中，在数量上增加的惊人机动性，这是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德国军事理论突出的是“闪电战”（blitzkrieg）主题，意大利军事当局在几年前就宣告“堑壕战已经过时”，因为“坦克和其他快速车辆的快速突击，将突破堑壕防线，部队进入旷野战斗，这些使得运动非常之快，挖掘新的堑壕毫无用处了”。它们在西班牙的经历可能让它们有这种醒悟，然而到现在为止，各国军事长官仍然是解释错误的能力远强于克服具体障碍的能力。在西班牙战争后发布的新的《俄国陆军野战勤务条例》（Field Service Regtions of the Russian Army）已经执行一段时间，它宣布：“在任何强加给苏联的战争中，苏联的基本目的将是确保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和彻底击败它的敌人……必须在整个敌方纵深困住敌人、加以包围和歼灭。对敌方整条战线和整个纵深之敌，加以同时击败，现代技术手段已使这成为可能。”还是同样的思路，只是1914年的蒸汽压路机换成了1939年的广泛机械化。

如果说这种流行的军事看法近年来在进行预估时已变得较为谨慎，那么，在修正这种军事目的，或者说承认这种理想的难以实现上，人们就显得犹豫了。1937年秋季，当时大英帝国总参谋部的参谋总长，在评论陆军部年度演习的结果时，谈到了现代战争中攻击的前景。一方面，他认识到演习中看到的一些进攻在战争中不大可能成功；但另一方面仍强调他个人坚信只要有足够的准备和火力，“进攻总会取得较好的防御效果”，至少在一段有限的战线上是这样，上次战争的困难是打断敌人防线后的继续保持势头。但是他认为，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联合使用，就可以解决这个困难，空中力量可以阻止防守者对缺口的填补。“我们的军队必须训练去进攻。”

一个国家类似这样来考虑另一场战争，将此作为军队准备的基础，其结果将会生死攸关，是在用最极限的考验来证明这是否可能。在如此根本的问题上，乐观派的一个错误就会影响深远，甚至是毁灭性的。

军人的职责是寻找有利于进攻的新手段，因为他的责任就是探讨每一种可能性。所以，军人对进攻功效上新的希望之地表示欢迎，这很自然，这不仅是因为难以调整军人职业对“不触犯人的”战争的认识，而且还因为军人长期以来就知道成功推进——只要这是可能的——所带来的精神滋养。同样，判断一个早期僵局可带来一个谈判出来的和平，这可能有利于国家的最终利益，超过一场漫长战争之沉重代价挣得的胜利，这并不是军人的责任。不过，尽管有着这些理由，我们还是应该科学地保持警惕，以免对进攻能够成功的希望滋生出没有根据的进攻定会成功的想法。

进攻的理由

进攻的理由如此显而易见，可以简洁言之。的确，这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只有进攻，一个敌国或敌方位置才能被占领并被迫投降。所以，进攻是唯一的方式，一场战争或一场战斗只有靠进攻，才能在“赢”这个词的确切意义上赢。而且，进攻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具有极大的心理优势，因为它保持了不跟随敌方指挥的主动权，而且，只要它能取得与付出努力成比例的结果，它对自己的军队就有鼓舞作用。

反对进攻的理由

进攻是更为消耗的行动方式。如果进攻没有显示出与其代价相称的收益，那它就是最能毁灭一支军队或一个国家的。历史的沙滩上散落着王权的残骸，它们把自己的罗盘指向一条进攻的路线。伟大的拿破仑，就是这些残骸中最大的那具。在进攻之潮本身落潮之前，他的事业就走向了灾难性结局。近年来的战争，提供了进攻失败的大量例子，虽然也有若干进攻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的事例。不过，很难找到任何这样的进攻成功——进攻者不具备巨大的军备优势，或者是防守者没有因其他原因而士气低落但进攻成功了。所以，要问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军队可能加入的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中，能不能期待有进攻成功的这些条件，至少是早期阶段有，因为和平时期的所有计划和训练都是以战争早期阶段为基础的。答案看来是否定的。

进攻在装备和士气状态没什么劣势的敌人，最接近于成功的方法，也是最多被引来支持进攻信念的例子，就是1918年春季德国对我们军队的进攻。然而，即使是这个例子，也要注意：在60英里的战线上，德国有着几乎是3∶1的数量优势，它的资源允许它发动进攻。所以，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在另一场战争的早期，会不会有对我们有利的这种比例？答案看来还是否定的。而且，还要明智地记住：德国进攻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靠的是新技术和大雾的幸运帮助，而且这并没有带来决定性的结果，相反，变成了针对进攻者自身、有着致命后果的回旋镖。进攻的代价，以及幻灭感的冲击，是德国人随后溃败的直接原因。从历史角度看，这一点很清楚。与法国在这场战争开头进攻的灾难性结局相比，德国的例子也未必更鼓励进攻的信念。

将“打断”敌人的防线，发展为“突破”敌人的防线，这个希望的新依据，是指望空中行动可以阻止防守者及时填补缺口，这无疑从热河和阿比西尼亚军事行动的经验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明。不过，这种程度的证明能走多远呢？当防守者也有飞机，用飞机来阻止进攻者利用缺口时，无疑也会有同样的效果。瓜达拉哈拉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提示：进攻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当进攻者想要利用它时，受到了来自空中的压制。

防守具有巨大而且是增长着的优势，从经验中得出的这个一般推论，当然并不意味进攻就永远不会成功。如同前面提到的，它有可能成功——在一场防守者没有有效的反制武器，不能让飞机和坦克这类进攻工具失效的战役中成功。对付装备相近的敌人，如果进攻者在指挥艺术上显示出巨大优势，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局部火力优势和心理威慑，也有可能成功。这方面的一些线索，可以在上次战争的数据中找到。熟练使用新技术的德国人，在自己对敌方的优势几乎达到3比1时，获得了几乎是突破的效果，如果是老一套方法，或者是平庸的执行，哪怕进攻者具有16比1的优势，也不足以获得这个效果。

所以，需要面对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将整个军事政策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即认为我们在指挥艺术上将拥有巨大的普遍优势，不同于其他军队，在我们军队中，“平平常常”只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况，这种假设是否合理？如果进行深入的军事教育和晋升制度改革，我们可以确保面对潜在敌人时，我们在技能上有这种优势的可能性，但认为这在进攻中就足以制胜，也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这些改革要奏效，需要数年时间，但战争的危险却已迫近。即使是上次战争漫长试验中发展出来的最好的进攻技术，也要求必须具备几乎是3比1的数量优势，进攻才能奏效。期待我们的兵力，甚至是加上盟友的力量，在可以预见的任何欧洲战争舞台上，具有这样的有利优势，看来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些考虑就表明，需要对我们的军事政策重新思考，要在概率而非飘渺希望的基础之上，对此进行重建。组织和训练一支主要用来进攻的军队，这是把国家的命运押在一匹很难说的黑马之上。作为政策，它看起来太像一个人的乐观情绪了，此人为了百分之一的机会，押上了百分之百。

普遍的历史经验，还有我们自身的经验，都强有力地表明了这个结论，远远超过了一般人所认识到的。尽管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现代战争中进攻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过去的进攻都带来了回报。这与证据显示出来的情况是相反的。分析表明，历史篇幅中记载下来的战斗，大部分失败者都是那支首先让自己去进攻的军队。等待敌人进攻的军队这方所拥有的优势，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系列战役，就更加突出了。的确，即使是克劳塞维茨这位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攻学说之父，也特意指出防守是更强的行动方式，尽管他未能看到防守本身如何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只要积极推翻敌人是实现战争目标的必须，那么，防守就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防守的直接优势，进攻的最终优势，是有办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对于那些客观探讨者来说，历史提供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在敌人因进攻而过劳后，反击成为了最具决定性的行动方式。

不过，今天这个世纪出现了一些发展，让人们有理由去怀疑，对于战争中一个非侵略国家、一个只在意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朋友们利益的国家，对于它的战争目的来说，任何形式的进攻是否仍然必不可少呢？如同过去所有时间一样，在克劳塞维茨写作的那个年代，即使是最强大的军队，与它要去保护的地域相比，也仍然是弱小的。军队去确保扩展后的防御，这方面的能力受限，就使得单纯的防御态度不安全，不管在一个区域有什么优势，通常都会为普遍的风险所压倒。然而，从克劳塞维茨说这番话以来，军队的规模有了巨大增长，武器的范围更是扩大，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空间与力量的关系就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就突出了对军事观念的基础重新进行透彻审视的必要，并表明用真正意义上的防守来进行一种国家“防守”的新可能性，对此进行思考是明智的。

国民素质的因素

由此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也需要我们考虑，这就是国民素质的问题。拿破仑·波拿巴的前辈吉贝尔（Guibert）(1)，其学说的根本原则即在于此。拿破仑在早期军事行动中，一直随身携带吉贝尔那本伟大著作《战术概论》，从他那里汲取了许多观念，比如每个国家的战争体系都要建立在国家基本特质的基础之上，其战术要适应国家性格。遵循这种思路，拿破仑发展出来了一些方法，应用于自己指挥的军队。他的这些原则依然有效。如果一个民族的经验证明，它的士兵因进攻而振奋，忍受不了防守，它如果卷入战争，就有理由接受进攻的风险——作为进攻防守这两种风险中较小的那一种。然而，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证明，我们自己的经验与之相反。涉及自己的军事记录时，所有国家都容易陷入一种浪漫的自命不凡，这也向我们遮盖了我们自身力量和弱点的真相——至少是在当代。所以，我们看自己，要如同其他人看我们那样，才是明智的。

1918年前夕，对当时局势有着深刻认识的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负责人韦策尔（Wetzell），要求德国的军事目标要考虑自己各个对手的性格来制定。他把英国人概括为一个“战略上笨拙、战术上死板，然而顽强的敌手”；对于我们的盟友，他是这样说的：“法国人较擅长进攻，但防守更老练，耐性却比不上英国人。”鲁登道夫忽视这一点，忽视他的战略顾问提出的其他制约因素，德国因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已经进入历史。然而，当我们也忽视这种因素，为在未来战争中的进攻去训练我们的军队做各种准备时，我们难道就聪明吗？因为这不是一种新情况，也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地因为战时大量军队匆忙组建而不予考虑的情况。我们很容易回看16世纪，把它作为我们民族的胆量和主动性的高峰时代，一个超越了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时代。就个体表现而言，这种看法可能有道理，我们的土壤总是有利于杰出个体的成长；但就普遍水平而言，看来并不是这种情况。查尔斯·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在他的近著《16世纪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中提醒我们：欧洲大陆的看法是最为钦佩瑞士人，对英国人的评价只是“一个在其位置上良好的稳定的部队，但就其他部分而言，并不比其他人好”。两个世纪后，吉贝尔的评判是：“英国人没有战术，很少有出色的将领，但有一种适宜他们气质的战术形式，一种不长于进攻，但难以撼动的精神。”

我们历史的见证

我们军事历史中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些看法。14世纪是我们征服欧洲大陆的最伟大时代，所以它显示出我们当时是一个进攻民族——军事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如此。不过，尽管我们在战略上是进攻，但我们的地位实际上是靠战略进攻与战术防守结合而得到的。14世纪的开头，是我们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进攻的一场灾难性失败，我们因这场严重教训而受益。一代人之后，在哈利顿山（Halidon Hill），我们坚守，直至苏格兰人在对我们的无效进攻中精疲力竭、自身散乱，为我们的决定性还击做好了准备，我们才扭转了局面。在随后的英法战争中，我们在克雷西（Crecy）和普瓦捷（Poitiers）获得大胜，靠的就是重复同样的方法。在爱德华三世统治的最后7年，我们之所以失去我们的征服之地，是因为针对我们的行动是由身经百战、成长为一个军事天才的贝特朗·杜·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2)指挥。盖克兰不仅避免进攻，还避免卷入战斗，并且用游击战的方式来破坏我们的坚守。

15世纪以另一场苏格兰人的进犯而开始，它在霍米尔登山（Homildon Hill）以原来的老方式走向灾难，只是这次苏格兰人是下坡冲锋，而不是像在哈利顿山那样是上坡冲锋。法国人也忘记了他们的教训，亨利五世开始征服法国时，1415年在阿金库尔（Agincourt）重复了爱德华三世的方法，也重现了他的胜利。圣女贞德（Joan of Arc）领导法国起义，1429年我们在帕泰（Patay）被击败，重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来得及采取我们习惯的防御方式——英国长弓手还没来得及建起他们的木桩防护栅栏，法国人就突袭了我们。又一代人过去了，接下来是我们入侵法国的最终崩溃，这因防守者法国人采用的一种新武器的功效而加快。1450年的福尔米尼（Formigny）之战，因火炮 有一点很重要：这种既新又老的节省力量的帝国战略，并不意味着纯粹的被动抵抗。它的目的是让敌人相信，进行一场战争，自己将一无所获且损失多多。它的指导原则是避免自己一方用进攻来徒劳地追求一个决定性结果。它的方式并不是单纯的挡住敌人，而是让敌人因其进攻努力而付出尽可能沉重的代价。这就意味着军事领域内一种积极和机动的防守，直接抵抗的效果因战略和战术上的机敏还击而得到扩大，因持续地骚扰敌方行动而得到扩大。比起持续打击坚固阵地的过程来，这为大胆进取提供了大得多的空间和更高的军事质量。在这种攻—防战略中，要有机械化地面部队的位置，要有海军和空军力量的位置。经济压力反过来也可用于扩展军事领域的这个耗敌过程。总之，这是战争的一种最新设计的超级游击战形式。它也是我们国家历史战略的进化，适应战争的新条件，应用了现在可以得到的新手段。

当我们从一般谈论进入具体对策——针对我们如今在西部面临的局势，这种适应的必要就更为明显了。处在目前的条件下，英国和法国如果试图在西部实行进攻战略——至少在又一场战争的早期阶段实行进攻战略，那就是愚蠢的。最为简单的计算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在兵力动员上，英法只能在战场投入60—70个师，而德国大约是120个师，德意加起来是210个师。面对这样的基本差距，没有什么指挥艺术可以做到在局部集中起足够的兵力优势。只有在某个军人的梦想中，1比3的实际劣势可以转变为3比1的想象优势。据此而作任何尝试，都会被证明是一场国家噩梦</a>。即使苏联、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力量也加入我们一方，它们也不可能在东部吸引足够比例的德国力量，从而为西部进攻的胜算提供靠得住的前景。

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如果德国进军东部，英法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缓解东部那些盟友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会有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情感压力促使英法在西部前线发动普遍攻势。不幸的是：我们一点一点恢复集体安全的那种方式——以向东部那些最为孤立、位置最尴尬的国家提供孤立的单边保障来开始，就难以测量地增加了我们维持一种明智战略的困难。我们已经丧失了对自身终极安全的保障——以前我们有力量按自己的条件加入集体安全体系时拥有这个保障，由于没有及时使用这种力量，我们已经失去这种力量。如果说，我们已经失去规定理性条款的自由，那么我们就更有责任向我们的盟国说明，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战争条件对我们的军事努力有着内在的限制。让它们认识到这些限制，也是一个去影响它们自己的战略政策改持现实态度的最好机会。在东部，由于边境的长度，可能会有一些进攻的机会，但蒸汽压路机毕竟过时了。在西部，空间与力量的关系没有提供足够的余地，用进攻战略来对付至少在装备上不相上下的敌人，攻城槌也过时了。面对这样的条件，就英国和法国的能力而言，沉迷于普遍进攻——它会付出高昂代价而被击退，没有比这样做更危险的了。就战术而言，上次战争代价最为昂贵的那些惨败，就是想实施“牵制性进攻”的老概念——比起一场决定性进攻来，它可使用的资源要少得多。1918年时，所有军队都因惨痛教训而懂得了这种作战的毫无用处。在战略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来复制它，这是疯了。

另一方面，普遍防守的优势可以加强，它的风险降低了，把它与骚扰性进攻结合起来，它的普遍价值也增加了。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做到：（a）实施区域的进攻或有限的进攻，精心策划，出敌不意，使用最大限度的火力，针对敌方主阵地的薄弱点；（b）使用炮火和空中轰炸来骚扰敌人的补给线和休息营地；（c）使用海上力量来隔绝、然后是集中地面力量的决定性优势，对付敌方孤立的、难以进行增援的基地和领土。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必须认识到：除非敌方的空中力量能够被控制，否则在敌方海岸登陆会变得几乎不可能；（d）使用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的结合，造成敌人补给体系和国内生活的普遍混乱。在双方差不多势均力敌的现代战争中，如果说有任何进攻的余地，看来就在于发展这种战争的超级游击战形式。

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防守是一种心理进攻——对于敌方民族的想法和士气的心理进攻。现在，职业军队已被全民皆兵所取代，这些人被灌输得相信自己政府和上级指挥官的战争目的是正当的。这种内部不一致因素多见于职业军队，其国家就内在地更容易发生内部骚乱。让一个国家进入一场侵略战争，这比较容易；在一场拖长的战争中把国内各种成分拢在一起，维持他们为那些看得出来的侵略性目的而继续战斗的意愿，这就困难了。如果这样的进攻用进攻来对付，侵略者政府就能够去团结它的人民，说自己代表着他们为保卫家园而战。

如果以防守来对付侵略者的进攻，这样的歪曲要维持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他们的统治者是侵略者，要为本国成年男子正被消耗的这口煮锅的持续燃烧而负责，把这样的真相清晰展示出来，这就会削弱敌方民族的意志，在他们中间形成动荡不安。这种心态和精神不振，如果再加上它的攻势付出了代价但没有取得成果，就会发展得更快。对于军队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战友尸身堆积在一条坚不可摧的防线之前更令人泄气了，这个印象会很快渗透到国内人民之中。

就局部而言，当条件变得有利时，“进攻即是最好之防守”一说可能是对的。不过，整体而言，在一场各民族的现代战争中，一个新的真理正在变得鲜明：防守是最好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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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人是18世纪中后期法国军事思想家，代表作《战术概论》。——译者注

(2)　盖克兰是百年战争初期杰出的法军领袖，他的“费边战略”旨在拖垮英军，在法国没有足够力量打败英国之前避免重大战役，法国人由此得以夺回在战争初期失去的多数领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