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纪念碑：佛国的象征_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国史

传说，阿育王在三年的时间里建了八万四千座佛塔。这说明，孔雀王国时期的建筑不仅数量众多、规模庞大，而且宏伟壮丽。这些建筑雄浑壮观，鬼斧神工。

这些从古至今一直屹立于城市中央的王室宫殿是国王请神灵建造起来的。神灵堆起石头，竖起墙壁和大门，并在建筑上精雕细琢。神灵的技艺之精美，人类无法企及。[1]

以上文字由法显</a>写于5世纪初。两百多年后，当玄奘</a>游历至华氏城时，这个古都已经是一片荒凉的废墟。宫廷迁址再加上白匈奴的蹂躏，致使华氏城变成这番光景。现在，“高耸入云的塔楼，美轮美奂的宫殿，庄严肃穆的庙宇”都埋在桑河与恒河的泥沙之中，成了巴特纳城、孟加拉的居民站、各个村落或西印度铁路公司的地基。

在所有华氏城的建筑中，没有一个保存良好。因此，人们也无法一窥阿育王统治时期俗世建筑的设计旨意和风格。当地的传说表明，在班基波至巴特纳铁路线以南的肯拉哈尔村及其附近，掩埋着大量废墟。这一带就是古代国王的宫殿所在地。这些传说中也许蕴含着史实。在肯拉哈尔村以北的卡路和查普曼间的贮水池处，巴布·普尔纳·钱德拉·穆克哈吉先生找到了不计其数的阿育王石柱碎片。同以往发现的石柱一样，这些石柱由直径约三英尺的抛光砂岩制成。柱身的破裂很明显是周围堆积的大量可燃物的燃烧造成的。贝拿勒斯城东北方也有一根相似的柱子。柱身残余部分被称为拉特布哈罗。该石柱毁于1805年的一场伊斯兰教大骚乱。肯拉哈尔有很多雕塑，也有一些其他遗迹。这些都说明了该地区的重要性。另一个宫殿应该在城内的某个地方。据说巴特纳地下还掩埋着 佛塔遗址

1873年，在阿拉哈巴德西南九十五英里处巴克尔根德地区纳戈德邦的巴尔胡特，亚历山大·卡宁厄姆先生发现了一个重要遗迹，从时间上来说，该遗迹部分属于阿育王时期。在此处，亚历山大·卡宁厄姆发现了一个中型大小、直径约六十八英尺的砖制佛塔遗迹。佛塔的外围是精雕细琢的雕栏，栏杆上镌刻的大量碑文与阿育王碑文很像。佛塔上覆有一层石膏，石膏内嵌有数以百计的三角形凹槽。将灯置入这些凹槽后，就可以照亮纪念碑了。以前的印度教徒和现在信奉同一宗教的缅甸人一样，会在节日里用鲜花、花环、旗帜和灯光来装饰神圣的建筑物。

笔者认为该佛塔已完全消失，只有送往加尔各答保护起来的部分雕栏得以保存。这些雕栏现在是印度博物馆里的珍宝之一。雕栏长七英尺多一点，分别面朝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塔门将雕栏分成了四个扇形体，这些雕栏同桑吉发现的那些雕栏很相似。雕栏与塔门上的雕刻主要为《本生经</a>》，或佛陀诞生的故事[9]。同桑吉发现的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年代不一，佛塔本身可能源于阿育王时期，而其中一个塔门却建于孔雀王国后的巽加王朝[10]时期。雕栏建造日期可能比塔门早得多，雕栏由石柱、三条横杆以及一个厚重的压顶组成。每根石柱都是一整块石料，巨石每一面的中央都刻有圆形浮雕，这些圆形浮雕一半在顶端，一半在底端。每个建筑上都饰有丰富而生机勃勃的浅浮雕。这些浅浮雕对研究佛教历史意义非凡。因为这些浮雕上的文字是了解佛教历史的重要依据。

在菩提迦耶，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雕栏碎片。通常，人们认为这些遗迹是“阿育王时期的雕栏”，但事实上，这些雕栏同巴尔胡特的塔门一样，是巽加王朝的产物[11]。在巴特纳，巴布·普尔纳·钱德拉·穆克哈吉至少发现三处石栏，其中一些石栏应该是阿育王时期修建的。在离桑吉不远的比尔萨附近，有一个维迪斯哈雕栏，这个雕栏大约是阿育王时期的建筑物。该雕栏上的雕刻手法同巴尔胡特和桑吉发现的那些建筑上的雕刻手法很相似[12]。随着鹿野苑挖掘工作的开展，可能会出土更多孔雀王国时期的遗迹，但遗迹上方的建筑物使该地区的挖掘工作困难重重。

古印度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佛教徒和耆那教徒都有为昂贵的宗教建筑募捐的习惯。捐款人或捐款团体出资捐助的某石柱、压顶石或其他建筑部分的上面会刻上捐款者的姓名，以示功德。当然，那时的捐赠物一定是现金。建筑师按设计开展工作。记录捐赠人姓名这一做法，不仅能满足捐赠者希望流芳千古的名利心，也能让捐赠者为自己和家人积攒功德，来世逢凶化吉。在印度的一些记录中，经常会提到这一特殊目的。巴尔胡特的纪念碑文不计其数。值得注意的是，希腊时期的亚洲也有这种靠捐赠来修建建筑物的做法。在一座可追溯至尼禄[13]或稍晚一些时期的寺庙——卡里亚[14]的拉布郎达[15]寺庙，查理斯·费洛斯爵士发现了十二根刻有凹槽的圆柱，每一根圆柱上都有一块记录某某人捐赠明细的展板[16]。

在刚刚提到的桑吉圣人像旁，还发现了两三个圆雕。这些圆雕明显是孔雀王国时期建成的。最著名的圆雕是在帕尔卡姆发现的巨大的刻字人像，帕尔卡姆位于阿格拉村与马图拉村之间。人像高约七英尺，体型庞大，由高度抛光的灰砂岩制成。可惜雕像的面部残缺不全，胳臂也已断掉。雕像的装束十分奇特：宽松的袍子上系着两条宽带，一条在胸部下方，另一条在腰部附近。雕像上的文字编排不规范，文字类型几乎与法敕一模一样[17]。

巽加王朝陶罐

巽加王朝象牙器皿残片

巽加王朝环形石刻

尼禄（37—68）

此外，在维迪斯哈，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女性雕像。雕像高六英尺七英寸，无任何文字。通过雕像的服饰来看，该雕像和刚才提及的刻字雕像应属同一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雕像是所知圆雕中唯一的女性雕像。雕像胳臂缺损，面部受损，但从照片判断，仍具有极高的价值。如果还有其他孔雀王国时期的独立雕像的话，该雕像的价值就会降低不少。

阿育王钟爱竖立各种巨大石柱。这些石柱有的未经刻字，有的则刻有碑文，可谓数量繁多、规模庞大且成本惊人。很多石柱都几近完整。同其他纪念碑相比，这些石柱更能让我们了解阿育王时期建筑的品位、技艺与所耗费的资金。玄奘专门提到了十六个这样的石柱，其中四五个石柱与现存的纪念碑差不多。但现存的大部分石柱玄奘都没有提及。据了解，现存的十个刻字石柱中，只有两个与玄奘注意到的石柱相同。幸运的是，这两个石柱——一个未经刻字，另一个刻着前六套石柱法敕的副本——依然保持着原貌。如果对这些石柱进行详尽描述的话，读者就会充分了解这一类建筑。孔雀王国现存最精美的艺术品是新近发现的鹿野苑石柱柱头。

在比哈尔北部的穆扎法尔布尔地区，有一个完美的无字石柱。该石柱位于巴萨尔，即古毗舍离[18]附近的巴克赫拉。无字石柱的地面高度是三十二英尺柱身由一块高度抛光的精美砂岩巨石制成。据说，石柱在水下还有三层方形基座。柱身直径从水面处的四十九点八英寸逐渐减少至顶端的三十八点七英寸。柱头的主要部分高二英尺十英寸，呈钟形结构，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19]时期的建筑风格，柱头上方有一个十二英寸高的椭圆形顶板，顶板上方是一只蹲踞的雄狮狮身高四英尺六英寸。柱身与钟状柱头间嵌有两三条饰带，其中一条饰带在柱头与顶板间。石柱水面以上的总高度是四十四英尺二英寸。如果再加上水面以下的部分，该石柱的总高度不低于五十英尺，重约五十吨[20]。

在比哈尔北部的帕兰区，劳里亚-南丹格尔[21]或马特西亚石柱[22]的风格与巴克赫拉石柱很像，但更轻、更小，因而也更加优雅。柱身进行了抛光处理，高三十二英尺九点五英寸。柱身直径从基座的三十五点五英寸逐渐缩减到塔顶的二十二点二五英寸。圆形的顶板边缘装饰着优雅的浅浮雕，浮雕上刻着的是一群啄食的鹅。柱头高度还包括一只面朝旭日的狮子。这只狮子高六英尺十英寸，因此，整个石柱高达四十英尺。起饰带作用的装饰线条与卵箭饰线脚装饰[23]都制作得精美绝伦。整体设计、工艺堪称技艺高超、实力非凡[24]。

在阿哈拉巴德石柱上，圆形顶板上装饰的不是鹅，而是一幅优雅的互生荷花和金银花图，这些花雕刻在串珠饰带上。这种风格似乎源于希腊。传说，最初石柱的柱头是一只狮子。1838年，皇家工程师史密斯队长受托按照巴克赫拉和劳里亚-南丹格尔的石柱风格设计一个新的柱头。但史密斯队长的努力一败涂地，设计成</a>果丑陋无比，在亚历山大·卡宁厄姆眼里“简直就是一只卡在倒置的花盆中、吃撑了的狮子狗的模样”。笔者曾在多年前见过该建筑，估计目前还在。

在帕兰区的兰普尔瓦，有两个残损的石柱。在刻有前六套石柱法敕副本的柱体上方，有一只设计精美的狮子。这个狮子柱头是最近在附近的地下发现的。马歇尔先生发现这只狮子“塑造得雄浑有力，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沿袭了传统的处理方式，却显得生机勃勃、威风凛凛，堪称孔雀王国时期最精美的雕刻之一”。研究发现，另一个无字石柱的上方是一只公牛柱头，但可惜的是，这个柱头受损严重。狮子柱头的钟形断面是通过一个纯铜制的筒状螺栓固定在柱身上的。螺栓长二英尺零点五英寸，中央的直径是四点三一二五英寸，两头的直径是三点六二五英寸。螺栓精准地安装在柱身与柱头间，并没有使用任何水泥黏合[25]。

显而易见，穆扎法尔布尔和帕兰区的一系列石柱是华氏城对面的恒河到尼泊尔峡谷的皇家大道的标志。这些石柱分别位于巴克赫拉、劳里亚-阿拉拉杰[26]、劳里亚-南丹格尔和兰普尔瓦。兰普尔瓦村就在山脚不远处。五个石柱中，有三个石柱都镌刻着前六套石柱法敕的副本，因而石柱都打磨得十分光滑，以教诲途经此地的游历者。据了解，其他石柱都置于显眼之地，如重要城市、礼佛之地和国内城邦中最常走的路段。在偏远城邦中，尚未见到刻有摩崖法敕的石柱。石柱是由优质砂岩制成。很明显，这些砂岩多数是从米尔扎布尔区的丘纳尔开采出来的。丘纳尔的采石场开采出来的巨石材质极佳，体型硕大，非常适合做石柱原料。巨石开采出来后，再送至各地区竖立起来，而这些地区离采石场十分遥远，距离常常远达几百英里。石柱的制造、运输与竖立都有力地证明了孔雀王国时期石匠和工程师的智慧与高超技艺。

在德里附近的科提亚拉和瑞德格矗立着两个石柱。这两个石柱是十六个世纪后，即1356年，由苏丹国王菲罗兹·莎阿[27]搬过来的，其中一个石柱来自安巴拉区，即现在的旁遮普托普拉，另一个来自联合城邦[28]的密鲁特。一位当代作家描述了托普拉纪念碑的运输过程，其生动的描写值得抄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阿育王时期的工程师们面对的艰辛和为克服困难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苏丹国王菲罗兹·莎阿在远征塔城[29]后，就经常在德里附近远足。苏丹国王菲罗兹·莎阿在那里看到了两个石柱。一个在山下萨陶拉和基斯拉巴德区的托普拉村，另一个在密鲁特附近……当苏丹国王菲罗兹·莎阿 还有更多石柱有待发现。据说在舍卫城附近，祇园精舍入口处的两个大纪念碑至今犹存。在这两个纪念碑的上方，一个是牛形柱头，另一个是法轮[35]柱头。尽管我不太认同最近的一些发现，但仍然相信舍卫城就埋在拉普提上游的尼泊尔丛林之下。据报道，在尼泊尔根杰区、贝鲁和墨蒂亚里县附近的石柱可能就是祇园精舍的石柱。据传，其他石柱分布于格纳克普尔边界外尼克哈瓦尔北部的尼泊尔塔莱，以及帕兰区北部的巴勒瓦和毛拉格尔[36]。

舍卫城出土的佛像（左、右）

在这十个刻字石柱中，只有蓝毗尼石柱与鹿野苑石柱比较有名。玄奘看到的纪念碑就是这两个石柱。 罗钵那碑文单独位于一个偏僻的峡谷中，“五十英尺到六十英尺高的险峻悬崖为凌乱的岩石和水塘遮阴挡阳，这里的裂缝和洞穴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庇护所”。事实上，当科森斯先生在该地拍照时，一只蹲伏着的黑豹正在不到二十码的地方盯着他。直到今天，仍有礼佛者来此峡谷礼拜当地的一位湿婆神。峡谷有三个层层叠叠的池塘。在雨季时，这些池塘可以连成一个漂亮的瀑布，所以显得神圣。在最下层池塘的西边，有一棵大树。刻有法敕的独立大圆石就在这棵大树下。圆石可能是从原来更高的地方掉下来的[59]。

在萨萨拉姆小镇西边一个山顶附近的人造山洞里，岩壁上刻着《萨萨拉姆修订法敕》。现在，碑文上方有一个伊斯兰教圣人的神龛。阿育王时期，印度教的拜谒者一定曾来此拜谒[60]。

1872年至1873年，卡尔勒伊先生[61]发现了贝鲁碑文。碑文刻在一块大如房屋的硕大火山岩南面的下方。该巨石位于离古镇贝鲁不远的潘都斯山山脚下[62]。

布哈布鲁法敕列举了阿育王最喜欢的戒律段落。这个特殊的法敕也在贝鲁镇附近，刻在了另一座山的山顶寺院附近的大圆石上。这块大圆石现保存于加尔各答[63]。

在加雅附近的巴拉巴尔山和纳加尔遒尼山上，有阿育王和他的孙子</a>为邪命外道教徒在耐火片麻岩上修建的洞穴。这些洞穴虽然不如艺术品般精美，但饱含建造者无尽的心血与汗水。对现代人而言，该洞穴似乎用错了地方。达萨拉塔修建的格皮卡洞穴是最大的洞穴。该洞穴长四十六英尺五英寸，宽十九英尺二英寸。洞穴的尽头呈半圆形，拱形屋顶高十英尺六英寸。洞穴的全部内壁都打磨得十分平滑。修建这样的洞穴一定耗费了不少财力。这充分说明，现今人们已经遗忘了的苦行者在阿育王时期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苦行者遭到正统佛教徒的厌恶，但得到了“尊敬一切教派”的国王的支持[64]。

加尔各答

毋庸置疑，在阿育王时期，艺术创造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王室工程师和建筑师能在砖、木和石上设计并建成宽敞巍峨的建筑物，也能建设配有易操作的水闸和其他装置的大型堤岸，还能对巨石进行提取、凿切等操作，此外，还能在最坚硬的岩石上开凿出宽敞、光洁的屋室。雕刻技术可以为建筑增色不少，所有的重要建筑上都铺张地饰有大量装饰图案，展现各种生机勃勃的浅浮雕和令人赞不绝口的人兽雕像。人们还发现了一个罕见的独立人像，但巨石柱上方的狮子雕刻得更加精巧。马歇尔先生用以下略带夸张的文字描述了新近在鹿野苑发现的柱头。从照片可以看出，马歇尔先生的这番描述基本属实：“石柱附近的地上，可以看到柱身上端的断裂部分，还可以看到一个呈钟形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建筑风格的雄伟柱头，该风格十分著名。柱头上有四只狮子，支撑柱身与柱头的是一个法轮。法轮象征着鹿野苑颁布的 根据塞纳尔先生、托马斯先生以及笔者认可的年表[77]，现存碑文可以按时间做如下分类：

* * *

[1]《游记》， [2]在卡鲁汗巴格，该石柱埋于马拉维斯·穆罕默德·卡比儿和艾米尔的庭院下几英尺处，石柱非常粗壮，即使两人手臂相连，也无法将石柱包围。（未出版的《报道》， [9]《本生经》是讲述释迦牟尼佛诞生故事的印度本土文学。——译者注

[10]巽加王朝是公元前185年到公元73年间统治印度中部和东部次大陆的摩揭陀国的一个王朝。——译者注

[11]《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65]《年度考古调查报告》，第36页，1904年到1905年。——原注

[66]沙贾汗（1592—1666），莫卧儿帝国第五任国王，1628年到1658年在位。——译者注

[67]《印度帝国重要地名词典》，第4卷第416页，1907年。——原注

[68]卢浮宫可能有波斯风格的狮子柱头样本，佩罗和基匹厄斯可能有改造过的狮子柱头。《波斯艺术史》，伦敦，1902年。——原注

[69]伊朗法尔斯省波斯波利斯西北12公里处的大墓地。——译者注

[70]《楔形碑文回忆录》，第1卷第312页，罗林森爵士著；《希罗多德的翻译》，第4卷第177页，罗林森教士著。——原注

[71]《雅典娜神庙》，1902年7月19日。——原注

[72]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因著有《历史》一书而闻名。——译者注

[73]薛西斯（前519—前465），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五任国王。公元前465年被杀。——译者注

[74]参见《古印度》第75页，麦克林德尔译；《印度古文物研究》，第34卷第202页，1905年。——原注

[75]勒邦（1841—1931），法国人，研究兴趣广泛，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医学、发明和物理学。——译者注

[76]《温德纪念碑》，第15页，勒邦著，1893年，巴黎。——原注

[77]某些学者对该年表持怀疑态度。——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