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永不翻案_一知半解

一

在自传中，我父亲哀怨地写道：“我晚了一个星期才到达我的私塾；在社本，我是在夏天，而不像普通新生那样是在秋天开始我的学业的。而现在，在牛津，我是所有人当中最不幸运的一个，因为在我迟来的露面之前，1885年的大一新生都已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和友谊，而我花费了 最初的计划是，如果我赢取了奖学金，我应该离开到法国九个月去学习一些法语。我没有做成这件事是我到现在一直的障碍。但是我不后悔我过早的注册。它把我送入大学</a>成为了一位孤立探险家。

很多人对于把兴趣和友谊限制于大学之中很满足。如果我是在正常时间入学，我不知道我是否也会这样。在当时，我除了去漂泊几乎没有选择。

赫特福德是一个可敬的，但是相当乏味的小学</a>院。当波尔比先生宣布了我的校级奖学金时，他把它描述成为“一个正在不断上升的大学”，由于这个短语结合了支持的态度和语法的不当，这使我父亲感到强烈的可笑。如果我可以相信我的孩子们的话，这所学校至今并没有上升到一个比我当年更高的位置。那时，在大学教师中并没有重要的学者，在学生中也没有很牛的导师，没有联盟的主席或者牛津大学戏剧社；这艘船从来没有到过河的上游。当时，在学生中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先后次序。赫特福德排在中等偏上，与奥里尔和埃克塞特相等。在目前和我同时代的人中，一个变成了大使，一个变成了主教，一个变成了首席法官，一个成了电影演员，一个成了著名的作曲家，一个变成了御用大法官。其他的名人我就不知道了。

赫特福德的好处是吃得好，而且上学上课只看是否住校；这边没有像其他学校一样的点名和教堂礼拜，自然也就不必在寒冷的早上起床了。为了获得奖学金，学生必须成为英国教会的成员以显示没有另外的归属感。我从来没有去过教堂。

赫特福德也是很令人惬意的，因为没有被称为“大学灵魂”那样的男生，他们是小大学的灾星，其中的一些流氓偶尔会爆发一些怪癖；的确类似这些事件也偶尔发生过。我记得最后一次“新生见面会”即将举行前夕，一个喝醉了的小霸王闯进我的房间，叫嚣着问我“给学校做过什么贡献”，而我回答我来这喝了不少酒。后来他的朋友在冲突发生前把他拉走了。但是没人被扒过裤子，也没人去破坏他人的房间或者弄坏别人的橡木家具。它是一个容忍的、文明的、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生活的地方。

建筑不伦不类，与它们的历史相符。自从中世纪早期起它先后被建造成为礼堂、学院，再到礼堂，直到最后于1874年在雷威尔斯托克勋爵一世的资助下重建为大学。学校的前门在猫街上，人们常说它看起来像个银行。但在学校外冒险奔波的人认为它是几种古怪建筑的混合体。从前面看这所学校是古老的却很不起眼的方形建筑物，又像是杰克逊时期法国文艺复兴的礼堂。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连接新建筑物和新大学路的叹息桥，路上没有花园。而从我的大学时代起那建于中世纪时期位于学校角落里的八角形的书店也重新修建起来了，并且与学校里其他的新建筑融为一体。

政府部门无疑会谴责将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惩戒机构之用，因为这里有火灾隐患并且卫生条件很差。这里的条件介于只能洗个臀部浴和正常洗浴之间。当住在主要方形建筑物的人想要洗澡时，他们必须穿过叹息桥，来到新建筑那满是蒸汽的地窖里。在小礼拜的遮蔽下还多少有点隐私。校工每天早上带来几小罐刮须水，然后每天再把屋里的水罐倒掉两次。

在赫特福德我默默无闻地度过了 我的想象力是与文学炽热地结合在一起的。我靠记忆，实际上是把马修·阿诺德的《值得崇拜的梦想家》中的顿呼法引用到了我的论文中来。

奎勒-库奇(1)的《母校》是我最喜爱的一首诗，我沉浸于《朱莱卡·多布森》(2)和《不祥之街》的 它是一个男性社区。在校的女大学生都蜗居起来，除了在 新学院的裁决是：“学生已经变得更严肃并且更加小心他们的金钱。”默顿的回答：“大学生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大学教育传统的许多好家庭变得贫困，越来越多的没有这样传统的贫困家庭，在帮助和功利主义的观点下，希望改善他们的物质环境。”大学学院的回答：“现在的学生数量（我相信）是三十年前的两倍。然后大多数都是合格学生，纯粹游手好闲的人比例是很小的。殖民地居民，美国和外国学生的出现刺激了大学生的知识兴趣。”沃德姆的回答：“因为更穷，现代大学生是更加善良的，更加聪明；因为竞争更加严厉，他必须更加努力工作；因为更好的营养，他们身体素质更加好。”

这篇文章的日期（刊登在《斯特兰德杂志》上）是1911年。

二

从一开始，我就把牛津看作是一个适宜居住和令人享受的地方，并不是那种待一待就走人的地方。我沿着那条神话般的小河来到这里，亚历山大就曾在河边给他的军队鼓舞士气；河水是庞塞·德里昂从巴哈马河引过来的。

在蓝星的最后两个学期，我独来独往，学习十分刻苦，或许是受到了厌世的犬儒主义的影响了吧。我在前面引用过的蓝星学院杂志的社论，描述了那个时期的尸体俱乐部。在牛津我重回青年时期。我天真烂漫，不谙世事，所做的荒唐事不计其数，想做所有的事，想认识所有的人，并无迂回进入伦敦时尚界的野心；也无结交权贵朋友，打通未来事业的想法；更不会在知识分子中崭露头角，从而获得布卢姆斯伯里的等级制度的注意。我甚至没有去放眼大学校园以外，像位于盖辛顿的奥特林·莫瑞尔夫人沙龙和博尔斯希尔的基布尔夫人的沙龙。我的兴趣像古城墙一样狭窄。我想尝遍牛津所有的食物，购物只要能拿得动，买多少我都愿意。

从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天起我就不再写日记了，因此这之后的几年发生的事情都无迹可寻了，唯独有一件事还有模糊的印象。那应该是 特伦斯 我可能仍然能列出在1923年7月常去“伪君子”那些人的目录来，他们的名字对我来说不是灰色的，但是他们中很少有出名的。我可以做一份逝世者名单：

皮特·鲁弗是我们中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一直以来都是我最亲密朋友之一。我在这里只想谈谈他在学生会里的表现。他的表现真的非常卓越，并且如果我们有美国那样的习惯，选出每一年“最有可能成功的人”，我一定会把票投给他。但是克里斯托弗从未有过野心。我们原本对他能在公共生活的高层占有一席之地的期望落空了。这并不是由于我们高估了他的能力，而是我们忽视了成功所需要的品质。

他对政治真的很感兴趣，虽然他在下议院待的时间长得足以发霉，但是在其他方面还是可以同杰拉尔德·伽德纳形成鲜明对比的；他的穿着不讲究，甚至不整洁，他说话的口气苛刻；他无比的和善，经常也会十分幽默；不会像学生会里的有些演讲者一样像个小丑（伽德纳除外）。像切斯特顿一样，他讲的笑话都是经过设计的，为了提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观点。他随后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各种各样的人的演说中度过的。没有哪个演说者能在这些情况下保留自己一致的风格。在牛津他有一群特殊的听众，因此可以十分自信地讲，每一个典故、每一个讽刺的转折都能被听出来。我所听过的学生会演讲者中，只有罗纳德·诺克斯能够超过他。

道格拉斯·伍德鲁夫看上去像个老古董。杰拉尔德·伽德纳比我们剩下的其他人大两到三岁，也因此比我们更圆滑更自信；而道格拉斯却是不老的、永恒的。和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类比，我经常在思索，道格拉斯也许就是永世流浪的基督徒。想到他，我会同时想到他在家，在安布罗斯的米兰，在中世纪经文注释家的图书馆里，在文艺复兴的大学里，在反宗教改革的法院里，在德莱顿的咖啡店里，或者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奥里尔学院的公共休息室里。他沉着头蒙着眼睛，用约翰生流派的措词写了许多新奇的历史传说，笔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回忆，而非研究；我从那以后开始观察他在外面用熟悉的眼光注视着某一著名历史景点、一片建筑过多的地方，或者是一座被重建的纪念碑，已经完全无法用现代的眼光认出来了，而他好像几世纪以前就了解它了。

道格拉斯有着讲话的天赋，机智且不易动情。如果他有志向的话，那也是为了影响而不为名望。在我们的小世界里，他喜欢在幕后激起其他人的兴趣；他非常仁慈，有着显赫风范。他有着成熟的智慧，这使得他能够容忍我和克里斯托弗的奢侈，但是自己并不那样；他是一个沉稳的人，认为很多人和事不值得一顾，更不需要他的尊敬。在他这段长而多样的生活里，他很晚才支持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很多年以后我才很好地了解了这位贤哲，但是在大学里我觉得他遥远而令人敬畏。如果克劳威尔都能铸成他的肖像，那我也许就能成为学者了。

在二十年代初期，学生会的辩论本质上仍然是大学生活动。我们互相争执以展示自己的力量。每学期一次，在主席辩论上，一个从更大的世界来的年长访客会到场聆听。在牛津大学划船周的辩论上有时会有一两位幽默资深成员到场。（在我所称的罗纳德·诺克斯的黄金时代，没有一个旁观者到来。）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俗渐长，或许与收音机的发明有关，越来越多的专业艺人到来。在写这段故事之时，我得知四名演讲人全部是从大学外面请来的，这是很常见的。大学生回去后仅仅会嘲笑着表达他们的偏见。在我那时候，比起那些内阁大臣，我们对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和道格拉斯·伍德鲁夫的表现更感兴趣。

我向《伊希斯》投的 《伊希斯》当时创刊大约有三十年之久，已经与一批广告商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关系，读者面广泛，但被一些审美家和知识分子所鄙视，在之后的几年里的风格发生了很大改变。报纸最初有很多体育类版面。 正是在这一可以赚钱方面，《查韦尔报》出现，成为了《伊希斯》的竞争对手。《查韦尔报》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兴衰起伏。最初创办它的目的是为了挑战《伊希斯》，与其起到相同的作用。只要这些办报学生的资金足够支付印刷费用，《查韦尔报》就会不定期出版。而在我大学的 上面提到的约翰·苏特罗就是一个不典型的失误。

像伍德鲁夫，他的容貌几乎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总是那样突出，惹人喜爱，就像是沃特顿创作的一样；好像一名怪诞的标本剥制者保住了某一过渡类人猿的标本，把它外面的兽皮全部剥落，又用一个红润健壮的婴儿的皮肤把它包裹起来，在头上戴上棕色的假发，给它安上了从米特福德姐妹那里取下的蓝色天真的大眼睛。

像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约翰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尽管在家受到父母严厉的管制，但他手头比较宽裕，生活已经很奢侈了。

许多年后，约翰参加了一家十分有身价的伦敦俱乐部，他的叔伯们也都是那里的成员。为了避免被熟人认出来，把他的奢侈行为报告到他家里，他在门房那儿存了一个假胡子，每次去的时候都会把胡子戴上。

苏特罗住在圣约翰林地的一处大豪宅中，天黑后有夜间看守人巡逻，这个守夜人经常在约翰晚归时令他尴尬。一次，约翰把一个丢失钥匙的牛津朋友带到房子里，苏特罗太太直到从布拉马来的应急小组将房子各个门锁全换了一遍才安心地睡觉。在那之后他就再也不留朋友在家里住了。有时他们对霍尔路那里的住宿条件感到不满意，会去北角路那边找住的地方。但是招待我们的午餐和晚餐都非常奢侈。事实上我是在他家 罗伯特开始喜欢上写作我一点都不惊奇；安东尼、哈罗德、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彼得·昆内尔和道格拉斯·伍德鲁夫都在那个方向上进行。阿尔弗莱德·达根先生是我这一代人中的黑马。三四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没有什么事能比阿尔弗莱德今日能够成为一位勤奋而又多产的历史小说作家这个事实更让我吃惊了。我提到过他的弟弟休伯特，摄政时期的一位花花公子。阿尔弗莱德是一个复辟时期精力旺盛的浪子。他非常有钱，而且对财产的处置要比我的同代人大方得多。他还是大学名誉校长柯曾勋爵的继子。这一关系使得学校当局很头疼，要不是因为这层关系，他们早就把他给开除了。我们经常喝醉，尤其是阿尔弗莱德。他带着一串猎狗出现；他在麦克弗森车行记账，雇了司机，昼夜听他差遣。不论是在早上的晚些时候骑马，或者是一大早在梅瑞克太太在杰拉德街上的夜总会“43”出现，阿尔弗莱德穿得都很整洁；他从不凶暴，总是穿着得体，很有礼貌，但又因酒精而有些眩晕。贝列尔学院里面贪婪的人通过玩牌从阿尔弗莱德那里得到了一大笔钱。他每次都付钱。牌社散场之后，阿尔弗莱德爬出窗户，来到等候他的小汽车前，乘车前往伦敦。在杰拉德街上阿尔弗莱德愉快地签着各种摆在他面前的支票，并以此为荣。

我 这三个人所共有的品质是傲慢，一种要独立地面对世界的决心。到中年后他们的假威风已不复当年了，但他们从没有失去过自信。

五

十年后的一天，我在马德尔斯菲尔德，这所房子已被以往的房主用铭文随意地装饰过。麦米·利根和我站在庭院里的喷泉旁，庭院上面写着：“若是你一天不开心，那么美好的一天也就被浪费了。”她看后说，“我们从未浪费过一天美好的日子，是不是？”

否认大学生活一直充满着快乐的说法或许并不正确。那里会有争吵，不安，还会有青春期时有的短暂的绝望（在我的日记中，我曾经写过，要求父亲把我转到一所艺术学校）。那里还会有恼人的债务。

读者说不定已经在想，我怎么能够过得起我前些页中所描述的生活呢。事实上，我负担不起那样的生活。我的奖学金一年也不过只有一百磅。从父亲那儿拿来的零花钱名义上也只有二百磅，还包括生日时所得到的五十磅，圣诞节时得到的礼物和不时之需时所得的。这是我的大学期间的平均开支，但是我很大程度上超支了。我唯一有节制的时候是在假期期间。我从不出国，只和哈米什在我家或在他家玩。上学期间，我阔气地花钱而且总是资金短缺。老银行并不像以前那样宽容地对我了；一部分英镑的透支就导致了余下资金也很可能到不了账的危机。牛津商人更慷慨了，不会让你为衣裳、书、烟或是酒付现钱。跟学校里的“战斗”也从未停止过。到了学期末，房费、煤费、学费、预订费和其他一些费用一起向你涌来。这些账单，再加上大学里吃饭和喝酒用的钱，要迅速地支付。它们一般用去我零用钱中的一大部分。即便是商店在一年以后也变得局促不安，要求我必须用传统的方式提前预购才行。当我喜欢常去乔治（一家拙劣的餐馆，在当时却非常流行）时，我对零花钱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当时我靠帮助《伊希斯》，为查普曼和霍尔出版公司设计书面封皮和为熟人设计藏书票来赚取卑微的利益。我母亲她自己有少许金钱，我也花。我哥哥有能力偶尔借给我五英镑，但是我欠下了更大的贷款。我并没有因此去找我那些富有一些的朋友。阿尔弗莱德·达根原本能够在任何时候签任何面值的支票，但是他却温和地禁止了我恳求他。我转向了我更可怜一些的老友。当特伦斯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开始掌控他自己的遗产，我向他借了一百英镑。他给了我一张一百镑的钞票（那是我曾经过手的唯一一张一百镑面值的钞票）。我欣喜地拿着它，从他的银行跑到我的银行。他那位共产主义的表兄弟试图从我手上抢去一半，但是我逃避了他。直到多年后我有能力在资本投资方面做得很好时，我每年付给特伦斯五镑。我与另一个赫特福德人签了一个类似的协约。但是这些借款并不足以偿清我的账目（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我只剩大约二百镑，并且在以后三年里我继续在牛津赊账，在伦敦也继续赊了不少账目，四年里我还是没能够完全地独立，不欠债。窘迫并不能成为我当时经济状况的代名词，因为我既不经常也不非常为我当时的境遇烦心，而认为它是沮丧，烦恼和失望的一个偶尔的来源。

我牛津生活中唯一一个严重的遗憾是我最后一学期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书本上。如果我当时知道我会得到三等，我将会为四等做好准备。我曾经有过短暂的自信和希望，也曾每天夜里花上许多或是一些时间用来试图掌握被忽略的课本。但是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布拉肯伯里的一名学者，跟我一样努力过，得到的也是同一个结果。我想在我那时，许多年以后我仍这么认为，布拉肯伯里的多数学者都得的是三等。F·E·史密斯的魔力在我们这里失效。

若不是对于学位的痴心妄想，最后一个夏天我该能拥有多少乐趣啊！当我期盼正在到来的第九个学期时，纯粹出于兴趣，却被迫用来获取学位证。休·利根和我一起参与了开掘与网球场相邻的默顿街道的活动。我认为一学期相对的隐居将会被丰富地补偿。事实上，我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我离开考试院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很不简单了。不过即便是那时我也并没有绝望。克劳威尔和我的另一位导师为历史学位的应考者举办了一个聚会，我到的时候已经有点醉醺醺的了，之后，我试图通过高唱一首黑人灵歌远离他们的同情。

在我毕业的前一天晚上，我参加了贝列尔学院的一个大型晚会。凌晨一点时，我被帕特里克·巴尔弗用绳子放下，然后经过万灵学院的花园，爬回了赫特福德。

我是7月份底的最后一批毕业的。哈米什和我住在贝克利的阿宾顿阿慕斯宾馆。我穿着深色的西服，打着白色的领结走进牛津。我取了我的长袍，接受牛津的学位考试。我的问题纯粹敷衍塞责。次日，名单被贴出来了，哈米什和我出发前往爱尔兰。我收到克劳威尔的告别信件是在沃特福德郡的卡波昆旁边的一所房子。

我只能说，（他写到），你所获得的第三等成绩除了丢脸给不了你什么了：因为这个成绩实在太糟糕了。不过没有给自己贴上一个对自己智力名不副实的标签至少证明你还是明智的。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比在历史学位更有利于发挥你的才干的其他领域。

我的父亲决定不再在三等的B和A上浪费时间，也不值得为此再多上一个学期。他曾经在学校里失败的经历让他少了对我的责备，在即将来临的秋季把我送到了艺术学校。

* * *

(1)英国诗人、小说家、选集编者。

(2)英国作家马克斯·比尔勃姆描写牛津生活的著名小说。

(3)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