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_扭曲的人性之材

一个国王，一个骑马的人，

一个数一数二的人，

在迈斯特的身边

写着：国王，看啊：刽子手。

——维克多·雨果，《街道与园林之歌》

可是不是坚持这些事情的时候了

我们这个时代不再对它的被占领

保持沉默了……

——约瑟夫·德·迈斯特，《圣彼得堡之夜》

1

在研究政治思想或宗教思想的历史学家看来，一般而言，约瑟夫·德·迈斯特的个性和观点通常并没有什么使人困惑或成问题之处。在迈斯特身处的时代，各种流行的观念和态度明显互不相容，而且来源于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随之有了诸多善变的人物，他们是如此复杂与矛盾，以至于难以将其归入以往所熟知的那些范畴之下；而迈斯特则被视为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纯粹和清晰的人物。

历史学家、传记作家、政治理论家、观念史家以及神学家们，已经花费了不少力气，不仅细微地传达了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的政治和社会空气，而且描述了身处那样一个观念急剧变化的时代之人独具特色的品格特征；在那些精神方面复杂难解的人物中，诸如歌德与赫尔德，施莱尔马赫与小施莱格尔，费希特与席勒，孔多塞与夏多布里昂，圣西门与司汤达，以及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甚至拿破仑本人，都可谓典型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些当时评论者的感受，通过格罗的名画“拿破仑视察艾劳战场”（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表达了出来。此画表现的是一个来历不明的骑在马上的人：这是一个陌生、神秘的骑士，背景也是神秘莫测的，命定的男人（l’homme fatal），与隐蔽力量有关，不知道来自何方，遵循着超自然的、玄妙的法则（一切人性、乃至一切自然物都隶属于这些法则）而行动；他是这个时代的巴洛克传奇中有着异国情调的英雄人物，就像梅尔默斯、修道士、奥贝曼，新奇，让人着迷，阴险，令人深感不安。

在西方文化史上，这一时期通常被认为是思想和艺术中的古典模式经过长期研磨之后达到的辉煌顶峰。这种古典模式以观察、理性反思及实验为基础，同时，它也受到一种崭新的、焦躁不安的精神影响——与其说是受其影响，还不如说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它企图狂暴地冲破各种古老的、束缚人的形式，而又紧张不安地专注于变动不居的内心意识，同时，向往着无边无际、未知的世界运动不息、变化不止，努力回归那久已遗忘的生命之源；无论对个人还是集体都抱有热情的自信；即便因为无法实现的目标而生出了不能满足的渴望，它也要为其找出表达的方式。这就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世界——瓦肯罗德和谢林，蒂克和诺瓦利斯的世界，表现主义者和马丁主义者的世界。它执著地排斥一切安静、纯粹、明亮和理智的事物，而痴迷于黑暗、夜晚、无意识，以及不仅统治着个人的灵魂还统治着外部自然的潜在力量。这个世界被一种探求两者神秘关联的渴望所占据：那永不可及的宇宙中心，那一切创造物和未创造物的中心，有着不可抵抗的吸引力；这是一种兼有微言讥讽和强烈不满、忧郁和兴奋的状态，支离破碎、失意无望然而又是一切真正的洞见和灵感的源泉，破坏性和创造性同在。它也是一举解决了（或者说消融了）一切表面矛盾的过程。这些矛盾被排除于（或曰超越于）正常的思维和冷静的推理框架之外，进而，在一种特殊视角的关照下——有时就是创造性的想象力，有时是哲学顿悟的特殊能力——它们就变成了历史的“逻辑”或“内在本质”，亦即从形而上的所谓生长过程的“剥落”（exfoliation），疏离了那些唯物论者、经验主义者和普通人的肤浅思维。这就是《基督教真谛</a>》的世界，《奥贝曼》、《海茵里希·冯·奥夫特丁恩》和《魏特曼》的世界，是小施莱格尔的《卢辛德》和蒂克的《威廉·罗维尔》的世界，也属于柯尔律治以及据说受到了谢林的自然学说启发的新生物学和生理学。

按照迈斯特所有的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们那些栩栩如生的描述，约瑟夫·德·迈斯特并不属于这个浪漫主义的世界。他痛恨浪漫主义精神。像夏尔·莫拉斯和T.S. 艾略特一样，他赞同古典主义的三位一体，支持君主制和教会。他是纯粹的拉丁精神的化身，与喜怒无常的日耳曼灵魂正好相反。在一个晦暗不明的世界里，他看起来确定无疑；在一个信仰和艺术、历史和神话、社会学说、形而上学以及逻辑学等等都看起来纠缠不清的社会中，他却有区分、有鉴别，并且严格地、执著地坚持他的选择。他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一个学者和贵族，也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教条和法令所要触犯的人——法国人（franedil;ais）、天主教徒（catholique）、绅士（gentilhomme）。对于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专家政治和平等民主，他一律反对；对世俗化怀有敌意，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教派的、非制度化的信仰。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拉倒车的人物，他的信仰和思维方式均来自于教父的教导和耶稣会士的律令。“一个残暴的专制主义者，一个暴躁的神权政治家，一个不会妥协的正统主义者，并且倡导教皇、国王和执行绞刑者构成的荒谬的三位一体论，随时随地维护最苛刻、最狭隘、最顽固的教条，一个出自中世纪的黑暗人物，在他身上部分是博学的学者，部分是教会法庭审判官，部分是死刑执行人。”这就是埃米尔·法盖的形象概括。“他的基督教是恐怖的，要求被动的顺从并且奉为国教”；他的信仰是“一种略加修改的异教信仰”。他像是一个5世纪的罗马人，受过洗礼但还是罗马人；或者说是一个“梵蒂冈的军事执政官”。他的崇拜者萨缪尔·罗什布拉夫也曾经谈到他的“恐怖的基督教信仰”（christianisme de Terreur）。丹麦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乔治·布兰德斯曾经深入研究过迈斯特及其时代，称其为教皇麾下轻步兵部队的文学上校，如果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其意义就相当于说一个人既可能是一个自由贸易者，也可能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埃德加·基内曾经提到，迈斯特的“上帝是冷酷无情的，其助手是刽子手；他是属于永久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耶稣基督”。司汤达（他也许未必读过迈斯特的东西）称之为“死刑执行者的朋友”。勒内·杜米克则说他是“一个陈腐的神学家”。上述这些各种各样的老套的描述，主要是圣伯夫发明的，法盖使之长期流传，而那些政治思想教科书的作者们则忠实地不断复制。迈斯特被描绘成一个狂热的君主主义者，更是一个教皇权威的狂热支持者；他傲慢、不知变通，具有坚强的意志，并且拥有一种从教条的前提严密地推导出极端的、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的不寻常能力。他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又晦涩难懂的作家，带有塔西佗式的自相矛盾的特点；又是一位杰出的法语散文大师；也是一位不合时宜的中世纪神学家。他是一个被惹恼了的反动分子，凶猛地寻衅战斗，只凭借他出色的文笔，徒劳地希望可以阻扰历史的前进。他是一个著名的异数，令人敬畏、孤独、苛刻、敏感，最终结局又是可怜的。往好里说，他是一个悲剧性的贵族形象，公然蔑视而且谴责这个他本不该降生的、多变的、粗俗的世界；说难听点，他是一个冷漠、狂热的顽固分子，散布谰言，诅咒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这个非凡的新时代。

迈斯特的作品被认为饶有趣味但并不重要，是封建主义最后的绝望挣扎，以及黑暗时代对于进步的抵抗。他激发了最尖锐的反应：其批评者之中鲜有人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他被保守主义者描绘成一个勇敢而又注定要失败的卫道士，而在自由主义者的笔下，则是老朽、无生气的一代人遗留下来的一位愚昧、可憎的代表。两方面都一致认为，迈斯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世界已经和当代的或者未来的议题没有任何关联。这种看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如拉梅內（他曾经是迈斯特的盟友）和维克多·雨果，圣伯夫和布兰德斯，詹姆斯·斯蒂芬、莫利和法盖，都将其视为过时的力量而予以摒弃。这一批评也得到了20世纪著名的迈斯特研究者的支持，如拉斯基、古奇、奥莫代奥，甚至还包括关于迈斯特最详尽、极具批判性的现代传记的作者，罗伯特·特里姆非，他将迈斯特视为一位难以解释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当时并非没有影响力，但却属于边缘的、反常的人物。

上述判断，如果是对生活在麻烦比较少的社会里的人来说，完全可以理解，但对我来说，它还不够全面和充分。迈斯特也许使用的是过时的语气，但他讲的内容却是有先见之明的。与他那些更为进步的同时代人相比较，比如贡斯当、德·斯塔尔夫人（Madam de Sta觕l）、边沁以及密尔，迈斯特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时新的，他绝非落后人物，相反超前于他的时代；更不用说与那些激进的极端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相比了。如果问他的观念何以在那些支持罗马天主教会和法国萨伏依人贵族政治的人之外（卡武尔即出自其中，不过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出什么痕迹）并没有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理由只能是：在他自己的时代，还没有易于接受的土壤。他的学说，甚至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趋向，不得不等待一百年之后才能自我实现（尽管它们终将不可避免地实现）。迈斯特一般是被嘲讽的对象，我这篇文章乍看起来或许像是荒唐的悖论，很显然，还需要提供证据以使它更具有说服力。下面的研究就是要尽力给上述判断提供支持。

2

在迈斯特最富创造力的时代，当时大众意识最关心的问题，亦即一个普遍问题的变体：人们怎样才能得到最好的统治？一切理性主义者的解决方案因为法国大革命而声名扫地。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这些设想曾经在最热情洋溢的言说中得到过宣扬。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失败？法国大革命是经过长期酝酿和讨论之后，对西方世界自从基督教兴起以来整个的生活方式蓄意进行的颠覆活动，就此而言，可以说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事件。而对那些被革命毁灭的人而言，谈到革命时，说它是一场无法理解的大灾难更适合一些，那是大众的堕落和愚顽的一次突然的发作，是神的怒火猛烈爆发，或者说，是晴朗的天空卷过的神秘风暴，它横扫了旧世界的根基。毫无疑问，对于那些流亡到洛桑、科布伦次或伦敦的顽固、愚昧的贵族们来说，这就是真正发生的事。而对于那些中产阶级的思想家，以及无论何种阶级，所有受到激进的或自由的知识分子不断宣传鼓动的影响的那些人来说，至少在一开始，它就被当成一场期待已久的拯救，是光明战胜古代黑暗的决定性的胜利，它将开启一个新的阶段，人类最终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借助理性和科学的应用而获得解放，不再是自然的牺牲品——自然之残酷是因为她不被我们理解；也不再是人自身的牺牲品——只有当人在道德或智识方面有盲区或者被扭曲的时候才会产生压迫和破坏。

然而革命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以及19世纪之初，对于公正无私的历史观察家以及欧洲新工业时代的受害者们——他们看得更加清楚——来说，以下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尽管人类的负累在某种程度上从一个肩膀换到了另一个肩膀上，人间惨剧的总量却并没有显著的减少。随后出现的有关革命事件状况的分析，正如意料之中的，各执己见：其中，有的人是真正为了理解这一事件，有的人是渴望找到责任者，换句话说，是为了澄清自己。这些对失败原因的剖析以及对补救措施的设计，构成了19世纪上半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详细追溯其枝节问题将会扯得很远。不过，几种主要的解释，包括提出批评的和为之辩护的，都已为大家所熟知。自由主义者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革命的恐怖，亦即暴民的统治及其领导人的狂热，它们超出了应有的限度，超出了理性的限度。人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自由、繁荣和正义，然而，由于他们自己激情过高（能否避免这一点，取决于理论分析家是乐观还是悲观），或是观念错误（比如说，相信中央集权和个人自由可以兼容并存），导致人们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经迷失了方向。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生了分歧，而且对于社会经济因素（首先是财产关系的结构）缺乏足够的重视，结果导致当他们实际面对它时软弱无力——这一点在那些革命缔造者身上显露无疑。天才的改革者们，比如西斯蒙 迈斯特有关俄罗斯的评论是极其尖锐的。他说，最可怕的威胁来自对于自由主义的鼓励，以及亚历山大的开明顾问们对于科学如此致命的推崇。在致东正教会的安全主管、亚历山大·戈利钦亲王的信中，迈斯特指出了三种威胁俄罗斯政权稳定的主要来源：首先，因自然科学的教育而触发的怀疑性探讨的精神；其次是新教教义，它宣称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且平等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它鼓吹反抗权威是一种自然权利；最后，是立即解放奴隶的要求。迈斯特断言，除非有教会和奴隶制作援手，否则没有哪个君主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几百万的人口。在有基督教之前，社会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基督教出现之后，以（掌握在牧师手里的）宗教权威为基础，然后奴隶制才有可能被废除。不过，在俄罗斯，由于它的拜占庭的开端、鞑靼的统治以及与罗马的分裂，教会缺乏权威性；因而，奴隶制之所以在俄罗斯存在是因为需要如此，是因为皇帝离了它就无法实行统治。加尔文主义会对俄罗斯的政权造成损害；尽管自然科学还没有（在俄罗斯，这已经是危险的可燃物）点燃煽动性的自满的火焰，但这种自满已经在世界上的部分地区蔓延，不加以阻止的话，将吞噬整个世界。教师的目的就是灌输如下知识：上帝为了社会而创造了人，离开了政府，人无法生存，反过来，政府也要求服从、忠诚以及责任感。在一系列具体建议中，迈斯特表达了他的忠告：在释放奴隶的问题上，要尽可能地纠正过度，并且延缓推行；在封普通人为贵族的问题上，要谨慎行事——这也是历史学家卡拉姆津（Karamzin）在他影响深远的《论旧俄罗斯和新俄罗斯》中要表达的精神，他对斯佩兰斯基及其改革热情都抱有怀疑；要鼓励富有的有土地的贵族，以及有功之士，但不鼓励商业；对科学要加以限制；要提倡具有希腊、罗马特征的原则；保护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尽可能地使用耶稣会教师；避免给外国人发护照，他们无所不为；如果不得不用外籍教师的话，至少要保证他们是罗马天主教的信徒。那些反西方的保守主义者悉数采纳了迈斯特的这些建议。圣彼得堡校区的监护人，乌瓦洛夫伯爵（Count Uvarov），显然是个聪明的门生，于1811年在他治下的学校里下令取消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美学、商务研究等科目；随后，在他任教育部长时，宣布了恶名昭彰的三位一体论：东正教、独裁政府、民族性，它们表达的是同样的原理，不仅适用于大学</a>，而且适用于整个教育系统。这一程式实际上在俄罗斯被严格执行了半个世纪——从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中期一直到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著名的神圣会议的大代表（High Procurator of the Holy Synod）还带着浓浓的怀恋之情谈起它。

如果俄罗斯把自由给予了它的子民，那么自由也就消失不见了。他的原话如下：

假如有人能把俄罗斯人的愿望锁进一座城堡，它可以把城堡炸毁。没有什么人会像俄罗斯人那样有那么热烈的渴望……看看哪怕是身份低等的俄罗斯商人吧，你会发现他对自己的利益有多么精明和警惕；观察他如何从事最危险的事业，尤其是在战场上，你会看到他是多么大胆。假如真的让三千六百万这类人获得了自由，而且，我们真的这么做了——谁也不能把这种想法坚持到底——马上就会发生惊天大火，而俄罗斯也将随之毁灭。

而且，

这些奴隶，如果他们得到了自由的话，将会发现他们自己置身于相当可疑的指导者以及无名又无力的牧师们中间。因此，毫无准备地被暴露于天下，他们肯定会突然地从迷信转向无神论，从消极的服从转向放肆的行动。让他们获得自由，就好比让那些完全不习惯的人喝烈性酒。仅仅是如此这般的自由景象就会让那些未曾参</a>与其中的人也为之气沮……而除此之外，你还应该加上少数贵族的漠不关心、无能为力或野心勃勃，来自国外的犯罪活动，从未曾消停过的可恶的集团的操纵，等等，还有大学里面的少数普加乔夫，那么，这个国家（很有可能，毫不夸张地说）将会像过长而又中间折弯的木梁一样从中间断为两节。

此外，

一个令人多么费解的推论，借此，一个伟大的民族业已发展到了这一地步，想象它可以违反一条宇宙间的法则。俄罗斯人一天之内就想得到所有的东西。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一个人只能慢慢去接近科学的目标，不能一下子就飞到那里！俄罗斯人构想了两个同样不幸的想法。一是把文学与科学放在 如果谁相信是上帝指派了学院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我们对于上帝的责任是什么，那这个人肯定是发了疯。教给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是高级教士、贵族、政府高官……该干的事。别的人没有权利讨论这种问题……以剥夺别人的天然信条的方式来谈论或撰著这种问题的那些人，理应像夜行窃贼一样被绞死。

那么，那些高级教士、贵族、政府高官的权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来自于君主：在世俗国家中，就是国王；但归根结底是来自于一切精神权威的源泉——教皇。自由是国王们赠予的礼物：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己给予自己自由，权利以及一切自由都必定是在某个时候得到了君主的授予。基本的权利不是被授予的：它们之存在只因为它们是存在的，诞生在杳渺的过往之中，源起于不可思议的神的旨意。君主们的权利没有期限，它们是永恒的。主权不可分割，一旦分割的话就没有了权威的中心，世间万物将陷于四分五裂。俗世的君主和立法者只能以上帝的名义行事，其所作所为只能是重新调整或重新组合既存的权利、责任、自由和特权，而这些权利早在上帝创世之日就已经存在了。

上述这些看起来就像是死气沉沉的中世纪教条，而迈斯特之所以相信它们，恰恰是因为它们是这样的一些教条。如果遇到明显的例外情况，他有简便的解决办法。例如，他提到，可能会有人指出，英国宪法似乎就是稳妥地建立在权力的分割基础之上的（对于现实政府的经验研究不在他感兴趣的范围之内，此处，他只不过是简单地重复了孟德斯鸠的著名的错误判断），那么，对此应该如何解释呢？答案就是：英国宪法是一个奇迹，是神圣的东西。因为，人的心智不可能从如此混乱不堪的种种因素中形成一种秩序。如果随意投掷一些字母到窗外也能够变成一首诗，那么论证这是一种非人为的力量的运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英国法律和习俗之中存在的那些荒谬之处和矛盾冲突，正是神意的力量在指挥人们颤抖的双手的明证。因此，假如英国的宪法只有人为的起源，那它早就已经崩溃了，这一点不可能有什么疑问。这显然是一种循环论证。

到这里，针对“与未成文的相比，成文的东西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手段”这一命题，可能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犹太人毕竟就是依靠对于《旧约》文本的信仰而得以成功地存续的。迈斯特对此质疑也有所准备：《圣经》之所以能使犹太人得以保存，恰恰因为它是神圣的；否则，他们当然早就土崩瓦解了。不过，在另外的地方，迈斯特忘记了《旧约》的独特地位，谈到如下的事实：在亚洲和非洲，保证社会稳定的不仅仅是野蛮的力量，还有《古兰经》、儒家经典或其他显然不具有神圣起源的经典文本所包含的政治权威，而它们所体现的主张，很明显和《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所揭示的真理是不一致的。所以，迈斯特不仅是回避问题，循环论证，他还不肯费神保持自己的前后一致性。那么，假如理性是应该不计代价去消除的毒物，则这种不一致性完全是有利的。

迈斯特的力量所在，并不是理性的论证，甚至也不是别出心裁的诡辩术。他的语言有时候会呈现出理性的外貌，但他是彻头彻尾的非理性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的某些论题之展开无疑仅仅是由于其强健有力、才华横溢、独具匠心和妙趣横生的文风，这一看法也不是定论。“他们[迈斯特和纽曼]的撰述，就好像是一个风雅之人在娓娓而谈”，詹姆斯·斯蒂芬如是说。雄辩之才常常很炫目。在19世纪的法国政评作家里面，迈斯特是可读性最强的一位，不过，他的力度并不在此。他的天才体现在他对于社会和政治行为中那些更为晦暗、少人关注而又是决定性的因素的深入、准确的洞见力。

迈斯特是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他逆时代潮流而上，铁了心要戳穿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者奉若神明的陈腐之见及其顶礼膜拜的那些公式。他们强调理性的力量；而迈斯特指出——也许是非常愉快地指出——非理性本能的持久性和深广度、信仰的威力、隐蔽的传统的力量以及他们对于进步论者（包括唯心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大胆的政治经济筹划者、技术统治的热情信奉者）的人类材料的故意忽视。当举世都在高谈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的时候，迈斯特又是用他那非常夸张、刻意作对的热情——不过其中也有几分真实——强调指出：人渴望着牺牲自己、经受苦难、服从权威（实际上是服从高高在上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何方），也渴望着支配和掌握权威，为了权力本身而追逐权力——从历史上来看，这些因素至少是和对于和平、繁荣、自由、公正、幸福、平等的渴望同样强烈的。

迈斯特的现实主义采取的是狂暴、激烈、让人迷惑、野蛮残酷的形式，不过，它终归也是一种现实主义。那种对于什么可以放开、什么不可以放过的敏锐感觉，他从来不曾离弃；正是这种敏锐的感觉，让他早在1796年就说过，一旦革命运动开始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君主国的法兰西就只有靠雅各宾派才可能得救，而那些企图复辟旧秩序的努力只是目光短浅的愚蠢之举，即便复辟成功，波旁皇族也不可能持久。在神学方面（以及一般的理论层面），他是盲目的教条主义者；在实践中，他是目光犀利的实用主义者，而且他自己对此也了然于胸。正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他坚信，宗教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其真实性就在于它满足了我们的渴望。“假如我们的相互联系是暂时性的……最重要的是，假如它们给人安慰，让我们感觉更好一点，那还能再要求什么呢？假如它们不是真的，它们也是好的；或者不如说，既然它们是好的，何以这‘好’不能使其成为真的呢？”

在20世纪上半叶生活过的人，尤其是在有此经历之后，不可能对迈斯特的政治心理状态有什么疑虑。因为，其中所有的悖论以及不时滑向彻底反革命的荒谬之处，已经被证明，它们有时候能够比理性信奉者的信念更好地起到引导人们行动的作用；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那些理性信奉者的过于简单、肤浅和（一度是相当）有灾难性的药方提供一针立竿见影的、绝对有用的解毒剂。假如仅仅是揭露、强调其破坏性的倾向，人们可能就会对迈斯特的政治心理产生疑虑，因为这些被德国浪漫主义者称之为事物的隐晦、黑暗的一面的东西，正是人道的、乐观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12

一个如此鲁莽大胆而又能说会道的人物，在整个19世纪引起了批评者们非常激烈的反应，也许并不足为奇。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也是遭到激烈反对的。在各个时期，他都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厌恶、恭维以及盲目的憎恨。可以肯定的是，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被评论者们如此不恰当地评论。F.-A. 德·莱斯屈尔说，他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这只“聪明的鹰像绵羊一样温厚，像非洲瘦猴一样单纯”（aigle de l’intelligence fut débonnaireme l’agneau，candideme colombe）。甚至那些曾经颂扬过他的主教们也不会这么说的。因为他谈到了战争的神圣性，在德桑（J.Dessaint）看来，他似乎是一个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颠覆了已有的看法，他被比作异端的新教神学家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因为他承认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成为意大利复兴运动、威尔逊总统以及民族自决论的先驱；而且，因为是最早使用“国际联盟”（Société des Nations）这一术语的人之一，他被视为国联的提倡者，尽管他用这个词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民族主义者的典型谬误而加以嘲弄。

那些与迈斯特有过从之人的回忆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人物画像：一个有强大吸引力的人，在才华横溢与暴跳如雷这两轴之间来回转换，在他的听众眼里（尤其是在圣彼得堡，那里的贵族圈子非常欢迎他），他总是显得令人着迷，善于提出悖论式的问题，而且往往不过多听取答案，一个出色的、风格独特的文体家。拉马丁（Lamartine）称他为狄德罗的后继者，著名批评家圣伯夫也同样表示了钦佩。有关迈斯特的最佳的描述，实际上正是出自圣伯夫的笔下。他说，迈斯特是一个一丝不苟、镇定而又热情、孤独的思想家，为了真理而兴奋不已，才华横溢，在圣彼得堡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少有人是他发言的对象或与之讨论的朋友，因而往往只是为了自己而写作，并且以其“极端的正确”做了过度的推论，总是咄咄逼人，攻击对手最强的地方，渴望煽风点火，想要置论敌于死地。因此，他经常让人感到不快：圣伯夫举出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迈斯特针对斯塔尔夫人的还击，后者在谈到英格兰教会的功绩时曾对他有所责备。他说，“是的……它就像是猿猴中的一只大猩猩。”——这也是他对于其他新教教派的典型的描述。圣伯夫称迈斯特是一位伟大而又强势的智者，而且他终其一生都被其魅力所折服。就外表而言，迈斯特看起来高贵、英俊，有一位西西里来访者曾经说过，他这个人“头脑冷若冰霜，言语热情如火”。

像黑格尔一样，迈斯特很清楚他生活在人类文明一个漫长阶段的衰弱期。他在1819年写道，“我将与欧洲共同衰亡，生死与共。”布洛依（Léon Bloy）认为，迈斯特的著作是向他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的文明欧洲致的悼词。总之，它们并不是垂死的文化的最后声音，不是（像他自己所认为的）罗马人的最后声音，他的重要性就在当下。他的著作以及他的人格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视其为一种目标，而在于以其为开端。它们之重要，是因为他是第一位理论家，开创了一个伟大而又强势的传统。发展到夏尔·莫拉斯那里，这一传统达到了顶峰。莫拉斯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先驱，也是德雷福斯事件中天主教反对派以及（起初被视为天主教徒，后来被看作新教徒的）维希政府支持者的带头人。莫拉斯或许已经做好了跟希特勒政府合作的打算，其理由和迈斯特被拿破仑吸引（尽管想见面却未能如愿）相似，而且迈斯特对他的死敌罗伯斯庇尔的敬意，要远远超过罗伯斯庇尔这些人所消灭的温和派，或者在卡利亚里，围绕在他君主身边的一帮思想十分正统的平庸之众。

在迈斯特的价值天平上，权力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权力就是统治世界的神圣原则，是一切生命和行动的源泉，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至关紧要的因素；无论是谁认识到了应该如何掌握它（最重要的是决策），获得了服众的权利，都是作为神意或是历史选定的工具，在某一特殊的时刻，去实现历史的神秘的目的。罗伯斯庇尔及其随从的专制统治的本质，就是将权力集中到唯一的来源，由此而引起了贡斯当、基佐等温和派的激烈反对，但对迈斯特来说，与权力的分散相比，权力集中才是人为统治的最恰当的选择。不过，当然，将权力归之于古代的、确定的、社会创造的而非出自个人之手的建制（institutions），才是它真正的、安全的归属，而不是归之于民主选举出来的或是自命的某些个人，这正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洞见和智慧。一切的篡夺最终都将会失败，因为它无视神圣的宇宙法则；权力只会驻留于这些法则的代理者之手。抵抗宇宙法则，是以个人智识的涓涓细流抗衡宇宙洪流，始终不过是幼稚和愚蠢之举，不止如此，这是有罪的蠢行，与人类的未来相违背。这种未来，只是对于历史和人类本性——就你所能闻知的它们的无穷变数而言——的一种客观估价而已。尽管迈斯特在理论上是先验论的，他还提倡这样一种学说：事件应该加以经验性的研究，并且要考虑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每一种局势都有其相应的背景——假如我们理解神圣意志是如何运作的话，就会知道这一点。

这种历史决定论，在赫尔德和黑格尔以及德国的浪漫主义者那里，曾经以较为晦暗的语言提倡过，圣西门也曾有过较为抽象的表述，其中的关注点是置于人类之上的各式各样的权力，以及社会及其精神、文化构成因素的形成过程。时至今日，它还是我们的历史观里面的一些组成部分，我们已经忘记了，曾几</a>何时，这些概念并非陈词滥调，而是难解的悖论。在抨击抽象观念和演绎方法的无能为力方面，迈斯特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虔诚的天主教辩护者对于抽象观念和演绎方法的执迷，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反对者——尽管迈斯特或许并没有这么表述过。没有人比他更多地怀疑过如下的企图：想要从人的本性、权利的本性、善的本性、物理世界的本性等等这样一些普遍的概念开始推导，借此来解释事物如何发生，确定我们要做什么；这是一种演绎的程序，我们据此可以得到的结论只不过是我们在前提中已经预设的，并且，我们没有注意到或是不肯承认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实。

称迈斯特为反动分子是正确的，尽管他攻击那些不加批判就接受的概念，甚至比很多自命的进步分子更为猛烈和有效。他运用的方法，也比具有科学思维的孔德或斯宾塞，或是（在这一点上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更为接近于现代的经验主义。此外，像语言习惯、讲话模式、惯有的成见和民族特质等等，此类塑造人们的个性及信仰的“自然”建制，迈斯特也是最早认识到它们在社会意义和哲学意义上的极端重要性的思想家之一。维柯曾经提到，语言、图像以及神话，为我们观察人类及其制度提供了别处不可能有的一种洞见。赫尔德和德国语</a>言学家们的相关研究，视其为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渴望和最典型的特性的流露；政治浪漫主义的先驱们，尤其是哈曼、赫尔德、费希特，则将其看作体现人性真正需求的自我表达的自由、自发的形式，与中央集权的法国政府的严苛专制恰成对照，后者是对其国民的自然素质的倾轧。迈斯特所强调的，并不是这些热情讴歌社会生命及其生长的人所赞美的“民族精神”（Volksseele）的美好的、（部分是）想象的品性，而是相反，他强调半意识的记忆、传统和忠诚等幽暗的东西，还有在意识层次之下、更为幽暗的力量，尤其是那些被视其超自然的、要求集体顺从的制度的力量，强调它们的稳定、持久、坚不可摧和权威性。他对如下事实尤其重视：一种绝对的统治，发展到了甚至对其根源提出怀疑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时候就是它最为成功的时候。他对于科学的恐惧和厌恶，是因为它发出了太多的光明，那种唯一可以抵抗“怀疑一切的探寻”的神秘感，会因此而被消解。即便目光锐利如斯，他却几乎不曾预想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科学的技术性手段会和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办法结合在一起，而届时，自由主义要面对的就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两个：一方面是理性的科学体系的专制，另一方面是反理性的神秘主义的冥顽不化。伏尔泰和迈斯特的追随者们分别加以颂扬的这两种力量，将会携起手来，这一联合正是圣西门曾经以其热情洋溢而又错误百出的乐观主义态度预言过的。

尽管迈斯特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太多的光明并没有什么好处，但他像帕雷托一样信任精英分子。不过，迈斯特没有帕雷托那么愤世嫉俗，不像他那样对于道德价值（即智慧）高低的选择漠不关心——精英正是要利用这一点，而且要宣扬他们在这方面跟普通大众的区别。像索雷尔一样，迈斯特也相信需要有一种社会神话，相信（民族之间以及社会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不同意获胜一方的阶级的领袖一定能够看穿那些神话，而普通大众只有相信（而且应该相信）那些神话才能够被领导着走向成功。像尼采一样，他憎恶平等，认为普遍自由的概念是一种荒谬、危险的妄想，不过，他不会反抗历史的进程，也不希望打破迄今为止人性展开其痛苦之旅的那种约束框架。他没有被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的口号所蒙蔽，清楚地看到了政治权力的本质，而且像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或是俾斯麦、列宁在他们各自的时代一样，不加掩饰地说出了这一本质。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的天主教领袖，包括教士和俗人，都给予他相当的礼遇和敬意，视其为强硬、虔诚的教条主义者，虽然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会感到有些不安，似乎迈斯特为了保卫天主教而诚心诚意打造的武器是十分危险的——炸弹有可能会在握着它的人手里突然爆炸。

在迈斯特看来，软弱、罪恶、无助的人类，饱受自相矛盾的欲望的折磨，驱策他们东奔西走的力量过于暴烈，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其破坏力也过大，理性主义者的公式不足以为其提供证明，而社会正是由这样一些人所构成的一种解不开的网络。所有的成就都充满了痛苦，很可能失败，也有可能会成功，但必须是在一个智慧高明、意志坚强的统治集团的领导之下；这些人就是历史力量的智囊</a>团（对他来说，几乎这就是上帝造物的言说），倾其一生，致力于完成他们的使命，亦即组织、约束和保存神意所规定的秩序。依靠他们这种牺牲，人们得以享有神圣的秩序，而他们的准则是一种没有带来任何回报的、无法解释的自我牺牲。迈斯特所提倡的社会结构，如果说其来源是基督教传统的话，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守护人以及《法律篇》中的夜间议事会（Nocturnal Council）至少发挥了同样的影响力；它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故事里面那位大检察官的说教也有亲缘关系。对那些真正看重人类自由的人来说，迈斯特的看法或许是令人生厌的，它的基础是对大多数人仍然（或是希望）赖以为生的阳光的教条化排斥；不过，在迈斯特建构他的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大胆地揭示出（并且有所夸大）一些至关紧要的真理，常常是首创性的。这些真理，既不受他的同代人的欢迎，他的后继者们也坚决予以否认，只是到了今天才得到了认可——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见识更高明，自我认识更加深刻，或是比前人更实事求是，只不过是迈斯特视为治愈社会组织解体的唯一疗方的那种秩序，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尽管是以其最为丑陋的形式出现的。迈斯特以历史分析的名义所构想的极权社会，终于以这种方式变成了现实；因而，以人类不可估量的苦难为代价，我们这位非凡的、可怖的预言家的深刻和睿智得到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