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社会和人格_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前面讨论的不完整性。主要问题：社会的和心理的团体；社会团体的现实；心理团体的现实——“我们”；问题的阐述；由循环过程来联结的心理团体和社会团体。心理团体的形成。心理团体的性质：统一和分离；稳定性；清晰度。团体形成的结果：文明的产物；作为一种格局的文明；人格。

前面讨论的不完整性

让我们假设，在前面几章里，我们已经全部解决了讨论的问题。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已经拥有完整的行为知识了呢？我们只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便可看到我们几乎没有按照行为实际发生的方式探讨行为。我们都是社会成员，我们的行为是由心理学家刚刚开始认识到的事实决定的。由此可见，如果不理解行为的社会因素，我们便不能理解行为。我们必须了解社会因素的动力学，以及社会因素产生的结果。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门科学的研究意味着一些定律的发现，这些定律支配着所调查的现象，也意味着一些条件的发现，这些定律在这些条件下动作着，并产生具体的结果。迄今为止，我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组条件，我们把这组条件称之为社会条件。如果我们漠视这些条件，那么我们发展一门可以对文明事实进行解释的心理学的计划就无法贯彻执行。

因此，我们将本章专门用于讨论社会心理学的主要问题。这个题目太广，以至于可以用比本章的现有篇幅更大的篇幅来写这个题目。但是，我们现在的讨论不得不提纲挈领，主要限于勾划轮廓，而没有用材料来填充它们。

主要问题

社会的和心理的团体

在系统阐述我们的主要问题时，有必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区分：当我们谈到一个团体（group）时——我将用这个词来替代更为特定的“社会”（society）一词，以指明有机体的任何群集（col－lections）——我们用的“团体”一词可能意指两个不同的东西，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是指一种地理团体或行为团体（geographical orbehavioural group）。后面，我将把前者称为社会团体（sociologicalgroup），因为社会科学把这类团体作为它的主题，而把后者称为心理团体（psychological group）。那么从何种意义上说这些团体存在呢？

社会团体的现实

让我们从社会团体开始，我们来考虑一个由n个成员组成的团体。当我们把这些人称为一个团体时，我们意指什么？有一种回答认为，“团体”这个术语只不过是把n个成员放在一起考虑时使用的一个方便的名称而已，除了这n个成员的现实以外，没有其他现实与这个概念相一致。可见，这个回答从严格意义上说否认了一个团体的存在。可以说，除了这n个成员组成团体以外，不存在任何 来说特定的反应是在团体中发现的，而不是在团体以外发现的”（p．241）。因此，从一个格式塔具有存在（existence）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团体也具有存在，我们为团体现实所使用的标准同时也是其格式塔特征的标准，由此，我们必须推论说，一个团体就是一个格式塔。然而，这样一种陈述</a>没有多大含义，除非我们知道它是哪种格式塔。

社会团体的格式塔特征

在这方面，团体具有一些非常明确的特征，它们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格式塔。我在这里仅仅提及两个密切相关的特征。首先，这种格式塔的“强度”（Strength）可能在很广的范围内变动。作为格式塔特征的这一强度已由苛勒（Kohler）所界定，他通过部分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来界定格式塔特征的强度。格式塔越强，它的每个部分就越是依赖所有其他的部分，这种依赖就越是影响各部分的每一方面。根据这一观点，我们熟悉的一切团体实际上都是相对软弱的，而其他文化中的团体却强大得多。贝克尔（Becker）所谓神圣的和世俗的社会的差别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团体越强大，不仅团体成员的行为，而且他们的整个地位，都会更加依赖他们与其他成员的关系。因此，在原始社会中，失去与团体的联系可能导致孤立成员的死亡。人们都想住得离老家近一些，我们可以比较乡村和都市，以便例证团体的格式塔强度的差别。我们能够遇到的最强大的团体也许是像足球比赛中的球队了。

团体可能具有很低的格式塔连贯性，这一事实导源于我想指出的 这些论点由于下列事实而显得有点学究气，即我们体验一个“我们”，一种对心理团体的归属；因此，看来可以很自然地把地理的团体或社会的团体与心理的团体联结起来。

我们假定社会团体通过心理团体的中介而产生，这种动力联结的具体性质成为一个问题，它再次必须被概要地陈述。如果一个社会团体（g）是由n个成员组成的，那么它必须把它的起源归之于n个心理团体Gn的存在和相互作用，而这些Gn的相互作用也就成了基本的问题。行为场内的事件（Gn）如何导致地理现实（g）的建立呢？

由循环过程来联结的心理团体和社会团体

我们已在不同场合较简单地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了（参见 当然，团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有同样权利被考虑为K，也就是说，在团体行为中，我们有一种通过活动来中介的相互作用，也是n个不同行为场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通常可以产生组织的行为，该组织在个体中如同在整体的社会团体中一样。确实，我们的原理通过从心理行为中推知社会行为的办法解释了真正的社会行为；g通过Gn的相互作用而得到解释。

我准备作这样的断言，社会心理学问题在于充实这个一般的格局。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将仅仅讨论该格局内的一些要点。它们可以归纳成下述标题：（1）心理团体是如何组织的？（2）它们的主要特征是什么？（3）社会活动的结果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这类活动？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经常看到的那样，在一个特定的场内进行区分的不同问题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这也同样适用于上述三个问题，如果不考虑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没有一个问题能够得到全面回答。

心理团体的形成

我们可以从charaters）。我们认为，通过这些特征，特别强大的自我－物体力量被唤起了；因此，当我们正在把团体形成（尤其是相似性）与它们联系起来时，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步骤。因为我们视作我们自我特征的某种东西也出现在我们称之为人类的场的那些部分里面，并且在较小程度上也出现在动物身上。我们通过视觉和听觉感知人们，也就是感知与我们具有同样自发性，具有目的和犹豫，欢乐和悲哀，勇气，抱负等等的物体；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作为人来加以体验。如果等同性在团体形成中是一个因素的话，它一定是相貌特征的等同性。因此，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很容易与其他老于世故的人聚集在一起，或者，甚至容易与那些玩赋了的人们聚在一起，而且也将在他的场内发展起一个他们和他共同属于的心理团体；与此相反，如果一个直率和坦诚的人被抛入老于世故的人群中去，那么他将不易发现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与此相似，悲哀者倾向于把自己从一个欢乐的团体中排斥出去。相貌相似性可以导致团体形成，这已为某些具有不同种系和不同生活习惯的鸟类所证明。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由卡茨（Katz）摘录，1926年，p．466］认为他已经找到这种团体形成的原因。“进入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和吵吵闹闹的鸟群中的小鸟是由于受到鸟群的吸引；它们把自己投入鸟群的生活漩涡，而且不易从里面脱身出来。”

相貌特征的起源：我们如何察觉“另一个人的心理”

但是，动力特征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单单决定心理团体的界限；动力特征也对团体结构和团体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因此，我们的下一步工作是回答PSychology）一书的Fairbanks）富有特色的男子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遗憾的是，我无法使自己做到这一点”（1929年，p．237）。但是，除了这种不适当性以外，布罗德的解释从真正的意义上说不是解释。它所做的一切是引起人类天生的结构，即他的本能。这种解释是著名的休眠力（vis dormitiva）类型的解释，从而把解释本身分解为对假装要解决的问题的重新命名，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它，我们必须将它用于具体的事例之中。它如何处理这类问题：为什么这张脸在我看来显得悲伤？为什么这个姿势在我看来显得屈从？为什么这种声音在我看来显得兴高采烈？难道我们对每一种这样的体验都有一种特殊的结构，或者说独立的本能？每一种特定的场合如何设法求助于这种结构的特定部分，或者说唤起一种特定的本能官能？由于像布罗德理论那样的理论无法使所有这些问题得到解答，因此它没为问题提供真正的解答。

那么，形式、运动、姿势等等如何具有一种非获得的含义呢？这个问题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特别新的或惊人的印象，因为我们曾遇到过行为物体直接拥有的一些特性（除了感觉特性以外）。例如，一根线可能是曲线也可能是虚线，一个图形可能是对称的也可能是不成形的，旋律中的音调可能是平淡的也可能是刺耳的。行为物体之所以拥有这些特性，是因为它们把存在归之于组织。我们曾在一次特定的讨论中为行为物体的这些特性补充了相貌特征，并且指出，对于相貌特征来说，通常较难指出基本组织的细节。不过，在任何一个人的行为世界里也可能产生笨拙的或优美的物体，而毋须使他与别人接触。一个优秀的素描者可以画出优美的线条、笨拙的图形，以及快乐或忧郁的模样。当我们探究世俗的艺术时，这一点更容易发生。确实，在我们的行为世界中，极少有物体像优美的音乐那样充满情感。另一个例子是木偶，木偶几乎无需与人类具有几何的相似性，然而却仍然能够载有大量的感情特征。对于我们的论点来说，最佳的例子也许是按照米老鼠的形象所制作的某些特技电影，因为在这些电影中，客观上既没有运动，也没有感情，而仅仅是奇怪图片的连续。不过，这种连续的序列在观察者的行为世界里产生了一些运动的物体，它们可以是机灵的，也可以是笨拙的，可以是朝气蓬勃的，也可以是神情沮丧的，等等。这个例子的优点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特征都只存在于行为的物体中，而在地理物体中则完全不存在。这些形态和运动对我们来说具有“含义”，它们成为刺激引起的心物组织的最清晰的方面或结果。

但是，为什么这些“含义”是相貌的，为什么它们传递情绪或其他心理的特征？如果这个问题意欲表明为什么物体具有相貌特征，如悲哀和欢乐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好问题。可是，如果这个问题强调了“心理的”一词，或者使之与“躯体的”或生理的相对立，那么它便立即产生误导作用。这是因为，我们用于主观经验上的许多词（如果不是大多数词的话）同样可以很好地用于客观经验上。这个论点取自苛勒，他还引证了借自克拉格斯（ges）的一些例子：“痛苦的情感”，“温柔的性情”，“甜蜜的爱情”，等等。因此，我们要进行解释的并不是这些特性的心理本质，而是它们的性质。为什么是痛苦的而不是甜蜜的，平静的而不是激动的，阴郁的而不是欢快的！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转向一组不同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相貌特征或多或少是真实的。我看到一个恼怒的人，这个人确实是恼怒的；我在早上遇见一位友人，发现他很沮丧，尽管他设法掩饰这种神情；我被那张脸上的小气神情所震惊，确实在那丑陋的面具后面存在着一个吝啬的灵魂。这些例子将引导我们深入一步，因为在这里地理物体拥有某些特征，它们是由于它的天生本质，而且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接近刺激（proximal sit－mtion）中运作。一个恼怒的人或一个沮丧的人的行动在因果上将与他的心理状态相联系，另一方面将会为其他一些观察他的人提供接近刺激。因此，一种情境的产生带有两种关系：让我们把恼怒的人或沮丧的人称为A，把对他进行观察的朋友称为B。于是， 现在，我们转向of stimtions），因为在RB里面任何一个时刻发生的事情并不依赖于此刻之前发生的事情，而是依赖于此刻正好触及视网膜的光线。另一方面，MA对EA的绘制是动力的。现在，我们知道RB的结果是B的心物场内的一种动力组织，它与RB的关系我们在 于是，在某种程度上，AB必须是对MA的动力绘制，不过，问题仍存在着，即AB将绘制出多少的MA。例如，A的声音的逐渐增强或他的整个行为可能是他的逐渐增强的兴奋的表示，他的急促行动可能表示他的恼怒。迄今为止，我们仅仅表明AB拥有逐渐增强的声音或急促行动的特性。但是，我们的真正问题是要解释AB究竟是兴奋还是恼怒。困难似乎在于从逐渐增强过渡到兴奋，或者从急促行动过渡到恼怒。但是，这种困难要比实际的还要明显。人们体验到的逐渐增强的声音和行动急促完全是动力事件，它们的动力方面不过是由“逐渐增强”和“急促”这些术语给予了不恰当的描述，而这些术语是可以从几何学角度进行解释的。如果我们试图去找出一些词汇，通过这些词汇来描述这些经验的动力方面，那么我们便被驱使着去使用像兴奋或恼怒这样的术语。正如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那样（见边码p．657），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同样一些形容词去描述“心理”事件和“生理”事件的原因。如果认为“逐渐增强”原先仅仅作为一种强度的变化来体验，只是后来才被赋予兴奋的特征，这似乎是一种错误的假设。这种观点已经在 由此可见，我们的主要问题已经用一般的术语解答了。为了阐释细节，我们必须考虑若干要点。迄今为止，我们用来描述RB的时空模式的措词是十分一般的。存在着许多类型的逐渐增强和急促。语言未能公正对待这些模式，这些模式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不同的。作为不同的模式，它们将把它们的起源归之于不同的MA，从而也归之于不同的EA，反之，它们会产生不同的AB。而且，这个AB不仅依赖RB，而且依赖B的神经系统的结构。因此，对某个人来说可能视作不礼貌的行为，而对另一个人来说似乎只是羞涩和谦逊的笨拙表示而已。同一个R（或者十分相似的R）在一个观察者（K）眼里要比在另一个观察者（L）眼里产生更加原始的A的组织，正像在一次音乐会上，一个有音乐素养的听众要比另一个音乐素养较差的人获得更高的组织一样（也就是AK≠AL）。

表达出来的情绪越是一般，个体间的表述便越是彼此相似，这些表述也就越广泛地为人们所理解。卡茨概述了他在鸟类有声表达方面所作的研究，他说，鸟类种系之间的差别越大，这些有声表达就越是难以理解，不过有些声音，例如表示恐惧的声音，似乎在各个种群之间都是相似的，而且容易为它们所理解。某些红嘴鸥的警戒叫声甚至能被哺乳动物所听懂，因为后者和这些鸟生活在同一地区。

我们不要忘记，每种行为都发生在一个场内，因此，AB还要依赖它得以发生的那个场。这个场当然是B的场，而且意味着，B对A的理解还要依赖B看到A正在活动的那个场。当B注意到他开始并没有注意到的另外一个人在场时，A的行为可能完全改变它对B的方向，因为A的行为现在看来处于与这另外一个人的动力关系之中。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行为是指向一个物体的，不论这个物体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这个物体未能包括在观察者的行为场内，那么，他将对他遇到的活动和姿势获得一种错误的印象。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情况是，一个人的活动指向观察者本人。

在我们对本次讨论下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回顾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列举过的三个例子中我们忽略了 我们的理论和麦独孤的理论之间的差别不仅仅表现在术语方面，尽管这些术语都导源于这样的方式，即两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探讨了行为及其基本原因之间的关系。但是，指出两者的差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进一步详尽阐述。鉴于某种夸张，有必要使理论的区分尽可能鲜明，人们可能说：对麦独孤而言，具有倾向的自我和激起这些倾向的环境都是独立的实体（entities）；在我们的理论中，它们一起发展，并且通过场组织的过程密切地相互作用。正如行为环境有赖于它周围的自我那样，自我也有赖于它的环境。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行为环境的某些部分，也即我们的伙伴们，都起着独特的作用，那是因为在它们和自我之间可以产生能把自我完全组织起来的某些力量。因此，社会行为不是自我内的“社会倾向”的结果，而是特殊种类的场组织的结果。

在我们的理论中，正是由于社会行为导源于组织，因此，它对那种很少关注基本因素的理论的进展更有效果。这些基本因素充其量是根据虚假例子来分析的，而不是根据实际的团体行为来分析的，正是这些实际的团体行为表明了场组织在起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因为纯粹的“社会原因”而成为许多团体的成员，这与群居的本能或倾向完全不同。我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市镇，不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心理方面都成为该市镇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在这种环境里，我们的行为社会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转向我们问题中的nearness）。我们不要把这一概念与巴特莱特的原始同事关系（primitiveradeship）混淆起来。“心理相近是介于一个人和其他人之间的一种基本的社团格局munityframe）”（p．235）。心理相近是我们所谓的“我们”（we－ness）的一个方面，它既适用于领袖－追随者关系，也适用于追随者－追随者关系。它具有使自我和他人进行联结的功能。当然，领导关系可能通过这种特定的关系对它产生影响。但是，领袖可能成为极其受热爱和被仰慕的主人，也可能成为令人惧怕的统治者。

领导和“孤立”

在我们的论点中，领导是从团体的异质（inhomogeneity）中产生的，或者说，是从团体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孤立的成员。但是，我们的论点在许多方面需要构建得更加完整一些。首先，我们为孤立（istion）选择一种特殊的特性或效率，毫无疑问，这是十分重要的特性或效率。可是，在我看来，社会心理学的真正问题是去找出这种“孤立”（从冯·雷斯托夫界定的意义上所讲的“孤立”）是否是领导的主要原因，或者说这种孤立是否一定涉及特定的特征。最机智的人是否像最有力的人或最美丽的人成为领袖那样成为领袖呢？十分清楚，最弱的、最愚蠢的和最懒散的人将不会成为领袖，也就是说，孤立必须处在向上的方向，而不是处在向下的方向；但是，使向上和向下得以存在的维度是否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这类问题立即导致具体的问题；它们只有通过对特定团体进行研究才能回答，而且这种答案也可能有赖于所研究的那种团体。

与此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领导是从上升的孤立中产生的唯一特征吗？从纯理论的基础上讲，我们必须推论它不是；相反，当孤立程度太大时，孤立的成员将失去他与团体的联结，从而倾向于被分离出来；这个结论似乎与日常生活的事实完全一致，甚至与业已完成的少量实验研究完全一致。因此，利塔·霍林沃斯（Leta Hollingworth）得出结论说，“太多的智慧往往使一个孩子（或成人）无法成</a>为公众的领导”，她把这一事实归之于孤立。

但是，当杰出人物留在团体内的时候，是不是足以使他具备当领袖的资格呢？领袖术语是不是一类由不同类型组成的术语呢？杰出人物是否也有可能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领袖呢？团体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结构，我们关于这个主题的知识过于局限，以致于回答这些问题的任何一种企图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简化了这一情境：一个人突出于其他人之上，这些人与他相比，相对来说彼此相似。但实际上，情况不会这样简单。当一个以上的异质情况发生在团体里面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领导和行为

我想提及的最后一点阐释如下。这里，有一个社会团体G和一个领袖A。让我们考虑一下A的心理团体和某个其他成员民在前一个团体GA里面，自我将处于顶端，而在后一个团体里面，一个“他”将处于这个顶端位置。很清楚，在这些行为场中，每一个场必须首先决定这个人的行为属于谁的场，然后决定其他人的行为。由于一个人的行为团体的顶端意味着某些活动被实施而另一些活动被省略，因此，在前者，那些活动将把自我保持在顶端，而在后者，活动则使它降低了位置。至于在特定情形中这些活动是什么，当然取决于特定的团体和特定种类的领导。它们不同于暴君和敬爱的主人。“高贵者的行为理应高尚”是优秀领导的座右铭，如果一个高贵者的行为与其职责相悖，那么，他便不是作为一名领袖在行事，而是不顾他的领导地位，屈服于不同力量的推动了。

对于追随者K的行为，道理也一样。如果他服从那位领袖，则他并不表现一种本能的活动或顺从的倾向，而是按他的行为场而行事，并且以此方式来保</a>存或增强行为场的结构。

由此出发，人们可以进入数千条通道，调查有关叛乱分子、怀疑论者、牢骚满腹者、妒忌者、狂热分子等等的动力——他们中既有领袖又有追随者。人们还可以设法找到团体行为动力中的德性起源。然而，不该把这种企图与那些现代倾向相混淆，后者从社会因素中提取道德规范，剥夺了它们的任何一种独立地位，并使之成为盲目的和机械的社会力量。我们在前面几章（见边码p．570，614）已经阐释过心理学和逻辑学的关系，倘若在细节上予以必要的修改，它们也适用于心理学与伦理学的关系。

复杂的团体——清晰度；动物团体；啄击表

让我们回到团体清晰度问题上来。我们关于一个同质团体和一名杰出成员的例子是很少会实现的。事实上，团体清晰度是十分复杂的。在动物团体中，它导致一种复杂的支配系统，那是鸟类的规矩，对此，施吉尔德勒普－埃伯已经观察了55个以上的种类；看来，这种情况对哺乳类团体也颇为典型（卡茨，1926年）。生活在一起的鸟类个别地决定它们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这种关系一俟确立，如果不是永远不变的话，至少倾向于长时间保持不变。这种决定既体现在实际的战斗中，也体现在竞争过程中一个成员比另一个成员更勇敢。这种统治地位的表现形式往往发生在喂食时间，即强者啄击弱者，而弱者则遭受这种打击；同时，还出现强者“昂首阔步”，弱者“畏缩躲避”的情况。至于决定这种支配地位的因素尚不清楚。其中，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可能是身强力壮，但这决不是唯一因素，正如“啄击表”（peckinglist）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在这啄击表中，由n只母鸡组成的一个团体的of aspiration），它远远达不到实验者提出的成绩要求。如果任务是每一次都应击中靶心，那么，被试便可能作出这样的取代：即先将任务改为击中靶子，然后改为击中50环，击中75环，最后才改为击中100环，也就是击中靶心。这种志向水平（显然不是原来布置的任务）决定了成功和失败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又反过来决定了志向水平。前者倾向于提高志向水平，后者则倾向于降低志向水平。然而，如果向被试布置的任务大大超越志向水平，或者大大低于志向水平，那么，被试将不会体验到失败或成功。我们之所以不感到失败，是因为我们无法证明某个困难的数学例题（除非我们是数学家，致使解决难题属于我们的志向水平）；同样，我们之所以不会体验到成功，是因为我们的任务仅仅是从书架上取一本书。这件事实一方面证明了成功体验和失败体验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证明了动因的自我。成功“提高了”我们的自我，而失败“降低了”我们的自我，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具有评价。如果我们假设自我始终处在推动它“向上”的力量之下的话（见边码p．670），则这种效应也解释了志向水平的变化。为了使成功得以发生，必须把志向水平保持得相当的低，以便成功成为十分经常的事。于是，问题产生了：这种志向水平为什么通过一次或多次成功而得到提高。这个问题只能根据社会因素来解答。如果志向水平低下，这意味着自我在其团体中也是低下的。降低志向水平导致两种冲突的结果：一方面，通过成功，它满足了“自我”得以提高的条件；另一方面，它通过使“自我”变得相对低下而降低了“自我”水平。由此可见，志向水平始终在两种对立力量（一种力量倾向于降低志向水平，另一种力量则倾向于提高志向水平）之间十分巧妙地保持着平衡。这两种力量都产生于自我和团体之间的关系。这些结论已为被试的行为所证实，被试常常用客观原因解释他们的失败，例如，责怪他们所使用的仪器的质量，或者怀疑实验者的技能。前面提到过的事实，即任务过分地高于志向水平或过分地低于志向水平都不会导致失败或成功的体验，也可以用同样原理来加以解释，因为在 人格是一种格式塔吗？

问题可以阐述如下：人格是一种格式塔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人格是哪种格式塔？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可是，如果人格不是格式塔，那么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它那不同的行为单位或特质是彼此独立的，而且能够用任何一种结合方式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如果人格是一种格式塔，那么在其各种表现之间将会出现相互依存，而大量的特质结合将被排斥。

如果我们留在由实验确立的事实范围之内，则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视界限于相对来说较少的关系上，也就是限于性格特征或人格特质和相貌特征之间的关系上。奥尔波特（Allport）和弗农（Vernon）在去年刊布了论述表达活动（experssive movements）的著作，在该书的结尾处，两位作者以大量的实验结果为基础阐述了下列结论：“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人格的表达活动不是特定的和不相关的；相反，它们形成了连贯的、令人困惑的模式……根据我们的结果似乎一个人的姿势和笔迹都反映了基本上稳定的和不变的个人风格。他的表达活动看来不是彼此分离和互不相关的，而是组织起来形成良好的模式。此外，证据还表明，在表达活动与态度、特质、价值观和‘内在’人格的其他倾向之间存在着一致性”（pp．247－248）。这一结论并不是轻易得到的，而是在对其他发现和理论进行彻底讨论以后，并对他们自己的结果进行彻底讨论之后才得出的。

由于奥尔波特和弗农的著作对文学进行了杰出的研究，所以我在这里仅仅提及另一个实验研究；这是由安海姆（Arnheim）在柏林大学所作的一项调查。他要求被试把人物的不同方面或表现进行匹配——例如把知名人物与笔法相匹配「知名人物如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米开朗琪罗（Michngelo）、拉斐尔（Raphael）等」，或者把笔法与人物肖像相匹配，或者把他们作品中的语录与人物肖像相匹配，或者把某些行为方式的描绘（如饮酒习惯）与人物肖像相匹配。结果发现，正确的匹配数始终比偶然的匹配数要高，而且常常高出许多；许多错误还是“良好的”错误；由于匹配对活动不是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理解了其中的一个条件——因此，在以伟大画家为题材所作的匹配实验中，被试对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这两位著名画家极少发生混淆。在总共779次匹配活动中，只有36次将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与拉斐尔的作品混淆起来，或者把拉斐尔的作品与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混淆起来。然而，正确的匹配还是占了绝大多数，其中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利奥那多·达·芬奇分别为221、192、175。

上述结果如同前面描述过的实验中沃尔夫的被试作出一致判断那样，可以用两个不同的观点进行解释。一方面，它们证明相貌判断是可能的，相当一致，而且比偶然的期望正确次数更多。另一方面，它们也证实了奥尔波特和弗农的结论；如果特质的任何一种结合是同样可能的话，那么这些判断就不可能像它们经常表现的那样正确。如果米开朗琪罗的笔法并不具有某些特征，而这些特征如同为判断者所熟悉那样起着人物的指示作用，那么这些判断者就不会表现得这么好了！因此，相貌特征的实验为人格是一种格式塔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

人格是哪种格式塔？

另一个问题，即人格是哪种格式塔的问题，是更加难以作答的，如果人们想继续留在上述提出的理论格局以内的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考虑自我的所有不同的亚系统，关于这种亚系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已经在localization），或者是它们与“自己”（Self）的联结，而这正是“自我”（Ego）的核心。此外，整个自我的“敞开”（openness）或“闭合”（closedness）也必须进行调查，也就是说，它与环境场的关系，尤其是社会场的关系必须进行调查。自我和环境之间的动力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我本身的性质。在这种调查中，文明的产物也必须包括在内。那么，它们中哪个对自我产生了深刻影响，它的亚系统中哪个亚系统受到主要影响，这种影响有多强？

今天的心理学重新发现了人格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人格问题，那么心理学便是不完整的，许多作者已经为此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和麦独孤（McDougall）。然而，我不准备报告他们的观点，因为在我刚才阐述的问题上，我木可能作出任何贡献。格式塔理论在其发展中是颇为一致的。它首先在最简单的条件下研究心理学的基本定律，包括相当基本的知觉问题；接着，它涉及到越来越复杂的一组组条件，包括记忆、思维和活动。它已经开始接近那些使人格本身进入研究范围的条件。但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看来等待时机是明智之举。本节稍微短了些，不是因为我低估了人格问题的重要性，而是因为我对它关注得过了头，以致于未能像对待任何其他部分那样连贯地陈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