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学习和其他一些记忆功能（Ⅱ）_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再认以及过程和痕迹之间的交流问题：再认理论及其问题；过程和痕迹之间交流的原因；相似律；其他定律。新过程的唤起——思维：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两个步骤；M．R．哈罗尔的实验；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顿悟”；知觉中的组织和思维的比较；实验研究；原始的重组；效果律。我们的行为图景：智力；重组的不同类型。

再认以及过程和痕迹之间的交流问题

“再认”（recognition）这个词究竟意指什么，恐怕不大容易进行界定。例如，我把一支铅笔再认为一支铅笔以及我把我的特定铅笔再认为我的铅笔；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效应只有当我在其他铅笔中看到我的铅笔时才会发现，而不是当我把铅笔从口袋里拿出来时发生。麦考迪（Murdy）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如果我在伦敦遇到我的一名学生，我认出了他；可是，如果我在剑桥大学</a>的讲堂里遇到同一个人，我不一定会认出他来，尽管我知道他在那里”（p．113）。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区分“类别”再认（ss recognition）和个体再认（individual recognition），其次，必须区分明显的再认（ex－plicit recognition）和含蓄的再认（implicit recognition）。所谓明显的再认，具有麦考迪在伦敦遇见他的学生的特征，所谓含蓄的再认，意指他在课堂里遇见他的学生。在我看来，如果说后一个例子中没有发生任何再认，那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如果我或麦考迪被问起，我们是否认识我们班组里的这个学生或那个学生，那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认识”，这个回答并不假设该问题已经改变了对学生的知觉（perception）；我的肯定回答是知觉的直接产物，即便它缺乏那种在不同的环境中（例如在伦敦）会有的熟悉感。

我们仍须处理不同的情况，而再认理论则不断发现它被那种困难所牵制。冯·雷斯托夫（Von Restorff）已经指出，类别再认和个体再认之间的差异无法使麦考迪毫不含糊地去评价她自己的量化结果。

再认理论及其问题

曾有一段时间，再认成为心理学中的主要问题。卡扎洛夫（Katzaroff）在1911年发表了论述这个课题的论文，在该论文中他列举并讨论了14种不同的理论。对于每一种再认理论来说，总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突出的：一个物体A不能被再认，除非某个物体A’曾经在先前发生过。除了惠勒（Wheeler）的理论之外，按照任何一种理论，这意味着当前的过程处于一个A’痕迹的某种影响之下。惠勒的理论在应用于再认方面比之应用于回忆方面要少得多，这就是我的理解。问题是：这种影响属于何种类型，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种影响，也就是说，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述，为什么过程与痕迹A’相交流？1906年，舒曼（Schumann）在调整了有关阅读心理的实验研究后说：“今天，下列的假设已经变得相当普遍，也就是说，在再认的活动中，对某个物体的先前知觉的意像（images）重新得到激发，与感觉（sensations）相融合，并为知觉过程提供它的‘熟悉性质’（quality of familiarity）”（P170）。按照这种观点，再认可以用同化（assimtion）来解释，然而，由于我们已经拒斥了同化的假设（ 卡扎洛夫和克拉帕雷德的理论

在再认中，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过程受痕迹的影响最小是任何一种再认理论必须作出的假设。但是，卡扎洛夫认为，这种最小的影响是不够的，对此克拉帕雷德（parede，1911年）予以有力的辩解。克拉帕雷德提供了一些例子，其中无疑发生了痕迹和过程的联结，但是再认却未能出现。他的材料大部分取自催眠后暗示，取自柯尔萨科夫综合症（Korsakoff syndrome），这种综合症以极度的记忆缺失为特征。他指出，柯尔萨科夫的病人一方面在再认的成就和随意回忆（voluntary recall）之间存在不一致，另一方面在再认的成就和医院里的定向之间存在不一致。前者可能完全丧失，而后者则可能仍然正常。这样，一位女病人对医院的定向可能完全良好，例如她可以找到去厕所和卧室的路线等等，然而却不能认出她的护士，尽管护士已经服侍她达六个月之久。如果护士问她，她是否认得她，女病人会回答说：“不，女士，我敢用荣誉打赌，我不认识你”（克拉帕雷德，p84）。我之所以重新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表明缺乏再认将意味着什么，而且，这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课堂里的那个学生的例子多么不同。根据那次讨论，克拉帕雷德的病人的回答表明缺乏个体再认，而不是缺乏类别再认。实际上，正如麦考迪指出的那样（麦考迪自己的观察充分证实了克拉帕雷德的观察），护士不仅作为一名妇女被再认，而且还作为一个需要尊敬的妇女被再认。克拉帕雷德用这些病人开展了实验；麦考迪重新做了一个特别简练的实验。我在这里把它省略了，并代之以麦考迪本人提供的一个富有独创性的实验：“我向病人讲出我的全名和地址，可是，过不了几分钟，这些全被‘忘得’一千二净。嗣后，我向被试提供一份有10个基督教名的名单，一份有10个姓的名单，还有一份涉及街道数目和街名的名单。要求被试从这些名单中猜测哪一个是我的名字。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猜测的结果与正常被试用这些材料作有意记忆时得到结果几乎同样正确。但是，被试所保留的反应仅仅是一种猜测，它并不与任何‘我’的感受相联系；无论在什么场合，病人并不认为他有理由说出为什么从名单中选出这个名字而不是那个名字。”（p．121）在这实验中，令人注目的一点是（正如克拉帕雷德从事的那些实验一样），新过程——“猜测”——肯定与实验之前提供的信息所留下的痕迹相互交流。这已为选择的正确性所证明。不过，尽管过程与痕迹进行交流，它却缺乏再认，正确的选择是在没有确信的情况下作出的，它们以纯粹猜测的形式出现。因此，单单交流是不够的，还必须补充其他因素，这种因素是由卡扎洛夫和克拉帕雷德发现的，麦考迪或多或少地同意他们的解释，也就是对“我的感受”的解释。用卡扎洛夫的话来说：“人们都可以因此作出这样的假设，熟悉性感觉（sentiment de familier）伴随着一种反复的感觉，前者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当这种感觉 在我们的理论中，痕迹以一种潜伏的形式保持了读过程的动力。我们还了解到，我们的环境场（environmental field）并不由一些“消亡的”或“无关紧要的”事物所组成，相反，这些事物都具有动力的特征，例如相貌特征、机能特征和需求特征等。所有这些特征都意味着一种物体-自我关系，也就是自我和环境物体之间力的相互作用。因此，有关一个物体的痕迹通常是较大痕迹的一个部分，对这个较大痕迹来说，该物体只是一个亚系统（sub－system），而自我的一个部分则是另一种亚系统，这两个亚系统由那些与知觉过程中获得的力相一致的力来联结。因此，痕迹与一个新的物体过程的交往意味着（至少从潜能上说）整个痕迹与新过程的交往。按照克拉帕雷德理论，只有当整个痕迹都参与交往，而不仅仅是物体的亚系统参与交往时，再认才可能发生。

这是把克拉帕雷德的理论翻译成我们自己的理论。当我们根据克拉帕雷德理论的一般方面来正视他的理论时，这种情况将被看得格外清楚。“人们必须在两种联结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在观念之间最终建立它们自己，另一种是在观念和构成自我的观念（也即人格）之间建立它们自己。在纯粹被动的或反射的观念联想情形里， 一般原理

现在，让我从广义上考虑这一事件。一个过程被唤起——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设这是一个由感觉刺激引起的知觉过程；该过程发生在一个“痕迹列”（trace column）的顶端（见边码p.447）；它实际上可与无数痕迹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系统进行交流。由于该过程将受到这一交流的影响，因此，它在现存的痕迹中间所作的选择将决定它自己的未来。我们在前面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已经发现，在这些条件下，这种选择肯定有赖于它对该过程的未来的影响。我们对stability of the pro－cess），目的是为了取得一个方便的名称。实际的选择将有赖于这种稳定性。那些痕迹将与该过程进行交流，而过程将为痕迹提供它所需要的特定稳定性。当我们说，用此方式我们的问题成了一个组织问题时，我们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但是，根据这种阐述，我们把我们的问题与其他问题（它们的解决办法前面已有表述）联结起来了。再者，在这方面，记忆并不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功能，并伴有全新的定律，而是作为一种十分一般的功能的一个特例。

相似律

我们遇到过的关于知觉组织的 可是，另一方面，相似性的这种联结也必须服从于冯·雷斯托夫曾用于他的重复材料和孤立材料概念上的（参见 相似律和一般原理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们对相似律的这种讨论并不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更加一般的定律出发的，按照这个定律，过程和痕迹之间的交流是由前者的稳定性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考察这个一般的定律和特殊的相似律的关系。有关调查将受到下列事实的阻碍，即我们尚未恰当地给稳定性这个术语下定义。这样一来，我们就容易地坠入目的论（teleological）解释的圈套之中，也就是探究交流的结果，并把这种结果用作过程的原因。如果有人说：某种过程的发生是由于它在生物学上是有用的，那么，这将是我们必须谨防的一种解释。这是因为，一个过程的生物学优势是一种必须由过程来解释的结果，但是前者不能用来解释后者。一个过程必须在它得以发生的系统的动力中找到它的解释；另一方面，生物学优势的概念，却丝毫不属于动力学。由此可见，以生物学优势为依据的目的论解释在格式塔理论中没有地位。

那么，我们如何把稳定性的一般定律与相似性的特殊定律联系起来呢？让我们回到 然而，上述的反省并没有提出其他要求，仍然只是表明了下列的可能性，即把我们的痕迹选择的特殊定律与再认例子中的一般定律联结起来。上述的反省已经指出了动力的可能性，但它只有留给未来的研究，以便找出现实是否与这些动力的可能性相一致。

属于定律的相似性

在把相似律用于过程引起的痕迹选择时，人们必须谨慎从事。人们必须牢记，相似性存在于过程和痕迹之间，因而必须根据过程和痕迹进行解释；所以引起现在正在发生的痕迹和过程的两组刺激之间的相似性或部分同一性，对于该定律的应用来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标准。因此，任何与下列阐述相似的陈述</a>基本上是错误的：如果一个有机体以某种方式对刺激复合体ABCDEF作出反应，那么，嗣后它将以同样方式对这一刺激复合体的一个部分的重新出现作出反应，譬如说，对BCD的重新出现作出反应。这种说法预先假设了 戈特沙尔特的实验得到解释

关于这种推论的真实性具有充分的证据。读者也许会立即想到戈特沙尔特（Gottschaldt）的实验，这些实验是按照我们的论点排列的，唯一的例外是整体刺激和部分刺激的时间序列互换位置。a图形（见边码p．155）可被描述为刺激复合体BCD，b图形可被描述为刺激复合体ABCDEF。然而，用前者进行的练习对于后者的再认并没有起到那怕是最轻微的影响。由于BCD引起的过程不同于整个刺激复合体ABCDEF中由BCD引起的部分过程，因此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戈特沙尔特的实验所证明的东西了：他把他的实验解释为一种证明，在他研究的范围内，经验不会产生任何力量，而仅仅产生系统的条件，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在他的研究范围内，并未发生任何自主的或自发的经验效应。而且，他把他的实验结果与勒温关于联想不是一种运动力量（1929年，p．80）的阐述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对勒温的阐述所作的批判（见边码p．582）也同样适用于戈特沙尔特的解释。只有当痕迹与过程进行交流时，痕迹才会对过程施加一种力。我们在解释勒温的实验结果时证明，这种交流若以传统的联想理论为依据，则不会发生。同样的解释也可用于戈特沙尔特的实验结果。a图形并不影响b图形的知觉，因为后者并不自发地与前者的痕迹进行交流。人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缺乏经验的自主效应，但是他们必须明白，末能出现效应并不在于痕迹对过程的影响，而是在于相反的关系，即过程对痕迹的影响。在旧理论中，这两种关系并没有被区分，而且这种情况极少例外，所以，在对旧理论进行抨击时，勒温和戈特沙尔特都未能作出这种区分，这样就使他们的理论带有一种偏见，并使得他们的研究结果的真正意义变得模糊起来。我们从戈特沙尔特的实验中学到了（正如从勒温的实验中学到的一样）在由过程作出的痕迹选择中正确运用相似性定律的方法。

在新的刺激情境中，相对来说轻微的变化通常能导致过程和痕迹之间的不相似性，致使任何一种交流都不会随之发生，这一点已由苛勒加以证明。苛勒因此解释了谢泼德（Shepard）和福格</a>尔森格（Fogelsonger）的研究结果，以及弗林斯（Frings）的研究结果（1929年，pp．315 f．），这些研究结果也驳斥了传统的联想主义理论。

根据这一观点考虑痕迹

如果相似性影响过程和痕迹之间交流的话，那么，过程和痕迹之间也一定是相似的。这是我们上一节的主题，但是，我们仅仅探讨了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我们表明了一个过程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方能与一个痕迹相似。不过，这种关系的另外一面也同样是重要的：痕迹也必须满足一些条件，以便与一个过程相似。不仅当新过程不同于引起痕迹的那个过程时交流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刚刚讨论过——而且，当痕迹已经发生变化，以至于不再充分地相似于一个过程时（该过程等于原先产生该痕迹的过程），交流也不会出现。我们已经探讨过发生在痕迹中的一些变化，原因在于它们自身内部的应力或与其他痕迹的相互作用。这些变化可以很容易地破坏交流所必需的那种相似程度。从实验角度讲，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聚集（aggregation）的例子中。我们还记得，在由勒温开展的实验中，他向被试出示了一些音节（这些音节取自已经很好地习得了的系列），然后要求被试被动等待其他的想法进入到他们的意识中去（见边码p．561），这些音节甚至未被被试再认出来。在我们讨论冯·雷斯托夫的实验时，还进一步看到，再认以同样方式受到影响（如果不是以同样程度受到影响的话），如同孤立条件和重复条件形成的回忆一样，后者阻碍回忆，前者则促进回忆。鉴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相当可靠地作出这样的假设：过程和痕迹之间之所以没有发生交流，主要是由于痕迹的条件所致。

再认和回忆

这个论点导致一个新问题，它涉及到再认和回忆的关系。我们已经发现，在有些例子中，再认之后接着发生回忆，而在其他一些例子中，再认和回忆均未发生，最后，在还有一些例子中，例如在柯萨尔科夫综合症中，什么再认都没有发生，而痕迹对过程的其他一些影响倒是很明显。但是，还有一些例子，不仅再认之后不接着发生回忆——这种可能性我们曾经讨论过——而且，尽管发生再认，回忆仍然是不可能的，至少一开始是不可能的。让我们讨论一个例子，该例子将最佳地向我们表明这里涉及的问题。我偶而发现一首诗，认出它的开头部分是我以前学习过的。我尝试着去回忆它，但是，对我的初步尝试来说，我仅仅得到了部分的成功；诗句中的一些词未能出现。但是，经过了几次尝试以后，我能毫无错漏地把这首诗背诵出来了。

这个例子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有两个原因：正如我的再认所证明了的那样，痕迹和过程之间一开始便存在着交流（听到或谈到 让我们把这个例子与另个一个例子进行比较，在另一个例子中，没有任何态度可言，不管 对“相反”的态度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任何其他的态度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例如，就“再现”的态度而言，它在众多情形里对于再现的发生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么，再现必定在再现态度存在以前已经发生过，因为后者只有通过前者才有可能。自发的再现必须被假设，这样才能解释“有意的”再现（intended reproduction）。

我在以前发表的著作中（1925年），曾运用过“格式塔倾向”（gestalt disposition）这一概念（边码 p．514上也提到过），以便对这些事实作出解释。尽管这个概念缺乏具体性，正如前面曾经指出过的那样，但它仍然表述了我们刚才获得的事实，也就是说，随意唤起的特定心向或态度意味着在当前过程的场里面包含着旧的痕迹系统，这种包含是由自我系统产生的。因此，对过程的随意决定的理解假设了对自我系统的了解，假设了它在环境系统中与痕迹的关系。我必须把问题留在此处。这里，存在着广阔的实际上未被心理学家开发的领域，而对该领域的开发应当为我们了解心理活动提供最为重要的结果。

我还不准备去广泛地探究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引起很多心理学和哲学的讨论，它便是观念或意象的“时间参照”（temporal reference）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尚未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在“岩心”和“矿井”的一般框架中包含了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将使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成</a>为可能。

新过程的唤起——思维

现在，我将讨论本章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新过程的唤起。它很自然地随着我们关于态度的讨论而发生，因为我们发现态度要求某些过程的痕迹。那么，这些过程是如何开始，如何产生，或如何被创造的呢？思维如何产生，思维过程又如何发展的呢？

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

也许，格式塔心理学特征在这个领域里要比在其他领域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的整合功能（integrative function）也变得更为重要。一方面，一种思维过程是一个自然事件；另一方面，它又是理性的、有意义的、重要的、错误的或无关的。对于传统的心理学家来说，以及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来说，由于思维被视作自然的事件，因此在正确的思维和错误的思维之间并无差异，这一点看来是明显的。想在真理和谬误之间保持客观差别的哲学家被迫进入不同于自然的领域，以说明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接触过这个问题（见边码p．570），而且表明它如何根据心物同型论的格式塔理论（isomrphistic gestalt theory）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正确的问题解决方法不同于错误的问题解决方法，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逻辑上，或表现在实体（subsistence）的领域，而且，如果我们的基本观点正确的话也必然在自然存在（natural existence）的领域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从动力角度上讲，在正确的问题解决方法和错误的问题解决方法之间肯定存在差异。这一观点已由邓克尔（Duncker）清楚地表述了（1926年，p．694）。

思维过程作为有意义的自然事件要比其他任何一个事件更能反映格式塔理论的基本概念，因为在合理的思维过程中，相倚的（contingent）或任意的（arbitrary）作用都已经降到最低程度。在知觉领域，刺激在感官表面的分布是相倚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可是，在纯思维过程中这是缺乏的，对思维过程产生影响的相倚因素仅仅存在于痕迹列中。因此，这些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对格式塔动力学的深刻洞察，这是对格式塔原理真实性的最有力的证明。据说，威特海默（Wertheimer）不久将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该成果汇集了他多年来在这个领域的发现。但是，在获得这个研究结果之前，我更愿意在业已建立起来的框架中探索思维，也就是在一个具有大量而复杂的痕迹储存的系统内把思维作为一个过程来加以研究——当然，这有赖于已经出版的著作，尽管事实上数量很少。

问题的解决——两个步骤

一种新的过程能以各种方式发生，正如我们在前面（见边码p．549）讨论过的那样。通常，情境是一个问题情境；起初，问题得不到解决，后来它被解决了。这些情形中发生的转化意味着，起先与当前过程脱离交流的痕迹系统现在与它进行交流了（见进码p．550；邓克尔，p．705人于是，问题的解决涉及两个步骤：与特定的痕迹系统进行交流的成就以及这种交流对过程的特定影响。

让我们用一个笑话来说明这个问题。一次，A问B：“当诺亚（Noah）听到雨点打在屋顶上发出的嗒嗒声时，他是怎么说的？”由于B不知道怎样回答，于是A便给B提供了答案：“当然是‘方舟’罗！”过了一会儿，B向C提出同样的问题，由于C也不知道怎样回答，B就补充说道：“当然是‘听’罗。”在这个例子中，B并未自发地解决问题，甚至当A把答案告诉他时也未能理解。“方舟”这个词得到了正确理解，也就是说，当前的知觉过程与这个词的痕迹进行交流，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这个词的意义进行交流，但是，这种痕迹未能对过程实施特定的影响。它未能首先与洪水情境的痕迹进行交流，而仍然留在它自身的范围之内，从而未能得出双重的含义，鉴于这种结果，当B试图去重复笑话时，他却对自己愚弄了一番。B之所以未能理解这则笑话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方舟”这个词在诺亚和洪水的背景中未能与“听”的痕迹相交流。我们的笑话例证了上述区分的两种过程。这两种结果尽管彼此不同，一般说来不会相互独立，这是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一个痕迹系统的选择受到能把影响施加于一个过程的结果的影响。实际上，在许多情形中，交流得以产生的效果似乎是我们能够引证交流的主要理由。我们从克拉帕雷德最近发表的具有高度启发性的文章（1934年）中借用一个例子：“某人向朋友建议和他一起去西班牙旅行，结果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很想去，但是我没有钱’”（p．35）。在这里，西班牙的概念与个人财务状况的痕迹系统交流起来了。这一事实与下列事实，即这种交流可以解决朋友的提问而引起的问题，清楚地联系起来。因此，痕迹系统似乎直接处于当前过程分布的应力影响之下，这是一种超越我们先前推论的想法，先前的推论是：交流有赖于自我系统中的应力（见边码p．607）。

M.R.哈罗尔的实验

对于这个问题，如同对于其他许多与此问题有关的问题一样，M．R．哈罗尔（Harrower）已经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笑话填充

在一组实验中，哈罗尔向她的被试朗诵了一些未完成的笑话，要求他们去填充这些笑话。我在这里提供一个例子。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位年轻的女士拜访了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Ru－binstein）。鲁宾斯坦特地屈尊地聆听她的弹奏。当一曲终了时，女士问鲁宾斯坦‘你认为我现在该做什么？’鲁宾斯坦道：‘……’。”哈罗尔要求被试按下列答案填充：

1．“到德国去学习。”

“到此为止吧。”

2．“放弃弹琴吧。”

“去种卷心菜吧。”

3．“学习弹钢琴。”

“结婚算了。”

上述各组选择答案都蕴含着记忆痕迹的效应，例如，关于德国是一个具有许多优秀音乐学院的国家的记忆。在每个例子中，被选择的特定痕迹使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使笑话的填充成为可能。但是，在最后两组可供选择的答案中，问题是以更加特殊的方式来解决的；它把不完整的部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笑话，也就是说，思维过程的形式而非内容在答案的选择中起作用了。

当“笑话”的两种解决办法都可以采纳，而且效果同样好的时候，思维过程的形式的作用就表现得尤其清楚。这里再举一例。囚徒在法庭上说：“阁下，我没有以每小时50公里速度行驶，也没有以每小时40公里或30公里速度行驶……”。法官：“……。”可供选择的答案是：

1．“哦，看样子你很快就要开倒车了。”

“你很快就会停车了。”

2．“不，我猜想你当时以每小时60公里速度行驶。”

“不，当时你的速度还要快些。”

在上述两组答案中，痕迹系统是由呈示部分来选择的，也就是说，汽车推进器的知识开始对答案发生作用了。但是，在这个系统内，选择按照笑话在听者心中所采取的方向而发生。在 嵌入

哈罗尔的另外两个实验处理了痕迹的可得性问题。在move－ments）的例子中，我们才能进一步深入下去，并指出运作的力量。然而，从理论上讲，眼动和为了解决我们的口渴问题而实施的整个躯体的运动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可是，在后者的情形里（也就是为解决口渴问题而实施整个躯体运动），我们对决定每一步运作的实际力量缺乏顿悟。

一个新的运动操作的例子

让我们考虑一些运动操作，尽管它们完全是自主的或自发的，但却是全新的，它们是唯一能达到所需结果的运动操作。当我们以此为例时，上述论点就变得格外令人印象深刻了。一个特别令人注目的例子是由冯·阿勒施（Von Allesch）报道的，他试图证明他的描述的正确性。战争期间，他曾在阿尔卑斯山上巡逻。一次，他想从一块岩石上爬下山去，中间要通过一个岩石裂口，裂口向下豁裂了大约10米，并且离开他的位置较远。他从一根绳子上滑下来，结果发现自己悬在半空中，离开裂口左边还有几米的距离，因为没有更多的绳子供他作进一步的下降。如果能够再下降一段距离的话，他便可以落在一块岩石的突口上面，从而有希望到达裂口。于是，他决定用摇动绳子的办法到达裂口的开口处。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绕住双脚的绳子突然滑掉，现在单靠双手来支持他的全身重量是不可能的。“情况十分紧急。这时，并没有产生什么情绪，只有一个清醒的念头：‘这下子完了’。接着，这位作者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的观察中是绝对肯定的），他已经用牙齿咬住绳子了。随之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想法：‘用牙齿咬住绳子也不能坚持很久’。在后来的时刻，他那飘荡在空中的双脚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从而使他靠自己的力量获救并到达了裂口处）。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之点是，该活动根本不属于登山运动的技术范围，先前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当然也没有实践过，这个唯一能拯救我的动作完全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没有任何意识的参预。这一事件调节了它本身”（pp．148－149）。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个可以用来测试被试智力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你该怎么办？”问题的解决不是由一种思维活动产生的，而是产生于这样的时刻，即有机体的理性部分得出结论说“不可能找到任何解决办法——也就是说‘一切都完了”’。自我和环境场之间的应力成功地发现了能减弱这种应力的运动。

重组及其原因

这样一种陈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对如何达到这种成功没有讲出什么。因此，人们可以理解经验主义解释的吸引力了。用先前经验来进行的解释至少提供了一种环节，以便填补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空缺。但是，我们经常攻击经验主义解释的有效性，以至于无法满足这样一种轻易的解脱，这种解释必须存在于心物场本身的动力结构之中。我们必须确定需要或张力是如何作用于有机体的运动系统的，处于张力状态下的系统的哪些特性，以及运动系统的哪些特性，对它们之间的交流负有责任。如果我们用概念性语言来表述的话，我们便可以用下述文字来描绘冯·阿勒施冒险经历中的关键事件：他的嘴巴改变了其功能，从言语器官或饮食器官变成一个抓物器官；在自我系统的执行部分内发生了一个重组（reorganization）。我们知道这种重组的事实，我们也知道它的最终原因，那就是当时的紧迫性。但是，我们对它的直接原因还一无所知。

在这方面，思维问题的解决是与冯·阿勒施的案例相一致的。问题的解决假设了一种重组，关于这种重组，人们知道其最终原因，但不知道其直接原因。发现这些直接原因也许是思维的基本问题，而且在其成就方面也是学习的基本问题，因为每一种新过程的唤起都带来了同样的困难。

这个问题已经被该领域的一些研究人员清楚地认识到，例如威特海默、邓克尔、梅尔（Maier）、克拉帕雷德等人。克拉帕雷德尤其反复地强调了这个问题，而且承认他本人进行的研究未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由于意识到思维心理学在这方面并不比心理学的其他部分更糟，因此我们将更好地欣赏思维过程的研究对我们一般问题作出的贡献。

“顿悟”

人们会经常发现这样的说法，在思维心理学领域，格式塔理论的成就是“顿悟”（insight）这个概念或术语的引进。这样的说法究竟是否正确，取决于我们所持的观点，因为它涉及到格式塔理论中顿悟应该发挥的作用问题。顿悟在苛勒论述黑猩猩的著作中也得到了介绍，以便建立起一种行为类型的现实，它不可能降为另一种类型的行为。由于顿悟直接利用了一种情境的相关部分，所以它与盲目的尝试和错误形成对照，实验表明，后者（尝试和错误）并不是猿类在某些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行为类型。在苛勒的著作中，顿悟并非作为一种解释的原则而出现。它是作为包含一个新问题的一种事实而被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新问题指向新的解决办法。顿悟行为不会通过事先决定的路径而发生，正如我在《心理的成长》（The Growth of the Mind）一书中证明了的那样。相反，它假设了组织和重组的过程。剩下来尚不为人知晓的是这些组织过程的确切原因。如果理论中的这个空缺，也即我们知识中的这个欠缺，由我来加以强调的话，那么，也许许多误解因此可以得到避免。一般的原则被清楚地陈述：“情境迫使动物以某种方式行事，尽管动物并不拥有从事这种活动的预先建立的特殊装置”（考夫卡，1925年a，p．135）。但是，关于“这如何可能？”的问题只能以相当一般的术语来回答。因此，我们必须考察，对于一种具体的因果理论来说，这些一般的回答可能意味着什么。需要指出的是：顿悟这个术语并不提供这种回答，顿悟并不是一种力量，一种以神秘方式创造出解决办法的力量。

思维序列的分析

在对我们领域中开展的实验研究进行探讨之前，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可能发生的思维序列（train of thought）也许是策略的。一个仅仅熟悉代数的基本要素的人发现他面临一个矩形两边的长度问题，譬如说，矩形的面积已知为b平方米，而矩形的一边比另一边长a米。根据他对代数的熟悉程度，他可以很容易地列出这个问题的方程式。矩形面积等于两边之积。如果设矩形的短边为x，于是b＝x（x＋a）的或者x2＋ax＝b。我们的这位虚构人物还没有学会解二次方程。因此，除了放弃解题，或者求助于其他某个人的帮忙以外，他还能做什么呢？开始时，似乎任何步骤都不可能。他在解一次方程式时所能做的一切便是把未知量和已知量分开，这一点他已经能做了。该方程可能十分简单，但是如何解决呢？他可能会求助于心理上的尝试和错误！那意味着什么？单单随机地解题吗？于是他可能列式：

x2＋ax＝b

100x2＋100ax=100b

或者

x2＋ax＋35＝b＋35

或者

x4＋2ax3＋a2x2＝b2

或者

x2-b＝ax

或者是数目不定的其他一些相等的方程式。但是，他会做吗？除非他心中存在想如此做的某种理由，否则他肯定不会这样去做的。可是，尝试和错误可能意味着：求助于模糊地记得的与其他任务一起练习的程序。不过，在他先前的经验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他用这种模糊的方式来寻求支持。于是，尝试和错误可能意味着，他从这些数据本身得到一种“预感”（hunch），并尝试这种“预感”。这种活动就不再是随机的活动了，而是由任务的性质决定的活动，是有顿悟的活动。例如，他可能写出x2＝b－ax，因为他看到他可以从x2那里开方，结果发现他不再仅仅知道方程式右边的量了。于是，他回到原来的代数式x2＋ax＝b上。但是，下列想法仍坚持着：找到一个“平方”的表述法。他知道公式（a＋b）2＝a2＋2ab＋b2，但是这种潜在的了解尚未变成现实。如果这种知识进入当前的情境，那将发生什么？假定这个人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等式的左边，其中的一次阅读勾起了对原来公式的回忆。这样一来，他是否找到了解决办法呢？还没有。单凭原来的公式得到回忆是不够的；必须使原来公式的回忆与当前的等式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单凭回忆可能会导致对它的拒斥：“噢，不，这样不好；在这个公式里面，一个平方是由三个项来表示的，而在我的等式的左边却只有二个项；因此，这个公式对我没有什么帮助。让我来试一下别的什么东西吧。”由此可见，对原来公式的回忆反而阻碍了问题的解决。但是，如果该公式使这个人把左边看作“一种可能存在的三个项中的二个项”，那么，他确实向问题的解决迈进一大步了。于是，他可以用公式作如下表示：

x2＋ax＋？～a2＋2ab＋b2

x2～a2 ax～2ab？ ∴?～（a／2）2

x～a

a～2b

a／2～b

符号-代表“相当于”。于是他便写道：x2＋ax＋（a／2）2＝b＋（a／2）2，由此，他看到了这种转化导致所需要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他现在在等式的左边有了一个平方，在等式的右边也只有已知量。

这个例子是简单的。只有两个实际步骤是必要的：他必须看到左边是一个平方，如果用邓克尔的术语来表达的话，“一个平方还不够”。也许，没有旧公式的先前知识， 但是，我们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研究过程的内在特性，它们在有利的环境里将导致特定的重组，也就是导致所需的问题解决。

实验研究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人们必须将被试置于问题情境，并且观察他们的行为。这种观察可以用克拉帕雷德于1917年建议的方法，以及邓克尔所使用的观察方法而得到大大的促进。被试得到的指令是“大声地思考”，也就是说，在他们尝试着去发现问题的解决办法时，将他们想到的每一种观念都讲出来。

在这些研究中，问题的选择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正像图形的选择在痕迹变化的实验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样｛沃尔夫（Wulf）及其追随者， 三种不同类型的问题

鉴于上述的一些议论，我们把目前的问题与先前的讨论（见边码p．625）联结起来了。我们的适宜性定律是对下述问题的一个回答：为什么我们想我们之所想？（见边码P.632 ）如果我们把它的效度建立在比空间组织定律（见边码p．632）的效度“更高的”水平上，我们将会感到满意。

运用组织因素产生错误

这样的证明需要若干不同的步骤。空间组织定律产生自这样一些实验，其中有些组织具有优先的可能性，但是，只有一个构造或几个组织实际上可能实现，或甚至得以实现，由此揭示运作的因素。在思维领域中，一个相似的程序是极其有用的。我们应当创造一些条件，从动力学角度讲，其中的正确解决办法不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而其中的错误解决办法却受到正在运作着的力量分布的青睐。这样一种程序的开端已由哈罗尔所指明。我引用她的话如下：“我们可以这样告诉一名被试，‘桥底下，在两只鸭子的前面有两只鸭子在游水，在两只鸭子的后面也有两只鸭子在游水，而两只鸭子则在中间，’然后问被试总共有几只鸭子。 按照效果律，只要实施的活动和活动得以实施的环境在行为上是统一的，而且其结果将随这种统一程度而直接变化，则“效果”就可能具有所需的倒行结果。由此可见，一种活动在客观上是成功的，但却使用了在相关的行为情境中并未包括的一种物体，那么这样的活动将没有任何结果。这一结论为麦独孤父子的观察所证实。一只老鼠从事打开门闩的活动，该门闩被另外一根门闩锁住。由于老鼠用它的后爪偶然地压了 我们的行为图景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描绘的心理动力和行为的图景，我们便可以发现这种图景反映了组织和重组的连续序列。新的事件实际上无时不在发生，这些事件之所以是新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构造。这些新组织导源于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引起的一些力量，导源于痕迹系统中产生的场力。在我们的图景中，场力的作用主要是使新的适当的组织成为可能，而不是重复以前经历的事情或做过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便与巴特莱特完全一致了，他说：“如果我们考虑证据而不是假设的话，那么记忆所从事的主要是一种建设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再现”（p.205）。

前面几章已经试图表明，这样一种阐述已经远远超越纯粹的言语，“组织”具有十分明确和具体的意义，它遵循十分明确的定律。

智力

在下结论时，我们只想补充几句话：产生自心物组织的一个有机体的行为，是由这种组织的类型决定的。比较心理学因此研究有机体所产生的不同种类的组织。这个问题有两个彼此紧密相关的方面。首先，一般的、特殊的和个别差异的问题产生了：如何区分昆虫的行为和脊椎动物的行为？如何区分啮齿类动物与灵长目动物的行为？如何区分类人猿的行为和人类的行为？如何区分一个个体的行为与另一个个体的行为？于是，智力问题便产生了。智力问题必须根据使某些组织得以产生的内在的有机体条件来寻找其答案。每一种组织都有许多方面，例如稳定性、刻板性、复杂性、清晰程度，等等。对于不同的组织来说，不同的特征可能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因此，并不存在一种类型的智力，而是存在不同种类的智力，这要视受到特别青睐的特定组织而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按照不同智力得以运作的场或材料来区分不同的智力，而是按照正在产生的那种组织来区分不同的智力。因此，在我看来，区分运动的、实践的和理论的智力比起区分几何智力和算术智力，“迅速的”智力和“缓慢的”智力，“诗歌”理解智力或“数学”理解智力等等，前者作出区分的根据要比后者差得多。

重组的不同类型

这个问题的解决引出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比较心理学一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有可能对不同种类的组织和重组进行系统的调查。我现在不准备详尽阐述这一论点。原因在于，在我以往发表的著作中（1928年），我已经列举并讨论了有关这种力量的一些情况，而且，R．M．奥格登（R．M．ogden）也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十分系统的探讨（1926年，PP．239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