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活动—调节的行为、态度、情绪和意志_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本章的任务。调节行为的问题。行为环境如何指引行为。循环过程。行为世界的“适合性”。外显组织的认知价值：现象行为中的外显组织——它的认知价值，顿悟；动限定位的特殊问题。指向的活动——力的图解：动力特征的可变性；行为物体的功能特征。态度及其对行为环境的影响。情绪。根据组织的动力观点研究情绪；内隐的和外显的组织；情绪的动力理论；实验证据；情绪行为的生理变化。意志：麦独孤的策动论；勒温的概念。结论和展望。

本章的任务

在上一章，我们讨论了我们field）联结起来的一些力量。这两种研究必须继续下去。与system）之间假设一种分离的联结，以便对凝视作出解释那样（ 由此可见，严格地应用简单的反射弧理论便成为不可能的事了。任何一种修改都将必须把运动作为一种刺激，这里所谓的运动既不是外部物体的运动，也不是视网膜意像的运动，而是大脑里作为一个过程的运动。但是，这种修改等于完全抛弃了原先的反射弧假设，由于它已经通过大脑里的一种过程取代了传入神经的兴奋，从而也摧毁了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的整个概念。

我不想去创立能充分保存所谓反射理论的旧概念的某些假设。相反，我将设法提供一种既能解决问题，又用不到创立任何新假设的答案。

动力理论

如果那块石头沿着适当的方向飞行，那么便将在场内建立起一种主要指向自我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石头的飞行方向有差异，那就不会产生这种力量。结果，在后者的情形里，便不会产生任何运动，因为没有力量去促进这种运动。

力量之源

在我们继续讨论力量得以建立的那种情形之前，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力量为什么产生。读者也许会倾向于从经验中寻找原因。人或动物都知道，一个具有某种特征的物体将会对他（它）构成伤害，如果他（它）对该物体不作反应的话。这些情形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人们也同样会强烈地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情形是所有情形的典型。相反，威特海默（Wertheimer，1912年）在其经典实验中证明，一个场内的运动会对接近运动路线的其他场物体（field objects）施加一种力。在他的一个似动实验中（见边码p．179），他展现了下列相继刺激的图样（见图92），a代表 循环过程

苛勒（Kohler）于1925年为眼动的例子而描述过包括上述行为在内的“循环过程”（circl process）。我们把苛勒的概念用于我们关于场行为的例子中。我们区分了远距离刺激Sd和近距离刺激Sp，由后者唤起的场F，以及由动物M实施的运动，然后我们将用数字0、1、2，……表明不同的时刻。由此，我们一开始便有了SdSpF。等群集（constetion）。现在，运动开始了。它在远距离刺激物体和有机体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于是我们有了M1Sp1F1。M1是F。的结果，它通过改变Sp而改变了F。，而且只有通过使F。失去它的导致M的力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F1和自我之间的力必须比F。和自我之间的力更小一些。F1将依次产生M2，M2按照同样的原理导致Sp2，从而导致F2，等等，直到有机体和Sd之间达到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之中，Spn产生一个Fn，该Fn不受引起运动的那种张力的支配。当然，实际上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具有各自特征的不同时刻并非真正的实体（entities），而是虚假的抽象物（abstractions），目的在于解释这个原理。这一论点中的要义是：从Fn-1向Fn的变化方向是由情境的动力学（drnamics of the situation）决定的。与Fn-1相比，Fn肯定处于较低的张力状态。作出相反的假设就等于去假设水会自行往山上流。当然，我们可以用水泵把水抽到山上去，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证明水不会自行往山下流；相比之下，用水泵将水抽上山去的力必须大于将水从山上往下灌的力。行为也是同样的情况。新的力可能被引入，如果这些力比原始的场力更强的话，那么，Fn将比Fn-1处于更大的应力之下。离开拳击台的角落去迎战对手的职业拳击手正是处于这个位置上。或者，跳出战壕的士兵也正是处于这个位置上。迎战的意志，士兵的纪律，都是对这些结果负有责任的新的力量。毋须新的原理对它们进行解释，正如我们不需要一种新的物理学来解释用水泵抽水一样。在我们的上述例子中，实际作出的运动也可减少整个应力，正如部分的应力可由运动来增加一样。然而，诸如我们上述例子那样的情形引入了一种行为的新可能性。由行为增加的部分应力可能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与其他的应力相等。接着，运动将会停止，或者更确切地说，行为将会发生变化，因为向有机体展示的整个应力是巨大的，而应力的解除将采取由整个场的复杂性所提供的任何一个过程。自我本身可能会垮掉，并受到严重伤害，正如炮弹休克症病例所表现的那样，该例子可再次与我们的流体动力学（hydrodynamic）例子相比较，在后者的例子中，墙内的水管可能爆裂。

可预测的克分子行为而非分子行为

我们关于行为的动力学解释与传统的机械解释相反，它容许另外一种由事实支持的推论。不论何处，凡能预测动物或人类行为的地方，我们便能将行为作为一种充分子现象（mrphenomenon）来加以预测（conditions），它们完全超越了我们的认识范围，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或活动的一般方向。

能量关系：驾驭

我们必须为实际的动力情境再说上几句。在我们的理论中，整个场内的力引导有机体的躯体运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是从整个场内产生的，因为我们肌肉里消耗的能量与脑场（brain field）消耗的能量属于不同的等级。由此可见，正如苛勒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动力关系是释放和驾驭的关系（rtion of release and steering）。释放的概念对传统心理学来说是十分熟悉的，但是驾驭的概念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正是这一功能才解释了场和活动之间的实际关系。至于大的能量如何被小的能量所驾驭，已经在无数的技术性驾驶过程中得到了佐证，例如，驾驶汽车便是这样的佐证。

我们理论中的功能和结构关系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说法来简要地表达我们的行为动力学理论的基本含义：解剖学结构并不决定哪些肌肉将受到神经支配，哪些活动将发生，而是由瞬间的场条件所要求的活动决定了解剖学的基质（substratum），在这基质中，整个过程的最后部分将会发生。为了说明这样一种解释至少在其他一些心理学家的理论中有过预兆，甚至在极端的行为主义倾向的理论中有过预兆，我将从J·R·坎特（Kantor）的一篇文章中摘引下面一段文字：“神经器官对肌肉的控制是不是比肌肉和腺体对神经器官的控制更多一些呢？在任何一种反应中涉及的特定通道之所以被涉及，是由于某些肌肉或腺体需要发挥功能，这难道不是事实吗？”（p．28）。

行为世界的“适合性”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来了，即为什么由心物场的组织所引导的行为也适应于地理环境？我们已经看到，解决它的办法有赖于从事指引的力的性质，有赖于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讨论过前者以后，我们现在必须转向后者，并且根据“适合性”（adequacy）观点对它进行考虑，这是在对stimuli）的分布。行为世界（使适应的行为成为可能的一种组织）的“适合性”必须依靠远刺激的特性，它们通过相应的近刺激而产生了组织。由于这个问题已经在苛勒的描述中得到了解决（1929年，pp．172f．），因此，这里可以不必赘言。实际的物体是由于材料和结构的差异才与其环境相分离的，这些差异在一切正常的情形里将表现为表面结构的差异，从而也表现为沿着界线（这些界线在行为场中产生分离的物体）的近刺激的异质（inhomogeneities）差异。对外部的清晰度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内部的清晰度来说也是正确的。因此，在正常的条件下，地理物体将产生适合于唤起活动（该活动适合于地理场）的心物场的组织。

十分不完整的对应

但是，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以免过高估计两个场之间的对应（correspondence）。组织在这两个场内得以发生的条件确实是十分不同的，在许多方面行为组织根本不会重复地理组织。我们已经在先前的讨论中（low of good continuation）所反映的力量——例如一个山脊，它的目前状态是由于腐蚀的影响，一般说来，这种腐蚀作用由山脊自身侵蚀了它的每个部分——行为物体始终取决于这些力量；正如我们见到的山脊那样，作为心物场内部的一种组织，它是一种动力的形状，并且服从于良好的连续定律。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伪装是产生这种不一致性的人工方法，从而导致了非适应行为。

于是，适合性的行为问题已经把我们导向知觉中的认知问题。尽管我们只能简要地勾勒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是我们的这种勾勒表明，这样一种解决办法能在较大规模上被制订出来。然而，知觉的认知只能是十分不完整的，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使知觉物体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实际物体的某些特性，它们也远不是完美的复制品。一方面，它们具有相应的实际物体所没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它们缺乏实际物体的所有那些特性，也即在影响我们感官的这些可见的表面性质中找不到表达的那些特性。

时间特性：运动

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在这一系统阐述中，我们已经忽略了时间，对于空间物体的组织来说，远刺激的时间特征和接近刺激的时间特征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实际物体的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产生行为物体的运动。认知产生自与实际过程相似的心物过程。然而，尽管地理场和行为场中的两个事件是一致的，但却具有不同的原因，当我们想起可见运动（perceived motion）的理论时，这些不同的原因就变得清楚起来了。那个转轮的例子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鲁宾（Rubin），1927年）〕。轮子的每一点所通过的轨道是一个旋轮线（cycloid）。然而，我们看不到这种旋轮线的路径，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看到了轮毅的平移运动（tran－tory motion）和轮缘的圆周运动（circr motion）的结合（参见 力：因果关系

我们现在考虑两个物体以影响彼此的相对运动的方式相互碰撞。最简单的例子是一只台球撞击另一只先前处于静止状态的台球，这时，前者将它的运动传递给了后者。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体验过运动的实际交换，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通常是这样表述的：碰撞中运动的球导致了静止的球的运动。那么，在行为世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天真的人们也许会说他看到了因果关系过程，也即他见到了一只球如何去推动另一只球，前者的力如何传递给后者。

实证主义的论点及其拒斥

但是，自休谟（Hume）以来，我们一直被教导说，那位天真的人被误解了；他没能看到运动或力的迁移，因为在刺激条件下（在光波中），没有东西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觉。力并不反射或放射光波，只有物体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是一只球在运动，直到它撞击到另一只球为止，然后它便静止不动了，这时被撞击的那只球却开始运动。此外，当我们被告知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时，我们看到的可能仅仅是这一点，而不可能再看到另外的东西了。这个论点对以往100年间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的氛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实证主义（positivistic）的科学态度的基石之一，关于这种科学态度，我们曾在许多场合予以抨击。但是，它的强度和不易受攻击性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一致起见，我们必须说：我们无法见到运动，因为运动并不是反射光线的东西。确实，行为的运动是场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大脑里面发生的过程，毋须实际的运动物体来产生的。因此，随着论点向纵深发展，我们应该否认运动是可见的，这是某些心理学家已经采取的一个观点「德里施（Driesch），林德沃斯基（Lindworsky）」。但是，这样一种观点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形成十分强烈的对照，与我们关于动物行为的知识和我们的实验形成十分强烈的对照。我们只想提及一点，也即为了解释布朗（Brown）的实验结果（他的被试必须与运动物体的速度相匹配），如果我们不承认具有速度的运动是可见的，如果我们不承认它是我们行为环境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必须作出哪些高度人为的和复杂的假设呢？

因此，我们能够接受一般的观点：尽管运动缺乏任何一种特定的刺激，但它是可见的。如果这一观点得到承认的话，那么实证主义的论点便站不住脚了。我们的行为世界确实拥有无穷的特性，对于这些特性来说，不存在特定的局部刺激（local stim－tion）。一个圆是“圆的”，这页纸的边是“直的”，箭头是“尖的”，一个装饰图样是“对称的”，我们在这里只需例举几个这样的特性便够了。实证主义者也可能声称，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圆的东西或对称的东西，因为不论是圆也好，对称也好，都不会反射光。而且，如果人们观察一下心理学的历史，他们便可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曾有一个时期，形状的特性被视作非存在的实体（nonexistent entities）。在我们的 如果我们不把形状和运动从我们的科学领域中排斥出去，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力的体验或因果关系从我们的科学领域中排斥出去呢？由于某些空间刺激的分布产生了各种形状，某些空间一时间的分布产生了运动经验，所以其他的分市也引起了力的知觉和因果关系，我们能这样说吗？我们在f．）。

因果关系所涉及的认知问题的双重性

单单把因果关系视作我们行为环境的一个特征，则我们仍未解决所涉及的认知问题。确实，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也即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或者更确切地说，涉及到心物环境。关于前者，我们已毋须赘言。由于在许多情形里，行为运动是地理运动的真正指标，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行为的因果关系在某些条件下不该是地理的因果关系。这可能意味着下述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便我们被迫放弃这种主张，即因果关系是描述现实世界的适当类别，并用单纯的有规律的序列来取代，行为的因果关系仍可能表明我们正面临这种有规律序列的情形。但是，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行为的因果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实际世界之构成的真实线索。那将意味着，实证主义在选择行为资料以便建立实际世界的理论的过程中是坚持不可知论的。我们把运动视作实际世界的一种真正特征来加以接受，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按照我们在自己的行为世界中所了解的运动来考虑运动，而不是把运动仅仅视作一种距离一时间的函数（distance－time function）来加以考虑；与此相似的是，我们的速度慨念仍深深地札根于我们关于行为速度的经验之中，而不局限于ds／dt这种抽象的表述。再者，也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行为力量不该为我们提供关于实际力量是什么东西的直接暗示，即便我们把它界定为m（d2s／dt2）。我们不能继续追踪这条思路，因为我们不是在与认识论（epistemology）打交道。然而，我们的评论已足以使下列问题得以再现，即我们可以合理地使用哪种材料来构成我们关于世界的景像。我们也并不认为，依据我们的批判态度，我们可能射偏了靶子。我只需提及一下哲学家兼数学家怀特海（Whitehead），他也支持这一观点。

然而，因果关系的认知问题的另一面也涉及行为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涉及心物场本身。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我们的行为世界中，物体A对物体B施予一种力，使之开始运动，或以某种其他方式对它施加影响，那么我们能否提出这样的假设，即A作为心物场内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心物过程B产生了影响呢？当我们想起台球的例子时，可能表明这样一种假设是不必要的。因为organization）。让我们回忆一下曾经讨论过的一个例子，我们感到雷诺阿（Renoir）的图画对丢勒（Durer）的图画起了干扰影响，毫无疑问，这种感觉是有充分基础的，因为当我们将两幅图画充分分离时，这种相互干扰便消失了。

外显组织的认知价值

外显组织具有一种认知价值，它超越了内隐组织（silent organization）的认知价值；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地理世界中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称作自己大脑的那个部分）的若干事件的直接信息；而内隐组织则仅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世界同一部分的间接信息。

这种直接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它极少告诉我们实际上动力的相互影响，而且它往往只提供一部分有效的力量；换言之，这种组织通常是部分地外显的和部分地内隐的。它可以像轻易地被低估一样而被轻易地高估。但是，知道了这种信息源可能被误用并不一定妨碍我们正确地使用它。

现象行为中的外显组织——它的认知价值，顿悟

现在，让我们转向场和自我之间的外显力量上来，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充分讨论过自我。这个讨论必须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即这里的行为力量和心物力量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不论前者是以一种需要特征出现，还是以一种符号特征出现，或以一种需求特征出现，或以一种相貌特征出现。外显的组织具有一种特别重要的认知价值，因为它向我们呈现了我们行为动力学的一幅图景。我们不仅活动，而且还知道为什么活动。苛勒曾以一种十分相似的方式说过（1929年，P．371），“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属于这种情形，我们便应用‘顿悟’（insight）这个术语”。因此，在这个术语中，外显的自我-场组织的存在相当于顿悟的行为。然而，我们需要再次对这种顿悟的认知价值考察一番。那么，对于构成实际行为之基础的力量来说，其指征（indication）达到多大的程度呢？如果读者还记得本书的开头部分，则他将会想起，我们并没有把它作为充分的指征而接受下来。在（haphazard se－quence），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发现事件具有明确的指向。这难道不会给心物同型论提供支持吗？

没有顿悟的意识

我有没有成功地留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即对我们的现象行为来说外显组织所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呢？让读者来描绘这样一个人，他被赋予意识，但却没有任何一种外显组织，使他能把这种意识与他自己的意识作比较。这个人处于物体的包围之中，感到他本人正在接近一个物体，同时又正在避开另一个物体，在有些条件下感到喜悦，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感到愤怒。仅此而已。譬如说，这个人感到口渴，因此喝了一杯水，接着他感到他的口渴平息了，但是他却不知道他饮水是由于口渴，同样，他也不知道他的口渴之所以消失是由于他饮了水。又譬如说，他见到一位美丽的女子，他趋近她，听到他自己说了最为动听的言辞，并发现自己身处一家花店之中，于是订购一束长梗的红玫瑰送给那位女士，他甚至听到他自己在向该女子求婚，他的求婚被接受，然后结婚，但是，用高尔基（Gorki）的作品《浅洼》（LowerDepths）中那位男爵的话来说，“为什么？没有任何概念。”当然，他实际上不能说这些话，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宪竟意味着什么，一个“为什么’响成了外显组织的先决条件。假设这样的一个人有可能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尽管我看不到他怎样才能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毫无疑问，他的哲学将会成为休谟式的极端实证主义。但是，与这个想像中的人相比，我们的经验与其经验如此不同，比他丰富得多，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一种与这个想像中的人相似的哲学呢？

这种意识的图景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拥有意识本身并非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个想像中的人倘若没有意识的话，同样会过得很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于是，我们便回到了 用于行为环境的顿悟

在我们想像中的那个人的世界里不存在任何力量。一个台球会滚动，与另一个台球相接触，停止下来，然后另一个台球开始滚动。这纯粹是一种事件序列。有两列火车相撞，引起火车出轨，车厢翻个朝天，并被彻底撞坏，这是另一种事件序列。我们已毋须赘言。就这个想像中的人的现象行为而言，他的行为世界要比我们的行为世界更差些。我们也在我们自己的行为环境中体验到外显的组织，“不仅其结果被体验到了，而且它的许多‘为什么’和‘怎么样’也一起被感觉到了……”。总之，苛勒关于顿悟的定义既符合现象行为这个方面，又符合行为环境这个方面。我们的行为世界始终比那个想像中的人的行为世界更充满顿悟，而且更具意义。

当我们讨论记忆和思维时，认知问题将会再次提及。现在，我们继续本章的讨论，也即处理内隐组织和外显组织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至少大多数外显组织包括自我。但是，如果就此从这一事实中得出推论说，自我参与的一切组织都是外显的，那便是错误的了。实际上，我们曾在 行为中的自我和格局

现在，我们将把这种自我格局的定位与活动联系起来讨论。我们已经看到，格局如条件允许的那样是恒常的。当我们活动时，我们改变我们实际身体的位置，从而也改变了视网膜的分布。在整个行为世界中，一种变化必须与我们行为世界中的条件之变化相一致，但是并不是行为世界的这个部分也一定会变化。正如我们在motion）的研究已经表明为什么情形必须是这样的。如果实际的相对运动发生在两个物体S和E之间，那么，在其余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E这个闭合物体而不是S这个包围物体将显现出运动状态。我们也可以用下面的说法来表述：我们的活动改变了我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从而也改变了我们从地理环境中接受的近刺激（proximal stimtion）；可是，从这种变化着的刺激中产生的行为世界是这样的，即格局保持恒定，而自我和其他一些物体则处于运动之中。

动限定位的特殊问题

邓克尔还将他的理论应用于空间知觉这个老问题上去。定位的经典理论必须区分稳定视的定位和动服的定位，在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中，properties），像大小等等一样，知觉特性有赖于动眼系统的条件（见边码p．94）。因此，当我们现在把对物体定位和运动的决定性影响归之于动眼系统时，我们并不是提出一种全新的主张。Needle）的山顶上，那么，对他来说，保持身体平衡的困难几乎是难以克服的。确实，他本来是毋须攀登那么高的。如果他登上一块孤单耸立的顶部平坦的岩石，离开地面8英尺，那么，他也会发现，直立于这块岩石上面是十分困难的”（p．162）。在 小结：格局和姿势

我们已经看到格局对活动是何等的重要。尽管所有的特定活动都是指向物体的，而不是指向格局的，然而，姿势和平衡（没有它们活动是不可能的）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格局。当然，姿势也是活动，它是由神经支配的不断的相互作用来保持的。换言之，姿势的保持也是执行者（executive）的一项任务，在这任务中，看来执行者主要受制于格局－自我的力量（framework－Ego forces）。

指向的活动——力的图解

如果现在我们从姿势活动转向指向活动（directed action），那么，我们便会发现极其重要的场内之物了。对于每一个个别情境来说，人们必须试着发现正在运作的力量，以及限制活动自由的场内的强制因素。勒温（Lewin）及其学派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通过特定的图解（从这些特定的图解中，作为结果而发生的活动可以被推断出来）呈现各种场。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例子便是一个孩子遇到一个相当具有吸引力但被禁止的物体，或者这个孩子遇到一个不愉快但却可以获得报酬的任务。读者可在1931年勒温的文章中找到各自的图解。

在这样一个场内，物体按照自我的行为具有各种特征；有目标物体（goal objects）、导向目标的路径、工具、符号和信号、障碍、弯路，等等，其中有些特征已由托尔曼（Tolman）恰当地加以讨论过了，尽管在我看来，这位作者用其符号－格式塔（sign－gestalt）概念把该图景过分简单化了。通过符号－格式塔，他把重要性归于符号，而在我看来符号不过是许多不同种类的动力事物中的一种而已。我们在 动力特征的可变性

当用这种动力学方式考虑我们的场时，我们必须避免错误地高估物体动力特征（dynamic characters）的恒常性。我们已经看到，需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s）会随着需要而发生变化。但是，这仅仅是可能发生的变化中的一种变化而已。一条弯路可能变成一条直路，一块绊脚天可能变成一块垫脚石，一个玩具可能变成一件工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物体也可能在活动进行过程中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东西，这全靠瞬间的条件而定。这些变化将在我们讨论学习问题时进行阐释，因为它们可能或多或少地具有持久性。这里，我们只想强调对活动来说具有重要性的一个问题。

行为物体的功能特征

让我们回忆一下of organiza-tion）并未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了椅子和桌子，房子和桥梁，或者邮局、信箱、汽车等等。组织定律不可能提供这样的解释，因为它们仅仅处理心物场的外部，或者说环境部分中的力量，这些力量不可能单凭它们自己产生出我们日常使用的物体。我们所提到的一切物体的特征（这是我们先前的理论所忽略的）是，它们与我们自己的活动有关。对一位异乡客来说，伦敦街道上的红色柱状物不过是奇异的柱状物而已；但是，正是这些红色柱状物的用途使它们成为邮箱，同样，当一名来自澳洲丛林的居民到达纽约港时，还以为他突然进入一个蛮荒多山的乡间。相反，对一名艺术家来说，一间房子可能成为一个立方体，一座山可能成为一个圆锥体，而这不仅仅对立体派艺术家来说是这样。由此可见，像大多数相貌特征（physiognomic characters）一样，这些“功能”特征（“functional”characters）是物体一自我组织（object－Egoorganization）的产物，与先前的特征不同，因为事实上，它们不是这些组织的主要结果，而是只有当特定物体在行为活动中发挥作用时才会显现的特征。所以，这些特征像需求特征一样，有赖于先前存在的需要，但是却以不同方式实施这种依赖。通常，需求特征将随着需要而来去。可是，功能特征则不同，它是持久的，只有当它作为一种特殊力量的结果时才会消失，正像艺术家的特殊态度那样。一切需求特征是相貌特征的前提，或者说是功能特征的前提，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正因如此，那边的那只绿色箱子不会使我偏离我打算寄信的行走路线，而是邮箱才会使我这样干；我也不会用这个T形的东西把一枚钉子敲进墙壁里面去，而是一把榔头才会使我这样做；如此等等。但是，曾几</a>何时，这样一种T形物体由于可以被当作一件工具来使用，因此它也一度成为一把榔头。现在，让我们回到功能特征和需要之间的关系上来。只要不产生使用一把榔头的需要，便不会有任何榔头，不论周围可能会存在多少合适的T形物体。但是，对我们来说，一把榔头就是一把榔头，甚至当我们不需要它时也一样，尽管这时它不会通过它的榔头特性来决定我们的活动；如果它进入我们的行为之中，它便可能以许多方式这样做，既可以作为敲击钉子的工具，又可以作为镇纸的重物，等等。它的“需求”特征一直在变化着，而它的功能特征却保持不变。首先，这意味着，通过它的使用，物体经历了持久的组织变化，随着这种持久的组织变化，它不再是一种自我一独立（Ego－inde－pen－dent）的东西（像我们在先前的论证中曾经用过的那些正方形和十字形的东西），而是成为与自我具有一种持久关系的东西。其次，这意味着，这样一种重新组织可能会变得持久。关于这种陈述</a>的一般意义，我们将在记忆一章中加以讨论（见hypothesis，见边码 p．86）用于感觉的解释；另一方面，它根据同化假设（assimtion hypothesis，见边码 P．103），通过为这些感觉补充新的要素——意像（images）来对知觉进行解释。我们在 然而，在支持我们关于“功能特征”的理论方面，我们所掌握的实验证据还很少。就人类实验而言，我们可以引证由阿赫（Ach）于1930年实施的“能适应性”（“quality of pliancy（——Gefugigkeitsqualitat）方面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阿赫通过让被试对无意义音节（nonsense sybles）作出反应的方式，建立了无意义音节的功能特征。就我从阿赫的简短报告中所能见到的而言，其结果是与我们的理论完全一致的。但是，若要使这些实验成为概括的基础，则实验的条件过于人为化，材料与其功能特征之间的关系也过于任意化。自苛勒用黑猩猩进行经典的实验研究以来，动物实验已经变得更加合适。在动物心理学中，让动物对熟悉的物体予以新的使用也已得到了实施，因此，如果允许我们进行类推的话，则可以认为动物行为环境中新的功能特征已经产生。遗憾的是，用类推法进行的这种推论无法直接地得到证明，尽管有些足智多谋的实验人员可以发明一些间接证明它的新方法。如果我们列举这些实验的细节（这些实验对大多数心理学家来说是颇为熟悉的），也不会为我们的论点增加什么说服力。我们不得不等待在人类被试身上开展理想的实验；根据我们的宗旨，人类被试得到青睐的原因（与动物相比较而言）不仅在他们能说话，能报告行为物体经历的变化，而且在于人类被试有更多的需求，并能创造一些新的需求，正因如此，与各种需求相一致的功能特征可被创造出来。

态度及其对行为环境的影响

尽管我们在自我－物体力量所引起的功能特征方面缺乏直接的实验知识，但是，我们却在自我是否能够影响行为场这个一般的问题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不仅日常经验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而且很好控制的实验证据也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在of sensation），而设计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验结果表明存在这样一种效应。在具有注意的特定指向条件下，对乐音（ngs）可以进行分析，它们的陪音能被听见，这些事实属于我们科学所拥有的最古老的知识库存，尽管对这种效应的实际解释直到 在另一篇论文中，戈特沙尔特刊布了一些用来显示态度影响的新实验。在其他一些方法中，他使用了边码p．143上描述过的实验装置，通过这种实验装置，图形以逐步增加的区分度加以显示。一俟被试看到任何一种新东西时，实验者便停止显示，然后要求被试把他们已经看到和正在看到的东西画在纸上。这样，便可以对图形的逐步发展加以研究，而且可以作出决定，如果a图形和b图形具有不同的发展顺序，那么b图形的顺序是否可能受到包含在b图形中的a图形的体验的影响。可是，实验结果再次表明，只要特定的态度被排斥在外，结论便是完全否定的，但是，当这些态度被唤起时，更会发生激烈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由特定的指令所引起，而是由实验系列的短暂过程所引起。两个主要的ab结合得到了应用，如图94和95所示。

让我们把图94称为十字一正方形，而把图95称为箭头一圆形。图94的b图形以这样的方式正常地发展着，即正方形首先被看到，而那根垂线直到后来才加到正方形上面去。与此相似的是，在图95的b图中，圆形先于箭头部分发生。于是，便安排了一系列显示，其中，两幅图中的a图交替出现12次。

表12

Behaviour）而不是“情绪”。这就意味着：对于某些心物过程来说，我们运用“情绪的”（emotional or emotive）术语，这些术语具有动力特征，它们与“加速的”、“逐渐增强的”、“上下波动的”术语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过程的动力特征。

根据组织的动力观点研究情绪

心物过程是组织中的过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构造的研究必须继续。这种继续可以通过寻求潜在的动力原理和决定特定组织过程的特定条件来实现（在每一种具体的情形里，这些一般的原理引起了特定的组织过程）。在我们的调查中，分类起着很小的作用，因此，在情绪领域，我们也就很少关注分类。分类对于临时规划研究领域也许有用，但它不可能在研究完成之前或在达到完善阶段之前为我们提供有关其物体的最终知识；分类也许可以为一个业已完成的理论提供系统的概览，但是，我们关于情绪的知识与这样一种状态相距甚远，这是很自然的。作为一种代替的办法，我们不得不对动力特性中的组织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分析情绪情境，以便发现实际起作用的力量。

内隐的和外显的组织

如果我们应用我们对内隐组织和外显组织的区分，那么完成这项任务就会容易一些。一俟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便必定会看到，行为的情绪方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组织的一个外显方面。对于我们经常强调的这种外显特性（见边码P．50和382），我们并未高估它的重要性。指出这一点以后，我们现在便可以继续解释所谓情绪的外显特征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当我们感到兴奋时，或者换言之，当我们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时，我们的心物场也处于这样一种张力状态，这可以由在这种条件下随时会发生爆发性行为这一点来加以证明。再举个例子，我们的愤怒情感在我们的自我系统的不稳定状态中具有它的对应物，可是，一种愉快的满足感则与处于较低张力水平的心物场相一致，也与较为稳定的心物场相一致。主观感觉和客观上对行为的观察，或者对生理症状的客观观察，都处于最为可能的一致状态中。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情绪理论是基本的。如果缺乏这种一致性，如果我们可在超越一切可能的控制范围外感到兴奋，如果我们的心物场像中午时分晴空下的高山湖泊那般宁静，那么，我们的情绪理论，不仅如此，甚至我们的整个心理学，都将不得不与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它肯定不可能是心物同型论了。可是，实际的事实支持了我们的心物同型的方法论（isomor－phistic methodolgy）。

然而，我们还可以深入一步：当我们感到害怕时，我们通常不是简单地害怕，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中充满着特定的情绪特性，但是，我们害怕某个东西，我们的外显行为表明，或者至少我们的含蓄行为表明，这个东西实际上对我们的活动产生了影响。确实，苛勒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他关于非内隐组织（non－silentorganization）的概念。可见，情绪的外显方面不仅反映了存在于心物场内的张力程度和类型，而且还反映了张力的方向。

麦独孤的理论

这一事实已为麦独孤所清楚认识，他把该事实作为其情绪理论的基石。“情绪特性具有一种认知的功能；它们向我们表示的主要不是事物的性质，而是我们对事物作出冲动反应的性质”（p．326）。或者：“当我们害怕时，我们感到有一种从那个使我们感到恐怖的东西处退却或逃离的冲动；当我们感到愤怒时，我们感到有一种对那个使我们发怒的东西实施攻击的冲动；当我们感到好奇时，我们也感到有一种向那个激起我们好奇的东西靠近一些，并对那个物体进行察看的冲动”（p．321）。尽管这里所用的术语与我们的术语稍有不同，但是，这些话语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与我们迄今为止坚持的观点是基本上一致的。我想说的是，这种一致并不意味着麦独孤的一般原理与我们的一般原理是相同的。麦独孤在他的《社会心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1908年）中刊布了有关其理论的基本原理，这是格式塔心理学问世之前很久的事了，不过，另一方面，格式塔心理学在其体系方面与麦独孤的一般理论观点不同，甚至在许多方面基本上与麦独孤的一般理论观点不同。我之所以如此坚持这种一致性，在我看来，是由于不带偏见的观察，以及在理论思考中运用这种不带偏见的观察方式。

然而，麦独孤的名字是与比这种理论更加特殊的情绪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特殊的情绪理论认为，“原始的‘情绪’基本上是本能冲动的指征”（p．325）。至于麦独孤所谓的本能，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证过了（见边码p．356），也就是说，一种感知和活动的先天倾向。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继续追随麦独孤了；实际上，在我看来，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一种错误，而他曾经在许多情形里以极大的辨别力批判了这种错误，这个错误便是把抽象概念具体化（reification），作为一种心理倾向，本能毕竟是一种持续的统一体，是一个事物之本质的某种东西。可以肯定的是，麦独孤的概念并不粗俗，但是，把本能界定为先天倾向，至少冒有这样的风险，即放弃了对行为作出真正的动力学解释，也就是说，放弃了对一个在特定时刻实际运作着的力量的解释，而且用一种达到某些目标的统一体来替代这种解释。由于这种力量并非他理论中的一种机制，因此，肯定存在某种东西，“它与物理科学所构想的始终机械地运作着的能量十分不同”（p．317）。指出麦独孤在表白他自己时所持的那种谨慎态度是颇为重要的。他避开了这样的主张，即认为目的性行为是与物理过程十分不同的，他只是把目的性行为与机械构想的过程相区分，并且在其著作的开篇部分中，他承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世界上一切过程都属于同一类型，尽管他认为这不可能是机械论（mechanism）（p．203）。我并不知道麦独孤是否把我们对纯物理过程和心物过程，包括目的性过程的陈述都称作为是非机械的。他没有作过任何尝试去改变他认为的物理学家对物理过程的解释，因此，他为了在心理学中保持非机械论解释而引入的概念，看来不仅与机械论者的解释不一致，而且与任何一种物理学解释不一致。我认为，他的本能概念证明了我的一种论点。“于是，当逃跑的本能被激发时，冲动便自行发泄，并且主要通过位移（lotion）而达到其目的”（p．322）。现在，我无法用任何一种方式把这视作是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解释。我所想要的东西是对涉及到的实际动力学进行更为具体的描述，而不是“一种本能激发”的概念。此外，唯有这样一种对实际场的具体动力学描述才会支持麦独孤对情绪理论所作的宝贵贡献，也就是他关于组织的外显特征的观点（实际的场是在这些组织中发生的）。正如麦独孤的理论所坚持的那样，上述的观点展现了对这种理论的异议，它向这种理论发起了攻击：说什么任何一种本能活动都带有与其本能相对应的情绪，这是不正确的。更确切地说，情绪越大，有机体越不能活动。 一个用来证明用动力学理论补充麦独孤理论之必要性的例子

我在这里将讲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解释：物体A在个体P身上激起逃跑的本能。P有了逃跑的冲动；如果冲动是“起作用的”，那么他便会逃跑，而表示冲动起作用的指征是恐怖的情绪。现在，异议出现了，恐怖感越强，个体P具有的运动自由度便越小；还可能有这样一种极端的例子，没有恐怖感也会产生快速的逃跑。我认为，这种异议本身并未对麦独孤的理论实施致命打击，因为他可以说，随着逃跑，由A引起的逃跑冲动将会继续减弱，从而使情绪不断减弱。如果激发的程度有赖于A和P之间的距离，则他必须使激起本能的物体和物体本身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动力一点。但是，即使没有任何一种恐怖反应，也可能激起“逃跑的本能”，正像一名短跑运动员在遇到一个躯体笨重且面目狰狞的敌人时发生的情况那样。因此，逃跑可以说是逃脱本能的作用，但是，它也会伴随一种欢乐，对此，麦独孤可能会将此归因于自信本能（assertive instinct）的激发。因此，有两个问题尚待回答：（1）为什么逃跑本能并不伴随着恐怖情绪？（2）什么东西激起自信本能？

我确信，一种情绪理论可以在不受这些困难所左右的情况下得到发展，而且我将设法表明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暂时把本能从讨论中搁置一会儿，并且像前面建议的那样，通过对各种起作用的力量进行考察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先前提及过的（见边码P．391）勒温的场力图解方式在这里尤其有用。登博博士（Dr．Dembo）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将对此展开讨论。

情绪的动力理论

该理论所持的一般态度是这样的：整个场充满着力，这些力使场保持平衡状态，或者产生变化和活动。力的相互作用作为整个场的一个亚系统（sub－system）而应用于自我。在我们的理论中，情绪行为被认为是这些内部自我力量的动力，并把有意识的情绪视作这些动力的外显方面。内部自我力量的动力经常超越自我的范围，即指向场内物体的情绪，我们必须把这些物体- 自我动力包括在我们的情绪界定之中。至于这样一种观点如何予以概括，以便与我们先前的说法相一致（即情绪不一定属于自我，而有可能出现在行为场的其他部分），我们将放在后面进行解释。这样一种观点并不遭遇曾经阻碍过麦独孤理论的那些困难。逃跑可以与恐怖相联结，也可以不与恐怖相联结，这要视一般的动力情境而定。在我们前面所举的那个短跑运动员的例子中，他的逃跑运动不会伴随着恐怖，原因在于，由于他的自我和危险物体之间的动力关系，在他的自我中不会引起任何张力。

对麦独孤情绪分类的应用

一般说来，情绪问题并非一种分类和内省分析（introspectiveanalysis）的问题，而是一种动力和功能分析的问题。至少在目前，我并未看到诸如原始的、次级的或混合的情绪与派生情绪之间的区分在这一领域中会对我们的进展有多大用处。麦独孤在前两种情绪（即原始情绪和次级情绪）之间所作的区分是完全正确的；他说道：“这样一种复杂的情绪经验（以愤怒和厌恶为基础）并非完全由分离的兴奋所形成，而是两种情绪（即愤怒和厌恶）一起出现，以及随后的混合；更确切地说，它是对复杂情境的直接反应”（p．331）。这是完全正确的。次级情绪（secondary e－motions）的动力不同于原始情绪（primary emotions）的动力，随着条件的变化，次级情绪也可能转化为原始情绪，这也是正确的。至于，“混合情绪”（blended emotions）这个术语，在我看来，鉴于我的理由，也鉴于麦独孤自身的理由，是不恰当的，而且，只要人们还没有成功地为简单的和复杂的条件建立起有效的标准，那么，“次级的”这个术语也是危险的。如果这些标准能够建立的话，那么，把从最简单的一组条件中产生的情绪称之为原始情绪，把从较复杂的一组条件中产生的情绪称之为次级情绪，便不会有任何异议了。但是，此刻，我宁可不去考虑这种区分。麦独孤引进了他的inference）理论负有责任。这些物体与我们自我之间的相似性，一定会对上述两种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然而，这种相似性还具有另外一个方面，它导致另一种更加直接的和站得住脚的解释。因为人类和人类的近邻高等动物是我们行为环境中最复杂的物体。与此同时，也许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它们的巨大复杂性，它们之所以超过其他物体，正是因为它们处于力量的中央，并为力量的场所包围着。在这些作为行为物体的物体中，有可能产生一种内部物体、物体-物体甚或物体-自我的动力，它们可与内部自我动力和自我-物体动力相比较，我们把后者视作情绪的真实基础。运用这种方法，我们的理论能够容易地得到概括，以便说明非自我情绪体验的原因。作为行为物体，人和动物究竟如何拥有我们归之于他们的动力，对此问题我们准备放在后面一章进行讨论（在后面一章里，我们将探讨有关他人情绪的知识）。然而。我们的概括必须广泛，以便把无生命的行为物体也包括进去，例如，悲哀的景色就属于无生命的行为物体。我们的整个问题主要涉及相貌特征问题，因此，当我们从事我们的讨论时，我们将深入到这种关系中去。

实验证据

这种情绪理论尽管或多或少是用我自己的话来表述的，但主要是勒温及其学派在过去15年间坚持不懈地发展起来的那些理论的成就。正是从勒温学派所作的两个贡献中，我们获得了主要的支持。这两个贡献来自卡尔斯坦（Karsten，1928年）和登博（Dembo，1931年）的研究。

登博的调查

登博博士的问题是对愤怒的动力情境进行调查。她在一篇冗长的论文（共144页）中报道了她取得的结果，这里只提及若干突出的论点。但是，如果人们想对勒温的力场法（method offields of force）获得真正的了解，那么，他便可以读一下登博博士的论文。

登博的实验方法是让她的被试面对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选择两项不同的任务），然后要求完成这些任务。她的实验持续1－2小时，而且通常在 卡尔斯坦的调查

卡尔斯坦的早期调查是与登博的实验结果完全一致的。她的问题并非调查情绪本身，而是情绪的饱和状态（saturation），也就是说，同一个任务重复次数的增加会在某些条件下引起有力的力量，这些力量阻止工作的继续，并最终中止工作。实验时，为被试提供一些任务，告诉他们只要愿意干就去完成它们。当被试们表现出中止的倾向时，便鼓励他们继续干下去。在大量的任务中，主要的任务是在一张张纸上画笔划（期间不作进一步的说明，只以规定的数目画笔划，例如3划和5划为一组，或4划和4划为一组）和读一首诗。在有些方面，动力情境与登博实验中的动力情境相似。鉴于目前讨论的缘故，这些任务都被赋予强大的消极矢量，它们将“驱使被试离开”。但是，他又不能离开场，因为如同在登博实验中那样，整个情境构成了一种外部障碍。结果也与登博的一样，经常产生导致情绪爆发的强大张力。

饱和的动力学

卡尔斯坦研究的特殊贡献是对饱和之源的调查，也就是说，试图解释为什么一项任务的连续执行反而会引起阻碍其继续进行的力量。在登博的实验中，内部障碍的消极特征是容易理解的：内部障碍位于被试和目标之间。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干扰任务的执行，然而与内部障碍相似的某种东西却产生了，其中有些因素阻碍任务的执行，阻止张力的解除（这些张力是与指令唤起的难需要相一致的），从而导致张力的稳定增加。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说法来表明这一事实：在某些条件下，任务的执行反而增加了张力，而不是解除张力。那么，导致这种效应的条件是什么？导致这种效应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最好将这些情境与没有饱和现象的其他一些情境进行比较。一名被试在经过1小时20分钟的努力后拒绝继续进行她的任务（她的任务是在纸上画一条条破折号）。在她表现出不耐烦迹象之前好久，她那在纸上画破折号的工作已经恶化，因此需要鼓励她，以便坚持工作。过了几天以后，这名被试连续工作2小时半而丝毫不显出饱和迹象，她结束时的工作质量与开始时的工作质量一样好，要是没有实验者从中打断的话，被试愿意而且能继续工作下去的。当我们一俟发现被试面对 饱和与知觉阻断

我们先前遇到过一些力量（ 饱和的范围

饱和并不局限于特定的任务，而是很快地传布至更加广泛的范围，所以，饱和的问题导致了饱和的范围问题，这个问题在卡尔斯坦的研究中曾得到特别的调查。我们只能在这里提及一下，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将遇到一种类似的现象，即当我们讨论学习问题时，以及讨论学习的一个特定方面[传统上称为迁移（transfer）]时，一个效应的传播超越了它的原先范围。

饱和与成功

饱和是一种情绪行为。对于饱和的分析反映了自我系统内使张力得以增加的那些力量的相互作用，这种张力明显地表现出协作性减弱，杂乱行为增多，以及被试体验到情绪的抗拒。为此，需要更加专门地探究一些条件，即把一个活动的释放功能予以剥夺，从而使它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张力的条件。这将引导我们去研究成功问题。对此问题，随着饱和问题的讨论，已经清楚了不少：无论“成功”是否具有心理学意义（按照边码p．37上的界定，我们把成功仅仅视作一种成绩），成功作为行为的成功，作为体验到的成功，一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区分常常在论及成功的文学中被搞得含糊不清，但是，它由勤温的另一名学生霍普（Hoppe）巧妙地加以处理了。由于这个问题的陈述广义上涉及社会行为，因此，我们将把有关这一调查的讨论推迟到 情绪行为的生理变化

我们必须在情绪引起的生理变化这一问题上补充几句，这样方能结束我们关于情绪行为的讨论。在我们的理论中，为情绪行为的生理变化安排适当的位置相对来说是容易的。我们在讨论詹姆斯－兰格（James－Lange）理论时（见边码p．401），已经清楚地指出，情绪行为涉及整个有机体。其理由是容易找到的。身体任何部分的张力都将在整个系统引起反响（reverberations）。从功能上讲，这些反响可能属于两种反响中的任何一种。一方面，张力本身会直接涉及系统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这种情况在勒温称之为“无休止活动”（restless activity）的肢体运动领域变得相当明显，每当指向活动受到障碍物的阻碍，从而使张力变得足够强烈时，这种“无休止活动”便会发生。因此，在勒温拍摄的一部电影中，一个婴儿围绕着一支圆形钢笔兜圈子，圈子的中央置有诱饵，或者，当钢笔在里边而诱铒在外边时，婴儿将会前后摇摆。但是，这些张力的直接活动并不限于骨骼肌肉。恐怖和愤怒通过抑制胃液分泌来干扰消化，而在兴奋和疼痛状态下，肾上腺素被过量地释放到血液中，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将血液输送到外部肌肉中去，从而增加了血压。另一方面，系统将对渗入整个有机体的张力予以抵制，以便尽可能维持原有的平衡状态。自主神经系统中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对立活动表明了上述behaviour）的原理使生机论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麦独孤不一定接受这个假设，他所考虑的无生物过程很有可能是策动论的。但是，在一个方面，他的理论仍然是生机论的：它的主要概念是人们必须形成的概念，如果人们以机械论哲学作为出发点的话，将会发现它的不适当性，并设法通过补充来对它进行补救。麦独孤的策动论在我看来至少是这样一种补充的概念，即便它准备去包罗万象。当我们考虑麦独孤对唯理主义的态度时，同样的观点也出现了。所谓唯理主义（intellectualism），是我们西方文明中所达到的特定场组织的结果，在这种特定的场组织中，自我的某些亚系统居于支配地位，从而影响场的其余部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我们的哲学。它预先假设了亚系统的区分和分离，以某种方式创造了它的对立面，正像机械论创造生机论那样。因此，采纳这种对立的观点对我来说似乎不是一种最后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接受了上述所说的那种分化，并为迄今为止被疏忽的部分提供了不恰当的显著地位。今日的某些政治倾向也使我证实了我自己的判断。实际上，我认为对理智的完全放弃将会导致比对它进行颂扬更加危险和更具破坏性的后果。根据我的观点，激进的解决办法通过走向分化的背后而得到发展，通过把业已支解的东西统一起来而得到发展。因此，阿波罗的理智可能具有狄俄尼索斯的特征，而狄俄尼索斯的冲动也可能表现出阿波罗的明晰性。我们应当学会去理解，为什么在某些时期，在某些人身上，阿波罗的倾向占优势，可是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则狄俄尼索斯的倾向占优势。

勒温的概念

我们关于麦独孤理论所作的评说引发了远远超出我们目前讨论范围的问题。因此，让我们尝试着用勒温介绍的方法来处理意志问题。我们至少在两种不同背景里运用了随意活动（vol－untaryaction）这个术语：一方面，我们把它与冲动和本能活动相对照，另一方面，我们又把它与自主活动（automatic action）相对照（勒温，1926年a）。于是，当一条狗在我们给它一块肉时猛咬一口，我们便不会说这是随意活动，同样，当一个人跳开以躲避汽车的车轮时，我们也不能说这是随意活动。在其他一些情形里，能否把一个活动称之为随意活动，我们也存在怀疑。例如，我们周期性的穿衣服和脱衣服，我们坐下来吃饭，我们步行或开车子去上班，我们有礼貌地回答一些客套的问题，等等。另一方面，意图（intentions）的贯彻一般称作随意活动，而且是自发的，没有预见的，并在一场争吵中不作有意干预的活动，或者，对一个不客气的问题给予礼貌的回答等。诸如上述这些例子具有双重目标。从消极意义上讲，它们告诫我们在科学地运用这些流行的术语方面必须谨慎从事。流行的术语通常充满着意义和关联，但同时却不大适合于作为一种科学分类的基础。正因如此，我们看到把一切活动截然分成随意活动和非随意活动，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种分类原则肯定是错误的。从积极意义上讲，我们的这些例子为我们提供了问题的复杂性，并使我们熟悉我们称之为随意活动的一些特征。

如果我们尝试着把所有的例子结合在一起，从中提取它们的共同经验，以此发现随意活动的本质，那么这样做显然是荒谬的。如果用一种“我想”或者“我同意”的经验去界定在此之前发生的随意活动，并用这种经验的强度去测量意志的强度或至少去估计意志的强度，那将是错误的。正如勒温已经指出的那样，像“我想干这干那”这种十分强烈的决心，多半表明了我实际上不需要它，结果便是我实际上不去做它。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一些条件下，决定去做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我想干这件事”的经验可能并不真正表明强大的和决定性的力量。

场活动和控制活动

但是，我们的程序不可能从这些意志－经验（will－experie－nces）中出发。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例子表明，我们把许多活动称为随意活动，它们是不伴随着这种经验的。相反，我们必须对不同情境中的动力进行功能分析。这样一种分析使勒温把“场活动”（field－actions）和“控制活动”（controlled actions）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涉及到对执行者进行控制的力量，但它不是对下述情形的简单区分，即把完全受环境力量或环境-自我力量所控制的活动称作场活动，把完全受自我力量所控制的活动称作控制活动。对于纯粹的冲动或本能活动来说，诸如一个饥饿动物的活动，主要是受自我力量所控制的，而一种真正的控制活动，诸如从燃烧的房子里营救一个人，则是在环境的有力控制下进行的。如果有人冲进他那着火的房子，结果抢出来只是一顶破旧的帽子，而非那些无法替代的手稿，那么，这个人的活动便不能称之为控制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活动中，自我未被动力地涉及到，那么，我们也不能把这样的活动称之为随意活动。但是，这种区别不是具有自我之力的活动和不具有自我之力的活动之间的区别，而是自我组织和非自我力量之间的区别，它解释了勒温的区分。在讨论一种意图的无控制执行时，勒温说道：“在这种情形里，该过程似乎是通过先前存在的情境力量［心理场（psychic field）」而发生的，意图作为一种新的力量而被补充，活动本身按照这种新的力量分布而以完全冲动的、无控制的方式自行发展”（p．377）。

意图

根据我们上面摘引的话语，一个意图的执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毋须控制的活动。我们可以称它为随意活动，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下决心的活动“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创造是有控制的活动，而需要的解除可能仍是有控制的或无控制的。

力的冲突

如果自我和场力具有同样的方向，那么我们是否仍应谈论有控制的活动，这就很值得怀疑了，因为这些力中究竟哪一种力更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我决心对A这个人表示友好，我期望中的A是一个自负而骄横的人。结果A来了，他快活而简朴。于是，我自已的友好反应便不再受到控制。可是，当A与我的期望一致时，情况又完全不同了。这里，场力将通过自身的作用激发我去给他一点教训，但是，我的决心又把我从不同的方向拖了回来；只要我坚持自己的决心，我的活动是会得到控制的。所以，控制的活动意味着冲突的力量，这一观点是与那些认为意志导源于冲突的意志理论［例如克拉帕雷德（parede）的理论，1925年］完全一致的。

作为基本的动力学结果的随意活动的多样性

这样的冲突将依靠力的组织来解决，而力的组织依次依靠自我的场组织。一俟具有强大的场-自我的统一，那就极少有冲突发生或者甚至没有冲突发生，这时场活动将具有规律。如果自我被强烈地分隔，那么一切便有赖于运作力量的相对强度，而运作力量又依次依靠特定自我的性质。麦独孤在他的《概论》（pp．443f．）一书中讨论了与意志行为有关的各种人格类型。有道德的运动员瞧不起任性和放纵，并与环境进行斗争，以便增强他的优越感；而一个以码头和海港为家的流浪者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到处漂游，他的自我已经丧失了一切自尊。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无数的其他可能性，正如在场和自我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分隔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情形里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把一种活动称为随意活动或非随意活动的原因。前面，我们批判了一种夸张的唯理主义，它是西方文明的典型。同样，事实也诱使人们对过度膨胀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进行批判，这种唯意志论是从同样的土壤中冒出来的。给一名克制自己的欲望并做出仁慈举动的人以较高评价，而对于另一名愉快地做出仁慈举动的人则评价较低，这是整个场内过度隔绝自我并给它过大的支配权这一倾向所产生的荒唐结果。鉴此，我们可以向一名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学习，他严肃地批判了那则葡萄园寓言，因为在他看来，那个拒绝前往并最终前往的儿子要比他的兄弟差得多，道理很简单，他的拒绝冒犯了父亲。自我－环境动力学不仅具有个体情境的特征，而且具有个体的特征，以及较小的团体和较大的团体的特征。它们甚至会使民族的特征，伟大的历史文明的特征，清楚地显示出来，不论是古还是今，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情形都一样。

特殊的问题：遗忘、习惯

我们关于意志的讨论还把我们引向虽低下但却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它们对于确切地阐述我们的要义是必要的。具有真正实验性质的心理学研究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这些观念确实是勒温学派的研究赖以完成的基础，我们经常提及它们，而且我们将会重新遇到它们。此外，我将仅仅提及（但不进入具体细节）G·比伦鲍姆（G·Birenbaum）对意图遗忘（fofgetting of intention）的研究。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记忆问题，而是意志活动的问题。遗忘这个术语在我们的习语中有两个极端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它意指我们“不能”记住，另一方面，它意指，尽管我们的记忆能力未受损伤，但在特定时刻却未能记住。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开普勒定律（Kepler’sws），无论如何努力都使你无法回忆起这一定律——这是 结论和展望

让我们在作出结论时回顾一下我们关于活动的讨论取得了哪些结果。这一讨论贯彻了我们根据场力来描述行为的大纲。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引入自我，我们必须论证我们关于环境场的知识，这些在前面几章中已经提及过。行为问题本身被分解成自我-场格式塔的变化问题，也就是自我的亚系统之间的关系所经历的变化。通过我们对外显组织和环境物体的动力特征的讨论，我们至少能够表明行为的真正地位和含义。我们看到自我和环境之间的界线是如何发展的，更大的分化是如何取代先前更大的统一性的。我们懂得，如果把自我-物体的关系视作认知的关系，那么这种自我-物体的关系是虚假的（见边码P．361，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欠缺可由思维这个词来表明。使我们的行为得以实施的环境不仅是实际地和明显地存在着的行为环境，而且也是我们想象的或思考的环境。这种环境是人类巨大成就的原因。没有这种环境便没有科学和艺术。与这种环境紧密关联的是我们的语言和我们业已发展了的相似的符号功能。如果没有一种语言理论和其他的符号功能，最终解释思维和想象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把语言研究从我们的课题中排除出去了。这种限定是必要的，因为除了对这个令心理学家十分感兴趣的问题提供极端肤浅的陈述之外，我们不可能提供更多的东西。

最后一个欠缺涉及行为的社会方面。行为环境除了包括其他一些物体之外，还包括我们的生物伙伴，不论是我们人类，还是狼或蜜蜂。这些生物伙伴对我们行为所起的决定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一些环境物体。如果不研究社会方面，那么不论行为环境，还是自我或行为，都不可能实际上得到理解。只有作为群体的一员，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人类才能借助其行为来产生文明。由于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处理行为，以便使这些结果可以理解，因此，我们将对社会心理学的若干问题开展讨论，以此作为我们最后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