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官府幽灵_尼古拉·果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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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在俄国舞台上演出，引起异乎寻常的轰动，这段历史与本书的主角果戈理当然几乎没有关系，但是简略说一说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也许并非完全是多余的。由于头脑简单的人必然会在这个剧本里看到猛烈发动的、针对田园风光似的俄国官僚腐败制度的社会讽刺，因此，人们很想知道作者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对于看到这个剧本上演会抱什么样的希望。文艺审查委员会与所有这样的组织一样，明显都是一群卑躬屈膝的蠢货或者自命不凡的傻瓜，因此，一个作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把国家官员描写成抽象的人物和超凡美德的象征，仅这样一件事就是让这些审查官肥厚的脊背从上到下不寒而栗的大罪。《钦差大臣》居然是有史以来用俄语写的最伟大的剧本（不但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这自然是远离审查委员会委员们的脑袋十万八千里的事情。

但是一个奇迹发生了；那是一种与果戈理的上下颠倒的世界之物理特性相一致的奇迹。最高审查官，万人之上的审查官，他是上帝那一级的神明，太高大了，人的笨拙的舌头根本无法说出口来，光辉、集权的沙皇本人，突然一阵最意想不到的喜悦涌上心头，下达圣旨，这个剧本审查通过，可以被搬上舞台。

我们很难推测《钦差大臣》里的什么合了尼古拉一世的心意，让他感到高兴。这个人几年前红铅笔一挥，在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1]的手稿上写下几句愚蠢的话，建议把这个悲剧改成像沃尔特·司各特写的那种小说，他也与一般的统治者一样（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或者拿破仑皇帝也不例外），与真正的文学是毫不相干的，因此，除了把果戈理的这个喜剧看作是一个滑稽的闹剧之外，我们几乎无法推想，他还能在剧本里看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个讽刺性的闹剧（假如我们作一时的想象，萌生《钦差大臣》是一个讽刺闹剧的谬见）似乎也不大可能吸引沙皇古板、没有一点幽默感的情绪。鉴于这个人还有头脑——至少还有政客的头脑——因此，认为能让他的臣僚从怠惰中振作起来他就得意洋洋，而不顾及激发臣僚的同时，也有会激发平民百姓与君主同乐的危险，这样的看法是大大低估了他的智慧。事实上，这个剧本首次上演以后，据说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获得了他应得的，尤其是我”；假如他真说过这句话（可能这不是真的），那么对于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腐败的批评，与对于政府本身的批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在沙皇看来也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只能假设，允许剧本上演是由于沙皇突然心血来潮，正如像果戈理这样的作家的出现，也是任何可能推动了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学发展的时代精神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动力。一个暴君大笔一挥批准了这个剧本的上演，很奇怪，就等于他在俄国作家的血液里注入了非常危险的细菌；危及君主制思想，危及官僚罪恶，危及——这是三个危险中的最重要的危险——文学艺术；因为果戈理的剧本被热心公益的人误解为一种社会抗议，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引发了大批轰轰烈烈的谴责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端的文学，引出了大量的文学批评，谁不在他的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里谴责地区警长或者鞭打农民的老爷，谁就被剥夺了作家的称号。十年以后沙皇把这个剧本忘得一干二净，连谁是果戈理，他写过什么，都没有一点印象了。

《钦差大臣》的首场演出在表演和布景方面是很糟糕的，低劣的假发，小丑式的服装，以及剧院方面硬加到他剧中的粗俗的过于夸张的表演，都受到果戈理极其辛辣的批评。这次演出开了把《钦差大臣》演成滑稽讽刺剧的先河；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加了让人联想起aédie de m?urs[2]的背景；于是二十世纪继承了铺张的果戈理式台词与昏暗而平淡的布景的结合——只有一些天才演员的个性偶尔才能解决的事态。很奇怪，正是在书面语在俄国已经死亡的时代，距现在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3]俄国舞台监督梅耶荷德[4]拿出了真正传达出果戈理风格的《钦差大臣》的演出版本，尽管他歪曲和添加了内容。

我仅仅看过一次这个剧本用外语（英语）演出，而这一次演出我是不想再提起了。至于这本书的翻译，塞尔泽[5]和康斯坦斯·加尼特[6]的译本，谈不上孰优孰劣。尽管加尼特完全缺乏文字才能，但是她的翻译还是有些谨慎，因此比起《外套》和《死魂灵》的一些极荒谬的译本来，让人少些难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吉佐平淡乏味的《哈姆莱特》译本[7]相比。当然，译本里没有一点果戈理的风格。译本的英语枯燥乏味，而且总是故作庄重，让人受不了。只有爱尔兰人可以尝试啃下果戈理。现在把典型的不够格的翻译列举一二（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出很多）：果戈理在说到伯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这两个乡绅的时候，简略描述他们都有胖鼓鼓的小肚子（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他们一定就是凸出的肚子——像怀孕妇女那样的尖尖的小肚子”），意思是说他们是小而瘦弱的男人——这样的描写对于创造出正确的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必须表现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康斯坦斯·加尼特把这句话翻译成“两人都大腹便便”，结果把果戈理糟蹋了。我有时候想，这几个旧英“译本”酷似中国有一个时期通行的所谓“千刀万剐”。那是说从受刑人的身体上割下止咳润喉片大小的一小方块肉，比如，每隔五分钟左右割一块，直到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挑选也颇有讲究，要确保受刑人活到割去 3

剧本以耀眼的闪电开始，以一声闷雷结束。事实上，这个剧本完全处于闪电与响雷之间的紧张间隙里。剧本不存在所谓的“提示性说明”。霹雳迫不及待地解释气象条件。整个世界是一个臭氧的淡蓝色的颤抖，而我们就身处其中。果戈理保留的他那个时代的唯一舞台传统就是独白，但是，在等待轰隆一声巨响的时候，在雷雨到来之前的紧张寂静中，人们的确会大声自言自语。试想你认为你自己已经醒来，而你所做的一切却是进入最可怕的（梦中假的现实中最可怕的）梦境，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一个梦境中的可怕的人们。果戈理掌握着一个奇特的方式，让“次要的”梦中人物在剧本（或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出现，以便炫耀他们一刹那的活生生的存在（例如《斯邦卡的梦》中的那个路过的P上校，或者《死魂灵》中的许多个人）。在《钦差大臣》这个剧本里，这个手法在一封荒诞的私人信件一开始就十分明显，这封信是市长斯科沃斯尼克德穆哈诺夫斯基大声读给他的部下听的——督学赫洛波夫、法官里亚普金特亚普金（马马虎虎先生）、慈善专员泽姆里亚尼卡（草莓先生——一颗被青蛙舌头碰伤的熟透的褐色草莓）之流。注意，这些可怕的名字与，比如，时髦的“好莱坞俄国”假名、托尔斯泰采用的渥伦斯基[1]、奥勃朗斯基[2]、勃尔康斯基[3]等等截然不同。（果戈理发明的名字其实都是诨名，是我们在将它们变成姓氏的时候感到非常意外的名字——性质的变化始终是我们观察起来很兴奋的事情）。读完公文中京城彼得堡一名钦差大臣即将莅临这一重要内容之后，市长不假思索地继续大声读信，他含含糊糊的声音引出了想要挤到显眼位置的与众不同的次要人物。

“……我姐姐安娜·吉里洛夫娜和她的丈夫到我们家来了；伊凡·吉里洛维奇［凭姓氏来判断，显然是一个兄弟］发福了，老是在那里拉小提琴。”

这里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这些次要人物之后不会再出现在舞台上。我们都知道在 这个次要人物的世界仿佛是从这个剧的后台冲出来的，它是果戈理的真正王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姐妹们，丈夫们，孩子们，古怪的学校老师，喝伏特加喝得醉醺醺的小职员，为了篱笆的位置争吵了五十年的乡绅，打牌做手脚、对舞会情有独钟、把幽灵当作总司令的浪漫军官们，这些誊写员和了不起的信使——所有这些人的活泼动作是构成这个剧的实质素材，他们不但没有干扰舞台监督的所谓“情节”，倒显然使得剧本非常具有可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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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ronsky、Oblonsky，这两个人物见《安娜·卡列尼娜》。

[2] Vronsky、Oblonsky，这两个人物见《安娜·卡列尼娜》。

[3] Bolkonsky，见《战争与和平》。

[4] Augustin Eugene Scribe（1791-1861），法国戏剧家，作品情节简洁，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美国作家、戏剧文学教授布兰德·马休斯（Brander Matthews，1852-1929）的《论戏剧创作原理》（1919）一书中有一章写杜撰的剧作家理想国“快乐的斯克里布国”（the pleasantnd of Scribia），是斯克里布同时代的批评家挖苦他的剧作违背史实和地理而杜撰的说法。

[5] 指契诃夫。1889年11月1日契诃夫在一封写给阿历克赛·塞米诺维奇·拉扎雷夫的信中说</a>道：“不要把一杆装了火药的枪放在舞台上，假如你不准备开枪的话。”

[6] 似应指收在英国潘图书公司（Pan Books Ltd）的“恐怖故事丛书”（Pan Book of Horror Stories）里的故事，丛书 他是一个奇怪病态的人——我并不能肯定地说，他关于《钦差大臣》的解释不是那种疯人所为的欺骗。人们对于他这出戏的反应使他感到可怕地痛苦的是，他未能被确认为一个预言家，一个导师，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为人类自身获益而鞭笞人类），这一观念是很难叫人相信的。这个戏里没有丝毫的教诲性质，而作者竟然连这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而照我所说，他爱在书完成很久以后幻想，把事情想象到他的书里。而在另一方面，批评家——非常错误地——在剧中觉察的那种教训，是一种社会的并且几乎是革命性的教训，而那是果戈理极为反感的。他也许会担心，由于激进思想界过于狂热地赞美，也由于反革命思想界过于激烈地指责，朝廷会突然改变其威严和无常的态度——从而削减演出和利润（甚至累及未来的津贴）。他也可能已经看到他在俄国的文学生涯在今后许多年里会受到警惕的审查官的阻挠。他奉为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人们（尽管“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主题要在稍后一些时候才会充分表现）以及善良的官吏（这个主题与 * * *

[1] Nestor Vasilievich Kukolnik（1809-1868），俄国剧作家、散文家，曾与果戈理同在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就读。

[2] 指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诗歌形式的长篇小说第一版出版于1833年，作者稍作修改后又出了1837年版。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于1836年4月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次公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