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的去世与他的青年时代_尼古拉·果戈理

1

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星期四早晨，八点钟不到，[1]俄国最奇怪的散文诗人，尼古拉·果戈理，在莫斯科逝世。他年近四十三岁——他那非凡的一代人中的其他俄国伟大作家一般寿命都非常短，鉴于这一情况，他这个年龄已经是相当高龄了。他暗中绝食抗议（他的疾病引起的抑郁情绪想借此抵制魔鬼）造成体力严重耗竭，最后大脑急性缺血（可能还伴随着因虚乏造成的胃肠疾病）——而他接受的治疗，即强有力的催泻和放血，加速了已经遭受疟疾和营养不良后遗症损伤的肌体的死亡。两个残忍而精力充沛的医生固执地要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疯子来医治，而且，让他们的虽然更加聪明、但是没那么积极的同事目瞪口呆的是，他们打算先彻底根治他们的病人的精神错乱，然后再来解决他余下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大约十五年前，腹腔内留有一颗子弹的普希金接受了适用于便秘儿童的医学援助。二流的德国和法国全科医生仍旧统治着医学界，因为伟大的俄国医生的杰出学派仍然处在成长阶段。

既然莫里哀在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可以突然咳出鲜血来，那么，说着他们蹩脚的拉丁文，腆着大肚子，围着Mde Imaginaire[2]急得团团转的博学高明的医生也就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了。果戈理可怜虚弱的身体经受了荒诞的粗暴对待，尽管他要求的只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读到这里真令人毛骨悚然。奥凡尔（不是Auvers，就是Hovert）[3]医生对病人症状作出非常错误的判断，而脑子里出现的是异常清晰的夏尔科[4]治疗法，他把病人泡在热水里，头上浇着冷水，折腾了一番之后又把病人抬到床上，然后捉来六条胖大的水蛭放在他的鼻子上。在他可怜的躯体（摸胃能感受到脊柱）被抬到深深的木澡盆去的时候，他痛苦地呻吟过，叫喊过，无力地挣扎过；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发抖，不停地乞求将水蛭捉走：水蛭在他鼻子上悬着，要钻进嘴巴里（捉住它们，把它们拿走——他乞求道），他要伸手把它们抹下来，因此胖大的奥凡尔（不是Auvert，就是Hauvers）的健壮的助手把他双手绑了起来。

尽管这样的情景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而且还看到了令人气愤的人朝人恳求的场面，但是还是有必要再详细讲述一下，目的是要揭示果戈理天才的另一面，即奇特地在肉体上体现的那一面。肚皮是他故事的美女，鼻子是他故事的情郎。他的胃一直是他“最崇高的内脏器官”——而现在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魔鬼们则在他的鼻孔上悬挂着。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他拒绝进食，让自己完全处在饥饿状态，结果他把他的胃曾经享有的巨大能力摧毁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像这个瘦小的人那样呼噜噜地吃过这么多的通心面，吃过这么多的樱桃馅饼（人们记得《钦差大臣》里他赋予其他方面很瘦弱的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胖鼓鼓可爱的肚子”）。他的大而尖的鼻子很长，而且能够活动自如，他年轻的时候甚至能（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业余柔体杂技演员）让鼻尖令人吃惊地碰到下唇；这个鼻子是他最敏锐、最根本的外部器官。它非常尖、非常长，它甚至“用不着手指头的协助就可以直接伸进最小的鼻烟盒里，当然假设盒子里没有发出驱赶入侵者的啪的chiquenaude[5]”（摘自果戈理写给一名年轻女子的信——因此才有这淘气的口吻）。我们在他的虚构作品里自始至终都会碰到这个鼻子主题，也很难找到另一个如此兴致勃勃地描绘过气味、喷嚏、鼾声的作者。这个主人公或者那个主人公，仿佛是用手推车推着他的鼻子在故事里亮相——或者是像斯特恩小说中斯罗肯伯吉斯的故事[6]里的陌生人那样进场。还有无节制地吸鼻烟。《死魂灵》里的乞乞科夫出场伴随着他用手帕擤鼻涕时发出的像喇叭一样响亮的送气声[7]。鼻子要流涕，鼻子要抽动，人们爱抚鼻子，人们也会狠揍鼻子；有一个醉汉企图把别人的鼻子割掉；月亮上的居民（是一个疯子发现的）就是鼻子。

这一鼻子意识的最终结果是他写了一个故事，《鼻子》，这个故事真正是对这个器官的赞美。一个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或许会说，在果戈理的颠倒的世界里人类是上下颠倒的（一八四一年果戈理头脑冷静地宣布巴黎的医生会诊后发现他的胃是倒置的），因此鼻子的功能是由别的器官担当，别的功能由鼻子担当。至于是“想象产生鼻子还是鼻子产生想象”则无关宏旨。我认为更加合乎情理的态度是要忘掉果戈理夸张地关注鼻子是因为他自己的鼻子特别地长，并且把果戈理的嗅觉意识——甚至还有他自己的鼻子——看作是一种文学手法，笼统地说是与杂耍表演相关的一般幽默，具体地说则是与俄国式鼻子幽默相关的。我们因鼻子而喜，因鼻子而悲。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8]一个著名场景里展现的鼻子典故，与围绕鼻子的成百俄国谚语俗话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垂下鼻子，我们洋洋得意的时候翘起鼻子；记性不好就最好在鼻子上刻上一道口子，而战胜你的人会把你这道口子抹去。说到多少有一些危险的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时候，鼻子被用作时间度量单位。我们常说牵着人鼻子走，或者说丢下人家的鼻子不管，这样的说法比别的国家用得多。说昏昏欲睡的人我们不说打盹而是说鼻子“垂钓”。大鼻子可以在伏尔加河上架起一座桥，或者说大鼻子长了一百年。鼻子里痒是个好兆头，鼻尖上的小丘疹说明有酒可以畅饮。任何一个作家暗示说，例如，一只苍蝇停在一个人的鼻子尖上，过去在俄国常可以因此而赢得幽默家的美名。果戈理少年时期的作品里，他毫无意识地采用了这一不费力的方法，但是在他成熟的作品里，他在这一方法之上加进了他的怪才手法。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这个意义上的鼻子从一开始在他的心里就是一件滑稽的东西（要说滑稽，所有俄国人都觉得滑稽），一件凸出的东西，一件不大好算其主人的东西，而同时（这一发现我还是归还给弗洛伊德信奉者们吧）又是一件奇特古怪的男性化的东西。果戈理在描述一个漂亮少女的时候，像他这样仔细描绘她的光滑脸蛋的特点，几乎可以说是很痛苦的。

然而事实依然如故，果戈理的长而敏感的鼻子发现了文学上的新气味（从而引发新的“frisson”[9]）。有一句俄国谚语说得好，“鼻子长看得深”；果戈理就是用他的鼻孔来观察的。这个器官在他少年时代的作品里只不过是从名为“民间传说”的廉价成衣店里借来的杂耍角色，而在他的天才达到顶峰的时候，倒成了他最重要的盟友。在他竭力要做一个说教者从而摧毁了他自己的天才的时候，他也丢失了他的鼻子，就像科瓦廖夫丢了鼻子一样（在果戈理的《鼻子》中）。

垂死的人徒劳地要摆脱叮在他的鼻孔上吸血的一团黑乎乎的可恶水蛭，这就是为什么这可悲的一幕（如一位亲眼目睹的人所写的）会有可怕的象征性的意义。假如我们也记得他从小就尤其厌恶黏糊糊、在地上爬行、鬼鬼祟祟的东西，厌恶感堵在心里让他很不舒服，而且这种厌恶还有一种宗教的依据，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感受。关于魔鬼的地域性种族特征，现在还没有作出科学的说明；不过俄国亚种的主要特征这里可以作一扼要说明。在它尚在蠕动、未发育完全的阶段，果戈理遇到的主要是这一类，这种“chort”对于善良的俄国人来说是小虾一样的外来者，一种抽动的蓝血小魔鬼，长有德国、波兰、法国的腿，一种鬼鬼祟祟的卑鄙无赖（“podlenky”），给人以无法形容的恶心感觉（“gadenky”）。挤压一下会让人既恶心又兴奋；但是这种蠕动的黑乎乎的东西太恶心，任凭怎样强迫，人们也绝不会伸手去挤压它一下的；随便拿什么工具去挤压，突然间的毛骨悚然的感觉也会顺着手中的工具传上来，仿佛工具就是人身体的延伸。不管是一只瘦骨嶙峋的黑猫弓起的脊背，还是一条不伤人的爬虫喉咙不停地鼓动，或者一只讨厌的鬼东西（真是一只鬼东西因为它骨瘦如柴）细长的腿和贼溜溜的眼睛，它们类似“chort”的特征，都会异样地刺激果戈理。可是他的魔鬼是俄国醉汉所见的那一种，因此他强加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宗教经验的意义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古怪而不伤人，身上又长有鳞片、爪子，或者甚至是偶蹄的小的神有许多——但是果戈理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小的时候曾掐死过一只饥饿、胆怯的猫，并把它埋葬，这并非因为他生性残忍，而是因为这只可怜动物贼溜溜的身体使他感到恶心。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普希金，他一生中看到的最好笑的事情是，一只雄猫在一间着火的房子火烫的屋顶上边跳边朝前跑——而实际上，就在恶魔惯常折磨人的灵魂的自然环境里，看到恶魔痛苦地奔跳，对惧怕地狱的果戈理来说似乎是非常有趣的怪事。他在阿克萨科夫[10]家的花园里摘玫瑰的时候，偶然间一条冷冰冰的黑色毛虫碰到了他的手背，他吓得尖声大叫逃回屋子里。在瑞士外出郊游时，他有了大显本领的好机会，在洒满阳光的山间小道上，一看见蜥蜴就结果了它们的性命。一八四五年在罗马采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上，可以见到他用来抽打蜥蜴的手杖。那是一根很精致的手杖。

* * *

[1] 此处为英文原</a>书对应页码，文中“原注”及“年谱”、“索引”中所指页码，均为此页码。

[2] 法文，臆想的病人。这也是莫里哀创作并参加演出的最后一个喜剧的剧名，中译本作《没病找病》（1673）。1673年2月17日，该剧演出 [8] Cyrano de Bergerac，法国诗人、戏剧家罗斯丹（Edmond Rostand，1868—1918）的著名诗剧（1897），讲述法国戏剧家贝尔热拉克的生平。

[9] 法文，因感情上的激动、喜悦或恐惧而引起的颤栗。

[10] 文中两处提及阿克萨科夫（另见Gogol-Yanovsky”[3]里有四个“o”的缘故。选择空白而且是重复的四个来隐瞒自己的身份对果戈理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在写给他母亲的许多书信里有一封描述了他平常一天的情况。

“上午九点钟我到办公室上班，一直待到下午三点。三点半钟用餐。大约五点钟我到美术学院上课，我在那里学绘画——我绝对不能放弃的业余爱好”（接着他说与那些多少有些名气的画家一起相处他觉得既有乐趣也有益处）。“我不得不钦佩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举止风度。多么了不起的人！一旦认识了他们你就永远会坚持与他们在一起。多么谦逊，多么富有才能！课堂教学——一星期三次——一直进行到七点，然后我回家，晚上与我的许多朋友在一起。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在这里有二十五个［乌克兰］同学……晚上九点钟我照例要外出散步。一直散步到十一点钟回家，假如我没有用过茶点我就自己做一点……有时候我闲逛到十二点钟或者到凌晨一点钟才回家，然而在这个时候你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行人［不管是在涅瓦大街还是城里人拥有dacha（避暑别墅）的地方］。您知道，这里没有黑夜：天空明亮、清净，只是没有太阳而已。”

德尔维格把年轻的果戈理推荐给了诗人朱科夫斯基[4]，朱科夫斯基又把他推荐给了文学批评家和大学</a>教授蒲列特尼约夫。主要是由于普希金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献给蒲列特尼约夫，人们才记得这个名字。蒲列特尼约夫，尤其是朱科夫斯基，后来成了果戈理的亲密朋友。在温和、尽职、音色悦耳的朱科夫斯基身上他发现了有点像他自己的气质——当然是去除了果戈理注入他的空头理论的激烈、几乎是原始的激情之后。朱科夫斯基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他翻译的赛德里茨和席勒的诗歌，译文比原文还要精彩，而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诗人之一，他生活在一个他自己的黄金时代里，在他这里上帝是非常和蔼、甚至是非常高雅的主宰，而他尽心尽职焚烧的香，他甜美悦耳的诗歌，以及他绝不会凝结的人情乳汁，与果戈理关于一个纯洁的俄国灵魂的思想是非常吻合的；毫无疑问，在朱科夫斯基提出最爱说的关于改进这个世界的某些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过任何疑虑，相反，他倒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令人高兴的神圣纽带。朱科夫斯基的主张可以举一个例子，如把极刑改成宗教的神秘事件，在一个封闭的教堂一样的地方执行绞刑，行刑时伴随着赞美诗的庄严歌声，而这一切进程，跪在地上的人群是看不见的，他们只能听见非常美丽、庄严、激励人心的声音——关于采用这种异乎寻常的宗教仪式，朱科夫斯基的一个理由是封闭的场所、遮掩的帘幕、牧师和合唱队的洪亮声音（把任何不相宜的声音淹没）将会“避免被判了罪的人让围观的人群看到面临死亡时的一场昂首阔步和勇气十足的罪恶表演”。

通过蒲列特尼约夫的提携，果戈理才有机会用单调乏味的教育工作取代单调乏味的公务员工作，于是果戈理极为不幸的教学生涯（以女子学院历史讲师的身份）就此悄无声息地开始。又是同一个蒲列特尼约夫的关系，一八三一年的五月，就在大概是后者招待的宴会上，果戈理遇见了普希金。

普希金当时才刚结婚，把年轻的太太从莫斯科带到了京城——而没有把她锁在遥远的乡间别墅最黑暗的小房间里，他本来是应该这么做的，倘若他早知道那些宫廷舞会以及与侍臣们密切交往（在一个态度和蔼、玩弄女性的沙皇的监督下，那是一个浑噩无知、语言污秽的人，他整个王权也不值得浪费普希金诗歌的一个音步）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正是他的天才充分表现的时期，但是俄国诗歌的复兴时期已经过去，一伙江湖骗子闯进了文学的庭院，另一方面平淡无奇的思想、德国的“唯心主义”和最终造成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愚蠢言行的平民意识文学批评出现的最初征兆，都一致把他的时代的最伟大诗人（也许是所有时代除莎士比亚以外的最伟大诗人）看作是过去一代的一件布满尘土的文物，或者看作是文学“贵族”的一个代表——不管那是什么。认真的读者当时正在渴望“事实”、“真正的浪漫文学”、“人性的关注”，就像他们现在还在渴望一样，可怜的人们。

“我已经把《狄康卡近乡夜话》读完，”普希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一部令人震惊的书！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乐趣，毫不加掩饰的真正趣事，也没有一点的伤感和拘谨。除此之外——多么富有诗意，某些段落蕴含着多么细腻的感情！所有这些在我们的文学里是很不寻常的，所以书读完以后我还没有从中摆脱出来。我听说［是果戈理自己对普希金说的，而且很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作者走进正在排印《夜话》的印刷厂的时候，印刷工人就开始哧哧地笑，欢笑声不断；工头对作者解释了欢乐的原因，他们排字的时候确实笑得直不起腰。莫里哀和菲尔丁要是能叫排字工人大笑，真会非常高兴。我祝贺读者有一本真正能带来欢乐的书。”

我们现在听起来普希金的赞扬似乎有些夸大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当时出版发行的俄国小说中，几乎没有有一点真正价值的东西（除了普希金自己的散文之外）。出身高贵的读者由于缺乏真正的精神食粮，而如饥似渴地阅读模仿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小说而写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作品，与这种小说相比，果戈理的《夜话》无可否认看上去令人耳目一新。从那以后它们的魅力和趣味就奇怪地消逝了。说起来也很奇怪，果戈理幽默家的声望，就是建立在《夜话》（包括 许多草率表示的赞赏是由于书中洋溢的couleur locale[5]，但是地方色彩不是一种能够持久的色彩。因为书是用方言写的，或者情节安排在偏远地方奇异的氛围中，所以就喜欢读，我从来就不可能与这些人有一致的意见。一个小丑，穿着装饰了闪烁发亮的金片的衣服，出现在眼前，在我看来绝对还不如穿着殡仪员的条纹裤、戴着假领的人来得有趣。按照我的趣味来鉴别，要说无聊、要说令人厌恶，莫过于讲述关于伐木工啊，约克郡人哪，法国乡民啊，乌克兰好心同伴哪，这些人的有浪漫色彩的民间故事或嬉闹故事。就是因了这个缘故，对于两卷《夜话》和后来于一八三五年出版的两卷题为“米尔戈罗德”的小说集（包括《地鬼》、《塔拉斯·布尔巴》、《旧式地主》等），我的态度是非常冷漠的。然而，俄国学校里的老师硬填进学生嘴里的就是这一类东西，就是假幽默家果戈理年轻时候的作品集。真正的果戈理朦朦胧胧地出现在拼接而成的《小品集》（包括《涅瓦大街》、《狂人日记》和《肖像》）里；然后随着《钦差大臣》、《外套》和《死魂灵》的发表，真正的果戈理才迸发出生命活力。

果戈理在他的《狄康卡》和《塔拉斯·布尔巴》阶段（到了壮年时期他已经抛开或者摒弃了这些年轻时代矫揉造作的作品，他这样做是多么正确），已经走在非常可怕的悬崖边缘。他差一点成了一个乌克兰民间故事和“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作家。我们必须感谢命运（以及作者对于名扬四海的渴望），他没有采用乌克兰方言作为表现手段，因为倘若他真那样做了，他就已经消失了。假如我想做一场十足的噩梦，我就想象果戈理用小俄罗斯方言一卷接一卷大写特写《狄康卡》和《米尔戈罗德》那一类东西，什么出没第聂伯河岸的妖魔鬼怪呀、滑稽的犹太人哪，什么敢作敢为的哥萨克人哪，尽是那样的东西。

在过了也许是二十五年以后我硬着头皮重读《夜话》——我依旧是无动于衷，就像做学生的时候一样，我的老师不明白，为什么《可怕的报复》不会叫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为什么《斯邦卡和他的姑妈》[6]不会叫我笑得前仰后合。但是我现在明白了，通过那种歌剧似的离奇故事和没有新意的闹剧，一些预示真正的果戈理的东西，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读者、六十年代的批评家、我年轻时代的学校老师所不知道和难以理解的东西，书中各处可以隐约地、但是准确无误地预见到。

比如说伊凡·斯邦卡的梦——斯邦卡是一个胆小无能的乌克兰乡绅，他令人畏惧、专横独断的姑妈要逼他娶邻居身材高大金发女儿为妻。“他梦见自己已经结婚；他这间小屋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非常不正常，非常古怪可怕：他的单人床不见了，房间里铺了一张双人床；坐在椅子上的是他的妻子。他感到非常奇怪，心里不懂怎样走近［坐在椅子上的］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然后他突然之间注意到她长了一张鹅脸。就在他别过脸去的时候，他看到了又一个妻子［床的‘双人’含义通过梦中的特别逻辑现在开始引申开来］，她长的也是一张鹅脸。他朝另一面望去，噢，还有第三个妻子站在那里；他回过头来看，又看见第四个妻子。这一下他心里隐约一阵惊恐：他冲出门去，来到园子里；但是外面很热，于是他摘下帽子——然后见帽子上坐着他的一个妻子［那是梦中杂耍演员变的戏法］。他脸上流汗了，于是伸手去摸手帕——口袋里还有一个妻子；他从耳朵里取出棉花团——上面又坐着一个妻子。然后他梦见他自己开始单腿跳，他的姑妈在一旁看着，并且一本正经地说：‘对，你必须单腿跳，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了。’‘可是，姑妈，’他说道。太迟了：他的姑妈已经变成了一座钟楼。然后他觉得有人在用绳子把他拖上钟楼［弗洛伊德主义者这时候要竖起耳朵来了］，‘是谁在把我往上面拖？’——他带着悲哀的呻吟声问道。‘是我，你的妻子，是我在拖你，因为你是一口教堂大钟。’‘不是，我不是教堂的大钟，我是伊凡·斯邦卡，’他大声道。‘没错，你是教堂的大钟，’一个路人说道，他是某某步兵团的P上校。然后他梦见一个妻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种毛料织品，而他是在朝马吉列夫一家商店里面走。‘你喜欢什么料子的布？’商人问道，接着又说，‘你最好买一些妻子，这是最时髦的料子，而且很耐穿——现在男人们都流行穿这样的料子做的外套，’——然后商人就开始量起来，并且剪下一块妻子。伊凡·斯邦卡把剪下来的妻子夹在腋下，去找一个犹太人裁缝。‘不行，’犹太人说，‘这种料子没用，如今没人用这种料子做衣服。’第二天早晨，待他一起身，他立即就翻开一本算命书［他读的唯一一本书］，书的末尾一个非常正直的书商出于难得的善良和无私的心理，附加了一段节选的《梦的解析</a>》。然而，在解析里，一点也没有讲到哪怕是略微像斯邦卡的乱梦那样的内容。”

这样，在一个其他方面都无关紧要的故事的结尾，我们读到了怪诞不经的韵律的第一个暗示，它后来演变成了《外套》的风格。读者将注意到，我希望，这里引述的片段里最怪异之处不是钟楼，不是钟，不是许多的妻子，甚至也不是P上校，而是关于那个善良和无私的书商那一句很随意的话。

* * *

[1] Anton Antonovich Delvig（1798—1831），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知己。

[2] Anthological type，用古典希腊风格创作的轻松或者忧郁题材的抒情短诗。源自包括三千多位作者创作的六千多首短小挽歌（埃勒格体）的《古希腊诗选》（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十世纪）。

[3] 果戈理的全名，音译为“尼古拉·果戈理扬诺夫斯基”。果戈理父亲的名字叫“瓦西里·果戈理扬诺夫斯基”。

[4] Vasily Andreyevich Zhukovsky（1783—1852），俄国十九世纪初著名诗人，把浪漫主义引进了俄国文学。

[5] 法文，地方色彩。

[6] 《可怕的报复》与《斯邦卡和他的姑妈》见《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