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_三作家传

没有什么人的毕生事业，说到底就是像他的整个的人生一样，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并迫使所有的人产生同样的心情。

日记，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前　奏

重要的不是人所达到的道德的完善，而是道德完善的过程。

老年日记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1]

约伯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直到神向他举起手来，让他患上麻风病，使他从昏沉沉的舒适中觉醒，让他的灵魂受到痛苦的熬煎，他一直都生活在天赐的心满意足之中。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危机也是这样开始的。在人世间的权势者之中，他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富有，他恬适地居住在祖传的家园。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把他一心追求的姑娘娶到了家里，妻子给他生了十三个孩子。他用手和心灵创造的作品已经成为不朽之作，照耀着整个时代。这位显要的封建贵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从农民身旁走过时，他们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鞠躬。就连整个世界也对他如雷贯耳的声誉深表崇敬。就像约伯面对考验那样，列夫·托尔斯泰也别无他求。他曾在一封信里写出一句世上最放肆的话：“我是彻底幸福的。”

然而一夜之间，这一切就都再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工作使这位辛勤劳动的人厌恶，他感到妻子陌生，孩子都无关紧要。夜里，他从一团糟的床上起来，像病人似的走来走去；白天，他沉闷地坐在写字台前，手木然不动，目光呆滞无神。有一天，他急急忙忙走上楼去，把猎枪锁到柜子里，以防把枪口对准他自己。他有时呻吟，胸腔几乎要爆裂，有时在昏暗的房间里像一个孩子似的呜咽。他不再拆看书信，不再接待朋友；孩子们都胆怯地望着他，妻子对这位突然变得阴沉郁闷的丈夫十分失望。

这种突变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疾病在悄悄吞食他的生命，是麻风病侵袭了他的肌体，还是他遭遇了外来的不幸？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位最有影响的人物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郁郁寡欢，这位俄罗斯土地上最伟大的强者怎么会变得如此凄凉悲惨？

最令人惊惧的答案是：什么也没有！他没出什么事，或者从根本上说，是更加可怕的：虚无。托尔斯泰在所有事物的背后看到的只不过是虚无。在他的灵魂里有什么东西被撕碎了。一道罅隙直裂到心底，那是一道狭长的黑洞洞的罅隙。大惊失色的眼睛被迫呆呆地望着这空虚，望着这位于我们自己温暖的血脉流通的生命背后的异样、陌生、冰冷和不可理解的东西，望着转瞬即逝的存在背后的永恒的虚无。

谁一旦往这个不可名状的深渊望去，他就再也不能把目光转向别处，黑暗便流进各个感官，他的生命的光华和色彩便消失殆尽。他嘴角的笑是冰冷的。感觉不到这种冰冷，就抓不到任何东西；不联想到另外的东西——虚无，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本来还是完全感觉得到的东西，如今都枯萎了，变得毫无价值了。荣誉变成了捕风捉影，艺术变成了小丑表演，金钱变成了黄色炉渣，自己生机勃勃的头等健康的身体变成了蠕虫的寄居地。这看不见的黑色的唇吸光了一切宝贵东西的汁液和香甜。有谁一旦怀着造物的原始恐惧发现这个可怕的、吃人的、黑夜般的虚无，这个埃德加·爱伦·坡的席卷一切的“大旋涡”，帕斯卡尔的比一切思想深度还要深的“深渊”，他就会感到世界已经冻结了。

这一切无论怎样遮掩和隐藏都是白费气力。把这种黑暗的吮吸称之为神，并且宣告为圣徒，也是于事无补。用福音书的书页封贴这个漏洞，同样毫无用处，因为这种原始的黑暗能穿透一切古代文献，熄灭教堂的灯烛，这种宇宙极地的冰冷是无法通过言语微温的呼吸变暖的。人们像孩子们在森林中高声歌唱企图压倒内心的恐惧一样，开始扯着嗓门说教，企图压倒死一般的沉寂，照例无济于事。没有任何意志，没有任何智慧再能照亮这位受惊者的阴沉沉的心。

托尔斯泰在他具有世界影响的生命的 谁做过这么多、这么完全的观察，他就什么也不需要虚构。谁以这样诗人的眼光进行观察，他就什么也不需要编造。与幻想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这位绝对清醒的艺术家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跨过真实的门槛以取得超群出众的成就；他不是从超人世的幻想空间撷取各种事件，他只是在普通的土地里和一般人的心中，挖掘他的勇于冒险的坑道。而在人性方面，托尔斯泰也没有必要去观察荒谬的病理学的本性，也无需超越这些本性，像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在神与兽、在阿里尔们与阿廖沙们、在卡里班们与卡拉马佐夫们之间神秘地巧妙地创造出新的中间物。最普通最平庸的青年农民在他所达到的深度上变成了秘密：他满足于一个憨直的农民，一个士兵，一个酒徒，一条狗，一匹马，一个随便的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是最廉价存在的人的材料，而不是珍贵的难以捉摸的灵魂，作为他心灵王国最深竖井的入口；但他却迫使这些完全平平常常的人物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灵魂，不过他并不采取美化他们的方法，而是使用深化他们的灵魂的方法。他的艺术作品只讲真实这样一种语言——这是他的范围，不过这种语言比以前的作家所讲的更加完美，这便是他的伟大的所在。对托尔斯泰来说，美和真是一回事。

再一次说得更明确些，他是一切艺术家之中最善于观察的艺术家，但不是预言家，是一切真实报道者之中最出色的报道者，但不是随意编造的作家。托尔斯泰为自己撷取精炼的知觉，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通过神经，不像荷尔德林和雪莱那样通过梦幻，而是只通过他如光的弧形辐射的感官的协调活动。他的感官像蜜蜂一样不断地成群飞去，永远给他带来新的五光十色的观察花粉。然后，这些花粉便在热情的客观事物中发酵，形成他的艺术作品的似金流淌的蜜汁。只因有这些感官，只因有他惊人驯顺的、耳聪目明的、神经强健而又触觉灵敏的感官，他的衡量精确的、超级敏感的、几乎动物般的嗅觉感官，才能从每个现象中给他带来那种前所未有的官能方面的材料。然后，这位无翼艺术家的神秘的化学又像化学家用蒸馏法耐心地从植物和花朵里提取芳香材料一样，缓慢地使这些材料获得灵魂。叙事文学作家托尔斯泰的无与伦比的朴素风格就总是从一种不可比拟的、无法计量的千万次个别事物的观察中产生出来的。在他把叙事文学的蒸馏过程应用在他的长篇小说的整个领域里以前，他总是像一个医生一样首先有一个一般记录，检查每一个人的一切身体特征。“您根本想像不到，”有一次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写道，“这项准备工作，也就是我必须首先深耕我随即想要播种的土地，对我来说有多么难。思考，一再缜密地思考，一切事件怎样才能与预想中的规模浩瀚的作品中即将出现的一切人物协同出现，这是极其艰难的。要考虑到这么多事件的各种可能，然后从中选出百万分之一，也是极其艰难的。”因为这个与其说是想像的不如说是机械的过程在每个个别人物的身上都是反复出现的，所以人们总要考虑，在这个锻炼耐性的磨坊里有多少花粉颗粒必须磨碎和重新黏合起来。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都是从上千个细节中产生出来的，每一个细节都产生于更加微小的细部，因为他是像放大镜一样以冷静的、毫不动摇的公正态度来透彻研究每一个具有个性表现的特征。就拿一张嘴来说吧，那也都是按照霍尔拜因[1]的画风一条线一条线地画出来的，上唇以其所有的个性异常特征与下唇相区别。嘴角的搐动是在某种内心冲动时精确地记录下来的，微笑的样子和愤怒时的眉头紧蹙，则是画家细心观察的所得，然后才慢慢地给嘴唇涂上颜色，用不可见的手指可以摸出它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小胡子在嘴唇周围罩着暗影，那是很内行地点上去的小黑点——这才产生了未经加工的形态，唇造型的纯肌肉形态。这个形态现在则通过它的独特功能，通过说话的节奏，即通过一种与这张特别的嘴有机结合的特别声音的典型表现得到了补充。在他描述解剖学的图解册上，鼻子、面颊、下巴和头发也都是像一个唇这样以惊人的精确性安排的，一个细部与另一个细部都衔接得极为准确。而所有这一切观察，这些声学的、语音学的、光学的和运动机能的观察，都要在艺术家的看不见的实验室里再一次找到彼此的平衡。然后这位进行整理的艺术家就会从这些细节观察的奇妙的总和里找出根源，而这些混杂纷繁的观察经过精心的筛选就被挤出了水分，这样一来，对成果极有节制的利用便与貌似浪费的大量观察形成了对立。

只有在一切感官的东西确实像几何图案那样精密地固定下来，也就是到了整个机体全部完成的时候，这个假人[2]（Golem）才开始说话，开始呼吸，开始生活。在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灵魂，这个神圣的蝴蝶，总是利用精细观察所织成的千孔网捕捉到的。在慧眼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即在托尔斯泰的才气横溢的对手笔下，个性的形成恰恰相反，它是从精神开始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精神是原始的东西，身体则像一件昆虫的外衣松松地轻轻地包着它的透亮的火热的内核。灵魂在极乐时刻甚至会把身体烧毁，自己却升起来，飞进感觉的苍穹，飞进纯粹的心醉神迷的状态。而在托尔斯泰这位冷静的观察者和清醒的艺术家这里，灵魂从来都不会飞翔，甚至连完全自由地呼吸都不可能，身体却总是像外壳似的沉重地披挂在灵魂上。因此，即使他所创造的最轻松愉快的人物也从来不会飞向上帝，从来不会完全脱离尘世而变得游离于人间之外；他们好像负重的人，自己的身体全挂在背上，一步一步艰难地喘着粗气，一级一级地向神圣和纯洁攀登，总因身上的重负和人间俗事而感到疲乏。遇到这样一位没有翅膀、没有幽默的艺术家，我们总是痛苦地被提醒，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尘世间，注定要死，我们不能躲避，也不能逃掉，我们一生都被步步紧逼的虚无所包围。“我祝您有更多的精神自由。”屠格涅夫曾在致托尔斯泰的信中颇有预见性地写道。正像这里所说的，我们也祝愿他的人物能多一点精神自由，多一点灵魂的飞翔力量，能摆脱事实和身体，至少能梦见更纯洁更明媚的世界。

秋天的艺术，人们喜欢这样称呼他的描写风格。每一个轮廓都像刀切一般整齐清晰地从俄罗斯大草原一马平川的地平线上升起来，枯萎腐败的酸苦气味从浅黄色的树林里扑鼻而来。在托尔斯泰所描写的风景里我们总会感觉到秋意：不久，冬天就到了；不久，死便走进大自然；不久，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当中的这位永生的人，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一个没有梦、没有幻想、没有谎言的世界，一个极为空虚的世界，一个甚至没有上帝的世界——这个上帝是托尔斯泰后来才从生命的理念中臆造出来的，正像康德从国家的理念中臆造出他的宇宙。——这个世界除了严峻的真理没有别的光，除了它的同样严峻的明澈以外什么也没有。也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首先是精神的空间比这种均匀的寒光使人感到更压抑，更漆黑，更悲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也用令人陶醉的闪电划破他的朦胧夜色，人们的心至少在几秒钟里升入幻想中的天国。与此相反，托尔斯泰的艺术不知何谓陶醉，何谓安慰，它总是神圣而清醒，像水一样清澈，一点儿也不醉人，由于它惊人的透明，我们可以看到最深的所在，但这种认识从来也没有浸透那充满心醉神迷和无上欢乐的灵魂。托尔斯泰的艺术，像科学一样，以其冷酷无情的光和直视现实的精神，使人态度严肃，潜心深思，但并不使人幸福。

但这个最博学的人，他自己是怎么感觉到他的严肃的视觉作品具有这种毫不宽容和使人觉醒的特点的呢？要知道这是一种没有梦想的令人喜悦的闪耀金光的艺术，是一种没有音乐施惠</a>的艺术！他从来没有从内心深处爱过音乐，因为音乐既没有使他也没有使其他人认识到人生会使人幸福和具有值得肯定的意义。在这双无情的瞳孔面前，整个人生显得何等可怕的无望：灵魂是在死一般宁静的四周中不停抽动的身体的一个微小的结构，历史是偶然发生的事实的无意义的混杂，肉体的人是一副走动的骨架，只在短时间里披上生命的温暖的外衣，而这整个无法解释的杂乱无章的联动机构，则像流动的水或枯黄的树叶一样毫无目的。经过声名与日俱增的三十年之后，托尔斯泰突然疏远了他的艺术，这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吗？他不是渴望他的行为能发生一种摆脱种种困难、使他人生活得轻松愉快的影响吗？他不是渴望创造一种能使人们的心里萌生“更高尚更美好的感情”的艺术吗？他不是也曾想拨动银铃般鸣响的希望的七弦琴，让它在人类的胸中轻轻地振荡，开始发出令人信赖的声音，思乡之苦使他追求一种能排除、脱离尘世莫名压力的艺术。但白费气力！托尔斯泰的那双极其明亮、极其清醒、过分清醒的眼睛，能够看见生活的本来面貌，生活从来不是别的样子，只是罩着死亡的阴影，漆黑一团，悲惨凄凉；一种真正的灵魂的安慰绝不会直接来自这种不会也不想说谎的艺术。因为他所看见和描述的真正的现实生活是悲惨的，所以这位步入老年的作家便产生了改变生活本身，使人变得更善良，通过一种道德的典型给人们以安慰的愿望。事实上，在他创作的 这是违反他的愿望和意志的，因为托尔斯泰曾经把他的基督教的宗教革命、他的国家无政府主义与任何积极的暴力的革命清楚地分隔开来。他在《成熟的麦穗》里写道：“如果我们遇到革命者，我们就往往会误以为我们的观点和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还有我们都号召：取消国家，废除财产，铲除不平等以及其他。尽管如此，这里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区别：对基督徒来说根本就没有国家，而那些人则是想要消灭国家。对基督徒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财产，那些人则是想要废除财产。对基督徒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些人则是想要铲除不平等。这些革命家从外部与宗教进行斗争，但基督教根本不进行斗争，基督教是从内部破坏国家的基础。”我们看到，托尔斯泰不想以暴力消灭国家，而是想通过无数个人的不反抗精神缓慢地削弱国家的权威，其过程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一个个体一个个体地长时间避开国家的包围，直到最后国家机构因失去力量而自行解体。但最终的效果却是一样的：铲除一切权威。而托尔斯泰一生都是热情地为此而努力的。不过他同时也想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一种取代国家的国家教会，一种更人道的更友爱的生活宗教，一种昔日新兴的原始基督教义的福音派，托尔斯泰基督教义的新教。但在评价这种正在建设中的精神成果时，必须——无比诚实地——把这位文明批评家、人间慧眼奇才托尔斯泰，和苍白的有缺陷的任性的没有坚持性的道德家、思想家托尔斯泰截然分开，要知道，托尔斯泰在教育工作方面不再像六十年代那样只想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青年农民赶到学校里去，而是想要使全欧洲牢牢记住惟一“正确”生活的重要常识，牢牢记住这个具有惊人的粗心大意的哲学思想的真理。只要这个天性没受到过鼓励的人坚持留在他的感性世界里，用他超群的器官分析人性的结构，他就会受到无限的尊重。但是，一旦他要飞快地无所约束地钻到形而上学的东西里去，他的感官在那里再也抓不到、看不到和吮吸不到什么，所有这一切触角都在这里毫无目的地在虚无中摸索，谁都会对他精神的迟钝感到吃惊。不，这里划定的界限还不够明确，作为理论的系统的哲学家，托尔斯泰，像与他相反的天才尼采作为作曲家一样令人惋惜的自欺欺人。正如尼采的音乐感在语言的音韵里是卓有成效的，但在独立的音域里，也就是在作曲方面，几乎是毫无作为，托尔斯泰的非凡的智力一经大胆地超越感性批评领域进入理论领域，进入抽象的事物中，也立刻僵化。人们可以在每一篇著作里触摸这种分界和铆合点。譬如，在他的社会问题论战文章《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里， 终于单独一人待在工作室里了。光秃秃的墙上挂着大镰刀、耙和斧子，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大木块比供人坐的地方还要多，在那张粗笨的桌子前面放着一把沉重的软椅。这是一个小房间，又像僧侣的居室，又像农民的住房。昨天刚写到一半的文章还摆在桌子上，题目是《关于生活的思考》。他浏览了一下自己写的话，勾勾改改，又重新开始写。他那疾书的、像儿童笔下的很大的字迹一再地停顿。“我太轻率了，我太急躁了。如果我对上帝这个概念还没有清楚的感觉，如果我本人的认识还不明确，我的思想还日复一日地摇摆不定，我怎么能写关于上帝的文章呢？如果我谈论上帝，谈论这位无法描绘的上帝，谈论永远无法理解的生活，我怎样做才能说得明确，让每个人都理解？我在这里所做的事，超出了我的能力。我的上帝，从前我写文学作品，是多么自信啊，我向人们展示生活，那生活正像上帝展示给我们的一样，而不是我这个心乱如麻、上下求索的老人现在所希望有的真实的生活。我不是圣徒，不，我的确不是圣徒，我不应该教导人，只不过神给了我比千百个人更敏锐的眼睛和更出色的感官，好让我赞美他的世界。也许过去我只献身于今天被我骂得一钱不值的艺术的时候，比现在更真实，更善良。”他突然中断了，不由自主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像有人在窥视，看他怎样从一个藏起来的箱子里取出他现在正偷偷写作的那些中篇小说（因为他已经公开把艺术讥笑和贬低为一种“多余的东西”和“罪孽”了）。那些偷偷写的藏起来的作品是：《哈泽·穆拉特》和《伪息券》。他粗略地翻了翻这些作品，读了几页，他的眼睛又变得温和了。“是的，这些东西写得很好，”他有这样的感觉，“这很好！因为我是在描述他的世界，上帝召唤我来，就是做这件事的，不是要我来泄露他的思想。艺术多么美，创作多么纯洁，而思考是多么痛苦啊！从前我写那些东西时我是多么幸福啊！我在《幸福婚姻》中描写春天的早晨时泪如泉涌，夜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走了进来，两眼热情似火，她拥抱着我；在抄写时她不得不停下来，对我表示感谢，我们整夜整个一生都很幸福。可是我现在再也不能回到从前了，不能再使人失望了。我必须沿着自己走上的路继续走下去。因为人们在精神的困难中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我不能停顿，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长叹了一口气，又把那些可爱的笔录塞回箱子里藏起来。像一个被雇用的记录员，他默默地小心翼翼地继续写他的理论小册子。他额头紧蹙，下巴低垂，雪白的胡须时不时地沙沙地从纸上擦过。

终于到了中午！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放下笔，他猛地站起身来，迈着小步急速走下楼去。马夫已经备好了那匹名唤德利尔的牝马。他翻身上马，提起写作时弯着的身躯。当他直挺挺地骑在马背上像一个骑在骏马上的哥萨克一样朝着树林奔去时，他好像变得更高大，更强健，更年轻，更有生气了。雪白的胡须像波浪一样翻滚，在呼啸的风中飘摆，他兴致勃勃地大张着嘴，为了使劲把田野里的蒸汽吸进去，为了去感觉这生命，这衰老身体里的活着的生命，而那颤动不停的血液里的狂喜则温暖而甜蜜地缓缓通过了血管流到他的指尖，流进嗡嗡响的耳朵里。当他现在骑马走进这片幼林时，他突然勒马停住观看，再看看已经绽出的黏滞的幼芽怎样迎着春日的阳光闪烁，颤抖的嫩绿怎样像刺绣一样轻柔地伸向蓝天。他双腿使劲一夹，催马直奔桦树林。他以犀利的目光激动地观看：那些蚂蚁像一个微型的长链挖掘机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时而向前时而返回，沿着树皮的伤口爬行，一些蚂蚁腆着个大肚子把装载物运走，另一些蚂蚁还在用极微小的金丝钳取树粉。这位年迈的大教长，他兴奋地停立了几分钟，他注视着这庞大事物中的微小事物，纵横的热泪一直流到他的胡须里。多么不可思议，七十多年以来，大自然的这面神镜一再变着法儿的令人感到惊奇：它既默不作声又话语连篇，永远充满异样的画面，什么时候都生机盎然，在静寂中比一切思想和问题更有见地。他胯下的马不耐烦地打着响鼻。托尔斯泰从全神贯注的沉思中醒了过来。两腿使劲夹着马的两肋，使自己在呼啸的风声中不仅能感觉到微小和细弱的东西，而且能感觉到感官的野性和激情。他骑着马疾走，奔驰，飞跑，心情愉快，思想放松，一口气跑了二十俄里，直到马的肋腹冒出闪亮的汗珠。然后他才掉转马头，让它踏着小步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眼睛格外明亮，他的灵魂十分轻松，这位高龄老人像孩提时代走在同一个树林里的同一条七十年来的熟路上一样感到幸福而愉快。

但刚到村边，他那若有所思的脸突然阴沉了下来。他以行家的目光打量着田野：这里，在他的领地范围内，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土地荒芜，篱笆也倾倒腐烂，大概有一半树木被砍走当柴烧了，田地也没有翻耕。他骑着马愤怒地走过去，要求人们讲明情况。从一扇门里走出一个头发散乱、目光躲躲闪闪、赤着脚的脏女人，两三个半裸的孩子怯生生地拽着她的破裙子紧随其后，而从后边低矮的烟雾弥漫的茅屋里传出第四个孩子的哭叫声。他紧皱眉头细心琢磨着荒芜的原因。那个女人哭喊着说出一些不连贯的话，她的男人已经坐了六个星期的大牢了。是因为偷盗树木被捕的。没有这个壮汉，这个勤劳的人，她可怎么照料这个家呀，他偷林木是因为饿的，老爷自己也知道，收成不好，税很重，又要交租子。孩子们见他们的母亲哭喊，就跟着嚎起来。为了打断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托尔斯泰赶紧把手伸到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递给她。然后他就像一个逃亡者似的急速骑马离去。他的面孔很阴郁，他的欢乐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领地上——不，是发生在我已赠给我的妻子儿女的土地上。我是共谋，我有过错，但我为什么总胆怯地把什么都推给我的妻子呢？这是对世人的骗局，那种财产的转移一文不值；因为正当我本人对农奴的徭役感到厌烦的时候，现在我家里的人都从这些贫苦人的身上榨取钱财。我现在是坐在新房子里，我知道，这座新建筑的每一块砖瓦都浸透了农奴的汗水，都是靠他们的被烤干的肉体，靠他们的辛劳挣来的。我怎么有权把不属于我的东西，把那些农民耕作的土地，送给我的妻子和儿女。我，列夫·托尔斯泰，总以上帝的名义向人民宣讲公正，而别人的苦难却天天注视我的窗口，在上帝面前我不能不感到羞愧。”他的脸上现出异常愤怒的表情，当他骑马经过那些石头柱子走进那座“庄主府邸”时，他的脸色更加阴暗。身穿制服的仆人和马夫从门里冲出来，扶他下马。“我的奴隶。”自我控诉的羞愧促使他从心里如此愤怒地讥讽说。

在宽敞的大餐室里，长长的餐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摆着银餐具。人们在等候他，这里有伯爵夫人，他的女儿和儿子们，有秘书，家庭医生，法国女教师，英国女教师，两三个邻居，一个被聘为家庭教师的、具有革命思想的大学生，此外还有那位英国记者：混杂在一起的这批人欢快的谈话声嗡嗡地响个不停。托尔斯泰一走进来，喧哗声戛然而止，人人都肃然起敬。他按照贵族的礼节庄重地问候过客人，就一言不发地坐在桌旁。那个穿制服的仆人把他挑选的几个素菜摆在他面前——那是一道精烹细做的进口芦笋，他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破衣烂衫的女人，他递给了十戈比的那个农家妇女。他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反躬自省。要是他们能知道我不能也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仆人前呼后拥，中午吃四道菜，银制餐具一应俱全，而别人却连生活最必需的东西都没有。他们都知道，我希望他们做出的牺牲，只是让他们放弃这种奢侈，放弃这种对人类所犯下的可耻的罪孽，上帝也是这样要求的。她，我的妻子本应像分享我的床和我的生活一样分享我的思想，但她却像敌人似的反对我的思想。她是压在我脖子上的磨石，是一副把我引入错误的骗人生活的良心的负担；我早就该剪断她用来束缚我的绳索了。我跟他们还有什么关系？他们干扰我的生活，我也干扰他们的生活。我在这里是多余的，对我对他们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他出于愤怒，不自觉地充满敌意地抬起目光看着她，看着他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天哪，她怎么变老了，头发也灰白了，额头上已有很深的横纹，忧伤撕裂了她那已显衰老的嘴。一个温情的波浪突然淹没了这位老人的心田。“天哪，”他想，“她看上去多么忧郁，多么悲伤，我娶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年轻的、欢乐的、纯洁无邪的少女呢。我跟她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四十年，不，是四十五年了。她还是一个少女时我就娶了她，当时我已经是一个浪费了一半生命的人了。她给我生了十三个孩子。她帮我完成了我的作品，她喂养了我的孩子，我呢，我把她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啊？一个绝望的、几乎神经错乱的，过分受刺激的女人，人们不得不禁止她使用安眠药，以免她走了绝路，我已经使她很不幸了。这里是我的儿子们，我知道，他们都不喜欢我；这里是我的女儿们，是我使她们消耗了青春年华。而这些秘书们，他们只知记录我的每一句话，只会像麻雀啄马粪似的啄我的每一句话，他们的箱子里都备有香膏和敬神用的香，以便在人类的博物馆里保存我的木乃伊。而在那边，这位英国的花花公子已经手捧记录本在等待，看我怎样给他讲解‘生活’。——这张餐桌，这座房子，便是对上帝和真理的一种罪过，简直毫无秘密、毫无纯洁可言，而我这个骗子舒舒服服地坐在这个地狱里，觉得温暖而愉快，不一跃而起去走我的路。要是我死了，这对我更好，对他们也更好：我活得太久了，又活得不够真诚，我的死期早就该到了。”

仆人又给他上了一道菜，是甜水果，四周有奶白，是冷藏过的，他愤怒地一抬手，便把这个银盘推到一边去了。“这种食品不好吗？”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怯生生地问，“你觉得这太难消化吗？”

但托尔斯泰尖刻地答道：“这东西实在不错，不过我很难下咽。”

儿子们一脸不高兴地看着他，妻子感到诧异，记者很紧张：人们看到，他想抓住这个警句。

午餐终于结束后，他们站起来走进会客室。托尔斯泰和那位青年革命家争论问题，对方虽然很敬重他却也敢于生气勃勃地反对他。托尔斯泰眼睛闪着光辉，他说话粗鲁，冲撞，几乎是大声喊叫；像过去的狩猎和打网球吸引他一样，现在他仍然怀着难以控制的热情参与每一次辩论。突然，他意识到自己的粗鲁很不得当，便强迫自己谦恭一些，强制自己压低声说：“也许我错了，上帝把他的思想散播到了人间，不过谁也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上帝的思想还是自己的思想。”为了转移话题，他鼓动其他人说：“我们到花园里走一走吧。”

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稍停片刻。在府第台阶对面的那棵老榆树下面，那棵“穷人之树”的旁边，有一些人民的来访者，叫花子和那些“愚昧者”教派信徒，在等候托尔斯泰。他们是以朝圣者的身份跋涉了二十英里来到这里求教或讨点钱的。他们站在那里，人人都晒得黝黑，透着疲惫的神态，脚上穿着布满尘土的鞋。当这位“主人”，“这位老爷”走近时，有几个人便按照俄罗斯的礼节一躬到地。托尔斯泰疾步如风地向他们走去。“你们有什么问题？”——“我想问一问，尊贵的……”“我不是尊贵的，除了上帝，谁都不是尊贵的。”托尔斯泰责备地说。这个瘦小的农民惶恐地卷了卷帽子，终于急速地说出一些烦琐的问题，他问，现在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他什么时候能得到他的那一份土地？托尔斯泰回答时很不耐烦，一切不清楚的事情都使他恼火。随后，轮到林务管理员时，他询问了一些有关上帝的问题。托尔斯泰问他有没有阅读能力，当对方说能读时，托尔斯泰让人取来一本题名《我们应该怎么办？》的小册子给他，就跟他道别了。这时行乞者一个跟着一个拥了过来。托尔斯泰赶快送给每个人五个戈比，不耐烦地把他们打发走。他转过身来，发现那位记者在他施舍钱时</a>给他拍了照。他的脸又阴沉下来：“这样你倒是把我，托尔斯泰，农民中间的善人，施主，乐于助人的高尚的人，形象地记录下来了。但是，你要是能看到我的内心，你应会知道，我从来都不是善人，我只不过想学着做善事。除了我的‘自我’，再也没有东西使我终日费心思索的了。我从来都不是乐于助人的人，我一生中送给穷人的东西到不了我从前在莫斯科一夜赌输的一半。当时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挨饿，但我从来没想到送给他二百卢布，解决他一个月的急需，也许解救他终生的苦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容许人们颂扬我，把我誉为最高尚的人，不过我的内心知道得很清楚，我刚刚处在初始阶段的开端。”

他急于到庭园里去散步。于是这位行动敏捷的老人便急不可待地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胡须都飘了起来，别人几乎跟不上他。不，现在不要多说话，需要感觉全身肌肉的运动，只需感觉每根肌腱的柔韧性，他稍稍看了看女儿们打网球，体味到这种灵巧的身体运动的纯洁无邪。他兴冲冲地紧盯着每一个动作，每打赢一个球他都自豪地大笑，他的阴郁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他边说边笑，同时更清醒更平静地想着问题，信步穿过香气扑鼻的绵软的低湿地段向前走去。之后又回到工作室，读一点书，休息一会儿；有时他觉得自己确实疲倦了，两条腿变得很沉。当他一个人躺在柔软的皮沙发上，闭上双眼，感觉到自己疲倦而衰老时，他暗想：“这样倒是很好：让那个可怕的时刻就这样到来。要知道，我像害怕鬼怪一样害怕死，我想在死神面前藏起来，否认自己。现在我不再害怕了，我甚至觉得离死这么近反而很好。”他靠在沙发上，种种思想在寂静中蜂拥而至。他有时赶快用铅笔写下一个词，然后就长久地严肃地直视前方。这位老人的脸色很好，周围飘浮着各种思想和梦幻，孤身一人，只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

晚上又下楼加入健谈者们的圈子。是的，工作已经完了，他的朋友，钢琴家戈尔顿韦泽问他是否可以弹奏一曲。“好，好！”托尔斯泰靠在琴旁，两手遮住眼睛，为的是不让别人看见那连成一气的声音的魔力如何使他感动。他凝神静听，眼睛微闭，胸脯一起一伏。奇怪，这音乐，这被他公开拒绝的音乐，现在却神奇地流进他的心里，一切温情都活跃起来。音乐使经历过一切沉重思想的灵魂又变温柔，变善良了。“这种艺术我怎么可以诽谤它呢，”他心中暗暗想道，“如果不听音乐，安慰何在？那样一来，一切思想就都变隐晦了，一切知识就都错乱了，而上帝的存在我们在哪儿能比在这艺术家的形象和语言里更清楚地感觉到呢？我觉得你们是我的弟兄，贝多芬和肖邦，我现在感觉到你们的目光就在我心中，而人类的心则在我心里剧烈地跳动：原谅我吧，你们这些弟兄，我曾经中伤过你们呀。”演奏以一个回声贯耳的和音结束，大家鼓掌喝彩，托尔斯泰迟疑片刻也鼓了掌。他心中的一切烦躁不安都治愈了。他温和地一笑，来到聚在一起的人们当中，很高兴地参加善意的交谈；最后有一种像愉快和宁静的东西围着他飘来，这多姿多彩的一天仿佛完全结束了。

但在上床之前，他又一次走进他的工作室。在一天结束之前，托尔斯泰还要对自己作一次最后的审判，像往常一样，要求自己为每一小时以及整个一生做出说明。日记摊开放在面前，良心的眼睛从空白的白纸里注视着他。托尔斯泰思索着当天每小时的情况，进行着审判。他想起那些农民，想到个人过错造成的苦难，他骑马经过那里看到他们的苦难，他除去给了他们一点点可怜的硬币别无任何帮助。他想起自己对那些乞讨者是多么不耐烦，想起他对妻子的那些不好的念头。这一切过错他都写在日记里了，写在这本自我谴责的日记上了，他又用愤怒的笔触写上这样的判决：“我又懒惰，灵魂麻木不仁。没有做出足够的善事！我仍然没有学会去做重要的事，没学会爱我周围的人而不是爱人类。帮帮我吧，上帝啊，帮帮我！”

然后又写上第二天的日期和那神秘的W.i.1.。现在工作完成了，又过完了一天。这位老人心情沮丧地脱去上衣和粗笨的靴子，让沉重的身体躺在床上，跟往常一样首先想到死。思想还像彩色的飞蛾在他头顶不安地飞翔，但它们渐渐地像蝴蝶似的在越来越昏暗的森林中消失了。疲倦后的微睡就要开始了……

这时，他突然惊醒了，这不是脚步声吗？是的，他听到脚步声就在旁边的屋子里，很轻的潜行的脚步声在工作室里响了一下，于是他跳下床，无声地半裸着身子走过去，把焦灼的眼睛紧贴在钥匙孔上。是的，邻室里有亮光，一个人端着灯走了进来，在他的写字台里翻什么东西，翻阅那本神秘的日记，想看那些句子，想看到他的良心的那些对白。那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他的妻子。连他最后的秘密她也要窥探，他们不让他跟神单独相处；在他的家里，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内心里，他处处都被人们的贪欲和好奇心所包围。他气得双手发抖，他恨不得猛地拉开门，冲向背叛他的妻子。但在最后一刻，他压住了自己心中的怒火：“也许这是对我的考验。”于是，他又拖着脚步，屏着呼吸，无声地回到床上，像倾听一眼涌流的泉水一样倾听自己的内心。他就这样躺了很长时间，不能入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这位他那个时代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在自己的家里尝到了人间背叛的滋味，被怀疑折磨得痛苦不堪，因孤独而感到不寒而栗。

决断和神化

为了相信不朽，就必须在这里过一种不朽的生活。

日记，一八九六年三月六日

一九〇〇年。列夫·托尔斯泰以七十二岁高龄跨过世纪的门槛。这位英雄的老人正以正直的精神和传奇人物的姿态走向他人格的完善。这位年迈的人间的漫游者的脸在雪白胡须的掩映下闪耀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温和宽厚的光辉。脸上的皮肤已渐渐变黄，像透明的羊皮纸一样，上面布满了无数皱纹和符咒。一种恭顺容忍的微笑现在挂在胸怀平静的唇边，浓眉很少在愤怒中竖立起来，这位易怒的老人使人觉得比以往更宽容更有涵养了。“他变得多么和善啊！”他的兄弟惊诧地说，这个兄弟有生以来一直把他看成一个易怒而不能自制的人。一点不假，强烈的热情确实开始削减了，他的奋斗使他感到疲倦了，他的痛苦使他疲惫了：一种新的和善的闪光在他生命的夕阳时期照射在他的脸上。现在看到这张过去那么阴郁的脸，实在令人感动，好像大自然八十年之久之所以在这里发生了如此强大的影响，是为了终于以这种最后的形象显示他独特的美点，这位老人的伟大、博学和宽容的崇高。人们就是通过这个神化了的形象铭记着托尔斯泰的外部形象。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会怀着敬畏的感情在心里保存他那严肃的安详的面容。

这种高龄平素总要损伤和破坏英雄人物的形象，现在却使他阴郁的面孔显得无比威严。坚强变成了崇高，热情变</a>成了宽容和胸怀博爱。的确，这位年老的斗士希望和睦，希望“与上帝和人和睦”，也与他的最痛恨的敌人，与死和睦。所幸上帝仁慈，那骇人的、惊愕的、动物一般的对死的恐惧已成为过去。这位高龄老人目光安静，对那正在临近的短暂一瞬心里早有充分的准备。“我想，可能明天我就不活在人世了，于是每天我努力使自己更熟悉这种思想，现在我越来越习惯这种思想了。”奇妙的是，自从这位长久以来惊慌失措的人摆脱了这种充满恐惧的紧张心情，他的那种教育者的思想又抬起头来。像老年歌德到了晚年又放弃科学消遣重操“主业”一样，托尔斯泰这位布道者和道德家也在七十岁至八十岁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十年中又献身于他长时间放弃的艺术工作。这位上一个世纪的大作家在新的世纪里又复活了，而且成就像从前一样的辉煌。这位老人是在勇敢地为他生存的弧形搭建一个拱顶，他回忆起他在哥萨克兵团年代的一段经历，一反常规作了《伊利亚特》式的诗篇《哈泽·穆拉特》，书中武器铿锵，弥漫着战争的烽烟。这是一个英雄的传奇，像在他艺术最成熟的年月里讲述质朴而动人心魄的故事。《活尸》的悲剧，杰出的小说《舞会之后》、《考尔内·瓦西里耶夫》和许多短小精悍的传奇故事出色地证明了他已摆脱道德家的烦恼，回到艺术家的清纯中来。人们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这是出自一位耄耋老人多皱而写累之手的晚年作品。老人衰弱的目光依然公正不阿地不受迷惑地思虑着永远震撼人心的世人的命运。生活的法官又变成了诗人，而这位一度傲慢的生活导师在他奇妙的老年自白中却敬畏地屈从于神界不可穷究的奥秘了：探究最后的生命问题的急不可耐的好奇心减弱了，变成了对无限的越来越近的澎湃涛声的无限倾听。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最后年月里变成了真正的智者，但仍然不感到疲倦；他以一个远古农民的姿态不停地耕作，在日记里耕种那用之不尽的思想的农田，直到那逐渐变冷的手拿不住笔为止。

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是不能休息的，命运赋予他的使命是为真理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最后的一项最神圣的工作还有待于完成。这项工作不再针对生，而是针对他个人临近的死；这位颇具影响的教导者生平最后的努力，将是把死塑造成可敬的堪称典型的东西，他简直是集中全力豪迈地从事这一工作。托尔斯泰创作任何作品也没有像这次探究个人的死这样充满激情和花费这么久的时间；作为一个真正的永不满足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希望把他最后的最高人性的业绩不搀杂质而又无可指摘地奉献给人类。

这一次为一种纯洁的、无谎言的、圆满的死而进行的搏斗，变成了这位不安定者为真实而进行的七十年战争的决战，这同时也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决战——因为这场决战是反对他的贵族出身的行为。这是一次必须完成的最后的事业，这是他一生当中一直怀着一种我们现在才理解的畏惧不断回避的事业：彻底地不可抗辩地摆脱他的财产。犹如他所描写的库图佐夫总想避免决战，总希望在战略退却时战胜可怕的敌人，托尔斯泰也总在彻底处理他的财产时退缩，由于受到良心的催迫而逃到“无为的哲学”里去。每次企图放弃即使是他去世后作品的权利也都遭到全家人的强烈反对。他太软弱，实际上他太充满人情味，所以不能以粗暴的行动强力压制这种抵抗。于是，他便数年之久地限制自己，不亲自经营钱财，不使用他个人的收入。不过，他自我抱怨说：“构成这种不予理睬策略的基础，是我原则上拒绝一切财产，是我为了不让人们责备我前后矛盾，为了不因虚伪而感到羞愧，才不关心财产。”他做过各种各样毫无成果的尝试，而每一次尝试都在他自己家人狭小的圈子里造成一种悲剧。在这些尝试之后，他一再不对他的遗嘱作出明确而有约束力的决定，把决定推到不确定的时刻。但在一九〇八年，适逢他八十岁，全家人利用祝寿机会以巨资出版他的全集时，这位一切财产的公开的敌人就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列夫·托尔斯泰不得不以八十岁的高龄面对面地投身到具有决定性的斗争中来。这样，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个俄罗斯的圣地便关上了所有的门，变成了托尔斯泰和他家里人之间的一场竞争的战场，这个斗争比之于他为了一件小事，为了金钱而斗争要激烈、可厌得多。日记中的尖声呼喊并不足以使人们想像到这场斗争的触目惊心的情景。“摆脱这份肮脏的罪恶的财产，是多么难啊。”他在那些日子里（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悲叹道，因为有半个家庭紧紧抓住这份财产不放。那真是最坏的廉价小说里的场景：撬开窗户，翻箱倒柜，窃听谈话，企图夺取治产权，与此交替出现的最悲惨的时刻则是夫人的自杀意图和托尔斯泰逃走的威胁。正如他所说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这座地狱”打开了它所有的大门。但托尔斯泰恰恰终于从这种最大的痛苦里做出毅然的决断。最后，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他决定，为了自己死得纯洁和正直，不再容忍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并且给他的后人留下一份出人意料的把他的精神财富交给全人类的遗嘱。为了实现最后的真实心愿，还得最后说一次谎。因为他感觉到家里有人窃听他，监视他，所以这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便佯装漫不经心地游逛，骑马走进邻庄格鲁蒙特的森林，在那里的一个树墩上——也是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具戏剧性的时刻，当着三个证人和那匹不耐烦地打着响鼻的牝马的面，终于在那张证明符合他意愿的，他死后生效的文件上签了名。

现在脚镣已经抛在身后，他相信已经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但最艰难、最重要、最必需的行动还在等待着他实现。因为在这个爱谈良心的人影憧憧的家里是保守不住任何秘密的，一会儿是夫人预料，一会儿是全家人得知，说托尔斯泰已经做出了秘密的决定。他们在箱子和柜子里搜寻遗嘱，仔细研究日记，想找到蛛丝马迹。如果那个可恨的助手切尔特克夫还继续来访，伯爵夫人便以自杀相威胁。这时，托尔斯泰认识到，在这里，在激情、贪心、仇恨和不安的气氛中，他无法创作他最后的艺术作品，无法达到圆满的死，于是恐惧袭上这位老翁的心头，他惟恐家庭会使他“从思想上顾及那也许是最壮丽的宝贵的几分钟”。突然从他内心深处又出现那种思想，即像福音书上所要求的那样，为了自我的完成，他必须丢开他的妻子儿女，为了被视为圣人他必须放弃财产和利益。他已经离家出走过两次了，第一次是在一八八四年，但走到半路他就无力支撑下去了。当时他强迫自己回家，回到妻子身边去，他的妻子正痛苦地躺在床上，就在这天夜里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现在站在身旁的这个女儿阿列克山德拉，就是她现在保护着他的遗嘱，而且准备充当他最后一段路的助手。十三年以后，一八九七年又发生了第二次离家出走，他给妻子留下了那封描述他良心压力的不朽的信：“我决定离家出走，第一，因为这样的一年年的生活越来越使我感到压抑，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一人独处。第二，因为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我在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关键的问题是，和印度人一到六十岁便逃往森林一样，和他们相似，每个笃信宗教的人到了老年都有这样一种愿望：把他的晚年献给上帝，而不是献给嬉戏、闲扯和网球运动。因此，我的灵魂也渴望在七十岁的时候尽全力得到安宁和独处，以便凭着我的良心在和谐中单独生活，或者，如果这个目标不能彻底达到，就逃离我的生活和我的信仰之间的严重失衡。”但是他当时出于占优势的人情方面的考虑，还是回来了。那时，他向自己施加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他的声望的影响还不够深广。但是现在，在第二次出走的十三年后，在第一次出走的两个十三年以后把他拖向远方的巨大的引力使他比以往更痛苦了，他的坚定不移的良知十分强烈地感觉到被那不可知的力量所撕扯。一九一〇年七月，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我除了出走别无出路，现在我严肃地考虑到这一点，我要表现出基督徒的精神。现在是最佳时机。在这里，没有一个人需要我。我的上帝，帮帮我吧，教导我吧！我只希望一点，不照我的意志行动，只按你的意志去行动。我这样写着，同时扪心自问：“这确实是真诚的吗？我不是在你面前演戏吧？帮帮我！帮帮我，帮帮我吧！”但他仍在犹豫，对他人命运的担忧一直阻拦着他。他本人一直对自己的罪恶的愿望感到恐惧。他胆怯地俯向自己的灵魂，倾听内心是否会发出召唤，在自己的意志仍然犹豫畏缩的时候上苍是否会送来一道不可抗拒的福音。犹如双膝跪地，对他所献身所信赖的神秘莫测的意志祈祷，他在日记中对他的恐惧和不安表示忏悔。在被燃起热情的良心中的这种等待就好像是一种冲动，在受到震惊的心中的倾听就好像一种独特的剧烈的震颤。他觉得他已经空前未有地把自己交给命运和无意义的事物摆布了。

这时，在这最恰当的时刻，他心中响起了一种声音。那是古老的格言：“起身，站起来，穿上外衣，拿起朝圣者的手杖！”于是，他便振作起精神，朝着他的自我完成大步走去。

逃向上帝

一个人只能独自接近上帝。

日记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大约早上六点钟，树林间还是漆黑的夜，几个人影特别奇怪地蹑手蹑足地围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府邸行走。钥匙咔嚓咔嚓地响，像小偷轻轻转动门把手把一扇又一扇门都打开了。在马厩的干草里车夫小心翼翼地把马套在车上，没出一点声音。在两个房间里有不安定的影子晃来晃去，手里拿着遮住光线的手电筒，打开箱子和柜子，摸索着抓起各种各样的包袱。然后，他们就悄悄溜出无声地推开的门，小声说着话，跌跌撞撞地穿过庭园里肮脏的杂草地。一辆马车躲开府邸正面的路，悄悄地从后面向庭园的大门驶去。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是有窃贼闯进府邸了吗？难道是沙皇的警察终于包围了这位可疑者的住宅，准备进行搜查？不，没有人闯进来，而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只在他的医生的陪同下像个小偷似的逃出他生活的这座监狱。召唤已经向他发出，这是一个不可反驳的决定性的信号。当他妻子在夜里秘密地神经质地翻寻他的文稿时，他又一次当场捉住了她。这时，他心里突然顽强地横冲直撞地跳出来这样的决定：离开“这个早已离开他心灵的”妻子，离家出走，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奔向上帝，奔向自我，奔向自己应得的死。他突然在工作服上面罩上外套，戴上粗俗的帽子，穿上胶鞋，除了老人必需的东西没有携带任何个人的财产，为的是把自己交给人类，就是说他只带了日记本、铅笔和羽毛笔。在火车站，他还潦潦草草地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让车夫把信捎回家去：“我做了一种我这样年龄的老者通常要做的事，我现在离开这尘世喧嚣的生活，为的是在隐遁和孤寂中度过我的余生。”然后他们上了火车，在一节三等车厢的肮脏的板凳上坐下，列夫·托尔斯泰，这位奔向上帝的逃亡者，身上裹着外套，只有他的医生陪伴。

但是托尔斯泰不再自称原来的名字了。就像以前卡尔五世那个两个世界的主人，为了把自己安葬在西班牙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尔宫的棺木里，把君权的象征物弃置一旁一样，托尔斯泰不仅抛弃了他的金钱、家庭、荣誉，而且抛弃了他的名字。他现在自称T.尼古拉耶夫，这是一个希望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生活和纯洁正当之死的人杜撰出来的名字。终于解除了一切束缚，现在他可以成为走在异乡大道上的朝圣进香者，成为他的教义和真心话的仆人了。在萨马尔金诺修道院，他又向那里的院长即他的妹妹告别：两位年老力衰的人坐在一起，周围是和善的修道士，安定和庄严的孤独使他们变得容光焕发。几天以后，在他第一次失败的出走归来时出生的那个女儿追来了。不过，即使在这里他也无法得到安宁，他害怕被人认出来，怕被跟踪，怕被人追上，再被拉回自己家里那种错综复杂的不真诚的生活中去。因此，他又一次被看不见的手指所触动，在十月三十一日早上四点钟，他突然叫醒女儿，催促继续往前走，到哪儿去都行，去保加利亚，去高加索，到外国去，只要去声望达不到，人们找不着的地方，只要最后能一人独处，走向自我，走向上帝。

但是他的生活和他的教义的可怕的敌手，就是那声望，那折磨他的魔鬼和诱惑者，还是不放过它的牺牲品。世界不准许“它的”托尔斯泰属于他自己，属于他天生的多闻博识的意志。这个被追赶的人在火车的车厢里刚刚坐好，帽子还低低地压在额头上，就有一个旅客认出了这位大师。列车上所有的人立时都知道他在车上了。秘密已经泄露了。随后，便有无数男人和女人在外面拥到这节车厢的门口来看他。他们随身携带的报纸都通栏刊载着有关这个珍贵动物逃出监禁的消息。他的身份泄露出去了，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声望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拦住了托尔斯泰通向完成的路。沿着这列呼啸疾驰的列车，各条电报线路都在嗡嗡响着传递消息。所有的车站都接到了警察局的通知，各级官吏都被动员起来，家里的人已经预订了专车。记者则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尼什涅—诺沃戈洛德，从四方八面追逐他，追逐这个逃跑的野兽。神圣的教会会议派出一位神父，想抓住这个后悔的人。突然有一个陌生的先生登上列车，他不断地变出新的嘴脸经过这个车厢，一个密探——不，声望不让他的囚徒逃走。列夫·托尔斯泰不应该也不可以一人独处。人们不容许他只属于自己，只去实现他的神化。

他已经被包围了，被围得水泄不通，没有一个灌木丛能让他藏身。如果这列火车来到边境，就会有一个官员很有礼貌地微微抬一下帽子向他致敬，同时不准他过境。不管他想要逃到哪里去，他的声望总在他面前挡着他，很惹人注意，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不，他脱不了身，利爪紧紧地抓住了他。这时，女儿发现父亲衰老的身体在打寒战。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身子靠在硬木椅上。汗从这位索索发抖的老人的每个毛孔里渗出来，汗珠从额头上往下滴。一种寒热病，一种源于他的血统的疾病向他袭来，目的是想要救他。死神已经举起他那件黑色的大衣，在这些跟踪者的面前把他覆盖起来。

在阿斯塔波沃，一个小火车站，他们不得不中止行程，这位垂危的病人实在不能继续旅行了。没有客栈，没有旅馆，没有豪华的房间安置他。那位站长很难为情地把车站二层木屋的站长办公室让给了他（从此以后这里便成了俄罗斯世界朝拜的圣地）。人们把这位冷得发抖的人扶进屋里，于是他所梦想的一切就突然变成了现实；那是一个小房间，低矮，霉味扑鼻，烟味呛人，一派贫穷景象，放着一张铁床，煤油灯光十分暗淡——一下子远离了他逃出来的奢华和舒适。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一切都变得如他内心所向往的样子：纯洁，没有瑕疵，死完全成为出自他的艺术家之手的崇高的象征。几天以后，这死亡的辉煌的建筑便拔地而起，他的教义得到了庄严的确认，不再受到人们的嫉妒的暗中破坏，不再有人干扰和破坏他的古老尘世的单纯。声望白白地努起贪婪的嘴唇，屏气敛息，守候在紧闭的门外；记者和猎奇者，密探、警察和宪兵，宗教会议派来的教士，沙皇指定的军官，全都白白地奔来和等待：他们的耀眼刺耳、体面丧尽的忙乱丝毫也影响不了这种无法破坏的最后的孤寂。只有女儿守护着他，在场的还有一个朋友和医生，宁静的谦卑的爱默默地环绕着他。床头柜上放着小日记本，这是他对上帝说话的话筒，但那紧张不安的手再也不能握起那支笔了。于是，他便呼吸急促地发出有气无力的声音，向女儿口授了他最后的思想，他称上帝为“无限的宇宙，人只是它的一个有限的部分，是它在物质、时间和空间上的显示”，他宣称，这种尘世的生物和其他生物的生命的联合，只能通过爱来实现。在他去世的两天前，他还集中他的所有感官，去捕捉崇高的真理，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真理。然后，黑暗便渐渐地遮没了光辉的大脑。

在外面，人们为了解情况好奇而放肆地推来挤去。他再也感觉不到他们了。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跟他一起生活了四十八年的妻子，因懊悔而显出谦恭，泪如泉涌地从窗口往里张望，只想从远处再看一眼他的面容。他再也认不出她来了。这位目光最敏锐的人觉得生活中的万事都变得越来越陌生了，血液通过渐趋破裂的血管越来越无力，越来越凝滞。在十一月四日的夜里，他又一次振作精神，悲叹道：“可是那些农民——那些农民究竟是怎样死的呢？”这不同寻常的生命还在与这不同寻常的死抗争。刚到十一月七日，死就降临到了这位不朽的伟人的头上。银发苍苍的脑袋向后倒在枕头上，那双观察世界比所有的人都锐利的眼睛失去了光泽。这位情急似火的求索者，现在才明白了一切生活的真理和意义。

尾　声

这个人死了，但他与世界的关系继续对人们产生影响，这影响不仅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而且比以前更强大。他的影响在他的理性和爱的方面日益增长，像一切活的东西一样无休无止地发展。

书信

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称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人类的人，这真是极为精辟的论断。因为他是跟我们大家一个样的人，都是由一样的不牢固的泥土做成，都具有同样的尘世的缺陷。但他对这些尘世的缺陷了解得更深刻，因它们而忍受了更大的痛苦。列夫·托尔斯泰跟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没有什么不同，他不比别人高级，他只不过比大多数人更有人情味、更有道德、更有头脑、更清醒、更热情——仿佛是在世界艺术家的作坊里创造出的那种看不出的原形的第一个最清晰的复制品。

但是，这种永恒的人的肖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朦胧的、常常难以辨认的草图；托尔斯泰就是把这种应该竭力完全放弃的永恒人的肖像选作自己真正的毕生事业，一种永远不能终结、永远不能完全实现、无可比拟的英雄事业。他曾经借助于自己良心的无比真诚，在最坏的人物里寻找过人，进入人们在相互伤害时才能达到的灵魂深处。这位堪称楷模的伦理学的天才以高度严肃的态度和毫不容情的顽强精神无保留地挖掘自己的灵魂，以便从他的那个尘世的外壳里解放我们的完美无缺的原始形象，向全人类展示灵魂更高贵更形同于神的面貌。这位大无畏的教导者从不休息，从不满足，从不使他的艺术具有单纯形式游戏的天真的欢乐的特点，他通过描绘自我为创作这部反映自我完善的杰作工作了八十年。从歌德谢世以后还没有一个作家这样揭示自我，同样也揭示永恒的人。

这种通过个人灵魂的考验和铸造来实现世界道德化的英雄意志，从表面上看，是随着这位非凡人物生命的完结而告终了。但是，他的生命的强有力的搏动仍然坚定不移地对活着的人发挥塑造和继续塑造的作用。有一些战战兢兢地看见过他青灰色犀利目光的人，作为他尘世生活的见证人都还健在。但托尔斯泰这个人早就成为神话了，他的生平变成了人类的一部高贵的传奇，而他反对自我的斗争则变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和世世代代人的范例。因为一切准备牺牲的思想和一切英雄般完成的事情，永远都是为所有的人而想而做的。人类从一个人的所有伟大之处获得新的更高的尺度。这个不断求索的智者只在热情真诚的自白中才预感到他的局限和规律。只是由于有了他这样的艺术家的自我塑造，人类的灵魂，天才的形象，在尘世间才会被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