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_三作家传

过去我是什么人？现在我是什么人？我全说不清。

司汤达：《亨利·勃吕拉的一生》

说谎的兴趣和说真话的快乐

我最好是戴上假面具，并更名改姓。

书　简

说谎蒙蔽世人，很少有人比司汤达说得更多；说真话，同样很少有人比司汤达说得更好，更彻底。

他的假面具把戏和欺骗人的行径，简直是数不胜数。你刚刚翻开他的一本书，一件骗人的事实便从封面和前言跃入你的眼帘，因为作者从来都不直截了当地承认亨利·贝尔是他的真名。他时而给自己加上一个贵族头衔，时而化装成“恺撒·邦贝”或者给他姓名开头字母H.B.添加一个神秘莫测的A.A.。连恶魔也猜不到他原本是一个极其卑微的“法院助理办案员”；只有使用假名字，谎报事实，他才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有一次，他装扮成奥地利的退休者，还有一次装扮成古代骑兵队的军官。他最喜欢的是冠以连他的同胞也不理解的名字司汤达（这是根据普鲁士一个小镇的名字取的，那里因他突发奇想而变成不朽的城市）。如果他写出日期，你要坚信，那不是真的。如果他在《巴马修道院》的前言里说这本书写于一八三〇年离巴黎一千二百里的地方，这种可笑之举也掩盖不住真实的情况：实际上，这部长篇小说他是一八三九年在巴黎写成的。在许多事实中种种矛盾也是混乱不堪，纠缠不清。在一部自传里他夸夸其谈地说，他曾在瓦格兰、阿斯佩伦和埃劳打过仗；这里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因为他的日记无可争辩地证明：在这些战役期间，他正舒舒服服坐守在巴黎。有几次他讲到他跟拿破仑的一次重要长谈，但真是罪恶啊，就在下一卷里你就会读到他的极其令人信服的自白：“拿破仑才不跟我这样的傻瓜谈话呢。”因此，对司汤达的每一个论断你都必须小心考证，最可疑的是他的信件，据说他是为了逃避警察的追踪，才标注假的日期，用不同的假名字落款。本来他是在罗马信步闲荡，他却注明发信地点是奥尔维埃托，他自称信是在贝桑松写的，实际上那天他是在格勒诺布尔，有时是年份的标注，大多是月份的标注起着误导的作用，署名几乎是有规律地变化着。但这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干这种蠢事仅仅是为了逃避奥地利警察局的牢房，他这样做也是出于他对使人上当以及伪装和隐蔽自己有一种天生的兴趣。司汤达让神秘的东西和虚假的名字旋转，就像使一柄闪光的花剑围着他人飞舞，目的无非是不让任何一个好奇的人靠近他，因此他从不隐瞒他对存心欺骗和施展诡计的酷爱。当一个朋友在信里愤怒地责怪他可耻地说谎时，他竟心安理得地在责备他的句子旁边写上“一点不假”——“正确！不错！”他笑容可掬地怀着嘲弄的满意心情在他的供职证件上填写假的履历，时而忠于波旁王朝，时而忠于拿破仑。像在沼泽里飘浮着的鱼卵一样，在他所有的文章里，包括已复印的文章和私人的文件里，都充满着种种矛盾。他的最后一次故弄玄虚——简直可说是一切谎言的最高纪录！——是根据他遗嘱里特别强调的愿望，被雕刻在蒙马特公墓的碑石上的文字。在那里至今仍可读到这样骗人的碑文：阿里果·贝尔，米兰人，受过典型法国式洗礼、（令他恼火地）出生在外省寒酸小城格勒诺布尔的亨利·贝尔的长期住所。就是面对死，他也要着假面具出现：他为死披上了浪漫的外衣。

但是，尽管如此，这位经常披着伪装的艺术大师像这样对世人敞开心扉、吐露真言，还是为数甚少。必要时，司汤达会像他喜欢说谎那样讲真话。他的坦率开始是令人吃惊的，甚至常常是令人恐惧的，随后才是动人心魄的，他初次就以这样的坦荡胸怀勇敢地说出最隐秘的经历和对自己的观察，别人却在意识到这种情况之前赶快掩饰这一切，或像变戏法似的把它们变走。司汤达说真话和说谎话一样勇敢乃至胆大包天。他毫不踌躇地越过社会道德的一切障碍。他通过一切国界和国内检查的所有关卡进行走私；他生活上胆小怕事，面对女人羞怯退缩；但只要一拿起笔，他立刻就变得无比勇敢；于是便没有任何“障碍”阻挡他了。相反，无论在哪里，只要在自己的心里发现有这样的阻力，他就抓住它们不放，把它们从内心掏出来，以便用最严格的客观态度解剖它们。恰恰生活中的最大障碍，他在心理上控制得最好。一八二〇年前后，他就直觉地以真正的天才的幸福感撬开了那心灵机械上的一些精制的扣锁，一百年以后心理分析学才以其复杂而精巧的仪器，拆开和改造这种心灵机械。——他那天生的、在体育锻炼中获得的心理学家的胆量，使缓慢发展的科学的一个原理提前出现了一个世纪。因此，当时司汤达除了自己的观察没有任何别的实验室：他惟一的工具一直是一种无比强烈的、极端精明的好奇心。他观察他所感到的一切，凡是他所感到的东西他都坦率而大胆地说出来，而且说得越大胆便越好，说得越深刻便越热情。他最喜欢透彻研究他的最坏的、躲藏得最深的感觉：我只记得他是多么经常多么狂热地炫耀他对父亲的憎恨，他多么傲慢地说他曾白白浪费了一个月时间去竭力体味听到父亲死讯时的痛苦。他对性生活障碍的最痛苦的自白，他的极端虚荣遇到的危机，他在女人当中的接二连三的失败——这一切他都像摆出一张总参谋部的地图一样那么客观精确地摆在读者的面前。人们在司汤达那里发现一些最隐私最微妙的坦诚报告，写得像临床记录那样冷静，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这种坦率真诚感到厌恶，也没有人认为他的这种坦率真诚是被迫流露出来的。这便是他的功绩：在他的聪明才智凝结的清澈透明、利己冰冷的结晶体里，永远为后世存留着对精神的最宝贵的认识。没有这位披着伪装的神奇的大师，我们就不会了解到这么多感觉世界和他所处的底层社会的真实情况。因为谁曾坦诚地对待自己，他就会永远坦诚。谁悟得出自己的秘密，谁就发觉了所有人的秘密。

肖　像

你很丑，但你气度不凡。

加尼翁舅舅对年轻的亨利·贝尔说

暮色苍茫，黎塞留街的小阁楼里。写字台上点着两支蜡烛，从中午开始司汤达就在写他的长篇小说。现在他突然扔下了笔：今天就到这儿了！现在要休息一下，出去走走，好好吃一顿饭，去参加聚会，快活地谈天</a>说地，与女人周旋，凑凑热闹！

他开始做准备，穿上外衣，理正了假发，又赶快照了照镜子！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自己，立刻嘲讽地撇了撇嘴：不，他对自己并不满意。这是一张多么粗俗的哈巴狗似的面孔，略圆，红红的，肥胖市民阶级的面孔，那个宽大的鼻子多么像讨厌的短粗块茎镶嵌在这张外省人的脸上！那双眼睛谈不上令人讨厌，很小，黑黑的，闪闪有光，充满不安的好奇的神情，但它们在阴沉的方额头的两道浓眉下面却显得太深太小。在这张脸上还有什么是好的呢？司汤达气恼地端详着自己。没有什么是好的，没有什么是柔和的，没有充满生气的线条，一切都是笨重的、粗俗的，最丑恶的资产阶级的庸人相。这个镶在棕色胡须框里的球形脑袋说不定算得上这个令人讨厌的身躯上最好的部分。因为下巴往下一动，脖子便显得太短，压出一个小肿块，下巴再低一些，他简直连看都不敢看了，因为他恨透了他那蠢笨的、极不相称的大肚皮，那长得太短的难看的腿。这两条腿如此吃力地支撑着亨利·贝尔沉重的身子，以致他的同学总是把他叫做“能移动的塔”。司汤达还在镜子里寻找某种安慰。充其量也就是这双手，是的，它们算得上是一种安慰，这手像女人的手似的细嫩，因为有那些磨得很光滑的长指甲而显得颇有弹性，从这里透着些许才智和高贵。还有这皮肤，是少女般敏感的、柔软的皮肤，它温情脉脉地显露出少许上流社会的特质，给人以高雅的印象。但是谁会注意这个男人身上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女人特征呢？女人只问面貌和身材，根据五十年的经验他知道，女人都是不可救药的粗俗。奥古斯丁·费龙称他的这副嘴脸为裱糊匠的脑袋，蒙塞莱特则说他是一名“长着药剂师面孔的外交家”；但即使是这样的评定似乎对他也太友好了，因为司汤达现在恼怒地凝视那面没有怜悯心的镜子，自我断定：一张意大利屠夫的脸。

但他这个肥胖笨重的身体，至少是粗野的，有男子气概的！——确实也有这样的女人，她们钟情于有宽阔肩膀的男人，在她们眼中，一个哥萨克人往往比一个花花公子更体贴。不过，他知道，用下流的话来说，这种粗壮的农夫身形，他身上的这种血液旺盛的红色只是肉体的一种假象。在这个巨人的身体里面闪烁着一个微妙的甚至病态的敏感性的神经束，所有的医生都像注视一个“敏感的怪物”似的惊讶地注视着他。而这样一个蝴蝶的灵魂——说来罪恶！——竟被嵌入如此肥厚的肉体里：想必是某种梦魔在摇篮里更换了肉体和灵魂，因为在它粗糙的外壳里面，每当激动时那病态的超等敏感的灵魂都要不停地打寒战。看见邻室有一扇开着的窗户，剧烈的颤抖便爬过他脉络交错的皮肤；一扇门自动关上了，神经立刻在粗野的撕扯中抽搐起来；嗅到一种难闻的气味，于是他感觉有些头晕；在一个女人的身旁，他会心乱如麻，谨小慎微，或者相反，变得粗暴，不讲礼貌。这种矛盾的心理真是难以理解！干吗长了这么多肉，长了一个大肚皮？长了这么些粗笨的赶车人的骨头，内心却有如此精细和脆弱的感情？干吗有这样一个没有吸引力的、粗笨的身体，里边却是一个如此复杂、如此敏感的灵魂？

司汤达转过身来，不再照镜子，外形的不可救药，这一点他从青年时代就知道了。在这方面，就连魔术大师似的裁缝也帮不了什么忙，尽管这位裁缝给他的马甲下面加了一件紧身胸衣，巧妙地从上面压住大肚皮，还给他做了里昂丝的出色的长仅及膝的裤子，以便掩盖那可笑的短腿。生发剂虽然能使那早已花白的络腮胡子变成更具男人特质的棕色，但也无济于事，时兴的假发虽然能护住秃顶，但也无能为力。镶金边的领事馆制服和精细磨光、闪着微光的手指甲同样帮不了他。这些器具和小手法只起到少许虚饰和装扮的作用，它们能掩盖肥胖和衰老，但是在林荫大道上，还是没有一个女人转身瞧他一眼，什么时候也没有一个女人像德·雷纳尔夫人朝他的于连，或者像德·夏斯特莱夫人朝他的吕西安·娄凡那样深情地看过他。不，她们从来都没有注意到他，身为年轻的少尉时没有人注意过，到了现在，他的灵魂已深藏在一身肥肉里，年龄已在他额头上刻上皱纹了，还是没有人注意到他。过去了，好时光都在嬉戏中虚度了！一个人长了这么一张脸，是不会走桃花运的，从来没有例外！

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那就是要聪明，机智，有吸引力，招人喜欢，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脸上转到他的内心，靠令人惊异的言谈举止吸引人和诱惑人！“有才能遮三分丑”，在必要时才能可以代替美。一个人其貌不扬，便不得不靠才智打动女人，因为他不能从美的方面使她们见了动心。在多愁善感的女人面前要装出忧伤的样子，在轻薄的女人中要显得玩世不恭，有时要正好相反，保持警觉，总是显得才华横溢。“把一个女人逗乐，你就会得到她。”如果人家冷淡，你就机敏地抓住每一个弱点装出热情的样子，如果人家满腔热情，你就冷若冰霜，变着法儿使人惊诧，耍耍手腕使人心慌意乱，永远表现得与众不同。首先是不要错过机会，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女人有时会忘却一个男人的脸，就连提坦尼亚也在一个奇妙的夏夜亲吻过一个丑陋的蠢人。

司汤达戴上那顶时兴的帽子，拿起那副黄色的手套，对着镜子试演了一个冷嘲热讽的微笑。好，今天晚上他就这样出现在德·T.夫人家里，要摆出嘲弄、讥讽、玩世不恭和冷冰冰的样子：这恰好可以使人惊异，使人感兴趣，使人迷惑，这正好可以用闪光的假面具一样的言词掩盖他丑陋的外形。只是要使人大为惊愕，要做到一出现就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这是把内心的沮丧隐藏在大言不惭的吹嘘背后的最好的方法。当他走下楼梯时，他便虚构出一个人声鼎沸的前厅：仆人将通报商人恺撒·邦贝先生到达，然后他才走进来，装作喋喋不休高谈阔论的羊毛商人，不让别人说话，夸夸其谈地讲述他编造出来的生意情况，直到他撩拨起人们的好奇心，女人们习惯了他的面孔为止。然后再用一连串有趣感人的轶事趣闻使她们感到轻松愉快，一个昏暗的角落成功地把他的体形罩在阴影里，喝上一两杯潘趣酒，也许，也许到了午夜，女人们会发现他很迷人呢。

他的生活掠影

一七九九年。

从格勒诺布尔到巴黎的邮车在奈穆尔停下来换马。激动的人群，各式的标语牌，各种报纸都集中在一条新闻上：年轻的波拿巴将军昨天在巴黎扼杀了共和国，踢开国民议会，自己做了执政官。所有的旅行者都在热烈地争论，只有一个宽肩膀、红脸膛、年仅十六岁的小伙子对此不大关心。共和国或执政任期跟他有什么相干，他到巴黎去，说是为了进综合技术学院学习，实际上是为了逃离外省，去体验巴黎的生活。巴黎呀，巴黎！这个响亮悦耳的名字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梦想。巴黎，意味着奢华，优雅，轻松愉快，繁华，自由，特别是女人，许多女人。他梦想着，随便哪一个年轻、漂亮、温柔、时髦的女人（也许与他在格勒诺布尔从远处偷偷地爱过的那个女演员维克托里娜·卡布利相似），他都将会以一种浪漫的方式突然结识。他梦想着，他将迎面冲向受惊的马，从破损的双轮马车里把她救出来，为她去做出某种伟大的壮举，而她则将成为他的情人。

邮车继续颠簸向前，无情地碾碎了这些为时过早的梦幻。这个孩子几乎没看一眼风景，几乎没跟他的同行者说一句话。车夫终于把车停在一条道口横木前。车轮隆隆地从高低不平的街道滚过去，进入那些高大房屋之间的狭窄、肮脏的深巷，腐败食物和穷人汗臭的气味呛得人喘不过气。这个失望的孩子吃惊地看着他的梦乡。原来这就是巴黎，巴黎就是这个样子吗？日后他将一再重复这句话，在他参加 原来种种恼人的使命都加在了贝尔先生身上。上司要他从劫掠一空的管区搜到七百万战时特种税，要他在管区建立和维持秩序；对这些事他仿佛只用左手便可应付自如，腾出右手可以打台球，拿起猎枪练习射击，参加别的文雅的消遣活动。德国也有讨人喜欢的女子。他可以对一个金发贵族女子明欣表示他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一个朋友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克纳伯尔胡伯，对这个朋友的可爱的女友他却倾泻出更粗野的情欲，满足夜间的需要。这样，亨利就又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舒适了。所有的元帅和将军都在奥斯特里茨和耶拿的露天下熬汤，贝尔一点也不羡慕他们，他在没有战争的地方静静地读书，让人给他翻译德文诗篇，而且又给他的姐姐保琳娜写了一些优美的书信。他越来越有意识地、越来越出色地成长为一个善于生活的人，他是一切战场上迟到的旅行者，一切艺术的有才智的业余爱好者，他越能广泛地认识世界，越能正确地观察世界，他便感到越自由，越接近他本人。

一八〇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维也纳。清晨。

绍滕教堂，昏暗，只坐了一半人。

有几个老头和老太太身穿褴褛的黑色丧服跪在 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三九年。巴黎。

又一次——奇妙地！——复活了，又一次回到光明里来。上帝保佑女人，一切好运都是她们带来的。她们如此之久地讨好现在已担任部长的德·莫莱伯爵，直到他情愿闭目不看那个敌视国家的事实：奇维塔韦基亚的领事亨利·贝尔先生私下里大胆地把他的三周假期延长为三年，而且不想回到原来的岗位就职。是的，这位领事不是在他的那个泥沼里而是在巴黎待了三年，他让手下那个希腊骗子替他辛辛苦苦地工作，而他却在这里领他的薪水。他时间充裕，心情良好，可以参加社交，又一次非常羞怯地试着谈情说爱。他能够做他愿意做的事，尤其是能做他认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了：在旅馆中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口授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他不工作便可从国家领取丰厚的工资，是完全可以过着豪华的生活的，他不用亲自动笔就可以写成一部没有糖果和香味的长篇小说，因为他现在确实是完全自由了。在人世间，对亨利·贝尔来说，除了自由就没有别的天堂。

但这个天堂不久便分崩离析了。那位正直、宽容的部长德·莫莱伯爵，他的保护人（他说，真到了为他建一座纪念碑的时候了！）被拉下台了。一位新的法老进了外交部，这就是陆军元帅苏尔特，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司汤达，只在职务名单上发现一个亨利·贝尔领事先生，他以驻教皇国家法兰西代表的身份领取薪俸，但三年来没有在驻地办理公务，而是优哉游哉地在巴黎的各个剧院里闲坐。这位将军大人先是感到惊奇，接着便对这个只顾享乐而不办公务的懒惰的官员感到愤怒。一道严厉的命令马上下达，要求贝尔立即赴任。亨利·贝尔愁眉苦脸地穿上制服，结束了诗人司汤达的生活，这个五十四岁的人不得不在烈日炎炎的夏季到南方的流放地去，他很不情愿，而且已经心力交瘁了。他感觉到，这是最后一次了。

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巴黎。

一个相当肥胖、身子沉重的人吃力地拖拖拉拉地走过那条可爱的林荫大道。他在这里像一个花花公子手摇纤巧的手杖打情卖俏地张望女人的时光到哪里去了？现在则是每走一步，那颤抖的臂膀都要用力拄一下手杖啊。他，司汤达，怎么就老成这个样子了呢？去年一年中，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就开始萎靡不振地藏在透着微蓝阴影的沉重的眼睑下边，神经质的裂纹在嘴角不停地抽搐。几个月以前，他 突然起了一阵骚动，人们好奇地拥来挤去，这位肥胖的先生昏倒在交易所大门跟前了，现在他就躺在那里，两只眼睛呆滞地凸起，脸色发青，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巴黎。

人口在增长，城市在扩大，巴黎已经有八百万条腿了。这八百万条腿也不能总步行呀。于是，汽车公司便计划开辟一条通往蒙马特地区的线路。可惜道路上有一个令人烦恼的障碍：那就是蒙马特公墓。现代技术倒是有办法对付这个弊端，人们只要修一座桥，让活人从死人上边跨越过去。当然也不得不挖掉几座坟，就在这时，人们在 “但是，”这里也许有人轻率地提出异议，“这一切都是绝对不言而喻的，有什么必要使用自我中心这个夸张的词语呢？一个人认为美的东西便称之为美，一个人只按照个人的感觉安排生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诚然，人们可以这样想，但仔细看来，有谁能做到完全独立地感觉，完全独立地思考呢？在那些仿佛凭借个人的判断形成对一本书、一幅画、一件事的看法的人当中，有谁敢于坚持不懈地反对整个时代，反对整个世界？我们承认，时代的空气就藏在我们的肺腑里，我们的心房里，我们的判断和观点在无数同时代的判断和观点中磨砺，不知不觉地磨掉了棱角，众人看法的诸多联想像无线电波一样通过这种氛围振动，这时，我们就会在无意中受到超出我们想像的影响。人的自然的反射绝不是坚持己见，而是个人观点对时代观点的适应，是向多数人感觉的投降。如果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不是软弱地顺应人类，如果他们千百万人不是出于本能或惰性放弃私人的、个人的观点，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早就停止运转了。这就每每需要完全特殊的力量，需要一种高度的反叛勇气——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多么少啊！——才能顶住来自千百万人的精神压力而坚持自己的孤立见解。一个人的身上凝结了非常稀有的、经过考验的力量，他才能具有特殊的品格：对世界准确无误的认识，精神上高度敏锐的感觉，对各类人不可调和的鄙视，大胆的无视道德的果决，特别是勇气，三倍的勇气，毫不动摇地坚持个人信念的勇气。

司汤达这个最彻底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是有这种勇气的。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更好地观察这个人：他是多么勇敢地猛烈攻击他的时代，一个人反对所有的人，他是怎样不用盔甲而只靠个人锋芒毕露的高傲或闪烁不定的佯攻或直截了当的攻击斗争了半个世纪，他受了伤，从许多看不见的伤口往外流血，但一直到最后一刻，也丝毫没有放弃他的特性和成见。敌对是他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独立自主是他的快乐。我们可以从上百个例子里看出，这位坚定不移的反对派是多么无畏多么义无反顾地对抗普通的观点，他是多么勇敢地向它们挑战。在一个所有的人都热衷于谈论战斗的时代里，正如他所说的，在法兰西都认为“英雄主义这个概念必然与军乐队的指挥密切相联”的时代里，他把滑铁卢战役描写成乌合之众的一场混战；他毫无顾忌地承认，在远征俄罗斯期间（历史学家把这次战役颂为世界历史的伟大史诗），他本人感到无聊之极。他不羞于承认，在他看来，到意大利去跟他的情人再见一面，比关怀他祖国的命运更重要，欣赏莫扎特的咏叹调比关心政治危机更有趣。“他不在乎被征服，”法国被外国军队占领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早已是名誉上的欧洲人和世界主义者了，他一分钟也没关心过战争命运的急转直下，他不关心时兴的观点，“可笑而又愚蠢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他只关心他的精神本性的保存和实现。他在世界历史的可怕的崩落期间，如此自负而温柔地强调他的这种个性，以致人们在阅读他的日记的时候不时怀疑他是否真的目睹过所有那些重要史实。不过，就某种意义而言，司汤达根本就不在场，虽然骑马通过了战区或坐在机关里，但他只干他自己的事，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因为自己参加了行动而有义务从精神上参与那些不使他心动的事件。正如歌德在他的编年史里提及的年代只记录了他阅读过的译自中文的作品，司汤达也只在他的时代震惊世界的时刻里记下了他私人的大事：他的时代的历史和他本人的历史仿佛有不同的字母和词汇。因此，司汤达便成了他所处的世界的一个不可靠的目击者，同时又是他的个人世界的杰出的见证人。对于他这个完美无缺的、值得称赞的、无与伦比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来说，一切事件只能还原为司汤达—贝尔个人从世界发展进程体验到的内心冲动。恐怕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像司汤达这样为他的这个“我”更顽强、更果敢、更狂热地生活过，把这个“我”更巧妙地发展成“独特的我”，成为这个英雄的自我和坚信不疑的自我主义者。

不过，正是由于有这种竭尽全力的与世隔绝，这种小心谨慎地拔出软塞并密封地塞紧，司汤达的精华才毫不掺假、毫不减少地、连同其本性的芳香留给了我们。他并没有染上时代的色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是在心理上完全不同的稀有敏感类型的永恒的个人。事实上，在他所生活的法兰西的这个世纪里，没有一部作品在形式上如此生气勃勃，保持着如此新颖和如此完好的精神。因为他让时代远离他，所以他的作品是不受时代限制的；因为他只过最内在的生活，所以他的影响充满活力。一个人越是跟着他的时代随波逐流，他就越会随着时代一起死亡。一个人越是在自己身上保留真正的本性，就越能凭借其本性流芳百世。

* * *

[1]即黄色云母。

艺术家

老实说，我不敢说我自己能读书。我往往更喜欢写作。这就是全部。

司汤达致巴尔扎克的信

司汤达这个不遗余力保存自我本性的人，没有完全献身于任何事情，没有投靠任何人，没有献身于任何职业，也没有献身于任何职务。如果他写作，无论是创作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还是撰写心理学著作，他都把自己融入书中。这种激情也只是为了满足他的个人乐趣。他在自己的悼文里说“凡是他不喜欢的事他从来不做”，把这颂为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司汤达只在艺术这一行使他振奋的时候才是艺术家，只有艺术服务于他的最终目的，使他愉快，满足他的自我欢乐时，他才服务于艺术。他的遗嘱执行人简直是一意孤行，是他故意歪曲司汤达的最后意愿，把这种文学上的过高评价刻在了石碑上。“爱过，写过，活过。”他把这句话刻在大理石上，而遗嘱明确规定的则是另一种顺序：“活过，写过，爱过。”因为这个忠于自我选择的司汤达，希望凭借这个顺序让人们在他死后知道，他是把生活放在写作前头的。他认为享受比创作重要，所有的写作只不过是他的自我发展的一种有趣的补充，一副对付烦闷的强身剂。如果人们认识不到，在这个充满激情的生活享乐者的眼里，文学只不过是他性格的一种偶然的而非决定性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对他很不了解。

当然，作为年轻人，初到巴黎这个理想的坟墓时，他也想过要成为诗人，自然是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不过有哪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不这样雄心勃勃呢？当时他用心写了几篇哲学论文，还用诗体写了一部未完成的喜剧；在后来的四十年当中他完全忘记了文学，他不是坐在马背上就是坐在写字台前，或在大马路上闲逛，或抑郁地徒劳无益地向意中的女人献殷勤，关心绘画和音乐远远超过关心写作。一八一四年，在经济拮据时刻，更加令人不快的是他甚至不得不卖掉他的马，这时他急急忙忙用一个陌生的名字出了一本书：《海顿的生平》，说得准确些，他是厚颜无耻地剽窃了该书的意大利作者即那位可怜的卡帕尼的原文。卡帕尼后来竟面对这位不知名的邦贝先生大呼救命，因为他惊讶地看到他的书被这个邦贝先生洗劫一空。随后，司汤达又东拼西凑地写了一本《意大利绘画史》，同样是摘自别人的书，往里边塞了一点名人轶事。他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书能给他带来点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这里能找到乐趣，他让手中的笔疾书不止，以各式各样的假名字戏弄世人，今天他称自己是艺术历史学家，明天则充当国民经济学家（《一个针对工业家的阴谋》），后天又变成了文艺美学家（《拉辛和莎士比亚》）或心理学家（《论爱情》）。在偶然做了这些尝试之后不久，他认识到，写东西并没那么难。如果一个人聪慧，能很快把心中所想形成语言，那么在写作和交谈之间就不会有很大的区别，而说话和口授笔录之间的差别就更小了（用什么形式，司汤达都觉得无所谓，他写书或者是用铅笔乱涂一气，或者口授，让人用手指轻松地打出来都一样）。他认为文学只不过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要知道，他从来都不觉得有必要把他的真名亨利·贝尔写到他的著作上，这充分证明了他对一切功名的冷淡。

四十岁他才更经常地坐下来工作。为什么？是因为他已经变得更看重功名，更充满激情，更热爱艺术了吗？不，根本不是，只是因为他变得更肥胖了，因为他——可惜！——更不能得到女人的青睐，重要的是钱更少了，而时间却充裕得填不满了。一句话，因为他需要找到代替的东西，“为了消愁解闷”，以免在烦闷中度日如年。正如用假发代替以前厚密蓬松的头发，现在对司汤达来说是用写长篇小说代替生活，他用各种各样虚拟的梦想补偿现实奇遇的减少；最后，他甚至认为写作是很有趣的事，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比沙龙里一切平庸的雄辩家更令人愉快更精神饱满的谈话对象。是的，假如一个人不像那些巴黎的文人墨客那样采取不太认真的态度，不像他们那样用汗水和功名弄脏自己的手指，写长篇小说真是无愧于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清白而高尚的乐事，一种完全无拘无束的精神消遣。这个日渐衰老的人在这种消遣中越来越多地找到诱人的美。这种事干起来倒也不很吃力，没有草稿，而是通过口授让报酬微薄的书记员笔录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只需三个月时间，确实无需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此外他可以嘲笑敌人，讥讽世人的粗俗，以寻开心。他可以戴上假面具，不暴露自己，把最温情的灵魂的冲动推给年轻人，以此表达自我忏悔之心。他可以表现得激情满怀而不丢面子，作为老年人像孩子似的充满幻想而不害羞。这样，司汤达的创作就变成了一种享受，逐渐变成这位善于享受者个人的隐秘的自我陶醉。但司汤达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甚至进入文学史。他坦率地向巴尔扎克承认：“我过去总爱讲我喜欢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运用艺术手法来写小说。”他不考虑形式、批评、读者、报纸和千古流芳。他作为一个完善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写作中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乐趣。最后，很晚很晚了，在五十岁的时候，他才有了一个奇特的发现：人们甚至能够靠写书赚钱。他感到更愉快了，因为亨利·贝尔的最高理想一直是孤寂和独立。

但是，书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读者的胃不习惯这种枯燥的、不抹黄油不加香料的食物，于是他便不得不为自己的人物形象想出一群读者，那是未来的什么时候，在另一个世纪里的一群精英，“一些幸运者，”一八九〇年或一九〇〇年的一代人。但同时代人的冷淡对司汤达的伤害并不严重，最后，那些书甚至只是写给他自己的书信。“别人跟我有什么相干？”司汤达只为自己写作。这位衰老的享乐主义者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最后的、可心的乐趣：在上面阁楼里就着木桌上的两支烛光写作或口授，而这种跟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思想的完全的自我谈话在他生命终结前变得比所有的女人和欢乐都更重要，比富瓦咖啡馆，比在沙龙里的讨论，甚至比音乐都更重要了。孤独中的享受，享受中的孤独，他的这种头一个和最早的一个原始理想，终于被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在艺术中发现了。

不过，这是一个迟来的欢乐，一个已被断念遮蔽的阴沉的欢乐，因为司汤达的创作开始得太晚了，以致不能使他的生命得到创造性的发展，他的创作是在用音乐伴送和实现他缓慢的死。司汤达四十三岁开始写他的 但是奇怪的是，司汤达这位长篇小说作家竟不惜任何代价隐藏他的这个感同身受的秘密。他羞于让一个偶然的、最终冷嘲热讽的读者猜到在虚构的于连、吕西安和法布里斯身上赤裸裸地暴露了多少他灵魂中的秘密。因此，司汤达在他的这些叙事作品中故意装出不动声色的冷冰冰的态度，他故意使他的文笔冷气逼人：“我尽力使人感到枯燥乏味。”宁可显得坚强也不显得感伤，宁可没有艺术性也不慷慨激昂，宁可要逻辑也不要抒情！于是他便把这期间反复说过的话令人作呕地传播于世，他每天早上工作之前都读民法，以便习惯于这种枯燥的务实的文风。但司汤达绝不认为枯燥是他的理想。事实上，他仅仅是凭借他的“过分理智的爱情”，凭借他的清醒的热情寻找那种在描写的背后显得雾蒙蒙的难以察觉的文风：“写作风格应该像清漆一样透明：它不应该改变事物的本色，不应该改变反映这一风格的事实和思想。”这句话不应该借助巧妙的声乐花腔，借助意大利歌剧的“装饰音”抒发出来，相反，它应该消失在具体东西的背后，它应该像一位绅士剪裁合体的西服那样不引人注意，只准确清楚地表达心灵的活动。因为司汤达的主要着眼点是明确，他的高卢人的清醒的知觉使他憎恨任何模糊不清、遮遮掩掩和臃肿累赘，尤其憎恨卢梭带进法国文学的那种自我享乐者的感伤情绪。即使在最混乱的感情里他也要求清晰和真实，直至罩在内心阴影中的迷宫都清晰可见。“写作”对他来说便是“解剖”，也就是把混合的感情分解成几部分，各部分可以按照度数测知热情，可以像临床观察疾病那样观察激情。只有清楚地测出自己感情深度的人才能真正以男子汉的气概欣赏自己的深奥感情。只有观察到自己的混乱感情的人，才能认识自己感情的优异之处。因此他愿意遵守古老波斯的美德，用这种道德精神认真思考，看他的这颗在幻想中自我陶醉的狂喜的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就精神而言，他是受精神驱使的最幸福的奴仆；就逻辑而言，他同时又是他的激情的主人。

认识自己的内心，通过理解增加激情的奥秘，同时对激情加以研究——这就是司汤达的公式。他的精神上的儿子们，他的那几个主人公，都有跟他完全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们也都不愿意被盲目的感情欺骗；对自己的感情他们要检查、监视、研究和分析，他们不仅想要感觉他们的感情，而且还要理解他们的感情。他们经常心怀猜疑地检验他们的情感是真是假，在这种情感后面是否还隐藏着另一种更深的感情。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就总要在这中间中止内心的这检验飞轮的运转，查一查它的统计结果。他们不断地扪心自问：“我爱上她了吗？我还爱她吗？在这种情感下我感觉到了什么？为什么我没有什么感觉？我的倾慕是真实的还是被迫的？是我自己追她，还是我在逢场作戏？”他们不断地把手放在激烈跳动的脉搏上，只要他们在激动时体温曲线停顿一个节拍，他们立刻就会觉察到。即使在事件的发展犹如湍湍急流一往直前时，永远出现的“他想”，“他自言自语”等等就会使叙述的急不可耐的进程中断。他们像物理学家或生理学家一样试图对每一次肌肉的推拉和每一次神经的撕扯从知识上加以评注。在这里我以《红与黑》里那个著名的爱情一幕的描写为例来说明，司汤达让他的人物形象在一个少女献身于他的激情似火的时刻表现得多么理智，多么机警清醒。于连竟然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夜里一点钟用一个立在母亲房间开着的窗户旁边的梯子爬进德·拉·莫尔小姐的房间里去——这本是一颗浪漫的心想得出来的、受激情支配的举动；但在他们热烈地相亲相爱时，二人都立刻变得理智起来。“于连很尴尬，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行动，他压根儿就没感到这是爱情。他在窘迫中认为必须大胆些，于是他便试图拥抱她。‘别碰我。’她说，伸手把他推开。对这样的拒绝他倒很满意，他赶快扫视了一下四周。”司汤达的主人公在冒险的艳遇中头脑还这么冷静，神志还这么清醒。现在请看这一幕的继续发展，看看经过心情激动时的各种思考，这个骄傲的少女最后怎样投入她父亲的这个秘书的怀抱。“玛蒂尔德对他以‘你’相称是费了很大气力的。因为这个‘你’说出来没有一点温柔的情调，于连听了一点也不高兴；他惊奇地发现，他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为了体味这种幸福，他最终只好求助于思考：他看到自己受到一个少女的宠爱，不过她平时从不不无保留地称赞人。多亏这么一思考他才为自己缔造了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幸福。”多亏有“这么一次思考”，也就是多亏有“这么一种发现”，这个满脑子情欲的人才在完全没有温情没有热情的情况下诱奸了这个浪漫的情人。她反而一字一句地直截了当地自言自语道：“我必须跟他谈一谈，一定要谈，一个人应该跟自己的情人谈一谈。”难道说一个女人在这种心境中就得到解脱了吗？难道我们在这里必须用莎士比亚的话来问一句吗？在司汤达之前有哪一个作家敢于让人在被诱骗的时刻如此冷静地受到检验和考虑一己的私利？再说，这些人就像司汤达笔下的所有人物一样根本不是像鱼一样冷淡的性格？但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近了他的心理描写艺术的核心技巧，这种技巧本身就把热情分在不同的温度中，把感情分在不同的刺激范围内。司汤达从来不曾整体地观察激情，他永远都是观察激情的局部，他是用放大镜甚至用快速摄影机追寻激情的结晶。凡是在现实的领域里作为惟一的冲击和搐动的运动，都被他天才的分析精神精细地分成许多时间小段，他人为地在我们面前放慢心理活动的速度，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它。司汤达长篇小说的情节只发生在心理的时间内，而不是尘世的时间内（这是它的创新之处！）。由于有司汤达的创作，叙事艺术 像尼采一样，他不仅敢于想，而且有时会像着了魔似的毫无顾忌地想。他坚强而果敢，甚至把真理置于手掌上把玩，爱知识犹如怀着一种肉欲的喜悦。这个人充满生活情趣，像冒着泡沫的香槟酒，酒珠欲滴，晶莹透明！他的警句永远只是他内心财富偶然超出酒杯的边缘喷洒出来的零散的水滴。司汤达原来的精神财富兼有冷静和火热的两面，始终保存在他的内心中，犹如保存在透明的高脚杯里，只有死才能把这个杯子打碎。但是这些泼洒出来的水滴却具有极大的振奋精神的麻醉作用。它们像名牌香槟酒一样加速心脏的跳动，使忧郁的感情焕然一新。他的心理学不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大脑里的几何学，而是一种生活浓缩了的精华。这使他的真实变得如此逼真，使他的观点变得如此具有远见卓识，使他的知识如此广泛运用，而这一切既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又是持久不变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勤于思索像一个信心十足的人无忧无虑地敢于思索，能充分地理解这种活生生的东西。思想和理论，就像《荷马史诗》中冥府的阴影一样，永远只是松散的模型，没有形体的镜中影像；当它们吮足了人的血液时，它们才会有声音有形体，才能够与人来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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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波利特·泰纳（1828—1893），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

自我描述

我从前是什么？我现在是什么？我很难说清。

只有司汤达本人才有这样令人惊异的描写自己的匠人之笔，这是任何别的大师都办不到的。“要了解人，只要研究自己；要了解众人，却要接触他们。”他说，并立即添加了一句，说他只是从书本上了解人，他的所有学业都是通过自学完成的。司汤达的心理观察总是从自己出发。它的目的仅是返回自身。但这条个人道路周围却是人的整个精神世界。

童年时代司汤达就经过了观察自我的第一个学程。他热爱他的母亲，但母亲的早逝使他成为弃儿以后，他就看到周围充满着敌意和陌生的心理。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全部隐藏越来，不让别人看到他的内心，他很早就以各种伪装的方式学习说谎“这种奴隶的本领”。他躲在角落里，用不满和怨恨的目光窥视父亲、姑妈、老师、一切折磨和统治他人者。憎恨把他的目光磨砺得充满无限的愤怒。在进入社会实际生活之前，他就由于迫不得已的自卫，由于受人误解的精神压力，熟谙对人的心理分析。

这位如此冒着风险地接受预备教育的人，他的第二学程持续了很久，实际上持续了一生。这个学程就是爱情，女人成了他的高等学校。人们早就知道——他本人也不否认这个令人忧伤的事实，司汤达作为追求女人的人并不是英雄，不是征服者，只不过是一个爱装作唐璜的人。梅里美写道，司汤达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被爱，很遗憾，他几乎永远是不幸地被爱。“在爱情方面我几乎永远都是不幸的，”他不得不承认，“在拿破仑的军队里像他这样占有极少女人的军官寥寥无几。”他从他肩膀宽阔的父亲和本性温和的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种非常迫切的情欲：欲火旺盛，虽然司汤达总是急不可耐地检验每一种情欲表现，看她对他是否“忠诚”，但他一生始终都是相当悲哀的爱情骑士。在家里，在写字台旁，在远离危险的情况下，这个典型的享乐者在性欲战略方面总是出类拔萃的（远离了她，他总是很勇敢，什么都敢做）。他在日记里十分精确地写着他使自己眼下的女神完全堕落的时间（“我要在两天后得到她”）。不过刚刚来到她身边，这位自封的卡萨诺瓦立刻就变成了一个腼腆的中学生。第一次向女人进攻通常（他本人也承认）以男人在开始表示顺从的女人面前感到内心羞愧而告终。每当他必须主动献殷勤的时候，他就变得“又羞又窘”。每当他应该表现出温存体贴的时候，他就变得玩世不恭。在需要进攻的时候，他却优柔寡断。一句话，他由于左思</a>右想和言谈拘谨而耽误和错过最佳时机。他由于窘迫，由于畏惧，显得多愁善感和“易于上当受骗”，为了避免这一切，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耽于幻想的人便“披上轻骑兵的外衣”，表现出十分粗暴无礼和哥萨克人般直率的样子，从而藏匿起他的温情。因此他在女人那里屡遭惨败，这是他一生中那种隐蔽的、最终被无意中透露出的绝望。司汤达一生中只盼望有明显的爱情上的胜利，他说：“对我来说，爱情始终是最大的事，更确切地说是惟一的大事。”对任何人，对任何哲学家、任何诗人，甚至包括对拿破仑，他都没有表现出像对他舅舅加尼翁或对他表兄马齐</a>亚尔·达吕这样真心的敬佩，他的舅父和表兄没有使用过任何精神的或心理的手段就征服了无数女人的心，也许正因如此，司汤达才逐渐认识到，只要一个人真动感情，就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受到女人的青睐。“只要一个人像对待一场台球戏那样不在乎输赢，他就一定会博得女人的欢心。”最后他就是这样规劝自己，“我特别需要有色鬼的手段。”他对任何问题都不曾较长久较深入地思考过。恰恰由于他（以及我们和他一起）对性欲进行过神经过敏、猜疑心重的自我解剖，他才对他最细腻的感情脉络有了完整的认识。他自己说过，没有任何东西像恋爱的屡屡失败这样教会他进行心理分析，他追逐女人的失败次数也不算多，一共也就六七次吧；如果他能像别人那样有艳福，他也就不必这样坚持不懈地探测女人的灵魂，了解她们最精巧最温柔的意识流向了。他在女人那里学会了怎样考察自己的灵魂，正是在这里屡遭拒绝的感受把这个观察者训练成了一个娴熟的心理学家。

司汤达的这种系统的自我观察老早就发展成自我描述了，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极为奇妙的原因：司汤达的记忆力很坏，准确地说，他的记忆力非常任性，变幻莫测，总之他的记忆力很不可靠，所以他总是手不离笔。他从不间断地做记录，记在读物的书眉上，记在零散的纸张上，记在信上，特别是记在日记里。他害怕忘记重要的生活经历，中断他生活的连续性（即害怕中断他有计划地长久写作的这惟一一部艺术作品的连续性），他总是立刻把每一次感情的波动和每一个事件固定在书面文字上。他给居里亚尔伯爵夫人写了一封动人心弦、沾满泪痕的爱情书信，在信上他以一个记录员冷漠的客观态度记下他们的关系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日期，他记录了他是在几月几日几点钟终于征服安吉拉·皮特拉格鲁瓦的。人们通常都有这样的印象：他把笔拿在手里才开始思考。我们最终应该把那六七十卷以一切想得到的创作的、书信的、轶事的形式所做的自我描述归功于这种神经过敏的书写癖好（到今天为止发表的还不到一半）。不是一种爱虚荣好表露的自白愿望，而是担心名为“司汤达”的这种不可能再造的特殊物质从他那沙漏般的记忆中渗漏一点一滴的利己的恐惧心理，为我们如此完整地保存了司汤达的传记材料。

像对待他的所有其他特性一样，司汤达以具有先见之明的明确态度分析了他的记忆力的这种特殊性。首先他承认他的记忆能力是具有极端自我中心特点的。“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一点也记不住。”因此他很少记住心灵以外的东西，他记不住数字，记不住日期、事实和地点；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一切细节他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不记得他在什么时候见过某些女人和朋友（甚至包括拜伦和罗西尼）。不过，他从不否认这个缺点，他毫不犹豫地承认：“我只在那些触及我的感觉的东西里面探究真实。”只要他的感觉是准确的，他就敢保证事情是真实的。在一部作品中他坚决地表示“抗议”，说“我从来也不敢描写事物的真相，而是只描写它们留给我的印象”。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对司汤达来说，“事情本身”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当这些事情引起他心灵震荡时，这种绝对片面的感觉记忆才空前敏锐地发生作用。他也完全不记得他是否跟拿破仑说过话。他不知道，他是真的记得自己曾经越过圣伯纳大山口，还是只根据一幅铜版画记得这件事。同一个司汤达，只要内心深受感动，却对一个擦肩而过的女人的声音笑貌和婀娜多姿的体态记得一清二楚。无论在哪里，只要他没有感情，他的记忆就像静止的黑暗的云层一样模糊不清，静止的黑暗的雾层会储藏几十年以上——使人们往往弄不清他几十年的生活状况。更奇怪的是，在感情太强烈的时候，司汤达的记忆能力也会遭到破坏。他恰恰在他生活的最紧张时刻（在描述越过阿尔卑斯山口，描述巴黎之际，描述第一次爱情之夜时）上百次地重复这个论断：“我再也想不起那件事了，因为感受太强烈了。”在这个狭隘的有局限的感情领域以外，司汤达的记忆（也包括他的艺术家的气质）从来都不是很完善的：“我认为我只是一个人类的画师。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是。”只有那些使灵魂产生最强烈印象的东西才能经受得住被司汤达遗忘的考验。因此这位最坚决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写自传时从来都不能成为世界的见证人；他其实不能回想自己的经历，他只能重新感受往事。他在心灵中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反射的曲折途径再现事情的经过。“他虚构他的一生”：他不是根据感觉的回忆找到事实，而是根据感觉的回忆杜撰和虚构事实。这样，他的自传便有点像小说，他的小说有点像自传。人们不能指望在他那里看到一种类似歌德在《诗与真</a>》里所做的对个人世界博大精深的描述。作为自传作者，司汤达按其天性也必定是断片作品的作者，是印象主义者。事实上他描述自己的画像只是以松散的偶然的笔触和他那些“日记”里的记录开始的，他的日记几十年都不曾间断，不言而喻，他写日记完全是为个人的需要。首先只是记录，只是抓住那些微末的令人激动的感情，只要它们是热烈的，只要它们像一只被捉到的小鸟在手心中不安地跳动！只不过不让它们飞走，抓住和留住一切，不信赖记忆这条不安定的河，它在整个流程中会把一切都冲走和淹没！不怕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把感官上的纯粹的小玩艺儿杂乱地堆散在大衣箱里。谁知道，也许这个成年人恰恰最喜欢观察这些曾经使他心动的古怪而平庸的东西呢。因此，这是一种使这个少年能够收集和保存感情的霎时图像的天才的本能。这个成熟起来的人，这个娴熟的心理学家和杰出的艺术家，终将怀着感激之情，像专家那样熟练地把它们安排在那幅描述他的青年历史的大型绘画里去，即安排在他取名《亨利·勃吕拉》的自传里。那是以晚年奇异而浪漫的眼光来看他的童年。

像写长篇小说一样，司汤达很晚才在有意识地撰写的自传体作品里阐明他青年时代的思想状况。一位日渐衰老的人坐在罗马城里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上回想他的一生。再有几个月他就年满五十周岁了；过去了，青年时代已完全消逝，女人也好，爱情也好，都不复存在了。现在也许正该发问：“我过去是什么人？我现在是什么人？”那个为更有准备更有战斗力的晋升和冒险、而对人心进行仔细研究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的是总结和回顾。有天晚上司汤达百无聊赖地从公使的晚会刚刚回来（感到寂寞无聊，是因为再也不能占有任何女人，厌倦了一切轻浮的交谈），便突然决定：“我必须把我的生活</a>记录下来！如果这件事在两三年后完成了，我也许就会知道我过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愉快的还是忧伤的，聪慧的还是愚蠢的，勇敢的还是怯懦的，说到底，是一个幸福的人还是一个不幸的人。”

下决心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司汤达已经下定决心在《亨利·勃吕拉》这本书里写出纯粹真实的东西（这个名字是用代码写的，这是为了使那些好奇者认不出他来）。但他知道做到真实，一反自我常规写出来这种真实的存在，是很难的！怎样在这鬼影憧憧的往昔的迷宫里找到路径，怎样区别鬼火和明灯，怎样摆脱那些戴着假面具蹲伏在各个弯路岔道后面的谎言！司汤达这位心理学家在这第一次，也许是惟一独创地发明了一种方法：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令人愉快的回忆的假象所蒙蔽，奋笔疾书，不重读，不深思。（“我的原则是不使自己为难，也不让他人忘却。”）干脆丢掉羞臊，抛弃疑虑；在内心的自我法官和检查官醒悟之前，令人惊奇地突然出现他的自白。不是像画家那样细描，而是像摄影师那样抓拍！永远及时抓住特征动作原始的激动心情，不让它形成艺术的戏剧的模式。司汤达快笔如飞地写他的自我回忆，一蹴而就，事实上就是没有再通读一遍这些笔录，完全不在乎风格、统一性和有条理的表现力，整个就像一封写给朋友的私人书信：“我写这些，没有说谎，也不抱幻想，心情愉快得像给朋友写信。”这句话里的每一个词都是重要的，司汤达做自我描述，“正如他希望的那样”，是按真实的面貌写，没有幻想成分，“怀着愉快的心情”，“像写私人信函”，这一切“都像卢梭那样不做艺术的渲染”。他有意识地为了真实而牺牲回忆录的美，为了心理分析而牺牲艺术。

事实上，从纯技巧角度看，《亨利·勃吕拉》和它的续篇《一个自我中心者的回忆》一样，是很成问题的艺术成果。此外，两部作品都写得太匆忙，太松散，太没计划。某种回忆的事实浮现在司汤达的脑际，他便闪电般快地把它写进书里，不管它是否适合于安插在那个地方。正像在他的笔录里，最崇高的东西与最浅薄的东西并列，不恰当的泛泛空论与最秘密的个人私事混杂在一起。不过正是这种无拘束地信笔写来，这种随随便便的叙述自己才透露出各种各样的真实情况，这当中的每一件真情都比平时的一页书更能发挥心灵文献的作用。那类关键性的自白，如关于他对母亲的颇具危险的倾慕的那段留有骂名的自白，关于对他父亲的凶残的不共戴天的憎恨，这些自白在别人那里，只要一位检查官有时间监督它们，总是在胆怯地躲进下意识角落不冒出来：这些深藏心底的东西——只可以这么说——是在勉为其难的道德方面的疏忽大意的情况下故意偷运出来的。司汤达从来都不给他的感受留有时间把自己修饰成“美的”或“有道德的”东西。仅仅是由于有这种绝妙的心理学家做法，他才在这些感受最敏感的地方抓住它们。而这些感受在别人那里，在那些蠢人和慢性子人那里，他们往往大叫一声跳起来就跑。这些被当场抓住的罪行和非常显眼的事情赤裸裸地，灵魂完全赤裸裸地，而且全然不知羞耻地突然出现在光洁的白纸上，人们第一次看见它们无不目瞪口呆。这时从一颗小小的赤子之心里爆发出的，是多么奇异的悲剧般怪诞的惊恐不安，是怎样恶魔般的无比强烈的愤怒感情啊！人们怎能忘记，他切齿痛恨的姑妈死去时的那一幕（“她是降临到我的可怜的童年时代的两个魔鬼中的一个”——另一个是他的父亲），当时那个小亨利，那个痛苦的无比孤独的孩子是“怎样双膝跪地感谢上帝呀！”紧挨着这句话（在司汤达心里多种多样的感情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便是那句简短的注释：就是这个魔鬼也曾在（被精确描写的）一秒钟内撩拨起这个孩子早熟的性爱。在司汤达以前人们几乎不曾探寻过人类有多少不同的层次，不曾探寻过最对立的东西和最矛盾的东西的神经末梢怎样相互触动，不曾探寻过不成熟的孩童的心灵怎样包含着卑劣和高尚，残忍和温柔，它们都层层叠叠地存在于极薄的层面上。正是有了这些完全偶然的不经心的发现，自传里的分析才真正开始。

对形式和风格，对后世和文学，对道德和批判的这种不留意和漠不关心，这种尝试的显著的个人特点和自我欣赏特征使《亨利·勃吕拉》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精神文献。尽管司汤达总想通过他的长篇小说成为艺术家，但他在这里只是一个受好奇心驱使而挖掘自我灵魂的人和个体。他的自画像包含着零星事物所引起的难以言表的刺激和即兴创作的天然的真实。人们既不能从他的作品中也不能从他的自传中彻底认识他。人们不断地感觉重新受到诱惑，希望去破解他的那些猜不透的谜，在辨认中理解他，在理解中辨认他。这样，他的双重色彩的、又冷又热的、受着神经和精神震荡的灵魂才会至今仍然对活在世上的人产生强烈的影响。通过塑造自我，他把他的好奇的兴致和观察灵魂的艺术传给了新的一代，教给了我们大家怎样从自我询问和自我探察中寻求激动人心的乐趣。

司汤达的现代特征

我将在一八八〇年闻名于世。

司汤达

司汤达跳过了十九世纪这一整个世纪，他开始于十八世纪狄德罗和伏尔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结束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物理学，即已成为科学的心理学。正如尼采所说的，“无论如何也需要两代人才能追赶上他，揭示使他陶醉的谜”，他的作品里很少有过时和受到冷遇的东西，一大部分预见性的发现早已成为共有的精神财富，他的某些预言在不断实现的长河中依然生气勃勃。在长时间落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后面之后，最终他竟然超越了巴尔扎克之外的所有的人，因为巴尔扎克和司汤达这两位作家在艺术作用方面尽管是互相对立的，但他们二人都创造了超越自己时代的作品，巴尔扎克是通过现行的社会关系，把社会各阶层及其结构的改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的金钱至上和政治机器，放大成畸形怪物，司汤达却是“借助于他比他人更有预见性的心理学家目光，借助于紧紧抓住的事实真相”，把个人研成碎末，从中研究细微的差别。社会的发展证明了巴尔扎克观点的正确，新的心理学也肯定了司汤达方法的合理。巴尔扎克的修正世界的观点预见到了现代，司汤达的直觉观点预见到了现代的人。

司汤达的人就是今天的我们，在观察自我方面更熟练，在心理分析方面更训练有素，生活上更自得其乐，更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精神上更敏感，对自己更好奇，讨厌一切冷静的认识论，只渴望认识自己的本质。对我们来说，与众不同的人不再是巨大的怪物，不再是特殊情况，这位孤身独处于浪漫主义者之中的司汤达就是把自己视为特殊情况，因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这门新科学从此为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探清奥妙、分析纷繁事物的精密工具。这个乘邮车来到巴黎、穿过拿破仑军服的“极有预见性的人”（尼采又一次这样称呼他），我们是多么熟悉他啊！他的非教条主义，他早期的欧洲人自由选择身份的主张，他对世界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化的厌恶，他对一切浮夸的群体英雄主义的憎恨——所有这一切跟我们的看法多么一致！他对同时代人多愁善感的无病呻吟采取极端蔑视的态度，是多么正确，他对他的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区别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啊！他以自己文学上的怪癖的试验开辟的道路和走过的足迹是数不胜数的：没有他的于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尼科夫便不可想像，没有司汤达关于滑铁卢战役第一次真实描写的古典主义典范，便不会有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波罗金诺战役。尼采进行思考的无上快乐是在阅读了司汤达的作品以后逐渐形成的。这样，司汤达寻找了一生也没找到的“亲如手足的杰出的人”、“最优秀的人”，终于来到他身边了。一个惟一承认他的自由的世界主义者精神的迟到的祖国，也就是那些与他类似的人的祖国，永远给了他公民权利和公民桂冠。除了巴尔扎克这位惟一以手足情敬重他的人以外，在他同代人中没有一个人像司汤达这样在精神和感情上与今天的我们更为接近。通过心理分析的媒质出版物，通过冰冷的纸张，我们感到与他的形象声息相闻，脉搏相通，深不可测，虽然像他这样探究自己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他总是在矛盾中摇摆不定，带着鬼火一样难解之谜的色彩，透露秘密又隐蔽另一些秘密，看似完成却又没有结束，但这一切永远是生动的，逼真的，有生命力的。下一代人最喜欢呼唤到自己中间来的，正是前一个时代的这些有怪癖的人。正是灵魂的最柔弱的振动具有时代的最远的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