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_群星灿烂的年代

克柳什尼科夫、凯切尔和巴枯宁，以及他们莫斯科小组的一般情况 1

1 这一章作者未写。

格拉诺夫斯基和莫斯科小组

我在写本书时尽可能遵循了时间先后顺序，但现在我想暂时离开这个顺序，停下来讲一讲格拉诺夫斯基，并且概括地谈谈莫斯科小组的情况。我并不奢望介绍这个人物的全貌，并不奢望从一切方面来考察这个卓越的人物——指出格拉诺夫斯基作为一个教授的意义、分析他的历史著作等，我深知我无力担当此任。我只打算简单和坦率地讲出我所知道的他的情况。假若这篇拙劣的随笔里能够找到哪怕一个尚未被人注意的新的特征，对他将来的传记有所裨益，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当我从喀山返回莫斯科时，格拉诺夫斯基在我之前不久也已从国外回到莫斯科，他在国外住了三年（一八三六至一八三九年）。他很快就同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互相交往。由于斯坦克维奇的关系，他与他们的关系已很密切了。他是在国外同斯坦克维奇结识的 1 ，他对斯坦克维奇怀着极为深切的眷恋之情。

我在别林斯基小组听到的头一条新闻，就是格拉诺夫斯基来了……

“我们小组又增加人了，”别林斯基对我说，“格拉诺夫斯基到这儿来了，多么仁慈、多么讨人喜欢的人啊！除斯坦克维奇以外，我这一生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一见面就令人对他产生那样的好感……难怪斯坦克维奇那样喜欢他，给我们写信谈到他时又是那样热情。他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观点截然相反的人对格拉诺夫斯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在梅尔古诺夫家的晚会上，舍维廖夫、霍米亚科夫和巴甫洛夫对他的评价几乎同别林斯基所说的一模一样。

他的到来在莫斯科各学术小组和文学小组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我已经对格拉诺夫斯基说过，您在这儿，”别林斯基对我说，“他希望同您结识，并且想去看望您。您应该抢在他的前头。”

我对格拉诺夫斯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因此 巴枯宁去柏林以后，别林斯基因同伊斯康捷尔接近而日益陷入苦闷和消沉之中——这是内心发生转折的前兆。到一八四一年底，他的内心还在进行斗争，但到了一八四二年，当伊斯康捷尔21

这位能言善辩的莫斯科演说家讲完以后，我对他说道：

“请允许我提醒您一句，莫斯科在点名时并没有提到彼得堡，原因很正常，彼得堡当时还不存在。您为什么在共同干杯时要把彼得堡排除在外呢？”

“我非常高兴为您的健康干杯，巴纳耶夫先生。”舍维廖夫答道，同时伸出自己的高脚酒杯，碰了碰我的杯子……

“为彼得堡干杯！为彼得堡！”一些年轻的西欧派喊了起来，凯切尔甚至比别人嚷得更凶——“为彼得堡！”——他就是要跟舍维廖夫唱唱对台戏，其实他跟舍维廖夫一样讨厌彼得堡，尽管他也嘲笑斯拉夫主义……

西欧派很想借题发挥，但格拉诺夫斯基用他那温和、恳求的眼神使他们的情绪缓和下来，而且他们自己也明白，假如他们把为他举行的酒宴变成两个敌对的营垒，格拉诺夫斯基会感到极为不快。

宴会很快要结束了，许多人已经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不过祝酒仍然在继续进行。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人互相拥抱，大厅里人声鼎沸，不时响起凯切尔粗野的笑声和喊声：“你喝呀，喝嘛！”

当所有的人都从席上站起身来，混成一片时，嘈杂声更大了……

我同康·阿克萨科夫已有四年多没有见面（此时他同家人住在莫斯科郊外自己的宅邸里），他在这次宴会上见到我时显然十分冷淡，不想跟我交谈。

我问他：“这是什么原因？”

“我对您个人没什么过不去的，”阿克萨科夫握住我的手，坦率地答道，“可是，”他温厚而又严肃地补充说，“您作为一个彼得堡的文学家，我无法对您抱有任何好感。你们的彼得堡会颠倒人们的是非……您和别林斯基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的关系本来是友好的，怎么能料到他竟会对我采取那样一些举动……”

到底是怎样的 一些举动，我不知道，但我反驳阿克萨科夫说，别林斯基反对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整个派别，尤其是反对《莫斯科人》，因为它十分粗野地对他们进行中伤。

但阿克萨科夫发起火来，对别林斯基讲了一些十分恼恨的话。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在这次宴会上的和解就大多数人而言也许是出于真心，但却并不持久。这两个派别之间的论战变得比以往更加激烈了。

别林斯基非常公正地嘲笑了这种昙花一现、徒劳无益的和解。

“幼稚，幼稚！”他针对格拉诺夫斯基和伊斯康捷尔说道，“他们只想抓住某个机会多喝几杯，多聊聊天……这算什么和解？难道格拉诺夫斯基当真就相信这种和解？不可能！……假如人们之间没有任何接触点，双方没有任何让步的可能性的话，不管喝多少酒、碰多少杯都无济于事。照我看，喝得醉醺醺地互相亲吻——这种做法令人讨厌，叫人恶心。”

在给莫斯科朋友们的信中，别林斯基对这种虚假的和解讲得还要尖锐。

这次讲和的宴会使他十分气愤，从那以后他在《祖国纪事》上撰文抨击斯拉夫派时语气更加辛辣。

格拉诺夫斯基开始时对此感到不快。由于性格软弱，他似乎认为坏的安宁胜过好的争吵 ，有时甚至在自己的朋友面前竭力为他不可调和的敌人舍维廖夫开脱……

可是后来出现了雅泽科夫的一首卑怯下流的诗，题为《不是我们的人》。用伊斯康捷尔十分精当的话来说，这位过去纵酒行乐、自由自在的诗人靠裙带关系成了斯拉夫派 （霍米亚科夫娶了他的妹妹）。他在这首诗中暗示说，恰达耶夫是个背弃信念的人，格拉诺夫斯基是个毒害青年、挂羊头卖狗肉的教师，伊斯康捷尔是个炫耀西欧仆役制服的奴仆，而所有同意他们思想的人则是祖国的叛徒——这种放肆态度连性情温和、与世无争的格拉诺夫斯基也觉得忍无可忍了。 22

“不行，先生们，”他说，“我后悔我懵懵懂懂，太愚蠢了。别林斯基的话说得千真万确。这些先生竟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我们，跟他们讲和真是又愚蠢又荒谬。”

不过，斯拉夫派中最光明正大、最正直的是康·阿克萨科夫，大家知道，他曾经愤怒地反对这个日渐昏聩、已经失去昔日那种表面才华的病态的诗人所写的告密诗。

同斯拉夫派的争吵表现为在刊物（《莫斯科人》和《祖国纪事》）上进行愤怒的论战，而且总是以西欧派的胜利而告终，因为他们明显地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然而这种争吵终究不合乎格拉诺夫斯基的心意。对斯拉夫派的许多人，格拉诺夫斯基都是敬重和珍爱的。他经常谈</a>到康·阿克萨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品格高尚、为人正直，并且充分肯定霍米亚科夫杰出的才能和机智。

格拉诺夫斯基的心灵有一种息事宁人的温和的特性。他待人处世稳重，令人感到愉快，而且我要说，他善于婉转取悦 于人——如果这种说法不包含狡猾的意思的话，因为狡猾同他的性格是不相容的——这一切加在一起，使他逐渐吸引了莫斯科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促使他的声望日益扩大……顺便说说，格拉诺夫斯基同恰达耶夫情谊甚笃，但这一点我在后面还有机会讲到。所有人都千方百计地接近格拉诺夫斯基，争取同他结识并得到他的关注；所有人都珍视他的意见，并在后来通过同他的联系而出了名。人们对他的这种追逐和殷勤态度使他丢下了工作，让他没有时间专心致志做自己的事，但由于性格软弱，格拉诺夫斯基无法拒绝社会上的各种联系，拒绝同日益增多的人结识。他甚至经常一连几天不在自己的小组里露面，当朋友们用嘲弄的口气责备他时，他只是耸耸肩，笑着答道：

“唉，有什么办法呢？一看到我的拒绝会使别人感到不快，我就没有勇气拒绝了。”

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巴甫洛娃有一段时间运用她特有的敏捷泼辣的作风，想把格拉诺夫斯基完全抓在手中，一两个星期之内缠住不放。她把她所有的长诗短诗都读给他听，格拉诺夫斯基本来很善于鉴别真正的诗和空泛的诗句，具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却一度被巴甫洛娃华丽的辞藻迷住，过分地称赞起她的诗来。朋友们都嘲笑他，尤其是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自己也感到自己发表的意见不对。

“好吧，就算她的诗没有诗味，”他反驳道，“但至少不能不承认她的诗句读起来特别响亮吧……”

“可是现在谁写的诗句读起来不响亮呢？”有人打断他的话说。

“就拿他来说吧！”博特金指着我补充了一句，随即给他念了我模仿巴甫洛娃写的一首讽刺诗：

她一心以为，思想和灵感

在她都是命中注定；

她生来就该吟诗作赋，

抒发那些高雅之情；

她的诗作，她那独创的叶韵

注定要压倒别人；

世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作品…… 23

这首摹拟讽刺诗令格拉诺夫斯基十分开心，他笑了一阵，自此以后再也不为《四对舞》的作者的诗辩护了。那首叙事长诗其中的几章发表以后，他甚至对自己一时的兴致嘲弄了一番。

格拉诺夫斯基喜欢同年轻、聪明、有教养的妇女交往，并同其中某些人关系极为亲密，但却从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爱恋之情。然而较之妇女们温文尔雅</a>的谈话来说，他还是更喜欢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开怀畅谈，吃上一顿精美的午餐或晚餐，外加凯切尔作陪（即带上香槟酒）。他对莫斯科社会对他的厚意感到高兴，但他对他在自己的听众及所有有教养的青年心中激起的那股热情则更加珍视。他看得非常清楚，正如有人 24 中肯地指出的那样，青年们欢迎他那种“一心追求自由的西方思想，亦即独立思考和为争取独立思考的权利而斗争的思想”……

随着我每一次去莫斯科和格拉诺夫斯基每一次来彼得堡，我对他的依恋之情逐渐加深。格拉诺夫斯基看出了这一点，不止一次对我表示好感。

一八四五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和他进一步接近了。我的妻子同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关系非常亲密，她几乎每天都上格拉诺夫斯基家里去，我也经常在他们家里吃午饭。他们当时住在花园街，在米尔豪森（格拉诺夫斯基的岳父）家里。我们刚刚出国旅行归来，我便向格拉诺夫斯基和所有我们共同的朋友讲述了各种身份的我国同胞和某些同我们十分亲近的人在巴黎的种种奇遇。我讲的这些故事惹得所有的人大笑不止，格拉诺夫斯基听得特别开心的是我讲的一个姓克雷科夫的上尉（这其实是个善良正直的人）的奇闻趣事，这件趣事以在轻罪法庭的一场官司而告终。

一八四五年夏天，伊斯康捷尔迁到了索科洛沃的别墅里。索科洛沃是个古老的贵族庄园，一度属于鲁缅采夫 25 家族，位于彼得堡大路边，离莫斯科二十俄里处。索科洛沃公园所在的那个地方风景如画，这座公园里修了大大小小的几幢房屋。在一幢大房屋里住着地主季沃夫本人，其他房屋都租给别人消夏。

伊斯康捷尔租了公园里位于山上的一幢房屋，山下是一条蜿蜒流过的小河。左边，离房屋半俄里的地方便是公园的尽头，那里有一座凉亭，掩映在茂密的绿荫之中。凉亭名为美景 26 ，从亭子里放眼望去，景色异常优美。房子的右边伸展着一片草地和种着庄稼的原野……

格拉诺夫斯基、科尔什、博特金、凯切尔等人几乎每逢星期六都乘车上那儿去，在那里一直待到星期一。有一个星期六我也跟他们一起去。

“酒的事儿你们别担心，”凯切尔嚷道，“由我来张罗。至少得带一打香槟，还要带些别的酒。照我估计，他们那儿的酒该是快喝完了。不过，该向德普雷打听一下（说到这里他不知怎么冷冷地把眉毛向上一耸），看他们最近一次上他那儿买酒是什么时候，但不管怎么说，带上一箱香槟是必需的……”

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在此之前几天已经同玛·费·科尔什（叶·费·科尔什的姐姐）一起到索科洛沃做客去了。

我们在傍晚八点钟左右从莫斯科动身。凯切尔把一大堆酒塞在我们脚下，弄得我们不知把脚往哪儿放才好；他自己同车夫一起坐在赶车的座位上，穿着他那件靡菲斯特式的红里子斗篷。他看着我们因无处搁脚而难受的样子，觉得十分开心，一路上呵呵大笑。

当我们来到索科洛沃，下了车准备步行上山时，天已经开始黑了下来……凯切尔挥动手杖在前面引路，他那响亮的嗓音和哈哈的笑声震动了槲树林。

伊斯康捷尔听见话音和笑声，跑出来迎接我们。跟在他身后出来的是几位女士——伊斯康捷尔的妻子和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

格拉诺夫斯基同妻子亲吻了一下，跟她一起向前走去，消失在树林中间。凯切尔则对着伊斯康捷尔、他的妻子和住在他们家的姑娘玛·卡·莱谢尔嚷道：

“喂，你们过得怎么样，在家里都干些什么事儿呀？哈——哈——哈！你们能料到会来这样一些贵客吗？哈——哈——哈！……可是你这儿有酒吗？你打算拿什么给我们喝呀？哈——哈——哈！”

说着他双手叉腰，站在伊斯康捷尔面前。

“我这里还有一点小小的储备，但我知道你们都会来，”伊斯康捷尔答道，“我今天已经派人上德普雷那儿去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给我写封信呢？干吗要派个人去，让他白白受罪呢？”

凯切尔有个习惯，对待自己成年的朋友就像家庭教师对待孩子一样。他开始正经八百地埋怨伊斯康捷尔，一边唠叨一边煞有介事地板起面孔。

“别嚷了！真烦人！”伊斯康捷尔说，“酒会有的。你还要什么？”

“问题不在这里，”凯切尔固执地反驳道，“我已经想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带酒来了——问题在于你老弟只知游手好闲，什么事情都不会预先做好安排……”

说着他又响亮而温厚地大笑起来……

凯切尔一边笑着一边又跟两位女士说了几句客气话，便亲自跑去查看香槟酒是否已经冰冻了……

我对我在索科洛沃度过的那段时光永远也不会忘怀。那是我最美好的回忆的一部分。美妙的白昼，绚丽温暖的黄昏，日落时分和月夜的公园景色，我们在那里散步，在房前宽阔的草地上吃午餐，饭后坐在上层凉台上无所事事 27 ，清晨迎来朝霞，谈起话来总是兴奋活跃，有时争论十分热烈，但决不会令人生气、使人不快，加上格拉诺夫斯基引人入胜的谈话，伊斯康捷尔杰出的机智，科尔什讥讽的插话，还有凯切尔一边挥舞长烟袋一边发出的粗野而又温厚的呵呵笑声——这一切加在一起是那样美好，那样充满生气和诗意……在这种令人迷醉的诗意的气氛中，大概谁也没有料到，这是青春的最后的欢宴，是对最美好的半生的送别；没有料到我们每个人已经站在一条边界线上，在界线的那一边，等待我们的是失望，是同友人的分歧和不可避免的冷淡，随之而来的是各奔东西，预料之外的长期分离，以及过早逼近的坟墓……

然而一八四五年在索科洛沃度过的夏天确实是以别林斯基、伊斯康捷尔和格拉诺夫斯基为其最优秀代表的这个小组青春的落日时分——但这种落日是壮丽的、辉煌的，它以它最后的光芒鲜明绚丽地照亮了所有的朋友……

早上吃过茶点以后，伊斯康捷尔通常到自己的书房里去工作，其余的人分散在公园里。有的躺在树下看书，有的散步，有的在河岸上同友人低声谈话，有的人则去游泳。凯切尔通常拄一根大拐杖，背上背囊到树林里去采蘑菇。午饭前大家都聚到一起。伊斯康捷尔干完工作之后显得比平时更有生气、更加愉快。午餐时十分热闹，酒不离席，直到深夜。凯切尔欢天喜地，他如鱼得水，大叫大嚷，打开一瓶又一瓶酒。这种啪啪的响声掺杂在连续不断、热情兴奋的谈话声中，往往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所有人都充满青春的活力，谁也不想睡觉，谁也不愿彼此分离，连女士们也通宵不寐……

有一天在度过了这样一个夜晚以后，已近天亮时分，我觉得有些疲倦，想去睡觉。当时我和凯切尔一起睡在一间单独的小屋里……我想把门打开——门闩插上了；我敲了敲门，没有人答应，只是从屋里传来凯切尔的笑声和妇女说话的声音。我走到窗口，看见了伊丽莎白·波格丹诺夫娜（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和玛丽亚·卡斯帕罗芙娜（住在伊斯康捷尔家里的那个姑娘）。她们跟凯切尔商量好了，要跟我开开玩笑，天亮以前不放我进去。我毫无办法，只得返回美景凉亭，凉亭里还在继续进行兴高采烈的谈话，直到旭日东升……酒喝得不计其数，但它仿佛对我们不起作用，只有阳光才暴露出我们喝得漫无节制——它照亮了我们苍白发青的面孔……

“可是你喜欢它哪一点呢？”伊斯康捷尔讥讽地笑着反驳道，“难道是文体 不成？你并不同意我的观点呀……”

格拉诺夫斯基面红耳赤。

“你的文章能够唤醒和推动人们，”他反驳道，“这就是它们的长处……你那些观点和理论的片面性自然叫人无法接受……”

“那么，假如我的理论荒诞无稽的话，那干吗又要为一些荒诞无稽的事情去唤醒人们，搅得他们心神不安呢？”

争论又趋于激烈，奥加廖夫也参加进来，他是站在伊斯康捷尔一方的。争到最后，格拉诺夫斯基脸色苍白，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先生们，假如你们跟我谈话时不涉及这类问题，那我将不胜感激。我们可以谈点更令人高兴、更有益的事……”

伊斯康捷尔的妻子赶紧转换了话题。

这件事过去几天以后，科尔什对伊斯康捷尔和奥加廖夫说，到了已经成年和成熟的时候，幻想朋友之间有什么相同的理想是不可能的。

格拉诺夫斯基和伊斯康捷尔照常往来，他们的关系表面上毫无变化，但他们相互之间的态度即使并不冷淡，至少也可以看出某种程度的谨慎。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31

伊斯康捷尔出国 32 以后，莫斯科小组的代表人物就是格拉诺夫斯基了。其他所有人都聚集在他的身边，他的声望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

格拉诺夫斯基逐渐成为小组里受人崇拜的偶像，也许开始时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的影响的增长仿佛违背了他的心愿，因为他根本没有谋求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他不仅不竭力维护，反而千方百计动摇这种影响。假如格拉诺夫斯基对某个年轻人表示关注，谈到他的才华，对他的学术知识表示称赞，那么这个年轻人只凭格拉诺夫斯基一句话，马上就会出人头地：彼得堡办杂志的人就开始盯住他不放，出高价要他的文章，力图把他从别人那里拉过来，等等。格拉诺夫斯基为人善良宽厚，常常看错人，他的荐举并非总是靠得住。他曾经抬举过奥尔登斯基 33 ，说他是个极有才干的人，是研究古希腊的行家。奥尔登斯基一下子成了几家一流刊物的撰稿人，但他的无能和愚蠢很快暴露出来，于是格拉诺夫斯基马上承认自己错了，还把自己嘲笑一番……

尽管格拉诺夫斯基成了权威，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对这种威望淡然处之，丝毫不露痕迹，以至看不出他和一般人有什么区别。他没有运用他的威望使任何人感到难堪，没有强使任何人承认他是权威。他仍然是以前那个仁慈、温和、富有同情心的格拉诺夫斯基。

他自己倒是更受他所获得的威信以及这种威信加在他身上的种种义务之累。他缺少小组代表人物必须具备的力量和精力，因此伊斯康捷尔出国以后，莫斯科小组渐渐失去光彩，变得浅薄鄙俗，枯燥乏味。小组圈子里开始出现一些新人，自然都是些极好的人，但却眼光狭小，缺少才干。科尔什迁往彼得堡，奥加廖夫住在乡下，一切似乎都在解体……

一八四八年 34 以后，政府对各大学的冷淡态度、对文学界的迫害和书刊审查机关的愚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西方发生的极微小的一次运动都会在我们这里引起新的压制。秘密警察机关在两个月内三次收集有关格拉诺夫斯基的材料。所有优秀的、先进的人物都在痛苦的压抑下变得意志消沉——格拉诺夫斯基也许比别的人更加颓丧……他寻求消遣，力图忘掉各种烦恼，便打起牌来。他对打牌的爱好渐渐发展到嗜赌成癖的地步。他放手大赌，根本不考虑自己有限的资金；他把自己的事搞得混乱不堪；他向别人借钱；同一些跟他毫不相干的人建立联系，根本不担心这样做有损他作为教授和小组代表人物的威望。大学生们开始抱怨他，尽管还爱戴他；朋友们背地里摇头叹气，说打牌将毁了他……

这时尼·格·弗罗洛夫 35 从国外归来，其时他的 我对他说，他的语句需要修改一番。他听了很不高兴，但还是同意了，条件是修改时他要在场。

我和他坐着看那份写得密密麻麻、字迹模糊的手稿，整整坐了三个小时，我才勉强整理出前五页。弗罗洛夫甚至怎么也用不好标点符号，他的文章里根本没有句号，整篇手稿上满是分号。我做的修改使他很不高兴，他固执地为他那些没完没了的长句辩护。我弄得满头大汗。这真是一场无法忍受的苦刑。

这些修改，加上改得似通非通的（即比通常排得挤一些，一行挨一行）一事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对我们板起面孔，生闷气。

格拉诺夫斯基和弗罗洛夫的朋友们认为我们不加这些该死的铅条是极大的犯罪行为，指责我们这样是做投机买卖，是贪财，是想少付点稿费；他们没有考虑到，精打细算也只少了区区十个卢布，不可能让我们发财，而我们为了顾及小组的面子不仅白白扔掉了数百卢布，甚至可能对刊物造成损害，因为论述洪堡文章的那几页夹在杂志里面，而且没有裁开……

弗罗洛夫始终没有写完这一组文章。他埋头翻译《宇宙》一书，其结果只证明了译者对祖国语</a>言一窍不通。就算求知欲最强的读者，也未必有人有足够的耐心读完弗罗洛夫翻译的洪堡那部名著 “看在上帝分上，请抛弃你们的私人恩怨，”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说，“问题不在于克拉耶夫斯基，我们根本不要理他！我也不喜欢他，可是他的杂志的存在和兴旺发达跟你们的杂志一样，都是必需的。”

有一次他来到彼得堡，住在科尔什那里，邀请一些人去参加晚间聚会，除熟人以外，还邀请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

晚餐时他站起身来，特意向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和我举杯，祝《祖国纪事》和《现代人》兴旺发达，祝这两个刊物完全恢复团结和睦的关系。

“我衷心希望《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敌对关系，”他说，“有什么值得敌对的呢？它们的目标相同，方向一致。你们二位（他对着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和我说）应该捐弃前嫌，抛开个人恩怨，为了共同的事业联合起来。我们大家由衷地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兴旺发达干杯！”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皱着眉头，声音低沉地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我向他伸出酒杯说，衷心祝愿《祖国纪事》取得成功，我本人对他也并无嫌隙。“正如格拉诺夫斯基说的那样，”我最后补充说道，“共同的事业召唤着我们，让我们忘掉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彼此保证不再进行个人之间的论战！”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跟我碰了碰杯，依旧用低沉的声音说了一句：

“好吧，我本人也并不反对，假如您……”

随后他挨着我坐下来，言辞激烈地谈起了当时《现代人》上刊登的《外城订户来信》，他一口咬定就是这些信引起了我们之间的论战。他说他，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无法忍受任何小丑行径、插科打诨，任何先科夫斯基式的作风 ，他维护的是科学和艺术，等等。 47

在走投无路的绝望时刻，格拉诺夫斯基曾经说过：“别林斯基有幸，他死得及时！”“一想到我们从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成了什么样子，心里就会感到酸痛！” 55

他的精神颓丧了，对自己的工作和义务冷淡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想用狂热的赌徒生活去抑制内心的痛苦；但是，他那纯洁高尚的本性挽救了他……因此他虽然受尽痛苦、极端疲惫又消沉，但还是重新回头履行自己的义务，认为“总还有点事情可干” 56 ……

可是这种斗争、这些把他引向绝望和颓丧的痛苦却毁坏了他本来就不结实的身体，加速了他的死亡。其实，早在三十年代末期，他在柏林时就曾诉说他胸口疼痛。 57

命运开了一个多么辛酸的玩笑！格拉诺夫斯基正好在对美好未来的希望鼓舞了所有的人，并激发了他的智慧和精力的那一时刻死去。他的朋友们都证实，他从来没有像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一八五五年）那样热情奋发地为公共利益，尤其是为教育事业而努力工作。那一年秋天从弗罗洛夫遗孀的乡间回到莫斯科 58 后，他急不可待地开始考虑定期出版《文学与历史文集》，文集除发表历史研究文章外还打算刊登文学和政治性文章……格拉诺夫斯基构思了有关本门学科的一系列文章，定名为《历史通</a>信集》。文集的纲要已经写好，他想去彼得堡申请准予出版，没想到死亡却阻止了他的热情迸发出来。

格拉诺夫斯基留下的著作不多：为取得学位而写的几部历史专著、几本纲要和述评、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和书评。所有这些著述的文学价值都比纯学术价值更高。格拉诺夫斯基对语言的运用自然极为出色，他的文句具有朴实、鲜明、简洁和优美的特点，但仅就著作本身而言，格拉诺夫斯基并无任何特出之处，而且也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名字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为什么他在生前会激起人们这样大的热情，死后有些人仍然对他怀有这样虔敬的热爱之忱？

要对不认识格拉诺夫斯基的人解释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听过他演讲、在朋友圈子里见过他、听从他出的主意、同他谈过话的人才能证明他的影响确实很大，他的为人极讨人喜欢和令人神往，而并非像现在许多人猜测的那样，是他的朋友们夸大了他的作用……

格拉诺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说</a>，过渡时期总有两种类型的人显得特别突出：

一、充满自豪感并自信有力量的人，这种人勇往直前，不受过去的废墟的阻碍，具有敏感的听觉和敏锐的视觉。他们的心灵对过去的声音不会产生共鸣。胜利的权利最后总是属于他们。

二、体现了正在逝去的时代的全部美德和优点的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代表和英勇的捍卫者。 59

格拉诺夫斯基仿佛是这两种人中间的调和者，他更同情 5 马丁·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6 科利尼（1519—1572），法国海军上将，基督教胡格诺派领袖之一，死于巴黎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派的大屠杀中（1572年8月24日前夜，史称“圣巴托罗缪之夜”）。

7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

8 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一直遭受残酷镇压。

9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10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其成员大多数参加雅各宾俱乐部。

11 引自《往事与随想》 12 指耶稣基督。加利利是古代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名称。据《新约》传说，加利利是耶稣故乡所在地，又是耶稣布道的主要地区。

13 这两节叙述的时间不准确。别林斯基离开莫斯科（1839年10月）之前不久，就“同现实和解”的问题同赫尔岑发生过激烈争论，见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14 卡特科夫不属此列。他在出国之前同别林斯基的关系就很不稳定，回到俄国（1842年底至1843年初）之后便再也没有同别林斯基及其朋友们恢复亲密关系。

15 彼·格·列德金（1808—1891），法学家、哲学史家兼教育家，先后任莫斯科大学及彼得堡大学教授、彼得堡大学校长。

16 伊·巴·加拉霍夫（1809—1849），赫尔岑小组成员，彼得堡警察总监亚·巴·加拉霍夫（见本书 22 这一节是对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23 这首诗是讽刺卡·卡·巴甫洛娃的，原文末句“作品”一词一语双关，既指诗作，也指人。

24 指赫尔岑；引文引自《往事与随想》 25 彼·亚·鲁缅采夫（1725—1796），俄国统帅。

26 原文是法语。

27 原文是法语。

28 赫尔岑的妻子。

29 巴纳耶夫对一八四五年在索科洛沃消夏的情景的回忆有几段取自《往事与随想》 30 赫尔岑的父亲死于一八四六年五月六日。

31 从“ 32 一八四七年。

33 鲍·伊·奥尔登斯基（1823—1861），古希腊文学史家和翻译家。

34 法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年。

35 尼·格·弗罗洛夫（1812—1855），地理学家，洪堡《宇宙》一书的译者。

36 这一点详见安年科夫先生写的关于斯坦克维奇的那本书。——作者注

37 今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塔尔图市。

38 卡尔·里特尔（1779—1859），德国地理学家，主要著有十九卷的《普通自然地理学》。

39 应是一八五一年。

40 尼·鲍·尤苏波夫（1751—1831），公爵，家境豪富的大官僚，书画收藏家。

41 指普希金一八三〇年写的《致大臣》一诗。

42 彼得罗·贡扎戈（1751—1831），意大利画家，一七九二年来到俄国，为俄国各剧院（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剧院）画了许多舞台布景和壁画。

43 原文是法语，这是法国出版的报纸。

44 原文是法语，这是布鲁塞尔出版的法文报纸。

45 原文是德语，这是十九世纪最大的一种德国报纸。

46 鲍·尼·尤苏波夫（1794—1849），公爵，尼·鲍·尤苏波夫之子，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领主。

47 这次聚会是在一八五〇年除夕。《外城订户关于俄国报刊的来信》是《现代人》上评论报纸杂志的小品文专栏，当时由亚·瓦·德鲁日宁主持。

48 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现代人》撰稿，后任《读书文库》编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六十年代极力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

49 诗人阿·康·托尔斯泰和热姆丘日尼科夫兄弟发表幽默讽刺诗作时所用的集体笔名。

50 书名不确，应是《家庭纪事》。

51 伊·巴·阿拉佩托夫（1811—1887），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时的同学，同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文学界颇多交往。

52 斯·彼·日哈列夫（1788—1860），《札记》一书的作者，同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间许多卓越的文学和戏剧活动家过从密切。

53 阿·安·扎克列夫斯基（1783—1865），伯爵，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九年任莫斯科军事总督，是尼古拉时期典型的暴吏之一。

54 应是一八五五年四月底至五月初。

55 格拉诺夫斯基一八五〇年给赫尔岑信中的话，转引自《往事与随想》 56 格拉诺夫斯基一八五三年给赫尔岑信中的话，转引自《往事与随想》 57 这一点可从安年科夫先生所写的斯坦克维奇传记中刊登的斯坦克维奇致格拉诺夫斯基的几封信中看出来。——作者注

58 一八五五年夏天格拉诺夫斯基确曾打算去乡下看望他的表妹，即弗罗洛夫的遗孀，后因病未能去成。

59 摘要节引自格拉诺夫斯基《路易九世》一文的结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