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_群星灿烂的年代

别林斯基及其小组一八三九年时的一些观点——别林斯基同大学</a>生卡韦林相遇——我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几封谈及别林斯基的信——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给我的一封信的片段——我离开莫斯科去乡下——返回莫斯科——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另一封信——博特金家里的晚会——别林斯基评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书的文章——别林斯基对闵采尔的愤懑——我同别林斯基一起离开莫斯科

我每天上午都要去别林斯基的寓所……

他的心情非常忧郁，经常诉说胸口疼痛……当时他的境况很不好。《莫斯科观察家》的出版人斯捷潘诺夫每月（而且还不是按时）付给他的编辑费少得可怜。别林斯基开始时对亲自主持杂志工作这一点十分神往，他设想撰稿人全部由他那批年轻而有才华的朋友担任，他坚信只要他们齐心协力，加上他紧张有</a>效地开展工作，办好刊物是没有疑问的。“我要让人们看看，当代的杂志应该办成什么样子。”他在给我的信中说</a>道。可是他的希望落了空。《莫斯科观察家》的订户很少，出到 我每次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写信都要谈谈别林斯基和他的小组。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同时还跟卡特科夫建立了通信关系，卡特科夫曾通过我答应给刊物写一篇文章。从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给我的最初几封信中便可以看出，梅热维奇的庸碌无能已经使他感到不安，我毫不怀疑，仅仅是出于个人的自尊心，他才不好直接给别林斯基写信。我便趁机写信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直接告诉他，别林斯基表示愿意跟他合作，他不妨在自己的刊物上转载一下别林斯基评波列沃伊《祖国之子》的那篇极为出色的文章；别林斯基还有一篇论述闵采尔的文章，在莫斯科引起一片喝彩，这篇文章别林斯基也不反对寄给《祖国纪事》……

作为对这封信的答复，我收到了他（六月二十日）的一封信。除其他内容以外，他在给我的信中还写道：

“《莫斯科观察家》上评论《祖国之子》的文章将由《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予以转载（假如文章十分辛辣的话），标题是这样的：《〈莫斯科观察家〉对〈祖国之子〉的公正意见——同〈北方蜜蜂〉转载的〈祖国之子〉对〈祖国纪事〉的公正意见配对 5 》……

“请求别林斯基惠赐论述闵采尔的文章，并对他未来的合作感到由衷的高兴。请代我向他深切致意， 并请问一问他：‘这种合作应该如何安排？在哪些方面合作？’等等。”

我当即带着这封信去找别林斯基。这封信使别林斯基产生了非常良好的印象，他顿时高兴起来。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已经感到有必要借助这个乳臭未干的吹牛家 来支撑自己的刊物。别林斯基有可能离开莫斯科，并清偿自己的债务。他的生活可望出现一个转折。

顺便说说，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附言：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问一问卡特科夫：他是怎么回事呀？直到现在还未把他的文章的结尾部分寄来！我已经就此事给他写过信——可他老是磨磨蹭蹭。唉，莫斯科啊！莫斯科！”

最后这个感叹句使别林斯基觉得十分开心。

“这话很对，”他说，“我们莫斯科人都是些优秀和聪明的人，可不知怎么干什么事情都这么懒懒散散。我们需要从小事做起——这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工作……我们在口头上都是英雄，可是一干起实事来……”

别林斯基只说了半句便挥了挥手，笑着重复道：“唉，莫斯科啊！莫斯科！”

在我去喀山之前，即七月间，别林斯基迁往彼得堡的事已经决定下来。他接受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提出的条件：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须在入秋之前预先寄给他一笔小小的款子，供他清偿债务和搬迁之用，并答应每年付给他三千五百卢布纸币，而别林斯基则承担《祖国纪事》评论专栏和书讯专栏的全部工作。我们决定等我从喀山回到莫斯科以后一起去彼得堡。

我于十月初回到莫斯科。

十月十日，我收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一封信。下面是这封信的几段内容：

“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亲自出马向巴甫洛夫和波戈金说说，让他们迫使果戈理给《祖国纪事》写一篇文章。顺便说一件事，我本想在《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发一条消息，说果戈理已经到了莫斯科，但普列特尼奥夫却对我说，他收到果戈理的一封信，请求他不要对任何人宣布他在莫斯科。茹科夫斯基曾经对我说过，果戈理一个月以后来彼得堡。他的文章我非要不可，要采取一切手段把它弄到手。我不给他亲自写信，因为这种事儿通过书信是办不了的，尤其是对他。务请竭尽全力向他说明支持《祖国纪事》的必要性。 假若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命运已经变得漠不关心（我料想不至如此）的话，那么请预先告诉他稿酬丰厚，想必他需要钱用。 要是一切方法都不奏效，那就等他到了这里以后，联合各方力量对他展开攻势…… 6

“请向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深切致意，谢谢他的文章。评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 7 的那篇文章被尼基坚科 8 删了两处：有什么办法呢！他不喜欢欧洲，不愿意承认欧洲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其他则一切悉如原稿，仅对茹科夫斯基的评语由我改得稍稍缓和了一点。评介拉蒂埃医生 9 著作的文章也由我做了修改， 因为本地有一位很能干的医生给我弄来了一篇介绍这本书的文章，要知道我和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外行，应当相信更懂行的人……

“请安慰一下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骂人可以旁敲侧击，他从《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菲塔布基的一篇文章 10 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为《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写的文章不论是我还是梅热维奇都未做任何补充，那都是刊物的灾星——审查官朗格尔—干的，而（卡特科夫）分析《列昂诺夫诗集》的文章则是尼基坚科修改的……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劝说卡特科夫务必找到那封早在九月份我就寄给他的长信，从他的来信看来，他并未收到那封信。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老天爷！时间这么紧，挤出工夫写封信——竟然弄丢了！我是按卡特科夫自己的请求，把信寄到博特金先生名下的：那么怎么会丢失呢？我很快还会给他写信，这一次要寄到加拉霍夫 11 名下。这样或许可靠一些！

“请向博特金先生致谢，他评论朗格尔音乐的那篇文章写得极好……

“请尽快把阿克萨科夫、巴甫洛娃、克柳什尼科夫等人的诗寄来，我手头没有诗歌作品。莱蒙托夫把他的《恶魔》交给一些女人去读，我本想发表这篇长诗的几个片段，可是鬼知道那些女人把诗放到哪儿去了，而他手上自然是没有原稿的，这个毛孩子生来就是这样！

“……等候您和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快点来吧……”

接下来信里讲了布尔加林告密的一件什么事。

由这封信可以看出，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同别林斯基小组之间已经开始积极联系了……

返回莫斯科以后，我极为高兴地看到，别林斯基、博特金，还有卡特科夫等人之间的一切误会已经消除，他们的关系极为和睦。

我见到别林斯基时，他的心情十分畅快……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已经临近，他的生活面临着转折，因此他变得生气勃勃。所有的朋友中只有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一人以忧郁、惋惜，有时甚至是懊丧的心情看待别林斯基。他不理解一个莫斯科人怎么能够冷漠无情地离开莫斯科……

这批朋友每天晚上大都在博特金家里聚会，谈起话来通常兴奋又热烈。话题是根据黑格尔的观点谈论艺术，他们用这种观点严格分析普希金和其他当代诗人的作品。莱蒙托夫具有否认一切、拜伦式的倾向，因此怎么也无法适合这种新的观点。别林斯基为此感到极为苦恼，他看出这个初露头角的诗人显示出巨大的诗的力量，他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每一首新诗都使别林斯基如痴如醉，然而这些诗中却没有一丝一毫调和 的气味！不过他们对莱蒙托夫表示谅解，认为他还年轻，刚刚开始迈步；他们聊以自慰的是：他拥有一切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成为一个完美的、伟大的艺术家，登上创作的顶峰，即具有艺术上的恬静心情和客观态度……克柳什尼科夫本人也有一点否定一切的成分，他非常喜爱莱蒙托夫的才华，对有关诗人的某些闲言闲语相当尖刻地加以嘲笑。卡特科夫和康·阿克萨科夫则在聚会时朗诵自己翻译的海涅、弗莱里格拉特 12 及其他当代德国诗人的诗。卡特科夫朗诵时通常绘声绘色，他双手交叉，两眼向上翻着，姿势十分优美……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晚间聚会……

为了探讨那些在今天，即过了二十多年以后看来是可笑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多少青春的时日、朝气蓬勃的精力和智力啊！有多少次他们热血沸腾、心向神往，又有多少次彷徨于迷途啊！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白费，对真理的探索从来不会一蹴而就。这个小组将在俄国发展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学术和文学领域里最热情、最高尚的活动家。

我的整个心灵都被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吸引住了。我的思想受到他们的激励，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开始活跃起来……

返回莫斯科以后过了几天，别林斯基带来他对费·格林卡 13 《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书写的一篇书评，要念给我听一听。这篇书评他已寄给《祖国纪事》，供其发表。

“您听听吧，”他对我说，“迄今为止，我好像还从未写过这么热烈、这么坚定地表明我们信仰的文章。我把这篇东西读给米舍尔（巴枯宁）听，他听了以后非常兴奋——您知道，他的看法还是有些价值的！反正不必多说，我自己觉得这篇文章是搞成功了 ……”

别林斯基随即开始给我读这篇文章。不论是在此以前还是以后，我从未见过他读得那么激动、那么热情。

别林斯基朗读时的那种如痴如醉的情绪和这篇文章极为庄重、充满激情的语言使我的神经受到了震撼，别林斯基本人的神经显然也在强烈地颤动。

“好极了！太好了！”在他朗读的一开始和结束以后我反复喊道，“不过，我要给你指出一点……”

“我知道，我明白您的意思，您不必说下去，”别林斯基热烈地打断我的话，“有人会称我为谄媚者，骂我是下流坯，说我在当权者面前的态度反复无常……让他们说去！不管别人怎么想，我都不怕公开和坦率地表明我的信仰……”

他开始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不错！这是我的信仰，”他继续说着，情绪越来越激动，“我对这种信仰并不感到羞愧，反而感到自豪……鬼知道是些什么人持这种看法、像这样议论，我干吗要重视它呢？我只珍视思想开明的人和我的朋友们的意见，他们绝不会认为我谄媚和下流。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我写出一行违背信仰的文字来……他们了解这一点……想收买我是办不到的……我向您发誓，巴纳耶夫——因为您对我还不太了解……”

他朝我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苍白的脸变得通红，所有的血都涌向头部，一双眼睛炯炯发亮。

“我向您发誓，任何东西都收买不了我！对我来说，与其践踏自己做人的尊严，在任何人面前降低自己的人格或出卖自己，倒不如饿死了更痛快——何况我本来就每天冒着饿死的危险（说到这里他讥讽地苦笑了一下）……”

这次谈话的所有细节都生动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觉得别林斯基此刻正站在我的面前……

他猛地坐到椅子上喘息起来，歇了一会儿，他又激烈地说道：

“这篇文章很尖锐，这我知道，但我的脑子里还有一系列更加尖锐的文章……瞧瞧我会怎样抽打闵采尔这个恶棍，他对艺术一窍不通，居然也侈谈起艺术来了！”

随着我们去彼得堡的日期逐渐临近，别林斯基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愉快。

“现在我已经不是你们的人了！”他笑着对他的朋友们说，“我是彼得堡人，而你们却是莫斯科人，是外省人；是的，你们的莫斯科属于外省，不管你们怎么说，不管你们怎样为她感到骄傲……”

别林斯基深深景仰彼得一世进行的改革，认为它的一切极端措施都是正确的。彼得堡也因此对他特别具有吸引力。

凯切尔大声疾呼地反对彼得堡；康·阿克萨科夫则捶着胸脯大声说，莫斯科曾经为罗斯饱经忧患，它是俄罗斯的救主，是它的中心，罗斯一切最珍贵的遗迹都保存在莫斯科，而彼得堡则是宫殿和兵营的城市，是一块临时营地。

“没关系，”别林斯基打断他的话说，“彼得堡也会时来运转——它还年轻呐……彼得堡已经有一个方面意义重大——它是彼得开辟的通向欧洲的窗口 。 14 ”

康·阿克萨科夫一听这种话就会发火。尽管他尚未像后来那样对彼得一世怀着不可调和的憎恨，但此时他对别林斯基已经没有好感了……

我们离开莫斯科去彼得堡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博特金、凯切尔和卡特科夫把我们一直送到黑泥潭。

凯切尔前来给我们送行时穿着他那件红色斗篷，带着他必不可少的笑，还有一只更加必不可少的篮子，里面塞着麦秸……

看样子我们会在驿站待很久，因为凯切尔照常走来走去，不住地叫嚷，挥着酒瓶，不时取笑别林斯基几句，教给他怎样才能把克拉耶夫斯基抓在手中——而且他的笑声一直不断。别林斯基很不喜欢这种喧闹而冗长的送行场面，急着要动身。他显得沉默而忧郁，看得出来，离开自己的小组使他心里很不好受……博特金显得很不耐烦……

“最好快点动身吧，朋友们，”他摇着头一再说道，“这种送行总是叫人感到难受极了。”

“急什么呀？真是废话！”凯切尔嚷道，“你们的酒还没有喝完呐。”但别林斯基断然站起身来，我们的轿式旅行马车早已在大门口等候我们了。

“好吧，再见了，诸位，”他说道，“别把我忘了……”

所有的人都奔上来拥抱别林斯基。博特金抚摸着他的后脑和头顶，温情脉脉地看着他，说道：“好吧，我为你感到高兴，维萨里昂……同你分别我感到难过，亲爱的，非常难过，这你是知道的，可是你留在莫斯科没事儿可干……”

卡特科夫紧紧抱住别林斯基，一次又一次地使劲吻他。

凯切尔递给他一杯香槟酒。

“好吧，维萨里昂，咱们碰碰杯吧，”他说，“现在你应该喝一杯了。”

别林斯基二话不说就干了杯。

“好样儿的！”凯切尔一边吻他一边喊道，“好吧，那就再见吧，不过你可要当心，别受克拉耶夫斯基摆布……”

马车开动了，我们从窗口探出头来，只见博特金温存而忧伤地望着我们，手里挥动着手帕；凯切尔挥舞着帽子，口里喊着什么；卡特科夫双手交叉，蹙着眉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用深邃、沉思的眼光目送我们……

1 别林斯基于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继瓦·彼·安德罗索夫（1803—1841）之后接任《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编辑，一八三九年该刊并未出到 11 亚·德·加拉霍夫（1807—1892），俄国文学史家和小说家，《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撰稿人。

12 菲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为浪漫派，四十年代参与马克思《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晚年同马克思疏远。

13 费·尼·格林卡（1786—1880），俄国诗人，俄国著名民歌《三套车》的词作者，谢·尼·格林卡（见本书第一百二十七页注1）的弟弟。青年时期为十二月党人，系幸福社领导人之一。

14 套用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中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