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_群星灿烂的年代

凯切尔——略谈他所属的那个小组——米·谢·谢普金和他的家庭——到希姆基他们家的别墅去——果戈理在阿克萨科夫家中——朗读《死魂灵》 别林斯基小组同米·谢·谢普金 1 及其一家人关系非常亲近，交往十分密切。我早在来莫斯科之前就已认识米海洛·谢苗内奇，一来到莫斯科，又马上结识了他们全家。

在谢普金家里经常聚会的有卡特科夫、别林斯基、巴枯宁兄弟和莎士比亚作品的译者凯切尔 2 。凯切尔在谢普金家里就像是个家庭成员，不过他有个特点，不论到谁家里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会毫不客气，立即参与一切家庭事务……凯切尔在所有同他关系亲密的人和别林斯基小组中都颇有声望，大家认为他为人异常直爽诚实，甘愿为自己的朋友上断头台。

凯切尔的相貌并不特别吸引人，但他的性格朴直到了粗鲁的程度。他对所有人都不拘礼节，有点近乎厚脸皮；不论对朋友还是仇敌他都是有话当面直说，言语尖刻而不受欢迎；一副尖锐刺耳的嗓子能盖住所有人的声音；两只手从不停歇，像风车的车翼一样在空中划来划去；一张大嘴里不住地爆发出温厚却又震耳欲聋的笑声——这一切加在一起，也许会使那些神经质的人感到不快，但不知怎么又令人不由得对他产生好感和信任。凯切尔的朋友们喜欢开他的玩笑，说他一个月只洗一次脸，从来就没有梳子和刷子，因为他从不梳头。不过他并不需要梳子，因为他的头发总是剪得很短，有如一顶帽子扣在头上。

凯切尔是别林斯基及其友人们的朋友，但他其实并未参加他们的小组。

在此之前几年，他结交了当时还是莫斯科大学</a>学生的伊斯康捷尔 3 及他的朋友和大学同学奥加廖夫 4 和萨京 5 。

他们组成了自己的小组，领导人是伊斯康捷尔。伊斯康捷尔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勤于钻研、渴求知识、在任何古老传统的障碍面前决不停步的头脑；他是在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的土壤上培育出来的，为人机智而又充满热情，因而很快引起了整个莫斯科思想界的注意……这群青年人经常纵酒狂饮，凯切尔又嚷又笑地给大家斟酒，几个朋友一边一瓶又一瓶地喝着香槟（伊斯康捷尔和奥加廖夫从不缺钱用），一边热烈讨论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各种问题。他们当时属于我们当中为数不多的那些经常留心政治运动的人之列。

伊斯康捷尔结识了别林斯基，后者的文章已开始引起他的注意，但他们当时还未像后来那样成为朋友。

别林斯基和他的小组成员专门研究抽象的哲学概念和范畴，他们完全沉浸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对当代政治问题和运动毫无兴趣，甚至认为这些事情够不上他们世界观的水平，因而对于在伊斯康捷尔的影响下建立的小组不很赏识，而这个小组对德国哲学也不感兴趣，具有较为实际的倾向。伊斯康捷尔同别林斯基曾经交谈过一次，分手时自然彼此都很尊重对方，但坚信他们不可能有共同的事业。

别林斯基为伊斯康捷尔感到惋惜，伊斯康捷尔则更加为别林斯基感到伤心……然而不久，命运把伊斯康捷尔及其朋友分别抛到俄国各个角落。 6 只有凯切尔一人留在莫斯科……

别林斯基喜欢凯切尔，但他有时觉得凯切尔“使他的神经感到十分难受”。他当面称他为“令人无法忍受的饶舌家”。“他们都是些极好的人，”他在谈到伊斯康捷尔小组时说，“但他们的种种习惯，以及他们聚会时像淌水一样喝的酒，这一切都不符合我的性格。这些人中间只有伊斯康捷尔是个极为优秀、杰出和机智的人。”

我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认识凯切尔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现在我仿佛觉得，我同他一生下来就认识。我只晓得我们刚认识五分钟，彼此就以“你”相称，而凯切尔在同我结识的头一天，对我就像对同他已经相好几年的人一样不拘礼节……他的模样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手持一瓶香槟酒，粗野地大笑着给我斟上一杯，然后叫道：“喂，你喝呀，老弟，喝吧！”

六月，谢普金带着全家人迁到希姆基 （出莫斯科的 我急不可待地等着这一天来临，午餐前一个半小时我就到了阿克萨科夫家。谢普金好像比我到得更早……

快到四点时果戈理来了，他见了我就像见了老熟人一样，握着我的手说：

“噢，您也在这儿……您怎么来的？”

不用说，他受到了异常兴奋的接待。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把他看成俄国的荷马，他使全家人都对果戈理充满了热情。对于老阿克萨科夫来说，果戈理的作品使他耳目一新，这些作品使他脱离了旧文学流派的种种陈规</a>陋习（他本来属于最有名的墨守成规的文学家之列），为他后来的创作活动激发了新的、朝气蓬勃的力量。假如没有果戈理，阿克萨科夫未必能写出《巴格罗夫的家庭》 10 来。

这一天对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来说就像过节一样，他是那样爱慕地注视着果戈理的每一瞥眼光、每一个动作，聆听着他每一句话！他是那样兴奋地同谢普金互相交换眼色！他是那样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

“这就是他，咱们的果戈理！真了不起啊！”

果戈理很少开口，说起话来也无精打采，似乎很勉强。他看上去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他不会看不到周围人们对他的崇拜和景仰，他把这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表面上淡然处之，以此来掩盖他的自尊心所感到的那种满足。他的行为举止中有一种不自然的、矫揉造作的成分，这使那些不是把他作为天才，而是把他作为普通人看待的人感到颇为不快……

阿克萨科夫一家人对果戈理的天才怀着深刻的、无限敬重的感情，这种感情以一种天真幼稚、近乎可笑的真诚公开表露出来。午餐时放在他面前的餐具不是普通的，而是玫瑰色的玻璃器皿；饭菜端上来先敬给他；他爱吃通心粉，便有人送上来请他先尝一尝，他觉得不大满意，便亲自动手撒上干酪，进行搅拌。

吃过午饭以后，他伸开手脚，懒洋洋地躺在谢尔盖·季莫费伊奇书房里的沙发上，几分钟以后便垂下头，闭上眼睛——不知是真的开始打盹呢，还是装作昏昏入睡的样子……房间里顿时一片寂静，谢普金、阿克萨科夫父子和我都踮着脚走出房间。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屏息静气，像个哨兵似的在书房周围走来走去，只要有人稍有响动或讲一句话，他就挥着手小声说道：

“嘘——！尼古拉·瓦西里伊奇刚刚入睡！”

午餐前，果戈理对已经许诺的朗读一事只字未提，谁也未敢问他是否准备践诺……果戈理打盹时，所有人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他会朗读一篇作品吗？读哪一篇呢？所有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就像平时人们期待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时的心情一样……

过了好久，果戈理才大声打了一个呵欠。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朝门缝里望了一眼，看见果戈理已经睁开眼睛，便走进书房。我们都跟在他身后走了进去。

“我好像打了个盹儿，是吗？”果戈理一边打呵欠，一边瞅着我们问道。

女眷们听说他醒了，便把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叫出去，小声问道：“他读不读呀？”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耸了耸肩，说他一无所知。

所有人心里都因为一无所知而憋得难受，于是谢尔盖·季莫费伊奇首先下决心，要让大家摆脱这种不痛快的心情。

“尼古拉·瓦西里伊奇，您好像给我们许过一个诺言？您没有忘记吧？”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果戈理的身子微微一动。

“什么诺言呀？……噢，不错！可是说实在的，我今天没有这个心情，朗读起来也会很蹩脚，最好免了吧……”

听了这几句话，我们都垂头丧气了，但谢尔盖·季莫费伊奇并未泄气，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极力劝他……果戈理推辞了半个多小时，一再扯起别的话题。后来他伸了伸懒腰，说道：

“好吧，就这样，我还是给你们读点儿什么吧……可我就是不知道，读点儿什么呢？”说着他从沙发上欠起身来。

谢普金精神一振，两颊颤动起来；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顿时满面春风，仿佛全身被阳光照亮一样；整个住宅里的人都悄悄奔走相告：“果戈理要朗读啦！”

果戈理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用不大高兴的、疑问的眼光瞥了我一眼（我后来才知道，他朗读时不喜欢他不很熟悉的人在场），然后向客厅里走去。大家都跟在他身后。女眷们早已在客厅里等候他。

他不乐意地走到沙发前一张很大的椭圆形桌边，在沙发上坐下，迅速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又开始执拗，说他不知读什么才好，他没有一篇经过加工的、完整的作品……说着他猛然打了个嗝儿，接着又是一下，两下……

女士们互相交换着眼色，我们此时则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困惑不解地望着他。

“我这是怎么啦？好像是打嗝儿啦？”果戈理说了两句，又住了口。主人和主妇甚至有点发窘，他们大概以为果戈理不喜欢他们家的午餐，把胃搞坏了……

果戈理继续说道：

“昨天午餐吃的东西噎在喉咙里：又是蘑菇，又是什么冷汤！一个劲儿地劝你吃呀，喝呀，鬼才知道吃了些什么……”

他从背后口袋里掏出手稿放在面前，又打起嗝来……“再读读《北方蜜蜂》吧，那里面有些什么呢？”说话时，他的眼睛已经注视着自己的手稿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猜到，他打的这阵嗝、说的这番话原来是朗读一个剧本片段的开始，这个剧本后来发表时题为《争讼》。所有人脸上都泛起了笑容，不过谁也不敢笑出声来……大家只是互相望望，仿佛在说：“这是什么呀？他读的哪一篇呀？”谢普金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眨了起来。

这个片段朗读了不到半小时。所有人都听得异常兴奋，这种情绪也感染了作者。

“现在我给诸位朗读我的《死魂灵》的 所有的文学小组在此之前都已听过有关《死魂灵》的种种传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部长诗的开头部分果戈理首先是读给茹科夫斯基听的。人们都说，这是一部天才的作品，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社会上都激起了对《死魂灵》的好奇心。

因此，果戈理的提议在他的崇拜者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应，那就毋庸赘言了……

果戈理的朗读技巧是无与伦比的。在当代文学家中间，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得最好的要数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皮谢姆斯基 11 ：奥斯特洛夫斯基读起来没有任何做作的表情，非常朴实无华，同时又赋予每个人物符合其身份的口吻；皮谢姆斯基读起来则像一个演员——可以说，他是通过朗读来演出自己的剧本……果戈理的朗读方法则介乎这两者之间，他读起来比奥斯特洛夫斯基富有表情，但比皮谢姆斯基朴实得多。

他读完 朗读结束以后，谢尔盖·季莫费伊奇·阿克萨科夫激动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时走到果戈理跟前，握住他的手，并且意味深长地望着我们大家……“天才，天才啊！”他一再说道。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那对小眼睛闪闪发亮，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道：

“荷马式的笔力！堪与荷马媲美！”

女士们异常兴奋，赞不绝口，而且感叹不已。

这次朗读以后，果戈理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12

此时别林斯基本人尚未结识果戈理（他是后来在彼得圣普罗科波维奇处同他结识的）。《密尔戈罗德》问世以后，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艺术力量，尤其是《旧式地主》和《涅瓦大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艺术力量感到惊叹。《钦差大臣》简直使他心醉神迷。

他是最先理解这部喜剧的意义的人之一。普希金则仅仅赞赏作者那种惊人的喜剧手法……

有意思的是，当别林斯基后来开始阐释果戈理作品伟大的社会意义时，果戈理被这种阐释吓坏了，他宣称他所写的根本就不是某些 评论家归到他头上的那种意思。

果戈理是茹科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对别林斯基很不赏识的文学权威的朋友，因此他似乎很担心这个年轻的、权威们不予承认的评论家对他的热情可能使他在权威们心目中的声誉受到某种损害……

谢尔盖·季莫费伊奇·阿克萨科夫说服扎戈斯金（他对果戈理不太赏识）趁果戈理来莫斯科之际在莫斯科的舞台上演出《钦差大臣》。

这个戏的上演出乎作者的意料：谢普金和其他演员都争先恐后，竭力在他面前卖弄演技。莫斯科大剧院在夏天本来很少有人光顾，这一次却挤得满满的。莫斯科所有著名的文学家和其他知名人士全都济济一堂，有的坐在池座的前面几排，有的坐在二楼的包厢里。别林斯基、博特金和他们的朋友当时还算不上什么名人，他们坐在靠后的几排。大家都在用目光搜寻作者，大家都在询问：他在哪儿呀？但人们都没有看见他。直到19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把我们两人领进一个小房间，那里已经有几位客人了。沙发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打开的大锦匣，里面衬着深红色的天鹅绒。这是妇女在旅途中用的梳妆盒，里面装着一些镀金的用品，都是尼古拉·菲利波维奇赠给他的夫人的，摆在这里大概是想让客人们惊叹一番。

女主人露面之前，男主人一直在给我们讲故事。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巴甫洛夫是俄罗斯人聪明伶俐、机灵颖悟的一个生动的典范。他本来被安排去学习演戏，因此他是在莫斯科一所戏剧学校里接受启蒙教育的。不难想见这种教育是怎么回事，而且他没有丝毫表演天才。但他头脑敏捷，善于模仿，很有胆量，具有出色的才能，因而使得科科什金 20 对他格外注意。巴甫洛夫的法语学得相当好，甚至开始讲这种语言，讲得相当不错。他似乎还学过英语，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可以证明这一点。莫斯科所有的贵族都出入于科科什金家里，巴甫洛夫因此得以结识许多人，外表也变得衣冠楚楚，最后完全成了一位莫斯科的绅士——于是他离开了舞台。科科什金给他安排了一个职务。

嗣后巴甫洛夫离职并转而从事文学活动，《三部中篇小说集》的问世使他声名大振。这些小说的自由主义倾向引起了政府对作者的注意，据说皇上亲自读过这几篇小说，严厉申斥了作品的不良倾向，传谕对这个有才华的作者提出劝告，要他今后不要再写这类情节，可以描写诸如高加索的自然风光这一类题材。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正是由于这几篇小说，巴甫洛夫才得以同亚尼什小姐结婚。

巴甫洛夫一向嗜赌成癖，随着财产的增加，这种嗜好变得更加强烈：据说他一个晚上的输赢达一万至一万五千卢布，使他妻子的产业遭到损失，因为她曾全权委托他管理她的领地。这样就导致夫妻间产生很不愉快的纠纷，众所周知，其结果是夫妻关系的断绝，这给巴甫洛夫带来极大的烦恼。

巴甫洛夫的死敌索波列夫斯基抓住这件事写了下面这首讽刺诗：

啊，不论你举目何处，

所有的爱情都是坟墓！

亚尼什小姐把她的丈夫

推进了一个穴窟。

这位女士喃喃祈祷，

一个劲儿念叨她的丈夫：

但愿他待的那个穴窟

更窄、更挤，苦上加苦…… 21

据说索博列夫斯基那首有名的四行诗也是针对巴甫洛夫写的：

不是因为看你可怜，

我才对你棒下留情，

只因我的棍棒过于精美，

不屑于用来对付你这号人——

为什么索博列夫斯基这样憎恨巴甫洛夫，我不了解，然而众所周知，索博列夫斯基老是随身带着一张三个平庸演员举行福利演出的海报，其中就有巴甫洛夫。“我把它留着以防万一，”索博列夫斯基说，“巴甫洛夫要是忘乎所以，我往往就掏出这张纸片，一言不发，远远地亮给他看看。”巴甫洛夫当了文学家、成了上流社会的人以后，极为害怕别人提起他过去的职业……

不过总的说来，巴甫洛夫被认为是一个意志坚定、非常自由化的人物——至少莫斯科那些著名的文学家是这么看的。 22 他同阿克萨科夫、霍米亚科夫和舍维廖夫关系很好，不过他的观点全然是西欧派观点，丝毫也不同意他们的斯拉夫主义。

我和萨京应邀去索科洛沃庆贺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生日的时候（那是在四十年代末期），这一对夫妇的家庭关系已经开始动摇。巴甫洛夫夫人要丈夫保证手不沾牌。他遵守了这项诺言：确实手不沾牌，但却请别人替他打牌。他的夫人没有料到他会耍这种花招，因此已经动摇的家庭安宁尚能勉强维持下来……我已经提到，我们在四点钟到达索科洛沃，男主人一边给我们讲故事，一边等候夫人露面，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开始感到腹中空空，但在六点差一刻时门打开了——卡罗利娜亭亭玉立，身披盛装，仪态万方地走了进来。

她对我显得格外垂青，把手伸给我，让我陪她到花园里去走一走。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和其他客人跟在我们身后。刚走了几步，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就告诉我，她正在写一部很长的叙事诗，标题是《四对舞》，说着她满怀激情地做出戏剧性的手势，开始为我朗诵长诗的片段。花园相当大，我们走遍了里面所有的林荫道，可是还看不出朗诵结束的迹象。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终于忍不住叫了一声：

“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咱们今天吃不吃饭呀？已经六点钟啦。”

“那么你吩咐他们摆上来吧。”她答了一句，又继续朗诵。

最后我们来到餐桌边。这时餐厅里出现了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的妈妈和爸爸，这两位老人的外貌很讨人喜爱。他们十分谦恭地在餐桌旁坐下来，用一种卑躬屈膝的敬爱的神情不时看看他们天才的女儿，在她的威望面前他们简直是五体投地。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的父亲爱好绘画，不时涂抹几幅；母亲则编织长袜，兼任带钥匙的管家。

女儿是这座府邸的主宰人，她只忙于张罗一件事，就是让她的宅邸具有贵族式的外观，某种美丽如画的场面。据说父母出来会客之前，她连他们的服饰打扮也要认真查看一番。

午宴席上，妈妈的衣着像德国人那样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包发帽优雅地褶成波纹，颈边的衣领也精心皱成波浪形；爸爸身穿未经漂白的麻纱色的夏服，长长的银发在头顶中间仔细分开，一直垂到肩头。这两位老人的形象就像是从某一幅弗兰芒派绘画上拓下来的一样。

餐席上讲话最多的自然是女主人自己。她谈的题目是文学，再就是描述她的儿子如何有天才……

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对别林斯基表示十分不满，因为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评论时对霍米亚科夫的诗才评价不高。她说，霍米亚科夫的每一行诗都像金子一样铿锵，说着她朗诵了霍米亚科夫的几首诗作为佐证。随后她把话题转到她自己的诗才上……当时《祖国纪事》上刚刚出现一些摹拟性讽刺诗，于是巴甫洛夫夫人宣称，不久前她在花园里散步时突然也产生了这种念头，即兴写了一首摹拟性讽刺诗——她希望这篇游戏文字不比彼得堡的同类作品差。

“我给诸位念一念。”她说。

她把餐巾放到桌上，做出一副庄重的样子，开始朗诵。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脸上的肌肉颤动起来，老亚尼什夫妇怀着虔敬的喜悦之情注视着女儿。

不过，尼古拉·菲利波维奇本人此时对他夫人的诗作也感到由衷的喜悦，常常当着她的面给我们朗诵她的诗，她则得意扬扬地微笑着，不时意味深长地看我们一眼……

凯切尔同巴甫洛夫关系相当亲密，但不喜欢上他家里去，因为他对巴甫洛夫的夫人没有好感。巴甫洛夫夫人对他也不可能怀有特别的好感。凯切尔的身形和姿势，他的叫嚷和笑声，他那种不受欢迎、尖锐率直的话语——总之，他那种厚颜无耻的态度对这种具有上流社会气氛的府邸来说是不合时宜的……有他在场，这个家庭过分讲究的礼节和矫揉造作的作风就会受到破坏。

至于我本人，我倒是很喜欢同凯切尔一起上巴甫洛夫家里去。

把凯切尔同这个家庭的男女主人及他们家的整个环境加以对比，那是极为有趣的。再说，应该说句实话，假如没有凯切尔在一起的话，待在巴甫洛夫家里会烦闷得令人无法忍受，因为这个家庭的一切不知怎么都显得过分精雅，循规蹈矩，彬彬有礼而又矫揉造作……

1 米·谢·谢普金（1788—1863），俄国演员，俄国戏剧的改革者及现实主义舞台艺术的奠基人。自一八二四年起成为莫斯科小剧院演员，以塑造《聪明误》《钦差大臣》等名剧中的主角形象而著称，同赫尔岑、果戈理、别林斯基、谢甫琴科等人关系密切。

2 尼·赫·凯切尔（1806—1886），俄国翻译家、医生，别林斯基、赫尔岑和格拉诺夫斯基的密友。一八五九至一八六二年同加拉霍夫一起编辑 13 指叶·格·切尔科娃，俄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切尔科夫之妻。

14 这次演出的时间不是在夏天，而是在一八三九年十月十七日。巴纳耶夫对这件事的记述十分准确。果戈理不愿露面一事引得公众议论纷纷，第二天他为此写信表示歉意。

15 沃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修道院长》的女主人公。

16 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德国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和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宇宙》五卷等。

17 这是雨果的诗集《秋叶集》（1831年出版）首篇的开头两行，正确的译文应该是：“这个世纪存在两年了；罗马代替了斯巴达，波拿巴已经显出是拿破仑……”“这个世纪”指十九世纪，雨果生于一八〇二年，故有此说；罗马指恺撒时期的罗马；“罗马代替了斯巴达”影射帝制代替了共和制。

18 卡·巴甫洛娃于一八五〇年在索科洛沃镇消夏，而伊斯康捷尔（即赫尔岑）住在那里比她要早几年，在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

19 巴甫洛夫夫妇自命贵族家庭出身，实则并非如此。巴纳耶夫在此处和书中其他一些地方讽刺了他们的这种虚荣心。

20 费·费·科科什金（1773—1838），俄国戏剧家，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一年间曾主管莫斯科的几家剧院。

21 一八五二年，卡·巴甫洛娃向莫斯科军事总督扎克列夫斯基控告她的丈夫因赌博而使她濒于破产。巴甫洛夫本有自由派的名声，加上在一首诗里揭露过扎克列夫斯基的刚愎专横，扎克列夫斯基便下令把巴甫洛夫抓起来关进反省院。“穴窟”一词原文亦指监狱。

22 到巴纳耶夫撰写回忆录时，尼·菲·巴甫洛夫的这种声誉已发生了急剧变化，他公开转向反动立场，自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三年编辑御用报纸《现代报》，甚至从内务部领取津贴。即使在四十年代，他也属于自由派右翼，最明显的证据是他憎恨别林斯基，千方百计削弱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