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黑死病与历史走向的突变_黑死病

精彩

看点

对英格兰1377年人口数的估计——对英格兰瘟疫前人口数的估计——社会革命——劳工技工缺乏——佃农大量死亡——物价上涨——国家努力不让工人要求涨工资——三分之一的土地无人耕种——租赁制经营农场——农奴制衰退——1381年大起义解放了劳工——大地主增多——英语日益流行与法语衰微——瘟疫对建筑的影响——对教士死亡数的统计——对教会的影响——旧传统的衰亡——公共礼拜仪式的衰微——温彻斯特、伊利、赫里福德圣职候选人人数急剧下降——大学</a>的衰微——有人错误地认为修士的数量占优势——黑死病过后修士数量相对变多——非修会圣职人员数量是修会圣职人员数量的几倍——修道院修士数量减少——修士数量减少的例证——卢克·沃丁对托钵修士数量减少的解释——黑死病影响深远

只要读了前面几章关于1349年瘟疫历史的总结，读者就会发现，整个英格兰的疫情非常严重。那些亲自查看过当时记录的人最有权对此表达看法。实际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瘟疫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损失了整整一半人口。

笼统地说，有很大比例的人可能死于瘟疫。但要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即便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几乎很难令人满意。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进行名副其实的估算。通过1377年——也就是瘟疫过去大约二十七年后——的补助金卷档，我们可以估算出，爱德华三世末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两百三十五万人。这二十七年中还发生过几次大小不等的瘟疫，其中包括1361年的瘟疫。如果不是1349年的那场瘟疫，1361年的瘟疫将是人们记忆中最大的一场瘟疫。同时，与法兰西的战争也消耗着人力，英格兰的人口因此丧失了十分之一。我们可以确信，1349年瘟疫后三十年内损失的人口足以抵消增长的人口。我们认为，瘟疫结束后，英格兰尚余两百五十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凿的话，那么瘟疫之前英格兰的人口数量很可能在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其中大约一半人口在大瘟疫那一年死了[1]。

尽管我们可以清楚地推定英格兰有一半人口死于瘟疫，但仍有非常著名的权威人士，比如已故的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认为英格兰1349年的人口数量不可能超过两百五十万，“很有可能不超过两百万”[2]。近来，著名学者威廉·坎宁安博士说：“对当时人口数研究的结果如下，尽管该结果与前人的结果有很大不同：一、从1377年到都铎王朝，人口数量几乎恒定在两百万以上。二、鉴于1350到1377年间的社会境况，人口不会快速增长。三、爱德华三世统治早期，国家不能维持亨利六世统治时期那么多的人口。”[3]因此，上面对黑死病之前人口数量的 当然，可我们以根据享圣俸的圣职人员和不享圣俸的圣职人员的比例来进行推测，进而得出结论。比如，根据温切斯特的主教登记簿，我们发现在1349年之前的三年里，平均每年有一百一十一人领受神父圣秩[22]。而在同一时期，空缺圣职授予的年平均数量仅为二十一人。通过这两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享圣俸圣职人员与不享圣俸圣职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一比四。根据这个推断，并假设享圣俸的圣职人员的死亡数量在五千人左右，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出各类宗教机构的死亡总数是大约两万五千人。

这个数字尽管很大，但并不能说夸张，因为我们要记住，这些人的职业性质使其更容易被感染。修道院的修士们都住在一起，非常有利于致命的瘟疫蔓延。但奇怪的是，主教们在瘟疫中大多幸存下来，尽管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没有逃避责任，并且有证据表明，他们坚守着岗位。18世纪时，马赛闹瘟疫，主教幸免于难，有诗人就此写了两句诗。这两句诗也可以用在此处：

大自然已经生病，每次大风都是死亡，

为什么马赛主教所吸的空气却纯净无恙？[23]

基于有两万五千名圣职人士死于瘟疫这一估计，假设每一百名英格兰人便有一名圣职人士，并假设圣职人士与非圣职人士的死亡比例是相同的，那么在瘟疫中英格兰死亡总数应该在两百五十万人左右。奇怪的是，这个数字与上文估计的数字相同。上文的估计是基于爱德华三世统治末期人口恢复后的数字做出的。这就表明，瘟疫爆发之前，英格兰的人口总数在五百万左右[24]。

毫无疑问，这场瘟疫深刻影响了教会。现在我们可以简略地谈一下该问题。很明显，这么高的比例的圣职人员突然死去，一定会造成教会习俗和教导等优秀传统的中断。另外，对圣职人员的现实需要迫使主教们将空缺圣职授予那些年轻没有经验的圣职人员，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对后面几代人产生影响。约克大主教向教皇请求随时授予圣职以及忽视以往对不同品秩间任职时间间隔的权力。教皇克雷芒六世批准了他的请求。他还同意诺威奇的贝特曼主教任命六十人为堂区主持，尽管他们才二十一岁，“仅仅是修士”[25]，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其堂区教堂及其他地方教堂的日课将无人主持。

亨利·奈顿是莱斯特郡的修士，在瘟疫中幸免。他写道：“到处缺乏神父。许多教堂都没有日课、弥撒、晨祷、晚祷以及各种圣礼圣餐。如果薪俸少于十英镑或十马克，几乎找不到神父来执掌一座教堂，但瘟疫前神父非常多的时候，只要出四到五马克或出两马克外加包膳宿[26]，就能找到一名神父了。如果要找堂区的代理主持人，没有二十英镑或二十马克的薪俸，几乎没有人愿意干。瘟疫过后不久，许多在瘟疫中死了妻子的人来接受圣职。他们大都是文盲，而且是非圣职人员，只是知道怎么读怎么念而已，但并不理解所读的内容。”[27]

瘟疫化身为音乐家，向人们演奏邪恶的曲子

这里可以举一个为了不让圣职长时间空缺而快速提拔圣职人员的例子。温切斯特主教区主教登记簿登记了许多没有等级的圣职人员被授予享圣俸的圣职的例子。比如，1349年，温切斯特市至少有十九名已经被任命到各教堂担任圣职的人来领受圣秩圣事[28]，1350年有八名这样的圣职人员。这二十七人接连被授予副执事、执事和神父圣秩，各级圣秩中没有服侍上帝时间的间隔[29]，这显然违背了惯例。

巴斯和韦尔斯主教区的主教登记簿记载了两个例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主教们因神父缺乏而陷入了困境。一个例子是，某人被允许领受最低级的圣秩，其妻子仅承诺会终身守贞，而不是像往常那样被迫去修道院度过余生，“因为她上了年纪，毫无瓜前李下之虞”[30]。 [35]见于贝金特先生手稿。——原注

[36]1400到1418年，每年平均只有十七人领受神父圣秩；1447到1467年，每年平均只有十八人领受神父圣秩。——原注

[37]特里莱克主教登记簿，文档180等。——原注

[38]特里莱克主教登记簿，文档163。——原注

[39]西蒙·伊斯利普大主教在牛津创建了坎特伯雷学院，用来提升教士层次，增加学习场所（大卫·威尔金斯：《大不列颠和爱帕尼亚宗教会议》，第3卷，第52页）。怀克姆的威廉也出于同样目的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和学院。——原注

[40]从1362到1374年，伦敦主教区萨德伯里主教共为1046名非修会圣职人员及456名修会圣职人员按立神父圣秩，两者的比例大约为2.3比1。从1381到1401年，布雷布鲁克主教仅为584名非修会圣职人员按立神父圣秩，同时期修会圣职人员被按立神父圣秩的数量是425人。换句话说，从1362到1374年，伦敦主教区非修会圣职人员被按立神父圣秩的年平均数量超过了87人，而从1381到1401年，年平均数量仅为29.2人。相应地，修会圣职人员被按立神父圣秩的数量分别为35人和21.2人。约克教省诸主教区的登记簿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原注

[41]凯撒里亚的普罗科皮乌斯（500—554），历史学家。——译者注

[42]查士丁尼一世（约483—565），拜占庭帝国皇帝，527到565年在位。——译者注

[43]1350年，伊斯利普大主教说道：“每当回忆起这场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瘟疫，我们就会发现，好人都死了，不该活的却活了下来。”——原注

[44]卢克·沃丁（1588—1657），爱尔兰方济各会修士、历史学家。——译者注

[45]《小兄弟会编年史》，第8卷，第22页。——原注

[46]《英国工商业的发展》，第275页。——原注

[47]爱德华·奥古斯图斯·弗里曼（1823—189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伟大的建筑艺术家。——译者注

[48]亦称横厅，是十字形教堂的横向部分。——译者注

[49]教堂内唱诗班或教士席所在的部位。——译者注

[50]大教堂管理层出版的《建造年鉴》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如何筹集必要的款项。因此，我们知道这一高尚的公共事业是如何完成的。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乐意提供志愿服务的市民们每周挨家挨户去筹钱。教堂筹来的财物、教堂每月义卖的财物各式各样，有珠宝、衣服、亚麻布、瓶瓶罐罐……无论贫富，人人都想以某种方式参与，正如组织者所言，“出于神的启示，为了耶稣基督及圣母玛丽亚的荣誉”。可参考埃德蒙主教1893年7月发表在《唐赛德评论》上的文章。——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