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民族运动的特质_暴风雨中的中国

接下来就中国的民族运动，主要来看构成其特点的各种关系中的主要方面。这一民族运动或泛称民族性的动向，归根结底乃是现代中国政治中最强烈、最大的问题所在。这与前述各国的动向有密切的关系，以此问题为核心，很多关系都向着一定的方向流动。下面，我将按照构成这个民族运动特征的学生运动、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和民族阵线运动的顺序，对其加以介绍。

学生运动、劳动运动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为何学生运动作为现代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驱而占据着重要地位呢？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列举出的构成中国社会特质的各个方面有关，特别是与中国的官僚主义、官人统治有关系。学生属于中国社会中占据特殊地位的读书人阶层，过去他们通过科举制度而成为官僚阶级的后备队伍。他们身处统治集团势力圈的范围内，而与中国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且对政治保持密切的关注，这自不待言。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打碎了官僚阶级，也使附属于此的读书人阶层失去立足之地。现代意义上的学生，当然是在这个质变过程中出现的。他们已经成长为批判自身所立足的官僚阶级的力量。如今中国学生运动的一个特征是直接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相关，学生与列强有直接的联系，这不仅仅体现在学问的内容上。他们不仅被收录到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大学</a>里，还利用这些学校的经费和便利到外国留学，有时甚至得到职位。

这种关系，一方面产生了单纯的“走狗”，同时在另一方面还孕育出对列强势力的批判反驳。

正因为这些关系，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学生阶层的运动才特别活跃，在中国的大众运动中发挥着先驱性的作用。

观察中国大众运动的发展状况， 并没有出现一些人预想的分裂现象，而合流的抗战主力从汉口移到重庆，是因为在对日本抗战这样的大事面前有来自民族动向的压力，以及国民政府开始得到的苏联的援助和英美法各国的暗中支持。

但是，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阵线的结合力令人意外地如此牢固，说明中国的民族运动消解了所有的阶级利害。我想，这是与事实相反的机械看法。

现在，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指挥着民族阵线。然而，随着战况的发展，领导权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当然，国民党自身的性质也有可能变化，所以问题会更为复杂。

以上论述的学生运动、劳动运动、农民运动以及现阶段新形态的民族阵线运动，很明显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而产生的，即一方面有要摆脱半封建状态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热切期待着脱离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即各国的影响。虽然，现实中因为战争的需要，中国不得不以采取强化殖民地化条件的形式来获得列强的援助。

中国的民族运动将发生何种形式和性质的变化，这一问题与上文列强入侵中国的阶段和大众运动发展的阶段密切关联，有必要从这些关联来考虑。从这些关联来观察民族运动，运动本身也可以分为具有特殊性质和形态的不同阶段。

中国政府主张“抵制外货”是对抗强国军事侵略的合法防卫武器，特别是没有事先利用仲裁裁判方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一说法，提出了一个性质更为广泛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拒绝购买日货，利用日本的银行或船舶，为日本人工作或把东西卖给日本人或与日本人交往，也不能否认中国个人或有组织的团体可以进行这样的思想宣传。当然，这种情况下其方法不能违反国法。然而，针对一个特定国家的商业组织抵制其商品的活动是否与友好关系不符或是否符合条约上的义务，与其说是本委员会的调查课题，毋宁说是国际法上</a>的问题。然而，本委员会认为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希望这一问题及早得到考虑而为国际条约所规定。

在本章中已经阐明：第一，日本因其人口问题要增加其产业能力，为此目的不断寻求可以依赖的海外市场；第二，除对美输出生丝之外，中国是日本输出的主要市场的同时，为日本提供了很多原材料和粮食产品。加之，日本的海外投资基本上全在中国。像现在这样混乱而未开化的中国，也为日本各种经济乃至财政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天地。最后，讨论1908年迄今陆续发生的各种“抵制外货”运动对日本在华权益造成的损失，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此类权益的易遭损害。

这样的两个邻国为着贸易上相互依存和两国利益，有必要加强经济上的交往。但两者的政治关系却很险恶，一方使用兵力而另一方利用“抵制日货”的经济武器，如此两者的交往就更加困难了。

在这些很不得要领的“批判”之中，如果仔细探讨可以发现内含着有趣的问题。

日中经济关系、市场关系上的摩擦都展现出来了。同时，日中两国也在尝试解决这些摩擦。以所谓“日中经济提携”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有相当理由的，即合理调节日中经济关系、避开摩擦、共享经济利益的设想。这种“日中经济提携”的趋向曾反复出现，特别是1937年发生日中事变前的春天，“日中经济提携”论得到热烈的提倡。虽然认为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性，但终究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根底里有民族问题在强烈地涌动。在这种不断碰壁受阻的情况下，需要先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则经济问题无法解决。我在1937年春这一“日中经济提携”论出现的时候，曾强调“日中经济提携”最大的困难并不在于与国民政府的冲突，而在于以下两点：第一点，我曾举出从正面不断反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中国抗日民族运动的动向，认为即使“日中经济提携”限定于纯粹的经济范围和方法，也不能排除被视为经济侵略的一种方式而遭到排斥；第二点，以英国为首的各国资本已经与国民政府建立了紧密联系，在其国民强有力的支持下而渐渐进入中国，然而在华北拥有政治、经济地位且对中国提出特殊要求的日本如今正为此而迎来与其他所有列强为敌的状况。在由此两点造成的困难状况下，即使有要合理调节日中经济关系的企图，最终也还是会以无法实现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