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根据_暴风雨中的中国

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根据

现代中国的面貌极为复杂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有一系列复杂的生产关系。最有特点的是，从极端原始的生产模式到高度发达的生产模式，悉数包含在内。例如，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在蒙古草原上游牧的人和在上海等大都市经营现代产业或坐在银行这一浙江财阀之根据地的经理室的银行家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这不是保持均衡的社会中的职业区别问题，而是显示着生产关系的本质差别。中国内地农民的生活与现代都市的劳动者全然不同，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相互并存的关系在我们日本社会或者更为进步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中，是基本上看不到的。而从其他方面观察的话，例如说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时，常常提及的是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汉口等通过水路与外国直接接触的地区资本主义非常发达。但这也是概括性的、一般的或曰表面的情况，进一步深入其内部观察时，就会发现在这些地方同时也有最为落后的封建性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还存在封建性的生产关系，而且后者在广泛的程度、从业人的数量、生产的体量等方面，都占据着经济上的重要位置，拥有自己的势力。所以，中国现代都市的特点不能从城市里最先进的经济侧面来认识。一般情况下，中国沿海经济都市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域是农业地区。内地的农业地带实际上也存在着多个发展阶段，性质不同的事物彼此并存，关系极不均衡。觉得是非常发达的部分，其附近就存在着极其落后的部分。不论是一个个的农村部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分散孤立的倾向都比较强。

中国社会性质的 上述是就中国的所谓半封建性的特征列举的几个例子，中国现在的特征之一半殖民地性的具体内容，在后文介绍外国势力时再说。若介绍一般的状况则如下。

孙中山</a>在三民主义</a>的讲义（1924年2月3日）中说</a>，中国不是某一国的殖民地，而是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好几个国家的殖民地。他在《三民主义》的某处有如下论述：

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觉得有痛痒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觉，象［像］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大觉得痛痒。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全国人至今还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故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依我定一个名词，应该叫做“次殖民地”（尾崎按：在中国也有将“次殖民地”用作半殖民地的意思的，但与孙中山用词的意思不同）。这个次字，是由于化学名词中得来的，如次亚磷便是。药品中有属磷质而低一等者名为亚磷，更低一等者名为次亚磷。……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叫做次殖民地。

这种说法有几分夸张，而且证明中国比纯殖民地还要低下的理由并不明了。但是孙中山当时觉得中国的现状比殖民地更差。

孙中山竭力想把中国从列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最初对日本最为信赖和</a>期待，想借同样立国东洋的新兴帝国之力拂去欧美的压迫，但与日本的关系没有像预期那样发展，而在欧洲大战中形成的日本与中国内部的激烈变化又促使两国的对立面迅速出现；同时，受世界性的民族独立风潮、苏联革命等情况的巨大影响，最终结果是中国奔向了苏联的方向。另外，对于中国的殖民地状态，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讲义中做了如下粗略的计算：

［由于沦为殖民地造成的损失］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利权的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扣折、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或至一万万元；其三，出入口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夺我利权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之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

当然，造成中国的所谓半殖民地状况的列强的影响力，不单是产生了这些经济上的利益，如今还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里产生着影响。

以上，我把现代中国社会的特征从其基本点上加以捕捉，将之描述为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然而，我觉得这些特征的根源是中国社会现状发展非常落后这一事实。而且，造成现代中国这一落后局面的是过去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停滞性。当然，正如某位学者所言，中国社会时至今日整体上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没有降低，还是向前发展的，但因为其间有几次发展—完成—烂熟—颓废的反复，整体上这个向前发展的速度极其缓慢，幅度也很低。因此，漫长的停滞性成为中国社会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