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共”与中国的国际关系_暴风雨中的中国

一

“防共”问题的现实性

近期国际政治局势的一大特征，即成立“围剿”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已在具体层面及现实意义上提上日程。其实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或实践共产主义信仰的国家政权即苏维埃同盟的联合干涉，可追溯到1918年至1922年。这一时期，一方面，苏联在内部推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于外交政策上践行和平主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各国全盘卷入世界经济恐慌，同时各国之间相互对立抗争的关系进一步激化，因此资本主义诸国并未形成共同战线采取积极行动。基于这两个背景，表面上看国际局势并未出现以“防共”为共同目标的联合行动。

随着意大利军事法西斯专制政权的稳固，以及1933年德国纳粹党夺得政权，激进的法西斯政策不断扩张，国际政坛痛感必须在欧洲联合抗击法西斯主义。其中法苏签署相互援助协议亦可视作共同对抗德国之举。

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过程中，各国的举动有：以西班牙革命为舞台，德国、意大利对反动势力的积极支持，以苏联为首的人民阵线派对西班牙政府的声援等。通过这些事件，以德意为轴心包括欧洲其余小国在内的反共反苏共同战线的轮廓渐趋凸显。

远东方面，日本数年来积极推进大陆政策，不断分割肢解中国，同时苏联也忙于国内建设及军备扩张，两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视“防共”问题等同于对苏问题的谬论已屡见不鲜，我以为严格区分两者过于机械化，皆因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或由于听了政府发表的诡论。问题的本质仍然在于政治性质。从国际政治来看，最终势必将问题归结于：对苏=“防共战线”。“防共”绝非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具有现实及政治深层意义的问题。

综合世界范围内的事件来看，我们往往把事件当作独立的个体来看，其中也有地域性差距的缘故。现今我们可以正确解读“日中防共协定”与“日德防共协定”之间的关系了，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发现，表面上看日中“防共”问题因日中南京交涉几乎决裂、陷入停滞而归于零，但实际上问题却逐渐趋向极端，而极端化的具体情况及重要意义将在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渐渐趋于明了。

一般而言，以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去剖析事件的本质，在此前提下就不难理解“防共”作为日中共同问题，在外交及政治层面上都是日中关系的核心。当然，日本势力入侵华北后引发了种种事件，譬如共产军迁往西北地区，以抗日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人士及共产主义者之间相互融合，即便如此日本的出发点本质上仍是出于对苏联的顾虑。不仅仅只是共产主义的问题，中国早在1920年代初就开始了共产运动，1925年至1927年共产主义势力是今日的数倍。显然，现今中国的共产主义所产生的威力或危险性并不足以威胁到自恃强大的军国主义日本。而军事实力远逊于日本的南京政府，则自称“共产党及共产军已解决殆尽，无后患之忧”。

自去年秋天华北问题爆发以来，中国（国民党政权）逐渐意识到“防共”必须是日中之间共同的问题。“冀东政府”最早树起“防共”旗帜，尽管当时“防共”在冀东地区还尚未与任何具体事件产生直接关联，但“冀东政府”一开始便自封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另外，宋哲元的冀察政权也打着以“防共”为中心的旗号。

日本政府将“共同防共”确立为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即著名的“广田三原则”：（一）取缔排日言行；（二）调整日满中关系；（三）（日满中）三者“共同防共”，且以此问题为重中之重。前外相即广田首相于本年1月21日召开的众议院会议上，就这一“防共”问题做了如下说明：

中国今日面临的最大困难即共产主义运动。如此影响东亚和平的因素隐藏于“赤化”运动之中。防止中国陷入“赤化”的危险境地，不仅是基于邻邦中国的和平诉求，更应当视作各国共同的重大事件。

关于“共同防共”，广田首相给出如此抽象的解释，我以为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并非单指中国国内的共产运动，实指以苏维埃同盟为核心的红色战线，而且如广田外相所言，“不仅是基于邻邦中国的和平诉求，更应当视作各国共同的重大事件”，实际上暗指各国有必要组成共同战线。（参见《围绕中国问题的日苏关系》）我认为，此文过度强调地理概念上的战线是错误的论述，政治层面上的苏维埃同盟才是真正的目标所在，这一根本性的内容如今已广为人知。关于日本这一主张，中国方面（国民党政权）最初并未理解“共同防共”所含意义并向日方询问具体内容，而后自9月召开日中南京会议以来，南京政权坚守“防共问题终究是各国的国内问题”这一原则绝不退让，以致交涉陷入僵局。

综上所述，中国与日本未能在“防共”问题上达成共识，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现今中国直接拒绝与日本站在对苏共同战线上。不过，这也并非说南京政府会站在日本的反面即人民阵线一方。要剖析出这一层意义，需要比研究列强角逐中国更为严谨的探讨。

二

“日德防共协定”与中国

“日德防共协定”在中国引起骚动始于11月17日，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的记者保罗·帕特森（Paul Patterson）于11月16日从日本赴上海，翌日便发表了“日德防共协定”已于10月下旬缔结的报道。盛传日德合作实质上是日德结成军事同盟，因而在中国屡掀波澜。此传言大抵出自苏联或其同盟国，加之每次传言皆为日德双方政府矢口否认，故而世人亦不置信。尽管如此，此事仍然引起轰动。国民政府一方面周旋于日中“共同防共”问题，另一方面对“日德防共协定”及相关事件视而不见。即便是“日德防共协定”业已发表，恐怕国民政府都未能理解两者之间存在的重要关联。概因德国的海外贸易里中国市场所占比重颇大，且近年来德国大有超越日英美之势，其又视航空及铁路借款为重要的投资市场，因此德国政府尽量保持与中方友好。由此可以推断，德国加入与日协定非可信之事。

本文暂且先探究中国舆论是如何看待“日德协定”缔结一事的。

吾等 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各国在中国的扩张再起风云。正如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的十年间，各国势力狂奔于全世界抢占地盘，当前它们则走上了重新瓜分中国版图之路。

国民政权对外利用列强各国间激烈的对抗而获取援助，对内则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是真正的国内统一依然暗夜行路般道路漫长。遗憾的是，南京政府并不具备充分的实力以阻止中国的殖民地化。

最近张学良发起的“西安事变”对于“建设途中的中国”而言，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其本质是中国内部矛盾的爆发，是中国在殖民地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路标。（参见发表于《中央公论》1937年1月号的拙稿《张学良政变的意义》）虽然南京政权并不会因张学良此举而垮台，但恐怕免不了元气大伤。南京政权为了走出这一窘境更频频向英美求助，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英美法等国的依附。

对日关系方面，在内外因素影响下日本对大陆扩张已达到临界点。（关于这一点，参见拙稿《中国的国际关系新局面》，载《新评论》12月号。我在此文中列举了三点理由加以论证：第一，日本国内财政困难日趋扩大；第二，中国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英美两国的新攻势；第三，中国民族主义反抗情绪的高涨。）我并不认为“西安事变”会迫使元气大伤的南京政权再次软化对日态度。但在日本势力强大的华北，地方政权将会更加迎合日本。另一方面，我认为随着事态发展，中国的民族感情不断被刺激诱发，最终会将民族解放运动推向又一个新的高潮。

正如《大公报》主编张季鸾指出的，张学良此番军阀式短视下之举动反而将中国人民阵线运动置于分裂的险境。（《朝日新闻》12月12日附晚报）国民党大概会掉头转向国民战线阵营。不过，随着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增大，最终人民阵线亦会随之扩大。如此一来，“防共协定”的意义就会凸显出来，中国范围内对抗人民阵线的“防共战线”即将形成。

（193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