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一样,奥利弗·克伦威尔相信公正的司法将使爱尔兰人民成为良好的臣民,并服从英格兰的统治。奥利弗·克伦威尔写道:
我们面临着一个极佳的机会,为这些可怜人建立一个正义的机制。长久以来,地主、大人物和其他原本应该公正对待他们的人向他们施加暴政和压迫,对此他们早已习惯。这个机制的正义性和便利性想必能很快赢得他们的心,因为我对信奉基督教的人们充满信心……如果在这里广泛公正地实施正义,他们之前所面临的黑暗和腐败会将正义映衬得更光辉绚丽,从而赢得更多民心。
法律改革在英格兰举步维艰,然而,在这个新征服的国家——爱尔兰实施起来却容易得多。奥利弗·克伦威尔说:“爱尔兰就像一张干净的白纸,能够接受符合正义的法律的管辖。在爱尔兰实施的公正无私的管理模式,即使对英格兰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法律改革确实是一种进步。奥利弗·克伦威尔任命的爱尔兰法官诚实能干,大法官之一约翰·库克是一位热心的法律改革家。然而,在法律管理上的任何改进都不能使爱尔兰人接受英格兰的统治。再说,法律本身也没那么“符合正义”。伴随着财产没收和人权剥夺再加上法律的不平等,法律改革不过是毫无治愈效果的法律乌托邦。
约翰·库克
改变爱尔兰信仰的尝试一样收效甚微。与英格兰的斗争使爱尔兰的民族性与天主教教义合二为一。一种与巧取豪夺和征服相关的信仰无法深入被征服者的内心。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宗教改革热情唯一持久的结果是爱尔兰新教中非国教教徒的增加,这制造了一些名义上脱离了天主教的教徒。一些地主为了逃脱迁徙厄运,获得稍微喘息的机会,自称是新教教徒。为了逃避针对士兵和天主教徒通婚的法律制裁,许多与英格兰士兵通婚的爱尔兰妇女采用了新教教徒的身份。但这些新的信奉者通常会重拾原来的信仰。这两者的结合,受益的通常是天主教而非新教。改变信仰政策的失败也导致了殖民政策的部分失败。在没收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大地主家庭仍然是英格兰新教教徒。至于成为自耕农的退役士兵和小农场主这样的小地主家庭则在信仰上倾向于天主教,在感情上倾向于爱尔兰。1697年,一个时事评论册子的作家哀叹道:“奥利弗·克伦威尔手下有许多士兵留在了爱尔兰,他们的孩子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这就是娶了爱尔兰女人而不是英格兰女人的后果。”
总的来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爱尔兰政策遵循的路线,正是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家们所制定的。然而,与此同时,他比前任和继任都更有独创性,也更开明。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经济政策旨在使爱尔兰实现富裕,但同时也使爱尔兰在经济上受制于英格兰,防止爱尔兰的制造业和产品与英格兰竞争。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政策并不排挤爱尔兰的贸易。他的政策的基本原则是,英格兰殖民不过就是让一部分英格兰人在爱尔兰定居,与定居在英格兰的英格兰人享有同等权利。1657年,一位议会发言人说:“我不会让我们自己的人民因为住在爱尔兰而受到压迫。”因此,在对这三个国家征收任何普通税赋时,都特别注意平摊份额,爱尔兰的关税和消费税与英格兰相同,爱尔兰在对外贸易和殖民贸易方面也享有同等权利。然而,由于被排除在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工业城镇外,当地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教徒几乎无法从这种贸易中获利,反而是英格兰殖民者坐拥绝大部分好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目标是确保他所谓的“刚在爱尔兰扎根的英格兰利益”繁荣昌盛。如果税赋过重或者其他压力过大,“英格兰种植园主必然会退出这个国家”。那么,就会像他警告护国制的第二届议会那样,“我们付出了许多鲜血和财富才拿到手的地方会成为什么样子?难道让英格兰人四处行乞,而让爱尔兰人重新掌权吗”?
除了自由贸易,奥利弗·克伦威尔还给爱尔兰的英格兰殖民者在三国议会中留有席位。长期议会制定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立法联盟,并确定了各自的代表人数,而奥利弗·克伦威尔召集了首次联合议会。《政府文书》给爱尔兰分配了三十个议员份额,由奥利弗·克伦威尔决定这些议员的具体选区。爱尔兰的三十名代表分别出席了1654年、1656年和1659年的议会。由于天主教教徒和参与叛乱的人无权投票,爱尔兰的议员完全由代表英格兰殖民地的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1659年,其中一名议员说道:“我在这里不是为爱尔兰说话的,而是为爱尔兰的英格兰人说话的。”
除了新殖民者,很少有人真心支持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议会联盟。较早一批英格兰人在爱尔兰的殖民地希望为爱尔兰设立一个独立的议会。1659年,主张这个政策的一位发言人说,如果爱尔兰人要到英格兰去寻求英格兰议会的支持,那就不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我祈祷他们在自己的国土能有代表倾听他们的不满,因为在英格兰没有。”1659年,理查德·克伦威尔议会中的共和党反对派发现爱尔兰的议员都是顽固的克伦威尔分子,极其震惊,敦促议会将爱尔兰议员赶出下议院。亨利·韦恩爵士认为,爱尔兰只是一个省,因此在宗主国政府中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一个省的代表,但你不仅授权他们自己制定法律,还授权他们为这个国家制定法律。不,甚至让他们有权为你们所有的法律投票。”1659年,驱逐爱尔兰议员的计划失败。但在复辟时期,首先废除的就是与爱尔兰的立法联盟,而且不需要任何法律支持。因为国王从来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人站出来辩护。英格兰的保守主义和爱尔兰的地方主义都太强了,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帝国主义计划太具前瞻性,因此被这一代人搁置一旁。
终止立法联盟的后果必然是随之而来的商业平等的丧失。英格兰殖民者不再被视为定居在爱尔兰的英格兰人,而是被视为陌生人和对手。查理二世的《航海法案》将爱尔兰排除在美洲和其他殖民地贸易之外,随后又有两项法案禁止爱尔兰牲畜和食品出口到英格兰。最终,在威廉三世时期,爱尔兰的羊毛制造业被摧毁,爱尔兰的商业和农业也彻底垮掉了。
威廉三世
当然,被推翻的只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关于英格兰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而对当地爱尔兰人的政策仍然有效。只要他的政策与英格兰对爱尔兰的传统政策吻合,就会被保留下来,而更明智、更有开创性的政策则被抛弃。托马斯·卡莱尔想象过,如果“曾经受祝福的复辟”没有“彻底摧毁”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制度,爱尔兰将会是怎样一幅图景。托马斯·卡莱尔认为:“在这种制度下,爱尔兰人可能会成长为一个理智、勤奋、虔诚的民族,很可能会逐渐信仰某种加尔文主义的新教。”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幻想。即使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有生之年,他改变爱尔兰人信仰的计划也注定会失败。在他死后,对天主教的限制和试图强迫人民接受新教的无望尝试仍然在继续,直到1829年才被解除。奥利弗·克伦威尔扶持的新地主仍然控制着爱尔兰。复辟时期,在被没收的地产中,只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被还给了原主。因此,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土地政策幸存了下来,成为他最永久的丰碑。但正如威廉·莱基所写,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土地政策也是“土地所有者和佃户之间深刻而持久的分裂的基础,是爱尔兰政治和社会罪恶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