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前方与以查理一世名义召集起来的军队作战时,议会又一次与查理一世展开谈判。尽管议会于1648年1月17日通过了“不发表任何讲话”的投票,但1648年4月还没结束,两院就计划重启谈判。伦敦一次次传来请愿书,要求与查理一世签订私人条约。上议院响应了这一要求。当詹姆斯·汉密尔顿公爵和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时,上议院强烈要求讲和,拒绝与下议院联合宣布入侵者为敌人。下议院则谨慎许多,他们坚持认为查理一世应该在签约谈判前接受某些初步条款,并拒绝让查理一世来伦敦签约。最后两院做出让步,达成一致。1648年8月1日,双方同意在怀特岛与查理一世签订私人条约。1648年9月8日,在奥利弗·克伦威尔进入苏格兰前的几天,议会专员在纽波特与查理一世会面。查理一世同意废除之前针对议会的声明,并承认议会发动战争是“公正合法的防御”,承诺在三年内建立长老会制度,随后再建立有限的主教制度。他甚至提出要交出民兵团二十年的控制权,并以议会认为最好的方式解决爱尔兰问题。虽然对于这些让步是否足以成为持久和平的基础,现代历史学家与当时的政治家看法各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查理一世的这些让步并非出自真心。查理一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为了自由地与您在一起,我今天做出的巨大让步——教会、民兵和爱尔兰——仅仅是为了脱身……我唯一的希望是,现在他们相信我不敢再拒绝他们了,这样就不会对我严加看管了。”长老派领袖们争论不休,希望长老会获得永久地位,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查理一世是否会受任何条约的束缚。
与此同时,一种危险的躁动正在军队中蔓延。长老派和保王派达成的协议让独立派军队惶恐不安。条约带来的结果首先将是全面解散军队。士兵们都在做最坏的猜测:几个先令就将他们解散了,后续欠饷得不到保障,战争期间的行为也得不到豁免。如果为议会而战的非教会派曾经期望议会允许信仰自由,那么1648年5月通过的反异教和亵渎神明法案就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在主教制度和长老会制度中,无论谁占上风,只要他们一放下武器,宗教宽容就到此结束。此外,士兵们坚信正在讨论的条约没有保障国家的政治自由。一旦国王的权威恢复,查理一世就会通过武力或阴谋的方式摆脱条约强加的限制,重新建立专制主义制度,而这一制度是经过六年的浴血奋战才推翻的。战争的重新爆发加深了士兵们对查理一世的不信任和敌意。如果 查理一世一直戴着帽子,对法庭不屑一顾。官方记录中写道:
在宣读对他的指控时,他坐在椅子上,有时看向法官,有时望向走廊,有时站起来,转身看向卫队和观众。坐下之后,他看上去很严厉,面容不为所动,直到听到宣判书中“查理·斯图亚特是一个暴君”、叛徒及诸如此类的话,他坐在法庭前面大笑起来。
正如法官们所预料的那样,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查理一世拒绝承认法庭的审判权。他出现在法庭的三天里,即1649年1月20日、22日和23日,每次都抱着拒绝申辩的态度。1629年,查理一世曾经发表一份声明说:“君主不必对上帝以外的任何人交代自己的行为。”现在查理一世一再重申:“世上再高的权力也不能审判国王。”然而,更容易激起同情的是,他将臣民的权利与自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并声称要捍卫这两种权利,从而对抗军队的专断。查理一世说: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英格兰人民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你们尽管假装代表人民,但我更支持他们的自由。如果未经法律许可的权力机关可以制定法律和随意改变王国的基本法,我不知道英格兰臣民中还有谁能确定拥有生命安全及其他任何东西。
1649年1月23日星期二,查理一世 查理一世被押上断头台
发现声音无法传到人们耳中,查理一世对断头台上的十四五人发表了讲话。查理一世说,作为一个人、一个国王和一个基督教教徒,他必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侵犯人民的自由。这场令人不悦的战争是由议会而不是由他发动的。查理一世想起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继续说道:“但尽管如此,上帝的判断是公正的。我曾经实施的不公正判决现在通过另一个不公正判决惩罚到我头上来了。”
然后,查理一世原谅了那些导致他获判死刑的人,用几句话解释了他的死因。
至于人民,我和任何人一样渴望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但我必须告诉你们,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在于政府,在于确保他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法律。这不是说要让他们成为政府的一分子,那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如果我曾经容许让剑来改变一切,我就不会站到这里。我祈求上帝不要让你们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告诉你们,我是人民的殉道者。
说完,在威廉·朱克森主教和那个戴面具的花白胡子男人的帮助下,查理一世将长发挽在帽子下面,和威廉·朱克森主教说了几句话。查理一世脱下斗篷和紧身上衣,将乔治勋章交给威廉·朱尔森主教,并吩咐刽子手将木台固定住。然后,查理一世站在那里,举起双手,抬起双眼,对自己说了两三句话。接着,他弯下腰,将脖子放在木台上。他趴着祈祷了一会儿,双眼闪闪发光。一个决观刑的人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生机和活力。突然,查理一世伸出双手,那个花白胡子男人一下就将他的头砍了下来。另一个观刑的人注意到,这时正好是14时4分。
查理一世与威廉·朱克森主教对话
查理一世被处决
另一个蒙面人拿着查理一世的头,一言不发地举到人们面前。断头台周围成千上万的人发出了呻吟。菲利普·亨利写道:“这样的呻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希望再也不会听到了。”接着,菲利普·亨利看见两队骑兵连,一队朝威斯敏斯特方向,一队朝查令十字街方向,粗鲁地驱散着人群。他很高兴能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
菲利普·亨利
查理一世的遗体被安放在一个普通的木头棺材里,棺材上盖着一块黑天鹅绒的布。经过防腐处理后,遗体被装在一个铅制的外棺里,运到了圣詹姆斯宫。托马斯·赫伯特想将查理一世葬在威斯敏斯特亨利七世的礼拜堂里,和他的祖先葬在一起,但遭到了拒绝,因为“这会吸引无数各色人等到那里去,既不安全,又不方便”。温莎城堡似乎比较安全。议会批准托马斯·赫伯特将查理一世葬在那里,并给他拨了五百英镑的丧葬费。里士满公爵詹姆斯·斯图亚特、南安普敦伯爵托马斯·赖奥斯利和另外两名贵族获准参加葬礼。他们在圣乔治小礼拜堂亨利八世和简·西摩陵园旁边选了一个墓穴。1649年2月1日星期五,他们为查理一世送葬。没有念任何祈祷文,因为温莎总督不允许威廉·朱克森主教使用《祈祷书》中的仪式,说《指南》中的仪式是唯一获得议会授权的。然而,对悼念者来说,上天似乎给了死去的君主一个无罪的象征。托马斯·赫伯特写道:
里士满公爵詹姆斯·斯图亚特
南安普敦伯爵托马斯·赖奥斯利
当时的情景令人难以忘怀。当查理一世的遗体被从圣乔治大厅抬出来的时候,还是碧空万里,但不久就下起了雪,而且下得很大。等送葬队伍抵达皇家礼</a>拜堂的西端时,黑色的天鹅绒棺罩被厚厚的雪覆盖着,变成白色,纯洁无瑕。
英格兰在哀悼,但军队和他们的党派却欢欣鼓舞。最后,内战中流的血终于因为始作俑者之死而得到补偿。埃德蒙·勒德洛说:“血玷污了这片土地。除非让造成流血的人流血,否则这片土地上的血无法被清除干净。”对大多数人来说,对查理一世形式化的公开审理似乎是对正义的侮辱和嘲弄。而对弑君者来说,这本身就是狂喜的源泉。托马斯·斯科特说,“我们既没有暗杀,也没有私下处死。我们是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行刑的。”查理一世的遗体被从断头台抬到白厅。坊间传言当天晚上奥利弗·克伦威尔去白厅看了看查理一世的遗体,他掀开棺盖,盯着那张脸看了一会儿,喃喃地说:“太残忍了,但不得不如此。”这件事有当时的故事佐证。一位保王派诗人将奥利弗·克伦威尔临死前的情形描述成被殉道君主的“苍白形象”所困扰的样子。文学作品需要这样,但历史对奥利弗·克伦威尔是否忏悔毫无记载。他一直是党内最不愿意承认查理一世非死不可的人之一,但同时又说服自己这是一种必要的正义行为,并不需要悔恨。在他看来,英格兰已经从暴君手中解放出来,而“这必将让未来的基督教教徒崇敬景仰,让世上所有的暴君颤抖恐惧”。
奥利弗·克伦威尔查看查理一世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