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_太平天国

根据这些章程，如果有人私底下上岸，或做了他们所说的“不轨之事”，应该在全体船员面前割掉自己的耳朵；如若再犯，则难逃一死！海盗劫来的每一件货物都得登记入库——即使是类似鸡毛蒜皮的小东西——任何人也不能据为己有。海盗将从总库中按一定比例获得分红，或者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任何人如果胆敢从总库中偷取任何东西，都将被处死。中国海盗的这些章程与古时海盗的章程是一致的：当海盗缴获战利品后，每个人都举起手来，对天发誓他绝没有私自隐藏。类似的举措存在于所有以掠夺为生的组织中，它们足以证明即使是最无法无天的群体，也能意识到类似法律的东西存在的必要性。以下是郑一嫂制定的一些条文，现在看来仍然觉得细致入微。

任何人不得随意在乡间、公开场合掳掠妇女，并将其带上船；任何人进入船舱，须征得船长应允。对妇女使用暴力或者未经许可强迫成婚的，处以死刑。

为了使海盗永远不缺乏给养和其他补给，郑一嫂下令，要尽一切努力兼顾他们和周边百姓的共同利益。从百姓家里获取的酒水、粮米及其他一切货物，都必须给付货款，如强取豪夺，不付货款，将被处以极刑。这些章程不仅是为他们的手下精心设计的，作为首领的郑一嫂和她的副官也很谨慎地遵守这些章程，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通过一系列手段，海盗的战船上保持着严明的军纪。岸上的百姓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火药、给养及其他必需品。在海盗远征中，不听将令前进或撤退，都是死罪。

有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一个女性的领导下，海盗常年在中国海域搜寻目标，劫掠靠近他们的每一艘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措辞微妙，并不使用粗鄙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劫掠行为——而是将其称为“货物转运”。

根据袁永纶的观点，郑一嫂的总管完全是一个类似于荷马笔下的英雄的人物。这位力大无穷的副官可以只身举起献祭于海边、供奉有“三婆神”[3]的神庙之中那足有千钧之重的神像，而他周边所有人合力也无法从基座上将神像移动一丝一毫，这一举动让他声名鹊起。在副官的命令下，这座富丽堂皇的神像被抬上了船。但迷信的海盗忌惮神像的盛怒，担心自己会死于海上的风暴或残酷的战斗。然而，他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几个月后，朝廷派林国良率领水师从虎门出发清剿海盗。郑一嫂的副官张保仔予以迎头痛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役从清晨战至深夜，战斗中，孤注一掷的朝廷水师向张保仔开炮。就在炮弹爆炸的那一刻，张保仔应声倒地。他的手下都万分沮丧，认为他必死无疑，并将此归咎于神像对他们的发难。然而，张保仔手疾眼快，一跃而起，洞悉了对手的意图，又倒身在地。就在对方又向他开炮之际，他一个鲤鱼打挺，直挺挺地稳稳站立起来。在场所有人都觉得他有如神助。不一会儿，林国良连同他的十五艘战船[4]一起成了海盗的俘虏和战利品。张保仔本想对林国良网开一面，但狂暴的林国良突然抓住张保仔头顶上的头发，冲张保仔咧嘴一笑，想激怒张保仔将他杀死。即便如此，张保仔还是温和地、友好地与他讲话，试图平复他的心情。鉴于此，林国良发现自己只求一死的希望落空，又无法忍受此等耻辱，于是自尽而亡，时年七十岁。

袁永纶接着说道：“我的三位好友参与了这场战斗，其中两人丧命，一人因浓烟得以隐蔽，幸而虎口逃生。正是这位幸存的朋友向我亲述了整个战斗过程。”

不久之后，另一位朝廷大员林发受命剿灭海盗，同样大败而归。一看见苦苦寻找的海盗，朝廷的舰队就被海盗的人数和威武的外表吓得惊慌失措，以至于改变航向，试图逃回港口。但郑一嫂和她胆识过人的副官率领的舰队远比朝廷的舰队要快。海盗最终追上了朝廷舰船。船上死一般的寂静，勇敢的海盗纵身一跃，跳入海中，游向朝廷指挥官员乘坐的船，并登上舰船，劫走其中六艘。朝廷官员则命丧大海。

还有一次惊险的记录。一伙海盗遭到一个大型商队的突然反抗。这个商队满载着来自科契和越南北部一个叫东京的地方的货物。海盗被迫放弃了这些商船。袁永纶说道：“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在此后的行动中，海盗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清军水师将领孙全谋指挥一百多艘战船攻击海盗。海盗并没有撤退，而是摆开了阵势，对朝廷的舰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一时间，大量海盗葬身大海，重伤者不计其数。船上的缆绳、船帆被朝廷舰船的大炮炸燃[5]。海盗惊慌失措，驾着舰船载着死伤者仓皇退去。孙全谋命令炮火猛击海盗舰船的统舱，使海盗的舰船失控。由于彼此非常靠近，海盗立刻受到了朝廷舰队四面炮火的攻击。

众多海盗惊恐地睁着眼睛，应声倒地。朝廷指挥官孙全谋勇猛向前，冲上海盗战船，斩杀海盗无数，俘获近二百人。在其中一艘船上，朝廷官兵发现一名海盗的家眷。她紧紧靠住船舵，手持两把短剑，绝望地发起反击，砍伤了几个兵勇，但她也被火枪所伤，倒在船上，最终被俘。

然而，海盗被动挨打的局面很快得到了扭转。当孙全谋带兵前往广州湾剿灭海盗之时，郑一嫂和她指挥的一部分舰船按兵不动，并派出有勇有谋的张保仔对朝廷舰船的先头部队发起攻击。战斗如期打响，海盗的剩余部队绕到后方，对朝廷舰船形成包围。袁永纶这样写道：“朝廷舰队的阵营被冲得七零八落，一片混乱，最终被分割开来，相互之间无法联系呼应。喊声震天，兵勇只顾自保，无法形成团队作战，郑一嫂的兵力远超我们；而我们的指挥官也方寸大乱，无法继续保持阵形，最终以损失十四艘战船的代价宣告战败。”

由于袁永纶对另一场战斗的描述极具特色，因此全文摘抄如下：

1809年4月，在朝廷舰队护送商船的途中，遇到绰号“大活宝”的海盗首领在海上巡逻。船上的商人惊慌失措，但我们的指挥官说道：“根据旗帜判断，这伙海盗并非郑一嫂亲率，我们的实力与之旗鼓相当，完全可以与之一战，并击溃他们。”于是战斗开始，双方利用枪炮相互开火，各有死伤。至夜幕降临，彼此休战，次日凌晨继续开战。海盗与我方兵勇相距咫尺，所有人都极力地表现出自己的英勇无畏。这绝对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硬仗。大炮的轰鸣声、双方兵士的嘶喊声，在几里之外清晰可辨。商人与海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看到海盗将火药混入酒水中喝下，立刻脸眼通红，然后又不顾一切地投入战斗。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最终，双方极度疲惫，无力再战，随即撤出战斗。

这并不是一段值得炫耀的战斗记述，因为双方战斗人员大都使用弓箭、投石器等落后武器进行厮杀，为数不多的火药枪械的质量也极其低劣。

之后，海盗依旧在海上抢劫越货、纵火焚烧海岸村镇，虏获村民，仅从一处就掳走五十三名女性。

于是，朝廷派出水师总兵廷桂剿灭海盗。廷桂对张保仔的警惕和灵活感到震惊，他觉得在岸上的渔民和其他人之中一定有张保仔的眼线。廷桂看到自己的军官脸色苍白、神情木讷地站在旗杆旁，就让将士们想想自己的父母妻儿，以及得胜之后的高官厚禄，乃至为国捐躯后定会有人为他们复仇等，对将士们做了一番战前动员，紧接着战斗就打响了。廷桂运气不错，一开始就一炮炸死了海盗头目“大活宝”。但海盗在他周围越聚越多，最后令人生畏的张保仔出现在了廷桂的船上。廷桂自觉已无生路，于是自尽而亡。此次海战，朝廷水师死伤惨重，损失战船达二十五艘之多。

这次失败后，清政府决定切断海盗所有的供给，意图将海盗全部饿死。所有停泊在港口的船，无论是什么船，都必须停在港口，不许出海，而那些在海上或海岸附近的船，则必须迅速返回港口停泊。这一次，政府官员似乎尽职尽责，非常警惕；但海盗满怀信心，决定袭击港口，顺着河流向内陆进发，因为内河两岸遍布着繁荣富庶的村镇。

珠江有多个入海通道，其中三条被海盗打通。迄今为止，海盗一直在珠江外的广阔海面上杀人越货。百姓看到海盗将要越过官兵的要塞，威胁到毫无防守的内陆村镇时，惊恐无比。

海盗被分成了三部分，郑一嫂、张保仔、郭婆带三人各领一队人马。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落入了海盗之手。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当时在东印度公司的“伊利侯爵”号上服役，这艘船就停泊在离澳门十二英里远的小岛旁。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奉命乘快艇前往澳门去接一名引航员。他带着七名全副武装的英国船员乘快艇离开舰船，于1809年9月17日安全抵达澳门。1809年9月18日，他带着引航员返回快艇。但不幸的是，因为在航行途中遇上狂风，又受到浓雾的干扰，快艇无法靠近“伊利侯爵”号，理查德·格莱斯普尔一行只能待在敞篷快艇上漂泊。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后来说道：

我们当时的境况十分悲惨，夜幕很快降临，看上去阴森恐怖，疾风骤雨、波涛汹涌，我们乘坐的快艇也在漏水，没有指南针、船锚、给养，漂泊在背风的海岸，周围全是危险的礁石，还有野蛮的海盗时常出没。

在度过了令人煎熬的整整三天之后，引航员告诉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可以取道狭窄的海沟，但是他们发现有三艘船停泊在那里。一看见英国快艇，这几艘船靠了过来。引航员告诉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对方一定是海盗，如果被海盗抓获，则他们必死无疑。于是，理查德·格莱斯普尔一行人拼命划了六个小时的船，终于甩掉了海盗。但 这是对上帝的严重亵渎。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洪秀全的追随者所宣扬的大多数教义，至少都体现了一种纯粹的基督教道德规范。受人尊敬的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在东方待了很长时间，是我们研究中国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说：“尽管有问题，但起义军所宣称的基督教形式比中国人至今仍笃行的偶像崇拜好很多。”《英国日报》的那位作家说：“我们必须认可这样的情况：起义军的上述做法是至关重要的、超前的一步，我们相信起义军的上述做法最终会让基督教的教义在这个世界上最为辽阔的帝国推广开来。”

起义军从起义开始以来出版的几套完整的出版物已落入欧洲人手中，全部或部分被译成英文。以下片段节选自英汉双语期刊。我们一发现这些文章，就将其交给了这家期刊社，所以未做评论。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知，起义军是把星期六作为安息日的，而我们是星期天。

我们带着了解起义军宗教教义的初衷，仔细阅读了起义军刊印的书籍，很快便发现一些观点是符合基督教正统的，一些观点则是错误或有缺陷的，还有一些观点则是与基督教教义背道而驰的，如不加以检讨和修正，将贻害无穷。

一、正统的教义

（1）信仰唯一真神

关于起义军教义的优点，我们必须把起义军对唯一真神的信仰放在首位。起义军坚信这一点，并以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自然地、真诚地、彻底地从偶像崇拜的状态中觉醒，从而笃信这一伟大的真理。起义军宣称，唯一的真神名为“耶和华”，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灵；他负责世间一切，是所有利象[17]的动因，他维持并滋养着宇宙万物。

起义军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并参照了中国古代经典和规范——两者兼顾，相得益彰。大部分中国古人都知晓上帝[18]，凡是认可《圣经》的人，几乎不会否认他的存在。的确如此，中国人自己的书籍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上帝一直在受他的子民的崇拜，而只有崇拜上帝的人才会与其他信仰的人联系在一起。纯粹的一神论的变体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在起义军声讨的夏商周时代非常盛行。但起义军早就预料到这一情况对于自己的观点十分不利，于是起义军承认早在公元前26世纪，少昊帝的时代，恶魔就迷惑人们去信仰上帝以外的其他神灵。结果，在夏商周三朝，出现了恶灵与至高无上的天神之间令人不解的联系。

然而，不管起义军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宗教，他们始终坚信上帝的至臻至善和至高无上。这一点在他们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中国人将所有的日子以吉凶加以区分，再附加上一些异教的说法，时至今日，中国人的日历上仍然存在着这种说法。新历法的编纂者说：“这些都不算什么，只是把人引入歧途的奇技淫巧。我们已经将这种老皇历摒弃不用。年月日已经按照天父的安排环环相扣，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为何要区分吉凶呢？为何要比较日子的优劣呢？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敬畏伟大的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我们的天父，那么他将享受到来自天国的悉心照顾，并且这个人就可以希冀他的事业取得成功，无论这个人的事业从何时开始。”然而，起义军对上帝，即宇宙之父的信仰的真诚，主要在非中国人所表达的观点中可以看到，这种观点赋予了起义军一种外来民族的特征。按照起义军所说，世间所有人，皆是上帝的孩子，应以兄弟姊妹相称，应以兄弟姊妹相待。起义军说：“如按国度来说，我们各属其国；如按整体来说，我们同属一家，伟大的上帝就是万物之父。中国也在上帝的治下，外来民族也概莫能外。世间所有男子，皆为兄弟；世间所有女子，皆为姊妹。为何要因地域界限分你我彼此？为何要放纵欲望吞噬彼此？”

（2）对“十诫”的采用

起义军宗教中的 （2）否认三位一体

很明显，起义军不明白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一点在起义军刊印的另一部书中体现出来，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起义军否认上帝之名是可以赐给耶稣的。据这部书中的内容，“伟大的至高无上的神就是上帝。这世上的君主被称为国王已经足够了。不能允许他们侵犯神圣的称谓。耶稣是救世主，是上帝的继承人，只有耶稣才能被称为主。如今，在天地之间，还有什么人能比耶稣更伟大？即便如此，我们也仅仅称耶稣为主。那么，还有什么人敢厚颜无耻地冒用上帝这个称谓？”起义军的观点是耶稣不能被称为上帝。这种否认耶稣可以被称为上帝的说法，显然与苏西尼派不相信三位一体大相径庭。太平王和他的追随者在不知道《新约》的情况下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并贬低了人的尊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起义军读了托马斯·阿奎那对救世主的称呼“我的主，我的上帝”，可能就会改变自己的做法了。

（3）牲礼

我不能像许多人那样，因牲礼而立即强烈地谴责起义军。这些做法在起义军中的实行，表明并进一步证明了起义军的宗教认识中没有《新约》的内容，起义军也没有从欧美传教士那里获得真知。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我对起义军既没有太大的好感，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如果起义军能做到将神的旨意全部揭示，并通过指引能够将其付诸这些关键的事情上，那么我对起义军的看法可能会发生变化。但目前，我从其他的理由推断起义军对我们的基督教记录一无所知。在我看来，我们所行的宗教行为，并没有什么应受责难的。

在一些庄严肃穆的场合，起义军会给上帝奉献宰杀的动物、米饭、水果和茶水。然而，这些都和我们所说的牲礼格格不入。这些东西只能是感谢祭奉，它们不应与我们为救世主献上的赎罪祭发生冲突。在中国，这些献祭是在远古时期供奉给天神的，同时也供奉给矗立了两千多年的那些偶像。自小对偶像的耳濡目染，局限于诵读《摩西五经》，这些情况使起义军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不当行为。因为这种做法，把起义军描述成半异教徒[19]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判断。

托马斯·阿奎那

（4）一夫多妻制

对一夫多妻制，也适用和牲礼一样的评论，只不过，一夫多妻制是需要进一步谴责的。起义军如果还想着自身及整个国家在他们的统治下进步发展的话，就必须摒弃一夫多妻制。但就目前来看，我还没有看到起义军对这一问题有破解之道。一夫多妻制，这种沉疴固习在中国由来已久，起义军也将其承袭，并以亚伯拉罕和《圣经》中其他圣人为例。当然，《创世记》 三、幻象

（1）幻象

现在，接着探讨这位杰出的领袖的宗教信仰问题，发现这些观点实为不易，对于领袖的这些观点，只是致歉也是错误的。

这些观点主要与这位领袖所欣赏的宗教幻象有关。这些假装出来的启示，是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赐给他和他的主要官员的，有时也是赐给整个军队的。除了这些启示，天父天兄还向起义军显现了一些圣迹。对于这些观点，我说过只是去致歉是不对的。我能想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而我的这些解释可以使杨秀清</a>——我知道这是我 （2）启示

现在我们谈谈与启示相关的话题。有些团体只看到想象中的他们与上帝充满激情的交流，并把自己的工作幻想成与上帝直接的交流。然而，这种想法却没能提供一种语言的表现方式，以此来清晰地描述起义军的主张和想法。起义军之前常常这样说：天父降临人间，说了一句怎样的话，或者天兄降临人间，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还有一些启示是天父和天兄一起说的。现在，当起义军向人们说圣体附身的时候，“降临人间”这句同样的话却用来描述领袖自己。同时，我们也没看到过有人亲眼所见上帝现身的相关描述，或者任何表明上帝现身的事情。有一次，两位王首先意识到上帝降临了，他们立即跑向朝堂，禀报这一情况，此时，“杨秀清马上表现出天父附身”。还有一次，据说上帝在对三军讲话，底下的人都自称“众小的们”来回应。

（3）神迹

还有“数不清的神迹和大能的作为”，据说是天父和天兄所做的。然而，太平王本人发行的任何一份刊物都没有这些记载。但在“东王和西王”的声明中，我们发现了下面的叙述，我将用它结束我的信的这一部分：“戊申年九月，即1848年9月，救世主耶稣降临人间，耶稣展示了他无尽的能量，在几次规模宏大的战斗中斩杀了无数的恶魔，这些顽固的恶魔如何还能与天国抗争？”

[7]　天神，即葡萄牙语“上帝”的中文变体，这里指海盗祭拜的神。——原注

[8]　这些虚荣心极强的吹牛者后来在里斯本印刷出版了一份极其夸张的报告，描述了他们与中国海盗之间令人不齿的小冲突。——原注

[9]　很可能就是郑一的妻子，原姓石。——原注

[10]　广东人只吃特定种类的老鼠，它们体型较大，毛色发白。——原注

[11]　张保仔原名张保。

[12]　改革宗，产生于16世纪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概念，代表新教的主流风格。

[13]　教皇党，信奉教皇为教会最高元首的天主教组织。

[14]　这种假设要么是领袖自己提出的，要么是别人为领袖量身打造的。

[15]　据说这段话是从中文原</a>文直译过来的。

[16]　大能，指上帝的万能之力。

[17]　利象，一切美好的事物。

[18]　此处的“上帝”指的是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至高神。

[19]　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是因为对基督教经典的无知和缺乏开明的教导。

[20]　指太平天国运动。

[21]　洪秀全自述他看到了。而他的朋友称“他的灵魂看见了”。

[22]　这里指周武王。

[23]　冥王，希腊神话中的哈得斯。

[24]　这与全年的星期日完全一致。——原注

[25]　其汉名为“骆保禄”。

[26]　这里指犹太人远渡重洋，从汉唐到清，一直生活在中国，并形成相对封闭隔离的社群。

[27]　住棚节，犹太教重要节日之一，纪念犹太人走出埃及进入迦南前住帐篷的日子。

[28]　犹太教礼拜寺，位于河南开封的犹太教清真寺，又称犹太教会堂。

[29]　拉比，犹太教中的特殊阶层，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的老师或智者。

[30]　使人归正，劝导他人信奉犹太教。

[31]　即阿多奈，希伯来语“主”，犹太教对上帝的称呼。

[32]　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征服了犹太人，对犹太人实行奴役，不允许犹太人传抄《旧约》。

[33]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