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及清政府的镇压_太平天国

咸丰皇帝

耆英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曾宣称，当听闻道光皇帝驾崩，他们立刻就能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事。继任之君是一位十九岁的年轻人，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新皇帝可能会热衷于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关注的情感与愿望。在中国，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正好与其他国家完全相反。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无知的百姓在一起组成了保守派，因为这两类人都公开表示过自己对洋人的仇恨，对外国习俗本能的反感。保守派的这种反应既是出于本性，也是出于对自己国家习俗的尊崇。这些人到了成熟的年龄，进入学校获取知识，欣赏天主教国家的艺术，感受天主教国家的生活习俗。在遭贬之前，耆英经常赞赏英国、美国、法国的政府体制。同时，遭到不公正对待而被挤出权力高层的琦善，也曾在西藏圣城拉萨向约瑟夫·加贝和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两位先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有那么一段时间，初登大宝的咸丰皇帝让所有派别都大失所望。咸丰皇帝的身边尽是些谄媚之徒、宦官嫔妃。咸丰皇帝在他宏大的皇宫中表现得非常怠惰。要知道，清朝皇宫的规模相当于欧洲一座很大的驻军城市。咸丰皇帝从不踏出宫门。皇宫的步道上散布着闪闪发光的石英，咸丰皇帝似乎完全沉浸在纵情享乐之中。如果有一天出现紧急突发事件，大臣们不知道长期无所事事的咸丰皇帝会如何应对。但专制君主还是展示了他的权威，保守派在各派中占了上风。《北京公报》[2]中记录了对耆英与穆彰阿革职严加查办，最后贬官叙用。这一记录上的日期为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国的年表学家们把道光皇帝驾崩那一年所有的事件全部都归在了道光皇帝的政绩里面。这些失宠的各部尚书</a>是从令欧洲人最头疼的对手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主要致力于消除与“野蛮人”的接触可能对他们的某些同胞产生的影响。道光皇帝一直给予耆英充分的信任，并表示出极大的敬重。而耆英对道光皇帝政策的背离给继任之君咸丰皇帝带来了厄运。就在保守派取得胜利后不久，广西就爆发了起义。[3]

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

身着便装的咸丰皇帝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向我们列举了好多令人心生敬畏的圣旨。其中有一道下给了一位不幸的统帅：“时下，英夷安顺，退回海上。朕每每想到黎民身陷水火，屈从于朕，而朕应管束自我，采纳王公大臣之谏言，遂应允开放与英夷之自由贸易，使朕之子民安居乐业，以绝战争灾祸之重现，考虑过往国人持续之失败，皆归罪于一人，其为肱股之臣，朕令其担戍边守土之重任。然其不堪职守，软弱无能，使朕之圣恩眷顾付诸东流，其行有辱圣誉，有损国威，如不将其严加惩戒，我天朝律令岂不形同虚设，安能告诫其他官员妥当行事，尽忠尽责。朕已下令褫夺其官阶，将其羁押并彻查，押解至京，交于刑部依罪论处。”

还有一道禁烟诏书的部分内容：“拒不依诏令行事者，杀无赦！执迷不悟者，杀无赦！知错悔改者，留其生路。畏刑则可避罪。特发诏令以警示天下，望所有臣民无不谨遵。

“急诏，急诏，十万火急！”

最后这段话特意用显眼的朱红色写成。

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不久，我们的官员发现清帝国的臣民变得彬彬有礼、亲切友善。就连天朝虎贲也放弃了过去一贯的蛮横表情和挑衅姿态。天朝虎贲对我们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在过去，他们只习惯称呼我们为“红毛鬼”。尽管天朝虎贲还无法从心底里佩服我们的陆军军医，却认为我们的军医是具有魔力的一群人。这些清兵成群结队地来向我们的军医寻诊问药。在签订《南京条约》之前，中方主办大臣伊里布就派人前来索取药品。伊里布曾让我们的医生用西洋疗法为其治病，但碍于时局，又不愿让我们的医务官进城，于是派出自己的亲信将所需药品带进城去。这位信使在返城之前，由于特别钟爱我们的樱桃白兰地，喝至酒醉，更不幸的是，他记错了服药说明，误导那位可怜的老者——伊里布时年七十二岁——一次服下了整盒药。由于服药不当，在“康沃利斯”号上签订条约时，伊里布显得极度虚弱，痛苦不堪。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道：“有时清朝人把我们当作神来仰视，有时又把我们视作魔鬼。总体上来讲，我们在清朝人眼中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有一个这样的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情况，这是南京的一位军官给我讲述的，十分可笑。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迷信盛行的民族对我们恐惧到了什么程度。我的朋友在参观完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之后，略感疲惫，于是走进一家理发店，为了打发时间，他让理发师给自己刮刮头。这位绅士平时是戴假发的，为了凉快一点，他将假发装进口袋。刮脸刮头本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而此时理发师因能为这位不一般的外国人服务而显得荣耀之至。在离开理发店之前，理发师正在关注其他的事情。我的朋友拿出假发戴回头上，丝毫没有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而，理发师转过身看到他刚刚刮得干干净净的头发又长得如此郁郁葱葱之后，始终紧紧地盯着他，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糊涂了。理发师放下剃刀，收拾自己的柜台，然后像疯了一样冲进聚拢过来的人群，大声喊道他见鬼了。任别人怎么劝他也不回理发店，一直到这个洋人从这儿离开。在他看来，这是实实在在的怪事，要比佛教中的任何神怪都厉害。”[13]

南京大报恩寺

当起义军首领天德一路高歌猛进之时，京城里的咸丰皇帝遭受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暗杀。1851年7月，咸丰皇帝正漫步在宽阔的御花园中。有人手持一把已出鞘的剑或短刀向咸丰皇帝冲来，但咸丰皇帝的侍从就在近前，转身挡住凶器，救了天子一命。这种自我毁灭的刺杀方式让刺客的性命陷入了绝境。侍从身负重伤，必须截去右臂。这些事件有很多神秘之处。刺客的身份从未公开，也不知道是否有同谋或受谁指使。有些人认为这起刺杀行动是由叛乱分子死心塌地的追随者预谋的。另外有些人则认为，是一些皇亲国戚，在社稷危急存亡的时刻，看到大权握在一个尚不成熟的年轻人手中，惊慌不已。出于对王朝利益的考虑，王公们想结束这个年轻人的统治，从皇室成员中重新挑选一位成熟的、年富力强的人来取而代之。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认为后一个推断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还试图让我们相信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即咸丰皇帝的叔叔应该是这次有预谋的刺杀行动的始作俑者。穆彰阿和耆英的名字都位列其中。两人的同谋和可利用的人通常都是宫里的太监。这些太监声名狼藉，经常在国家内部搞出一些阴谋活动，并且不止一次地掀起整个帝国的动荡。这是一群卑鄙的人，外强中干，嫉贤妒能，胸无大志。在丑行败露之后，十八名高官人头落地，并祸及家人。这是清朝的一项残酷律例株连：不论兄弟、叔侄、父子，只要被牵扯进去，尽管清白无辜，一律诛杀。

皇帝遇刺的消息很快便在各省间传开了，也传到了起义军的营地。起义军认为皇帝已被逼宫或被杀，于是马上铸造了刻有天德名号的新币。这款新币的突然发行着实让广东的商人迷惑不解。他们翻来覆去地仔细端详着钱币上起义军首领的形象。这些商人的观点与那些老到的欧洲政客的观点或许是一致的。商人是这样说的：“我判断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手段很简单，那就是只去看最近所铸造的货币，以及货币上的头像是不是皇帝本人。因为在我看来，只有真正的皇帝才能铸造钱币。”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在中国，同时出现两种钱币，连中国人自己也觉得情况有些窘迫。伊万·梅尔奇奥博士猜想他的欧洲政界朋友是不会有一丝窘迫的，因为他的欧洲朋友会左手拿着这种钱币，右手拿着另一种，然后宣布两个皇帝具有同样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徐广缙被苦力们巧妙地卷走了钱财之后，又搜刮了更多的财富，并且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要想取得胜利，黄金要比枪弹更能让人有信心。徐广缙拿出三万两白银悬赏天德与其父，以及天德神秘幕僚的项上人头。每颗头颅的悬赏金是起义军对徐广缙头颅悬赏金的三倍。但起义军军营中并没有发生背叛的暗杀事件，也没人能够轻易靠近起义军的首领。因此，并没有人来献上头颅。徐广缙已经筋疲力尽、绝望不堪，于是下令返回广东。为了收场，他编造了一个绝妙的故事，并将它写在了寄往京城的奏疏之中。徐广缙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声称，葡萄牙女王正在准备对中国的远征，将澳门的和平居民变成一群残暴的海盗，帮助叛乱分子拿下广东和福建两省！皇帝、将军和总督都已如此，清朝的军队既无纪律也无勇气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在这帮人的治理之下，清帝国才最终走向灭亡。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对此的预测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就像他先前对清帝国分崩离析的预测一样。

19世纪中期的澳门

[14]　新教，欧洲宗教改革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宗派，也称耶稣教。

[15]　此处并未把长城甚至没有把长城以外尚未完全征服的附庸国算在内。

[16]　罗伯特·福琼：《茶国之旅》，伦敦，1852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