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清王朝由盛转衰及内忧外患的时局_太平天国

清代中期的官员

对乌兹别克人战争的胜利激发了资质平庸、因循守旧的道光皇帝无限的诗情。他作了大量的诗歌来赞颂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而伟大的胜利。这些作品都被大量刊印，精美装帧，作为他的得意之作展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河南地震，长江决堤，洪水滔天，泽国千里，彻底打破了道光皇帝的自我陶醉。数以千计的百姓被掩埋在了坍塌的房屋之中，还有的灾民连同泥土被卷入深渊。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也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道光皇帝感觉他似乎能听到灾民垂死的哀号之声，每每想到灾民被活活掩埋于废墟之下，他总是战栗不止。道光皇帝把自己关在宫殿内三天三夜，谁也不见，任意发泄内心的悲伤。洪水导致成千上万的百姓和难以计数的牲畜被淹死，农田被淹毁，紧随其后又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道光皇帝竭尽全力维护着他一国之君的形象，他分拨钱粮赈灾，修筑河堤，以消除灾难带来的创伤。然而，因为路途遥远，往往还没等调运的赈灾粮米运至灾区，数以万计的灾民便已饿死。地震、洪水、饥荒等灾难，还没有在哪个国家像在中国，这个被称作天朝、中华的地方一样频繁地轮番出现。整个省的人口因饥荒、疾病而大幅减少的事例已屡见不鲜。粮食的生产不足以供应百姓所需，这几乎是年年都令人忧心的事情。

清代中期身着雨具的人

有几个英国人，其中包括并未参与鸦片生意的人，被绑架到了岸上，受到不公待遇。英国的一艘战船被烧毁，一艘商船倾覆，船上的船员，包括印度水手及在英国供职的印度人都被处死。清廷试图在外国工厂前处决一名鸦片走私者。就在欧洲人出手阻止的时候，可怕的暴乱随之发生。在这场暴乱之中，由于欧洲人彻头彻尾的怯懦，工厂内的一切几乎被毁坏殆尽。林则徐没收并销毁了来自英国的所有鸦片，这些鸦片的价值接近一千两百万西班牙元。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并不是所有鸦片都被销毁了，大部分鸦片反而被朝廷大员、官府小吏、大小衙役所侵吞，除留作自用外，还将剩余的转卖给他人。这次在东方海岸上发生的鸦片查没事件，顷刻间就使国外贸易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很多地方，一些从事鸦片贸易的人走到一起组成联盟，这种情况让清政府非常担忧。

即使我们的舰船近在咫尺，林则徐仍旧大声宣告，号召所有中国人武装起来，操练起来，消灭“红毛鬼”。1839年11月3日，我们摧毁了林则徐率领的几艘战船，原本这些战船是要出珠江与我们交战的。1840年，我们占领了香港和舟山，南至定海港，北至海河，直到天津。1841年，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我们摧毁了粤河河口的一处炮台，歼灭了数量庞大的火筏，将广东团团围住，最终迫使对方缴械投降。广东巡抚也同意支付六百万美元作为解围的赎金。对于这些被围困的地方，清朝军队已无力救援或予以保护。一位离事发地不远的美国作家这样说，为了避免一场残酷的杀戮——这场杀戮不仅可能来自城外的敌人，也有可能来自城内为数众多的清朝军队和愤怒的百姓——投降成为人们能够接受的选择，并且还表现出一种慈悲的动机。然而，接下来，城中百姓对外国人表现出的不友好的行为完全没能回应我们在此情形下所表现出的克制。[19]

清军水师与英国舰队在穿鼻湾交战

所有这一切都没能结束清廷的敌对行为，因为道光皇帝坚信他们依旧可以战胜我们的坚船利炮，耗尽我们的精力，把我们赶回大海。1841年，我们占领厦门、镇海、宁波。在占领宁波一个月后，道光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号召军民消灭蛮夷。1841年底，我们又攻陷了其他三座重要的城市。此时，道光皇帝仍在坚持抵抗。1842年，我们逼近南京——清王朝的 乍浦之战，英军进攻天尊庙

镇江之战，英军进攻镇江西门

签订《南京条约》

第11节　极具煽动性的宣言

厦门、宁波、福州、上海的百姓欢呼战争的结束，以及港口的对外开放。然而，在广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清政府已严令放下武器的散兵游勇返乡，但仍然有满汉兵卒游荡在城中，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神情沮丧，随时有可能制造动乱。一些秘密团体和煽动分子召集散兵游勇的头目，蛊惑百姓，传播谣言，说英国人不满于当前所得，意欲殖民海南岛。这些言论以最具煽动性的文字传播开来。在对清帝国的国家尊严和主权完整进行了一番深思熟虑，并且对居住在清帝国的外国人展示了最大的善意之后，这篇报道继续写道：“兹有英国，其王男女互易，其民鸟兽不定，性情残暴，虎狼不及；心性贪掠，可比蛇豕；如一切西方蛮夷，其行诡秘；如夜行之鬼魅，骤然跋扈；乾隆嘉庆两朝，英夷谦卑如臣，恳求觐见，奉以贡品；随即肆意，觊觎舟山，然我主英明，洞察其阴谋伎俩，断然拒绝其无理要求。自此，其与我国之奸商沆瀣一气，互通买卖，引祸鸦片，戕害百姓。屠我国人，实为英夷所为；其心非人，欲壑难填；探究一时和平局面之真伪，实无必要。唤我国人，奋起反抗，精诚团结。愿以此生奉献于为民复仇，以昭示我辈真诚之夙愿，拳拳爱国之真心。苍天在上，俯察吾等，吾等定不负初心，意如磐石。”

开放后的厦门

荷兰人绘制的福州城市貌

这篇宣言或者说战斗檄文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第一，檄文是广东巡抚衙门经过商讨同意发布的；第二，广东巡抚衙门宣称他们对此檄文的发布无力阻止，也无力干涉；第三，此檄文发端自三合会或其他秘密组织。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另外一个亲英的组织，或者说是愿意看到和平的组织，发起了一场公众大会，印发了公告推翻先前檄文的言论。但比起他们的对手，这些亲英组织就显得有些人少势单，胆小怯懦，不够积极。尽管檄文的发布没能撼动英国强大的海军和国家，但清朝的那些爱国之士放火焚烧工厂的事件又出现了，大量的战利品被加入爱国队伍的江洋大盗洗劫一空。自此，小规模的战斗不断地在广东各地爆发。似乎在此地，财产和生命的安全已远不如《南京条约》签订之前那样有安全保障了。[20]

无论在哪里，只要战端一开，英国官兵就能看到一个衰败、腐朽的清王朝。清朝的百姓看起来像被抽去灵魂的行尸走肉。到处可见刚刚还像个男人一样拿起武器的清军士兵，很快又像绵羊一样四散而逃。这些人没有战斗的勇气，有的只是无尽的绝望。他们逃避光荣战死的良机，却成群结队地自尽。这种野蛮的禁欲主义[21]在任何时候都很普遍。这种对生命的蔑视和在行动中表现出的怯懦是很难调和的。往往是传统的权威使两者奇迹般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的一个人，在面对白刃时惊恐战栗，但因害怕身份显贵的主人贬低或斥责自己，在服毒自杀或悬梁自尽时却表现得毅然决然。[22]

未受官吏强迫的地方，百姓对我们的士兵和水手还算比较友好。这种情况在北方省份表现得尤为突出。离京城越近，对我们友善的人越多。但无论南北，百姓对清政府的表现极其不满，私底下都在抱怨统治者的贪婪、不公、压迫及残酷。事实上，百姓对国家律令原有的忠实与顺从似乎已经荡然无存。随着中国百姓对我们治国方式的熟悉，他们对我们的敬意与日俱增。虽然禁令严格，但大量百姓还是移民到新加坡和其他英国殖民地。相当数量的人来到印度，亲身感受在我们统治之下当地人宁静、安心的生活。在中国许多地方，由于这些在外开阔了眼界的人返回家乡，以及一些传教士传播的外面世界的信息，中国百姓逐渐了解到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与他们的皇帝和官员统治下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第12节　清王朝衰败之相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首要举措是征收新名目的苛捐杂税。这遭到百姓的坚决抵制。一方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无法忍受；另一方面，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大败，百姓开始蔑视清政府的权威。百姓全力抵制新税。于是，清政府派兵强行征税。不过，官兵大都遭到了百姓攻击，最终落荒而逃。郭士立说：“这是极其矛盾的。官员都是凡人，皇帝无法改变世界。然而，皇帝假装能改变世界。结果，在充斥着羞辱的失败面前，皇帝与王公大臣低下了头。这将为这个国家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这片土地上，民主渐渐兴起。它主张人的权利。长者和士绅牵头，想方设法使政府关注百姓的疾苦。政府官员如果有困惑，可以首先请教他们。如果政府官员没有满足百姓的愿望，他们会及时进言。如果他们的进言没有起到作用，他们就会率领百姓围攻衙门，诉诸武力，铲除有悖礼法的东西。”

“在广东，起义运动的领袖们是一些极具煽动性的人物。这些领袖召开所谓的“巨人会议”，对时下公共大事品头论足，发表意见。这些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百姓参与政治，真正地建立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制度。那就是，政府应该为了百姓而存在，而不是百姓为了政府而存在。虽然这种做法的实施有利于限制官员的权力，但它打破了整个现存的宗法专制制度，导致了民主的无政府状态的兴起。

“有一次，一个人在街上打了另一个人，被打的人向自己的同伴求助，很快便纠集了上万人。他们径直奔向让他们厌恶的官员的府衙，并将府衙烧为平地。这些人宣称，拥有权利的百姓将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复仇。朝廷随即召集了军队，但并未攻击百姓。清政府越来越软弱无能，面对这样的挑衅，只能视而不见。”[23]

事态发展至此，意味着清政府也走向了衰亡。

郭士立还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例来说明百姓的盛怒。“一位满族将军打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经常纠缠着这位将军，在他的府邸前乞讨。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她把身上的鞭痕给路人看，还立起一块牌子，号召人们为她报仇。当晚，一群暴徒聚集在一起，混入城内，砸碎了将军府邸的所有家具，把这位将军抓起来，按倒在地，拿鞭子在将军身上抽。抽打的数量正好是先前他抽那个女乞丐的两倍。类似场景在中国很多地方不断上演，形势对百姓越来越有利。一些人品极坏、油嘴滑舌的人摇身一变成为领袖人物，为非作歹。官员们经常被迫花钱免灾，收买这些煽动分子，用极大的让步换取一时的安宁。整个国家经历着一场始料未及的变革。百姓人人武装，游行示威，表面上是为了铲除匪患，实则是在震慑官员，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卖官鬻爵的情形愈演愈烈，原本一无是处、毫无能力的人窃居了禄位，这些都引发了百姓的仇恨和反抗精神。城市平民和农民如今都成了政治人物，荒废了自己的本业，因此，生活越来越贫穷、痛苦。强盗多如牛毛，到处为非作歹，干尽坏事。的确，城市平民和农民很快转变成了一股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对抗政府和军队的力量。”

很多人预测，如果不是道光皇帝很快就驾崩了的话，清帝国将不复存在。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坚信所有的省份都出现了导致分崩离析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驱逐清王朝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领袖、一面号召的旗帜和一句团结的口号。道光皇帝在签订《南京条约》后又执政了八年。这份条约让清帝国在痛苦中走向了衰亡。

1846年，世界性的金融困局再次出现，并且形势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严峻。在其他国家，财政收入与人数的增长并肩增长，但在中国，情况好像恰恰相反。中国的人口数量似乎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极值。中国国土支离破碎，百姓靠一小块土地生活，难以维持生计，更无力承担各种赋税。因此，众多的人口反倒使正常的税收制度变成一件无法实现的事情。

1847年，英国多次被迫向河口要塞派兵，不止一次地缴获、移除或者摧毁清帝国的炮台。

英国发动的针对道光皇帝的战争有一个直观的效果，那就是道光皇帝又开始了偶像崇拜。先前，他公开表示坚定信奉儒家思想，并且对其他一切形式的偶像和外来神灵均持蔑视态度。但如今皇宫里的偶像已经远远不够他膜拜，于是新的偶像不断地被运进皇宫，曾被弃置一旁的旧偶像得以重见天日。道光皇帝屈身在地，焚烧香烛，拜倒在这些笨拙的雕塑前，心里想着，要不是当初他将这些偶像丢弃，他的军队和战舰也不至于被那些“红毛鬼”打败。一场严重的饥荒又加重了他这种病态的思想。由于常年战乱不断，清朝国库早已被掏空，大量的黄金白银都用来给付战争赔款。道光皇帝依然从各地搜集各种偶像，没完没了地焚烧香蜡、纸钱。与此同时，大陆匪患猖獗，土匪继续到处打劫；海上也不安宁，海盗重新横行海面。起义暴动遍布长城内外。喀什和另外一座重要城市受到起义军的攻击并被占领。驻扎在城内的清军溃败而逃。不知所措的道光皇帝没有派兵增援，反而送去了金银钱财及其他赏赐与起义军讲和。一些较小的边境部落也发生叛乱，青海的部落首领向内地进犯，并利用手中的武器进行掠夺，带着抢来的赃物返回深山，留下的只有穷困、恐惧与绝望。随着道光皇帝驾崩，这种形势更加严重。在河南，令人畏惧的洪水冲毁了所有的庄稼，并夺走了很多百姓的生命。继河南的灾害之后，其他地区也遭受了洪水和灾荒。郭士立说道：“对于普遍认为的中国的‘富足’，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物质匮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尽管我们没有把当前普遍存在的苦难全部归咎于清政府。家长式的政府如今更多地只是一种说法。与其说朝廷是家长，不如说是一位专制的君主和审判者。在一个随时随地爆发叛乱的国家探讨持续的安宁显然是强词夺理，罔顾事实。”

注解：

[1]　耶稣会，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创立于巴黎。耶稣会传教士主要从事传教、教育，并组成传教团等工作。——译者注（本书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这里指的是咸丰皇帝奕。

[3]　其汉名为“张诚”。

[4]　根据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记述：道光皇帝并未能一直信守一夫一妻制，他的皇后是满人，并未裹足，他们夫妻没有子嗣，但他与其他妃嫔生有多子。在中国清代和土耳其，法律对嫡出与庶出的规定并无不同，庶出子女享有与嫡出子女完全相同的权利。——原注

[5]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6]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7]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8]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9]　亨利·乔治·博恩：《关于中国的图片、文字、历史及阿瓦、缅甸、暹罗、安南纪事》，伦敦，1853年。——原注

[10]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11]　毛拉，即宣礼师，伊斯兰教教职称谓。

[12]　安拉，伊斯兰教认为的宇宙唯一的主宰。

[13]　浩罕，中亚国名，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

[14]　即天地会。

[15]　具体使用了什么手段不得而知，但有怀疑说朝廷的招抚条件并未和盘托出。——原注

[16]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伊万·梅尔奇奥：《中国的起义》，巴黎，1853年。——原注

[17]　鸦片贸易一直是非法贸易，因为它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有严</a>重的伤害。——原注

[18]　奥斯蒙德·蒂凡尼：《广东的中国人》，纽约，1852年。——原注

[19]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20]　亨利·乔治·博恩：《关于中国的图片、文字、历史及阿瓦、缅甸、暹罗、安南纪事》，伦敦，1853年。——原注

[21]　认为肉体与欲望是万恶之源，在此表现的是对肉体仪式性的惩罚。

[22]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伊万·梅尔奇奥：《中国的起义》，巴黎，1853年。——原注

[23]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