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先生致谢菲尔德和其他人的信札
致霍尔罗伊德小姐信
一七九一年十一月九日,洛桑。
我记得曾在卢梭的什么文章里读到,有个恋爱者时常离开他的情妇,为的是得到与她通信的乐趣。我虽然并不纯粹地是你的恋爱者,但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你的爱慕者,而且极想学学这个榜样。你在谈话中发挥出来的那种气魄和理智,在你的书信里也显示出巨大的优点。我接读你从伯尔尼、科布伦茨和布鲁塞尔寄发的三封信,获得了很多真实的快乐。首先,这证明你常在想念我;其次,这又是一个迹象,说明你能坚持决心; 我信笔所之,不禁发出这样一番议论;这是因为,尽管你将我看作一个外国人,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觉得自己是个英国人呀。
寓居谢菲尔德别墅的乐趣,归根到底是我来访祖国的最先也是最后的目的。可是这次来访何时或者如何实现呢?乌云和旋风、奥地利的克罗地亚人和法国的吃人者,仿佛从各个方面阻碍着我的通行。你似乎担心取道德国的危险或困难,可是法国的和平状态却比内战还多一点血腥气。说不定我必须通过上千的共和国或独立市镇,每一处都是无所服从也不受服从的。护照审查的严格,群众情绪的骚乱,从去年夏天起大大增强:每一个人嘴里都骂着“贵族”,每一条街道都挂有许多灯笼,一句随口说出的话,或者一个偶然相似的形象,都可以置人于死命。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能有许多英国人,男人、妇女和儿童,在今年九月前走过这个国家而不会遇到任何事故。我也懂得,有许多东西,从远处看来比走近了看显得更为可怕。不作最后决定吧,我们必须观望一下今后三四个月将有什么重大事故发生。同时,我将急切期待你的下次来信:请尽快写信给我,我也将迅速作答。
我的阴郁的不安心情业已减轻了许多,同时我的离开洛桑,不管什么时候实行,都是一个由我自己选取的行动,而不是出于迫不得已:你了解到这一点,想必会感到高兴,或者感到怅惘吧。我并不假意承认内心的不满、暗中的疑惑、个人的怨恶都已大大减轻了;但我们已往并没有遭遇到,目前也并不担心到,任何危险的暴力行为可能逼迫我逃往伯尔尼朋友家去避难,并且丢弃我的书斋,听凭民主派分子去糟蹋。政府的坚决态度和有力手腕,至少暂时将革新的时风打垮了。同时我也不相信,绝大部分人民,特别是农民,是倾向革命的。从法国得到的消息,谢谢主宰混乱的神!沃州的叛乱分子眼下难望得到许多好处。“国民自卫军”现在很少露面,倘使这支部队发动侵略,瑞士是完成了武装、准备迎战的,必将凭同等的兵力和优越的训练进行抗拒。暗中活动在日内瓦附近的法国贪残分子已经撤走,一部分去往南方,一部分去往北方,最近发生在佛兰德的一些事故,似乎普遍地引起了一般人对那批无法无天的残忍分子的轻蔑和恐惧,这批人不等敌人来到就争先逃走,绞死被他们囚禁的人,谋杀他们的官长。人们每天都在盼望勇敢而又坚韧的欧内斯特团调回国来,由于伯尔尼政府将按现行薪饷制度给他们发饷,这一支有经验的正规部队当可为瑞士边境增添安全吧。
停笔之前再写几句。《回忆录》的工作,实行起来似乎远比设想中困难得多,现在又由于有一个时期停用书斋,所以在我来到英国之前,我对往事的写述不会有多大进展。可是今年秋天前来吃萨塞克斯野鸡的事,是否确定不移了呢?那是写在《命运》一书上的,我还不能翻见九月和十月那几页。若使我到了谢菲尔德别墅,我希望看到你们全家生活美满。
再见。
一七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洛桑。
要是我告诉你,我的英国之行的计划终于推迟到明年,你不会大感意外吧。公开的障碍,即一条道路有危险,另一条道路困难很多,仅此就足以使这样一个行动不敏捷、活动能力很差的人踌躇不前了。而在法国这一条路上的那些障碍,又越来越变得难以克服。从另一方面说来,可能使我难以安居在这里的那些恐怖,倒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监狱里的犯人已被忘却。全国开始恢复旧日的良好脾性和无所怀疑的自信心理,而最近巴黎的革命局面看来又使得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民主原则的有害结果,就是通过一条布满鲜花的道路导入地狱的深渊。因此我可以耐心地静候布伦斯维克公爵打开法国的道路再走。但是,倘说我不是因为被迫而想离开洛桑,那么你会问我,还希望带着愤怒口气问我,难道我不是被吸引到英国来的,特别是被吸引到谢菲尔德别墅来的吗?见到你和你们一家的愿望,此刻是可能迫使我离开我的书斋和花园、跨山过海远行的最强烈诱因,往后还必然逐渐变为唯一的诱因。
一七九二年九月十二日。
我写了上面这一段,原来完全相信到下一班驿车走时必可将信写完并且寄发的;可是六班驿车的日期莫名其妙地悄悄过去了,假如你不习惯于我的不寄音讯,你差不多要猜想我是登上旅程了吧。自从我写完上面这一段以后,法国的这条道路多么可怕地给血玷污了!在此刻,即在布伦斯维克公爵未能主宰巴黎之前,可能发生怎样的骇人景象,而且也许愈演愈烈呀!按照一切理性原则来推算,他一定能够成功;可是我的情绪很低落,我怕的是不顾死活的病狂群众坚持他们的立场盲目地斗下去。过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一定可以决定今年军事行动的成败了,也许还是永久定局。不过按照最适当的估计,我不能指望有任何牢靠的解决办法,不管是建立一个合法政府还是独裁政府。我不能凭一己之见告诉你什么巴黎消息。假如我照我们所想的告诉你,“拉利仍在吃人者们手中”,说不定你会回答说,现在他正坐在谢菲尔德别墅的书房里呢。史达尔夫人奇迹般地从矛头剑尖丛中逃了出来,到达了科佩城堡,我定本星期末之前到那边去看她。
不怕玛丽亚讥笑,我赞成你的调和主张,并且极希望国内一切有思想和有资产的人真诚地团结一致。
再见。
一七九二年十月五日,洛桑。
鉴于我们英国的报纸必已告诉你法国军队侵入了萨瓦,又鉴于你很可能从什么小道消息听到我被那些吃人者杀死,并且吃掉了,所以在我看来,额外寄一封短信给你,在这种情况下大概不会是不受欢迎的。
确实不错,大约十天前,南方的法国军队,在蒙特斯丘先生的指挥下(假如法国军队还可以说有人指挥的话),进入了萨瓦地区,占领了尚贝里、蒙梅利昂和其他几处地方。撒丁国王所采取的办法,历来都是放弃阿尔卑斯山北面的属地;可是这一回,都灵的朝廷似乎因为一个民主政体不可思议的反常行动而大为吃惊了。这个民主政体总是凭着一时的热情而行动的;他们的劣势军队遭到了一些损失,丢了脸,退入到阿尔卑斯山的几处山口。塞尼峰现在不能通行了,前往意大利的我们的英国旅行者,因此不得不另觅一条绕道蒂罗尔的漫长路径。但夏布莱未遭侵扰,我们的望远镜也没有发现莱芒湖对岸有三色旗。我们对法国军队的人数,似乎有从一万五千名到三万名的几种不同的估计。正规军很少,但他们后面跟着一大群吵吵嚷嚷的乌合之众;不过这群人,由于在贫困荒芜的萨瓦地区没有东西可以劫掠,可得的给养又极少,所以不久必然溃散。
日内瓦的官员们,被这个危险邻居弄得大为惊慌,特别是因为大家知道,一个流亡出去的日内瓦市民克拉维埃尔怀有敌意,而此人现在是法兰西共和国六名部长之一了。最高国务会议以微弱的多数决定,征募三千名瑞士人增强防务,这是古老协议规定的。少数反对者所持最有力的理由或口实,是这一来有激怒法国侨民的危险,当时的事态似乎证明此说有理,因为法国侨民的不满情绪上升到了宣言要打仗。日内瓦的防御设施是不容轻视的,特别是朝向萨瓦的那一边。很难说定蒙特斯丘先生是否准备进行一次正式的围城战;不过日内瓦城内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人非常多,因此我怀疑市民是否有勇气坚持对付一次大炮轰击。另一方面,瑞士议会已经宣布,轰击日内瓦的 再见。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十日。
今天,十一月九日,我收到了谢菲尔德别墅那位秘书小姐十月二十四日寄发的一封非常亲切的信,现在我立即作复。让我将此地的情况继续叙说下去吧。
当我们想象着,在日内瓦跳蚤和法兰西大海兽那样两个极不相侔的力量之间,通过一项平等的协议,就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的时候,传来了法国部长们拒绝批准协议条件的消息,使我们骤然惊呆了。上星期六从日内瓦派去的信使还没有回来。许多人都担心在这个耽搁中会有什么策划和危险。蒙特斯丘的行动温文、谦和、而且显得很诚恳;但他可能辞职,他可能被撤换,他的位置可能被一个狂人所取代,由极想模仿居斯蒂纳在德国以掠夺著名的行为的塞尔旺或赫斯的查理亲王来</a>接替。同时,这位将军要驾驭好部下,也大有难处。有一位官员看到过他的部队,人数大约一万八千名(配有一个很大的炮队),他说他们是一群凶恶、剽悍、不顾死活的海盗,不仅是可鄙的,而且是可怕的。军官们(其中极少是正派人)没有勤务兵,没有马匹,也没有行李,乱七八糟地同士兵一起躺在地上,不过保持了一种粗暴的纪律约束了他们。他们已经开始责难、甚至怀疑他们的将军,并且大声叫嚷要杀人和抢劫。要是他们有机会榨取若干富裕市民,那时日内瓦这块肉如果割下来,是同大多数欧洲城市一样肥腴的。在这个停止敌对行动期间,他们获准不带武器游逛市区,有时一次进来三四百人。日内瓦的行政官员,同瑞士部队的司令官一样,极不高兴这种危险的交往,可是他们不敢加以禁止。这些是我们担惊受怕的事。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来,法国人仿佛对他们的弱小邻居装出了一种宽宏大量的公道态度,仿佛他们并不存有野心要同穷困艰难的瑞士人进行一番无利可图的较量。瑞士人经不起一场长期的、消耗巨大的战争。由于绝大多数瑞士民兵都有家庭和职业,所以全国早在盼望他们复员回家了。不管须出什么代价,只要没有极端的危险或者耻辱,无疑都是可以答应的。这问题到最后大概是瑞士保有主权,同时信任法兰西共和国的良好保证:要是在四年前讲这句话,那该多好听呀!这办法是屈辱的;但在布伦斯维克公爵撤退部队,奥地利人不敢动手之后,一些小国家都可能不失体面地默从了。凡人皆有得意之日;这些法国人现在至少是因为最横蛮的成功而表示其得意了。他们压迫或引诱普鲁士军队撤离法国国境,然后征服了萨瓦地区,劫掠了德国,威胁了西班牙。低地国家则在此之前已被他们侵入;罗马和意大利在发抖。他们又冲入了地中海,而且谈到要派一支中队进入南海。
整个光景都很黯淡,使我开始对英国这个自由与法律的最后保护所感到若干忧虑;特别是因为,我从谢菲尔德勋爵最近一封信上看到,他那坚定的神经有些动摇了。不过对这一点,下次信里再谈吧,因为我需要放下我的精神负担。说到英国,根据我们的幸福生活和法国人的苦难遭遇的经验,如果它现在被诱取食伪自由的苹果,那么我们确实应该从我们所居的乐园里被驱赶出来了。我且不谈那种可怕的、也是难以肯定的(但不是不可能的)设想吧,那设想就是,在三四年后,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都可能落到今天法国侨民的悲惨境地:他们在三四年前,都以为这情况是不可能的呢。
从来没有一场革命以如此程度影响到一个伟大国家这么大批优秀人物的个人生存的。内克夫妇不能冒险进入日内瓦。史达尔夫人大概要在罗尔这里分娩了。内克正在将一份为国王及其他一些人驳斥共和国法官的辩护书付印。可是内克的名字,在所有一切党派都是不受欢迎的,因此我非常担心,断头台的运用会赶过印刷机。这辩护书是一篇铿锵有力的好文章,可是事态变化非常快速,这文章的出版,将和他的最好著作《行政权论》一样,须在整个局势变定之后了。
附启:
此刻我听人说,前线的瑞士部队已经开始移动,撤回来了;可是我还没有得到一点关于协议签字的消息。
致霍尔罗伊德小姐信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十日,洛桑。
在寄发每周一篇的政闻记录给谢菲尔德勋爵时,我的良心十分强烈地督促我写几行表示友谊和感谢的话,问候这位和蔼可亲的秘书。我还没有忘记自从一七九一年十月四日非常伤感地离别以来我们两人不同的举止,你是值得称赞地信守诺言的,而我却卑劣地不寄回信。
此刻在我的脑子里,仍然呈现着那一篇引人入胜的记述,我对它发生兴趣,不仅在于故事性事态的进展,还在于一个鞑靼人帐篷的移动,或者一个阿拉伯人商队的前进;是正确观察与生动意象的融合,是一个男人的强烈感受由一位女性用轻快高雅的笔墨表现出来了。我至今仍能愉快地记起她对莱茵河所作的有趣对比,记起她说到莱茵河尽情不受两岸的约束,调皮放荡地漫溢过附近各处的草地。唉!现在的洪水泛滥,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区了;人们都要愁苦地担心到易北河、波河、多瑙河有可能仿效莱茵河的恶劣榜样。不过,如果我们自己的泰晤士河仍能保持它那“强而不怒,满而不溢”的性格,那我就很满意了。
你的这些令人喜悦的书信,仅仅引起了若干无声的注意,若干无谓的自责;我除了请塞弗里代笔写了一封短信之外,也没有认真表达过一下我多么喜爱这些书信的作者,多么欣赏这文章。
对于那位和蔼的作者,从她的生命和娇态开始之日起,直到今天她的才智成熟,我一直是了解她、喜爱她的。往后只要我还留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定要以同样亲切、甚至同样急切的关心,跟踪她在事业上和生活上所走的步伐。她的事业必然是辉煌的;她的生活必然是幸福的。她的天资和命运,都赋有一切有利的条件;但她是否能从这里获得好处,那就几乎完全取决于她自己了。你决不可,也不应当,以为你自己够不上写信给任何男子。任何男子与你通信,没有一个会不感到快乐与满意的。
我不欲担起一项我的兴趣愿意接受、而我的懒惰脾气又会立即放弃的任务;不过我从最美好的动机出发,确实很希望你能专门跟我谈谈你自己的学习和日常工作的情况。你在读些什么书呢?你是怎样在使用你的时间和笔头呢?我经常观察到,除了一部分专门学者之外,一般说来,女人读书比男子多得多;不过由于缺乏计划、方法、确定目的,所以她们的读书对她们自身或他人好处都不大。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你最喜欢读的是哪几类书,我当乐于尽我所能,给你提供意见或帮助。
我可惜你没有给我留下一幅绘画作纪念。伊丽莎白·福斯特夫人画了一幅很美丽的风景画,是从去年夏天我们一起吃饭的温室门口那地方向外取景的,画上了那棵可怜的刺槐(现在已从园丁的残酷修剪之后恢复茂盛了),平台的末端,凉亭的正面,以及田野、湖水和群山的远景。在大力士谢菲尔德勋爵铲除掉一批野草杂木的地方,新植的刺槐和大蕉已拿绿荫遮上平台了。尽管产权不确定使我不能添建房舍,但我已在花园尽头种植了一丛树木,用巧妙的方法使这树丛构成一片绿荫而不致妨碍眺望。
既然你对这个可爱的国家仍还怀有依恋之情,而这国家确实是可爱的,那么为什么你竟没有再访一次的信心了呢?我这个快乐的贵族或平民——不管你用什么叫法,现在仍然听候命运的摆布;不过,不管我将来成为怎样一个人,我一定愉快地听从你的指挥,将你从某一个城堡带领到洛桑,再从洛桑到罗马和那不勒斯。在此之前,我可能先来萨塞克斯郡会见你。那时,无论作为一名来访的客人或者作为一名逃亡者,我都希望得到表示友情的欢迎。
致谢菲尔德夫人信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十日,洛桑。
假如我能够凭同一班驿车,写了一封政治信寄那父亲,又写了一封友谊信寄那女儿,却不寄一点表示想念的任何标志给那位可敬的母亲,给我在二十年左右的岁月中一直作为姊妹一般爱着的、最亲爱的勋爵夫人,那我就是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的了。确实不能原谅。这历史家也许粗心大意,也许拖沓懒惰,也许惯于只有打算而从不执行,但他既不是一个怪物也不是一座雕像呀;他有记忆,有道德,有心灵,而这心灵是诚挚地奉献了给谢菲尔德夫人的。他甚至必须承认有时他所使用的一种诡辩方法的错误,而夫人却总是非常真诚地否认了这一点;还说,要是一个家庭里所有的人都同心一意,那么写信给一个人实际上就是写信给全体了;又说,因此他那许多写给丈夫的信,全都可以视为同样地写给做妻子的。可他觉得,正好相反,各个心灵各有其不同的思想和情感,而各人的性格,无论在谈话中或写作中,都表现其特殊的格调。他赞成卢梭的一句名言,就是说,愿意透露一项共同秘密的三个朋友,告诉这秘密的时候,每次都只是两个人谈的。他感到喜慰的是,在目前这件值得记住的事情上,谢菲尔德家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三封信取得各自特有的一份东西,但却由此得到三倍的喜慰。对于坚强的决心可以产生什么效果所具有的经验,促使这个历史家希望他能蜕去邪恶的旧皮,从此以一个新的生物出现于世。
去年你们来洛桑的旅行,只就我们这里的人来说,在体格上和精神上都不是最佳时间,我为此感到遗憾。不过我们必须想到,人生的幸福极少不带一点瑕疵的。而且,倘若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希望你们再来洛桑,那么我们就该预期在明年夏天我能到谢菲尔德别墅小住,到那时我一定要看到你在体格上、精神上以及美丽上都处于最佳状态。
根据各种公开的和私人传来的消息,我可以知道你们府上成了敞开接待法国逃亡者的避难所。这件事充分证明你的神经很坚强,你没有因为一时之间来了这么许多外国人弄得六神无主或焦躁不安。大概是好奇心和同情心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你吧。你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个奇异的悲剧性传奇中某一种新的情景。这个悲剧性传奇激动了整个欧洲,其影响的深远,超过了我们这时代的任何一桩大事,而你对伪自由下这么许多牺牲者所受的苦难,没有成为单纯的旁观者,你是有幸的。谢菲尔德仁慈的声誉,已经广泛传播开了。
从昂格勒汀最近寄给玛丽亚的一封信里,你们已可约略知道她那可怜的父亲塞弗里先生的凄惨情况。现在我以最深切的关怀之意在这里承认,我们对他的恢复完全绝望了。如今他的许多局部病痛都已消失在整个身体的总崩溃之中;生命的一切元气都已耗竭,每当我被接纳到他床边的时候,尽管他的眼光和笑容依旧带有坦诚人的耐心,可是我却因为看到他一天天接近生命的尽头而痛彻心肺。几个星期,也可能只是几天之后,我将失去一个最好的朋友,同时那个最完美的幸福家庭的组织,也将永远打破了,而我是在这个组织中参与了很大、很亲密的一份的。
威廉(已从部队请假回来)和他妹妹,在行动上和感情上都显得是体贴、孝顺的孩子。不过他们都有一个长远的、美好的生活前景,而新的人事关系,新的家庭,到了一定的时候,会使他们把这个死亡的共同命运忘掉的。可是我对塞弗里夫人真正觉得可怜;我恐怕她受不了 他的性格已经十分明显地刻画在《回忆录》和许多书信上,若再作过细描绘,便是画蛇添足了。他已经无所保留地、以充分的真诚写述了他自己。他的那些书信,原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写的,这可以使读者充分了解这位人物。
吉本先生除了探访他所特别尊敬的埃格雷蒙勋爵和海利先生之外,没有离开过谢菲尔德别墅;直到十月初,我们不得不勉强地与他分手,让他实践他对住在巴思的继母吉本夫人的约言。他从巴思转往阿尔索普的斯宾塞勋爵家。整个夏天,他一直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情绪也非常好。所以当他离开谢菲尔德别墅时,我就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因为见他充分保有健康而感到说不尽的高兴的最后一次了。
下列几封短信,尽管本身并不重要,但可以比我用其他方法较为合适地、也是较为满意地补足这一部分的记述。
致谢菲尔德勋爵信
一七九三年十月二日。
科克街的旅馆不负推介:它清洁、方便、安静。我在第一天晚上与我的朋友埃尔姆斯利在旅馆里有一次很惬意的促膝谈心。
伦敦并没有不适意;但我大概将在星期六离开这里。要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当写信告诉你。再见。
一七九三年十月九日,约克大厦,巴思。
星期日下午我离开伦敦,在雷丁过宿,星期一准时到达这里,中间经历了一次非常愉快的户外活动。我用这种结合松散与运动的方法,经常大得快乐,并且大大有益于健康,因此如果不是费用浩大,我很想每年旅行几百英里,特别是旅行在英国。
昨天我陪伴吉本夫人过了一天。在精神上和谈吐上,她跟二十年前完全一样。她的情绪、胃口、腰腿、眼力都很好,说是要活到九十岁。我可以从心底里说一句:但愿如此。我们在两点钟吃中饭,我陪着她一直到九点。
斯宾塞勋爵预期我二十日左右前往;可是假如我能早一点溜走而不致引起继母不快,我想早二三天偷偷离去。再见吧。
一七九三年十月十三日,约克大厦,巴思。
大体说来,我不了解巴思的情况,正如仍在谢菲尔德别墅一样。我的急于离去的心情,使我想到最好是拿我的全部时间都用来陪伴吉本夫人。她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觉得她在心理上的一切机能,比我过去所了解的更为坚强,更有活力。我已经决定,有整整十天的时间大概足够完成此次见面的全部目的了。因此我打算在星期五、即本月十八日离开这里,阿尔索普那边确实是希望我在二十日到达的。不过我的打算可能没有考虑到主人的意见,因为我还没有将结束来访的日期告诉吉本夫人;同时我也当然不愿意因为短短几天的耽搁而跟她争论的。再见吧。
星期二下午四时,阿尔索普书斋。
今天上午,我们把全部时间花在最早出版的那几本西塞罗著作上了,因此我只得提出明天、即本月六日离开此地。我拟在沃伯恩安眠一宵,星期四按时到达伦敦。到下班驿车来时,我当再多写一点寄上。我在伦敦的逗留时间,一部分将决定于我的乐趣如何,以及你是否住定在谢菲尔德别墅;如果你以为我可以跟你一起在布赖顿舒舒服服地过上一两个星期,则又当别论。再见。我问候路易莎,并为她的康复感到很高兴。
十一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时,伦敦。
沃波尔刚才交来你的信,我赶紧写几句,免得你心上没有着落。明天我当再写,此刻可是疲乏不堪了,有些不舒服。再见。除了埃尔姆斯利,我还不曾会见任何人。
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九日,圣詹姆斯街。
由于昨天我不经意地写了“不舒服”一词,我自己以为,要是今天不写信,你们一家就免不了要有一点惊慌了。我尽管没有痛风症的征象,仍然不舒畅,所以想去找医生看一下。不过今天我将悄悄坐上轿子,到卢坎勋爵家去吃饭。只是因为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下楼,而且几乎没有人知道我来伦敦,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了。我目前的住所是埃尔姆斯利家的房子,舒适、方便,有些华贵,但还比不上一个旅馆,是我并不感到十分喜欢的一种住宅。如果你已在谢菲尔德别墅住定了,你当可在二十日之前与我相晤;因为我对闲游已感厌倦,极想回家,就是说,极想回到你们家里来。
再见吧。我希望你已回返谢菲尔德别墅。
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圣詹姆斯街。
我到最后不得不把遮蔽我的健康状况的帐幔拉开了,不过,赤裸裸地讲明实情,也许叫你比听到一次痛风症发作吃惊更大吧。
你难道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的裤子底下有个很大的凸出物吗?由于此物毫无痛苦,又极少累赘,所以我竟莫名其妙地不加重视许多年。可是自从最近我离开谢菲尔德别墅以来,此物增大了(增大得十分惊人),而且继续在增大,必须设法缩小它。
昨天我请来一位众人认为医术极其高明的外科医生法夸尔。他审视并且触诊之后,非常认真地提出要请个助手,今天他同克莱因先生一起,又对此物检查了一下。据他说,克莱因先生是第一流的外科名手。他们都说,这是“阴囊水囊肿”(一种积水症),必须采取穿刺放液手术,将积水排出。不过,由于此物体积很大而我又长期不加注意,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异常的病例,希望再请一位外科医生巴伊博士参与手术。如果手术顺利,我就可以解除负累(此物长得几乎跟小婴孩一般大小了),并在四、五天后系上疝带下地行走。
但这几位医生始终没有讲说得很明白,却只对我暗示有可能发炎、发烧等等。手术决定在本星期三上午十二点执行,我想到此事并不害怕,但我觉得,你也许愿意在术前和术后都能在场,直到过了危险关头吧。为了让你有这机会,我拟请医生推迟到星期四、甚至到星期五动手术。在此期间,我将吃力地、很不雅观地来往德文郡大厦(我请缝制法兰绒背心(3)的高雅妇女们在此工作)、卢坎夫人家以及其他地方。再见。
接读上列最后一信,当天我立即从布赖瑟姆斯通赶往伦敦,又惊又喜地得知吉本先生往卢坎勋爵家赴宴去了,我在他的住所等候他,直到晚上十一点才见他回来。凡在最近八年或十年内见过他的人,听见说他竟担心他的毛病是否变得很明显了,一定都会感到惊异的。一七八七年他回英国时,我见那部位异常膨大,心里大为吃惊,但我一直以为那是疝气形成的。我不懂,他在与他自身和他的事务有关的一切其他问题上,原都毫无保留地要跟我商谈的,为什么对于这样麻烦的一种疾病,却竟从来不曾用任何方式向我暗示一下。不过在跟他的随身男仆谈起时,那仆人告诉我,吉本先生忍受不了一言半语暗示到那问题,也从来不许他注意那现象。我请教了几位医道中人,他们同我一样猜想这是一种疝气病,他们认为现在无法可施了,又说他必然曾经请教过医生,而且当然是曾经采取过一切必要的防范手段的。
现在,他无所拘束地跟我详谈他这疾病了。他说这病是从一七六一年开始的;当时他请教了外科医生霍金斯先生,霍金斯不能断定这是疝气还是阴囊水囊肿的初始现象,但他要求吉本先生入城时再去让他诊视一下。据吉本先生自己说,他没有觉得一点痛苦,也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因此就一直不曾再到霍金斯先生那里去;而且,虽然这凸出物逐渐地不断增大,近年来确实还增大很多,但从一七六一年到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到它,虽然说起来似乎难以相信。我对他说,我一直以为他这毛病无疑是疝气;他的回答是,他从来没有这样想,又说他和替他诊病的几个外科医生都认为这是阴囊水囊肿。现在可以断定,这毛病最初是疝气,不久前在同一部位上发生了水囊肿。奇怪的是,他的两条腿,自从一七九〇年患了丹毒以后,在踝部发生了肿胀,有一条腿肿得特别厉害;现在,另一个部位出现了积水,腿上的肿胀处立即恢复了原状,这现象是从他十月初离开谢菲尔德别墅到当月下旬他到达阿尔索普这一段时间内才发生的。
紧接在他最近来信那一天以后的星期四,吉本先生做了第一次穿刺放液手术;那次手术排出了四夸脱透明的水状液体。术后没有发炎,也没有发烧,囊肿缩小到了将近原形的一半,剩下了一块形状不规则的柔软肉块。手术前我陪了他两天,第一次穿刺放液后,我继续陪伴他一个多星期,在此期间,他表现出同平日一样的良好情绪;三位给他看病的医生可以回想到即使在手术过程中他也保持着的愉快态度。几天后他又外出了,但患处显然积水很快,于是商量决定在第一次放液后两星期进行第二次穿刺。他知道乡下有个会议需要我去参加,就迫令我下乡,并且答应我,一俟做毕第二次手术,他就继我前往谢菲尔德别墅。可是在他来到乡下之前,我接到了下列书信。
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圣詹姆斯街。
虽然法夸尔曾经答应写信给你,但我想你对直接从我这儿得到的消息不会有什么不快吧。昨天的手术,比上次时间长得多,放液比较彻底,痛苦也大些;但这次手术使我安心和轻松的程度,也比上一次大得多。没有发炎,没有发烧,夜里睡得很香,明天就可以外出,要是我高兴的话,也可以到市外去,等将来再采取根治的办法。要是你照原定计划在下星期六回返谢菲尔德别墅,那么我在贝克纳姆(4)住上两夜之后,大概到再下星期二左右可以前来相聚。
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圣詹姆斯街。
我没有办法按照我自己的愿望和估计及早来到谢菲尔德别墅。奥克兰勋爵告诉我,下星期——星期二、三、四,他当在兰贝思。因此我应允星期五去贝克纳姆吃饭。星期六也在那里,其后如果没有特别诱人的事再将我留住一天,你就可以在十二月九日星期日下午四点以前见到我了。明天我去汉普斯特德应大法官的宴请;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请吃饭而不请过宿,在我是不乐意去的。可是我不便拒绝,特别是因为早先曾经拒绝他一次了。
我的身体状况良好;但在离开伦敦之前,我跟法夸尔当有最后一次碰面。
一七九三年十二月六日,圣詹姆斯街。
有人招诱了我,我赴宴去了——此人不是别人,就是大法官。今天我将按预定计划,到贝克纳姆吃饭。可是他又叫我(是这个星期的第三次)参加明天(星期六)与伯克和温德姆同席的一次宴会,我没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加以拒绝。星期天他允许我去往前信所说的贝克纳姆,但坚持要在星期一同我在那里相见,他料想那位大使家里必有空席并且欢迎他去,所以他大概是要去的。这一来我须到星期二、即本月十日才能到谢菲尔德别墅了,对此虽然你能了解并不是我要求交游或宴乐,我却由衷为这个耽搁而懊恼。
你听到我行动有精神、有活力,也会感到心慰吧。法夸尔是满意的,他同意我外出,也没有认为我必须赶快回返。
吉本先生在他来往谢菲尔德别墅途中,通常趁便在他的朋友奥克兰勋爵的伊甸农场(距伦敦十英里)同勋爵相伴一二夜。最近尽管他身体不舒服,他还特地从伦敦往那农场走了一趟;当时他因遇见坎特伯雷大主教而大为高兴,对大主教作了很高的评价。回到伦敦,他参加了拉夫巴勒勋爵的宴会,会见了伯克先生、温德姆先生,特别是还会见了皮特先生,他同皮特先生原来是不熟识的。在他最后一次来萨塞克斯时,他又到了伊甸农场,因为有机会再度遇见在那里过宿的皮特先生,相处终日,感到非常高兴。吉本先生离开奥克兰勋爵的农场续行到谢菲尔德别墅;他在这次来到时的谈风,从来没有如此才华横溢,也从来没有如此逗人喜悦的。他就英国许多领导人物所提的同类事迹和所作的优劣评比,刻画描绘,显出他的最高手段,具有无穷的趣味。
可是,最后这一次来到谢菲尔德别墅,跟过去任何一次都大不相同了。那种敏捷、愉快、内容多样、才华照人的谈话,过去使我们佩服不已的,如今不是经常可以在书房里或餐室里听到的了。他行动困难,而且不像过去习惯的那样陪人坐谈,很早就回房休息去了。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开始失去食欲。他对我说,过去任何时候,他吃早餐一直胃口很好,现在不要吃了,这对他来说,是个极不妙的信号。而这句话似乎是他心怀忧虑的最强烈的表示,我从来不曾听他这样说过。现在出现了相当高的热度。囊肿的重量和体积增大了,出现了发炎征象。积水又很快增多,到热度降落之后,他始终未能完全恢复食欲,即使早餐亦如此。十二月将尽时,我对他的病情非常不安,认为有必要劝他离开乡下去伦敦。原先他的计划是在一月中旬去伦敦的。当时我家里有客人,同时我们还等候着他自己的一位朋友;可是他必须牺牲一切社交上的乐趣,立即取得健康上所需要的护理。他于一月七日去伦敦,第二天我接到下列短笺,是他最后的一封信。
星期二下午四时,圣詹姆斯街。
这一天说明了一切问题。从谢菲尔德别墅到东格林斯德之间,崎岖、冰冻、漫长而又纵横交错的车道,即便是引向一所印第安人的棚屋也不免有失体面的,把我几乎颠簸死了。其余一段路没有那么痛苦;我到达这里时成了半死状态,不过没有严</a>重发烧或病倒。
再见,星期四或星期五再见。
按照他本人的要求,我到星期四即九日才往伦敦去看他。那时我见他病况很不好。囊肿比原先更膨大了,发炎,有几处发生溃疡。用了减轻炎症的药物;但医生认为不宜对囊肿进行第三次穿刺了,直到一月十三日星期一,却还是排出了不少于六夸脱的积水。他似乎因放液而大为舒服。他的情绪仍然很好。他同平时一样,谈到他怀着极大喜悦常去几家人家消磨时日的事。到我告诉他我不想按照原来打算回乡下去的时候,他逼着我回去;他知道我在乡下有个公共事务上的约会,所以说,“你可以在星期六回来,我准备星期四到德文郡大厦去一趟。”我根本没有估计到他的生命已濒危境,虽然我已开始担心他难以恢复舒适状态,担心旅途的运动对他极有困难。可是他谈到了一种根治方法。他说幸喜此病发作于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在这里可以获得最大的帮助;要是在他回返洛桑之前不能寻得一个根治的方法,那么,在日内瓦有个高明的外科医生,必要时可以请来替他穿刺放液的。
十四日星期二,估计最近一次手术引起的发炎和发烧的危险已成过去,由于替他行手术的几位医生表示不必担心他的生命危险,于是我就在那天下午走了一程去往萨塞克斯郡的路,第二天到达谢菲尔德别墅。到后次日即十六日的上午,我接到驿车送来的一份关于吉本先生病情的良好报告,报告上还说他每一小时都在恢复体力。到晚上,又来了一封专差急送的信,是那天中午发出的,告诉我吉本先生头一天夜里有一次猛烈发作,又说也许他存活不到我回去看他的时候了。我在午夜前后赶到圣詹姆斯街他的住所,知道我的朋友已于当天——一七九四年一月十六日中午十二点三刻长逝了。
十四日星期二下午,在我离开他之后,他会见了卢坎夫人和斯宾塞夫人等朋友,到夜里,觉得自己精神很好,所以就把吸食了一个时期的鸦片免掉了。他的睡眠很差;第二天早晨,他在九点前起床,可是吃不下早餐。不过,他的形态还是正常的,只是时时声唤胃痛。下午一点,他接待西尔伐夫人来访一小时,到三点,他的朋友克劳弗先生(他特别看重此人)来访,与他坐谈到过了五点。他们像往常一样,谈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他去世前二十四小时,吉本先生碰巧还谈到了他可能存活多长时间,这问题在他原本是不常谈</a>的。他说,他想到自己安稳地再活十年、十二年,也许还活到二十年。大约六点钟,他吃了一只鸡翅膀,喝了三杯马德拉葡萄酒。饭后,他显得很不舒服,很急躁,时时呻唤,神色非常虚弱,他的仆人见了大为吃惊。吉本先生差人去请居住不远的他的朋友和亲戚罗伯特·达雷尔先生,要求他前来一见,并且添说一句,他有特别的事要跟他谈谈。可是,不幸的是他所要求的这次会见永远没有实现。
整个晚上,他多次声唤胃痛,并说想要呕吐。九点过后不久,他吸了鸦片,随后上床就寝。大约十点光景,他叫嚷痛得很厉害,要求用热餐巾敷盖胃部。他几乎连续不断地表示痛的感觉,直到早晨四点光景,这时他说,他觉得胃部舒服许多了。大约七点时,仆人问他是否差人将法夸尔先生请来,他回答说,不必;又说他的情况跟头一天早上一样良好,到了大约八点半,他从床上起身,同时说他比过去三个月“更灵活”了,然后又躺到床上,不要别人扶持,比平时动作敏捷。九点前后,他说他要起来了。但仆人劝他再躺一会儿,等法夸尔先生到来,那医生是约定在十一点来到的。直到十一点前后的这一段时间,他讲话毫不费力。法夸尔先生按照约定时间来到,这时吉本先生显然已在临终阶段了。他的随身男仆送法夸尔先生到室外回来的时候,吉本先生说,“你为什么离开我呢?”这时大约是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他从茶壶里吮吸了一些兑水白兰地酒,叮嘱他的亲信仆人陪着他不要走开。这些言语是他讲得字字清晰的最后几句话。他保持感觉清楚直到最后的时刻;当他不能再说话时,他的仆人问了一个问题,他做了示意动作,表示他懂得仆人的意思。他非常安静,没有一点颠动;他的两眼是半开半闭的。大约十二点三刻,他停止了呼吸。(5)
那个随身男仆说,吉本先生任何时间都没有表示出一点对死的惊恐或忧虑;现在看来,他似乎从来不曾想到他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只有他要求同达雷尔先生面谈的事可以视为他有这个想法。
我在他的弥留时间不能在他身边,永远难以去除遗憾。遗憾之感如此强烈,使我只能借用塔西陀的有力词语来表达我的心情:“我被夺去朋友,故而比苦还苦,何况亲临病床而回生乏术,眼见形容而再难接近,宁不倍增哀伤。”对我来说,稍感心慰的是,我没有像塔西陀那样别离日久,因而在我的朋友逝世之前好几年就预想到要失去他。我虽然不能在他辞世之日亲临床前一倾哀悼,但在他的疾病过程中,我没有忘记以他的才能、他的美德、最重要的还以我们长期以来从未间断的愉快友谊所鼓励和要求的勤奋精神侍候了他。
吉本先生于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写定遗嘱。他仍像往常一样,在遗嘱里对我特别表示褒美:“我指定尊敬的约翰·谢菲尔德勋爵、爱德华·达雷尔先生和约翰·托马斯·巴特先生作为此项最后遗嘱的执行人。”“我对谢菲尔德勋爵长期以来积极主动的友情,是永远报谢不尽的。”然后写明,他的父系最近亲属是尊敬的埃利奥特夫人,但因夫人的三个儿子都很富裕,所以她必能原谅吉本先生指定他最近去世的舅父斯坦尼埃·波汀爵士的两个境况很差的儿子作为法定继承人。另外赠与两个仆人养老金三千英镑,赠与威廉·塞弗里洛桑寓所中的家具和银器等物;赠与洛桑穷苦人一百几尼;另赠谢菲尔德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塞弗里夫人母女等各人五十几尼,用以购买纪念品,纪念他们的一个忠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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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达尔夫人:十八—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是上文所述巴黎银行家、路易十六财政总督内克和苏珊·居尔肖的女儿,原名安娜·路易丝·热尔梅娜,二十岁时与史达尔-奥尔斯坦男爵结婚,故称史达尔夫人。
(2)谢菲尔德夫人的噩耗。——谢菲尔德注
(3)为远征佛兰德的兵士们缝制的。——谢菲尔德注
(4)指伊甸农场。——谢菲尔德注
(5)尸体于死后第五天进行剖视。当时全身完好,只有局部的结肠发生若干程度的坏疽,征象并不十分显著;这一部分结肠与全部网膜扩展成很大的体积,坠入阴囊,形成一个囊状物,下垂到接近膝部。由于这一部分发炎并且溃疡,吉本先生就无法使用疝带。当最后一次放液六夸脱之后,结肠与网膜下垂更甚,以其重量将胃的窦部拽下到耻骨,这大概是致死的直接原因。——谢菲尔德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