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离开英国定居洛桑_吉本自传

我的罗马史的书名，有很大伸缩性，叙事的下限时期，可以随我自己选择决定。写完了三卷，即写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完成了当初我对公众的约言，这样是否就可满意了呢？我踌躇了许多时日。在这一段将近一年光景的犹豫时间里，我一时高兴，重又接触到古代希腊作家；我怀着新的乐趣阅读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历史著作，古代雅典剧场里上演的悲剧和喜剧的很大一部分，以及苏格拉底学派许多有趣的对话。但由于我有极大的自由可以利用，我就开始想以主动探索作为每日功课，就是要对每一本书寻得其价值何在，对每一项研究工作确定其目的何在。新版罗马史的序言上宣布了我的计划，同时我毫不迟疑地丢开了柏拉图的时代而致力于查士丁尼的在位时期。普罗科匹厄斯和阿加底亚斯(1)的史书原本，列载有查士丁尼当政时期的大事，还有许多重要人物；不过我在整个冬天里专心研读了当时的法典、《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以及现代人对这些法律的诠释，然后才着手编写一份民法摘要。我的技巧经过锻炼而获得了进步，我的努力也许因为失去官位而加速了，结果，在我前往莱芒湖畔寻求隐居处所之前，除了最后一章未写就外，我完成了 一七八四年八月，普鲁士的亨利亲王在前往巴黎途中，逗留洛桑三天。他的军人举动受到了内行人的称赞；他的品格却被一个恶人施用机巧和歹意作了糟蹋。(3)但我喜欢他的和易态度，乐于和他交谈。

福克斯先生旅游到瑞士的时候（一七八八年九月），有两天时间跟我单独相见，随便谈话。他仿佛感觉到我的处境很快乐，甚至还发生妒忌；而我则羡慕一个优秀人物的能力，那是同儿童般的温柔与天真混合在他那有吸引力的性格中的。大概世间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彻底地摆脱了恶意、浮夸或虚伪的污染了吧。

我从伦敦迁居到洛桑，影响所及，不可能不中断我的历史写作。离去时的匆忙，到达时的欢愉，应用工具在运送途中的耽搁，都拖延了我的工作进度；我损失了整整的一年，方才恢复逐日操作的常轨。有一批最属必需而又最不常见的书籍，是在事先就拣出来的。洛桑的学术图书馆，我可以像自己的书库一样加以利用，这里所藏的，至少有古代神父的著作和宗教会议的记录那样的图书。偶尔我还从伯尔尼和日内瓦的公共图书馆得到一些支援。我的罗马史的 我从来都是天色入晚便停止写作，通常到第二天天明再动手，这对保护目力有好处。我完成了一项长期的、但是不太吃力的工作，身心两方面都没有感到疲惫。不过，我计算一下剩下的时间和任务，很显然，按照出版行业忙闲季节来说，拖延一</a>个月说不定会产生耽搁一年的后果。于是我奋力争取目标，在写完此书的最后一个冬天里，我是从洛桑的社交性娱乐中挪用了许多夜晚的。现在我可以想望有个间歇时间，有一次休息，以便将全书认真地校订一遍了。

我曾经凭推想认定了孕育此书的时刻；现在我要纪念完成全稿的钟点了。这是一七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那一天，或者该说是那天夜晚，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我在花园中一座凉亭里，写完最后一页的最后几行。放下手中的笔，我在一条两边满植刺槐的林荫小路上来回走了几趟，从那小路上可以望见田野、湖水和群山。空气很温和，天色是澄彻的，一轮银月投影在水中，整个宇宙悄然无声。我不想掩盖当初因为恢复自由行动，以及因为也许著作成名而发生的欢悦情绪。可是我的自豪感不久就暗淡下来了，另有一种严肃的忧郁感布满在我心头，因为我想到，我同一个事事听我作主的老伙伴永远分手了，又想到我的这部历史著作日后不管能存在多久，此书作者的生命必然是很短促而且休咎难卜的。另有两点须要说明一下，这在撰写全部六卷，或者至少五卷书稿时是很少想到的：（1）我拿草稿径送印刷所，没有誊清一遍。（2）没有一张稿纸曾请别人过目，只有作者和印刷者见到它；所以无论是成绩或是错误，一概都应归属于我本人。

我不能不记起一件格外不寻常的事：一位用法文写了许多小说、极有创造能力的作家布雷托姆自己承认，他在一家印刷厂当过校对员这种低等职工，也许现在仍在当；但这职务使他能将整本书稿通过他的头脑到达印刷机，而在他的工作与公众见面时，却不曾有人为他记上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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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罗科匹厄斯和阿加底亚斯：六世纪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前者著有记述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查士丁尼战史》，后者著有当代史。

(2)罗金厄姆侯爵于1765年和1782年两次任首相，时间都不长。谢尔本伯爵1782年在罗金厄姆之前任首相。诺思勋爵1770年任首相。福克斯曾任财政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并于1783年与诺思共任国务大臣。

(3)指米拉博《柏林宫廷秘记》所记。——原注

(4)普里多：十七—十八世纪英国东方学家。上文曾提及他的编年史，此外他还著有《穆罕默德传》、《新、旧约的历史关系》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