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到洛桑后的生活和再改宗_吉本自传

我父亲带我到普特尼，安顿在他的朋友马利特先生家里。这位先生的人生态度使我遭受了旁人的诽谤，而不是恢复名誉。我父亲觉得有必要为我订个新的教育计划，并且设想一种办法，尽可能治愈我的精神上的疾病。经过多次商量，根据埃利奥特先生的劝告和他的切身经验，我父亲决定让我到瑞士的洛桑去住几年。一位巴塞尔的瑞士绅士弗雷先生带我走上旅途。我们于六月十九日离开伦敦，从多佛渡海到加来，走圣康坦、兰斯、朗格勒和贝藏松这条径直的路，经过法国的几个省份，于六月三十日到达洛桑，马上安身在一位加尔文派牧师帕维雅先生家里，跟他受教。

我父亲最初表现出来的不快，叫我吃了一惊，但还没有引起我的痛苦。听见他威吓说要放逐我这个叛逆儿子，而且脱离父子关系，取消我的继承权，这时我心里暗怀着一点信心，以为他是不能或者不愿照他所说实行的。我的自尊心又鼓励我演好目前我在扮演的这个体面而且重要的角色。

旅途的快速行动，初次见到的欧洲大陆的景色，弗雷先生的温雅态度，使我的精神昂扬起来，而且始终生动活泼。原来弗雷先生是个通达的人，他对书本或者对世事都不外行。可是，在他将我交给帕维雅先生照管，让我在新的住所定居之后，我就有了空闲功夫去默想往后在陌生环境里将要过到的忧郁生活了。首先一桩苦事，是我不懂法语。我在儿童时代一度学过法语语法，可以马马虎虎地读懂有关某一熟悉科目的简单散文。可是当我这样突然落入外国环境的时候，我就完全失去讲话和听话的能力了；因此，先后几个星期，我不但得不到跟别人交谈的乐趣，而且也不能在日常交往中提问或者答复一个问题。

就一个自幼在家庭里教养长大的英国人来说，一切物件，一切习惯，都觉得看来不顺眼。不过无论从哪个国家来的人，对于目前居住饮食的一般条件，都是难免感到厌恶的。如今我是拿我在马格德林学院的漂亮宿舍，换到一个丑陋市镇里一条人迹罕至的狭窄、阴暗的街道，一座很不方便的古老屋子，一间结构拙劣、设备简陋的小卧室来了。这卧室一到冬天，没有舒适的炉火，只靠一只看不见的炉子勉强地取暖。我从一名堂堂男子重又降低到一个学童的依赖地位。帕维雅先生管住我的开支，开支数目减到极小的地步：我每月领取一个微数作为零用。我 帕维雅没有忘记他的首要任务、他的最大责任是把我从信奉天主教的错误中感化过来。许多教派的混杂纠结，导致瑞士的教士们对宗教争论的问题很敏感，又很熟悉。我保存有他给我父亲的几封信，信中庆幸他用灵活手段向我进攻，以及我在一度坚决、稳当的防御之后的逐步退却。我是愿意让他为我的改变信仰分享到很大一份荣誉的，现在仍旧愿意。不过我必须讲明，这个改变主要是我自己暗暗反思的结果。天主教教义上的各种条文，像梦幻一样隐没了。有了充分的确信之后，我于一七五四年的圣诞节，在洛桑教堂接受了改宗的圣礼。从此以后，我搁起了我的宗教探索工作，以藏在内心的信念默认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普遍承认的各种教义和仪式。

以上是我到达洛桑最初大约二十个月（一七五三年七月至一七五五年三月）所进行的有用的学习，是我以后一切进步的基础。

我那可敬的老师有灵敏头脑和谦逊精神，能够懂得他可能有助于我到什么地步。一经发现我的进展超过他的速度和尺度，他就立即识趣地让我自己发挥才能了；按钟头上课马上变成整个上午的自修，有时整天都让我自修。延长学习时间的愿望逐渐坚定了早起的良好习惯，我一直坚持早起，只是随着季节和环境情况的变化而稍稍变动时刻。但我的热情是适度的，从来不曾一鼓作气用功到夜间，这样就有利于我的目力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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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博希：十七—十八世纪荷兰神学家，著有《宗教法庭史》等书。勒克莱尔：十七—十八世纪瑞士神学家，著有《古代丛书》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