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_富兰克林自传

一七八八年八月，我现在准备在家里写了，可是得不到我所期望的文稿的帮助，因为很多都在战争中丢失了：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下面的这一部分。

我提到过我酝酿着一个伟大而深远的计划，似乎这里有必要对那项计划和它的目标做一些记述，它初次在我心里浮现的概况记录在偶然保存下来的一片纸头上面：

一七三一年五月九日图书馆

读史感言

“世界大事、战争、革命等等皆由政党推动、完成。

“这些政党的着眼点就是它们当前的普遍利益，或者是它们所认为的那种利益。

“政党不同，着眼点各异，这就引起一片混乱。

“尽管一个政党在推动一项总计划，各人却有各人着眼的具体私利。

“一旦一个政党达到了自己的总目标，每个成员就开始关注一己的私利从而妨碍了其他成员，这就造成了政党分裂，招致了更多的混乱。

“在公众事务中，很少有人做事纯粹从国家利益着眼，不管他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即使他们的作为给国家带来了真正的利益，人们仍然主要考虑他们一己的私利与国家的公利是联为一体的，而不是从一种慈善原则出发行事的。

“在公众事务中更少有人做事是从人类利益着眼的。

“我觉得目前亟需创建一个联合美德党，也就是把各国品德高尚的善良人士组织成一个正规团体，按一些适当的善良、明智的章程来管理，善良明智之士也许在遵守自己的章程上，比普通人遵守法规更加步调一致。

“我目前认为谁若对此做出正确的尝试，而且能够胜任，谁就肯定能取悦上帝，获得成功。

本·富”

我在心里反复琢磨这项计划，以便日后情况允许，有一定空闲时能付诸实施，所以时不时地将浮现出的相关想法记在纸上。这些纸头大多已经佚失；但我找到了一页，它表明了一种拟议中的信条的实质，包含着我当时认为的每一种已知宗教的精义，但没有一点可以震惊任何宗教信徒的内容。它是以这样的语句表述的：

“只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

“他以他的天道统治世界。

“他应当受到以敬爱和感恩等形式表示的崇拜。

“最可取的对上帝的侍奉就是对人行善。

“灵魂是永生的。

“上帝必定会惩恶扬善，或在今生或在来世。”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一个教派一开始应当在年轻的单身汉中间创建和发展；每个加入教派的人不仅要宣布他认同那种信条，而且应当按前面提到的方式对各项美德进行十三个礼拜的自查和实践；这样一个教派的存在应当保密，直到它形成一定气候为止，还应当阻止动员不合格的人员加入；然而每个成员应当在自己的熟人中寻找聪明向善的青年，小心谨慎、循序渐进地把计划传达给他们：成员们应当相互劝勉，互帮互助，以促进彼此的利益、事业和生活进步；为了与众不同，我们不妨把这个教派称为解放自由社；所谓解放，就是由于对各项美德修养成习，便从恶行的主宰下解放出来，特别是由于实行勤奋和节俭，从债务中解放出来，因为债务把一个人囚禁起来，成为债主的奴隶。关于这项计划，现在我能记起的只有这些了，另外，我还把计划的部分内容向两个年轻人做了传达，他们倒是热情满怀地身体力行了。但是由于我当时境况艰难，只能死死盯住生意，不敢旁骛，所以那个时候就把计划的进一步实施拖延下来，我又公私兼顾，职务繁多，致使计划一拖再拖，到最后精力、活动能力均已不济，无法推行这么一项事业，这件事就更无从说起了。不过我现在仍然认为这是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由于可以造就很多优秀公民，所以也是一项非常有用的计划：这项事业看上去恢弘艰巨，但我并不气馁，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能力尚可的人可以在人类中促成大变革，成就大事业，只要他首先制订一个好计划，然后剪除一切娱乐活动或其他可以让他分心旁骛的事务，把推行这一计划当作他唯一的研究和事业。

一七三二年，我首次以理查德·桑德斯(2)的名义出版了我的历书，我将它续编了二十五年左右，一般管它叫《穷理查历书》。我尽力把它编写得既有趣又有用，所以需求量很大，每年销售近万册，我可从中大赚了一笔。注意到它非常风行，本地区几乎家喻户晓，于是我认为它不失为一个教导大众的适当工具，因为老百姓几乎不买别的什么图书，于是我就在历书重要日子之间出现的空白处填上一些谚语警句，主要劝导人把勤奋、节俭当作致富手段，进而培养美德，因为对一个穷人而言，总是老老实实地做事更难，因为（这里试用一句谚语）空袋子，难立直。这些谚语包含着历代多国的智慧，我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一篇连贯的文章，当作一位逛拍卖市场的智叟的演说，放在一七五七年历书的卷首。(3)把所有的零散的忠言集中起来能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举世叫好，欧洲大陆的报纸纷纷转载，英国把它印成海报家家户户张贴，有两种法文译本，很多被牧师和乡绅买去免费分发给贫穷的教友和佃农。在宾夕法尼亚，由于这篇文章劝人们不要白花钱买外国的闲货，所以有人认为它对本地区钱财增长有一定影响，因为这种情况在文章发表后连续几年就看出来了。

我把我的报纸看成传播教育的又一种工具，基于这种观点，我便在报纸上频繁摘要转载《旁观者》和其他劝善作家的文章，有时候也登一点自己写的小篇什，这些都是先作出来在共图社宣读的。其中一篇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录，意在证明一个人无论才能有多高，如果缺德，就不配称为一个有见识的人。还有一篇是论自我牺牲的，指出美德只有修养到了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彻底摆脱了与之对立的倾向，才能算牢固可靠。这些文章可以在一七三五年初前后的报纸上找到。(4)在办报的过程中，我小心谨慎，诽谤中伤和人身攻击的文字一律不登，近几年来，这类文字已成了我们国家的奇耻大辱。总会有人求我插入这类文字，作者还振振有词进行辩解，打出出版自由的旗号，说什么报纸就像公共马车，谁掏钱，谁就有权入座，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回答是，如果想印，我愿意另印，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但由作者自己负责发行，这样一来我就不会承担扩散他的诽谤的责任了。况且，我已经与订户有约在先，给他们提供的东西要么有益，要么有趣，所以不可让报纸充斥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如其不然，就是对他们明显的不公。现如今我们的好多出版商只顾满足某些人的恶意，不惜造谣中伤我们中间的一些优秀人物，煽风点火，加深仇恨，甚至到了挑起决斗的程度，更有甚者，竟然轻率到刊印谩骂攻讦邻州政府的杂感文章，甚至对我们最好的盟国也不放过，这可能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我之所以提这些事，是为了给年轻的出版商敲个警钟，千万不可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把自己的报刊搞得乌烟瘴气，给自己的职业抹黑，所以这类文字应断然拒绝；他们也许会从我的例子中看出，这样一种办报方针总的来说是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的。

一七三三年，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需要一家印刷所，我派了一名工人过去。按一个合伙协议，我给他配备了一台印刷机和一套铅字，我支付三分之一的费用，将来收取三分之一的利润。此人有学识，人也老实，但不懂财务；尽管有时候他给我汇一些款过来，但在他生前我从未从他那里接到任何账项记录，也得不到我们合伙经营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情况说明。他一死，生意由他的遗孀接手。她是在荷兰出生长大的，我听说那里将财会知识列为妇女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不仅把她能找到的过去业务状况做了一个明晰的报表，而且以后每个季度都会寄来一份极其正规、准确的账目；她把这项生意经营得卓有成效，不仅靠它把一大家子女养大成人，有口皆碑，而且在合同期满时有能力从我手中把印刷所盘下，让她儿子独立经营。我提及这件事，主要是为我们的年轻女性推荐那一门教育学科，在她们万一孀居的情况下，它对自身和子女可能比音乐舞蹈更有用处，因为它可以保护她们不会被狡诈的男人哄骗而蒙受损失，还因为它能够使她们继续经营一家有固定生意往来的有利可图的商铺，直到儿子长大成人能接过去继续经营，做到事业永兴，家庭富裕。

大约在一七三四年，从爱尔兰来了一位年轻的长老会宣教士，名叫亨普希尔(5)，他声音优美动听，发表了一些显然是即兴的极其精彩的演说，把大批不同教派的人士吸引到了一起，收到了众口交赞的效果。我也常常前去聆听，他的布道文我格外欣赏，因为很少死背教条，而是大力灌输美德的修养，或者用宗教说法，叫作善事。然而，我们的教友中，有一些以正统长老会信徒自命，他们不同意他的理论，而且与大多数老派教士串通一气，在教会主管会议上指控他为异端，想让他销声匿迹。我成了他的热情支持者，并竭尽所能拉起一个帮派声援他，我们为他战斗了一些时日，抱着成功的希望。为此我们打了不少笔墨官司，这时候才发现他宣道时出口成章</a>，写作时却涉笔无趣，我便替他捉刀，写了两三本小册子，有一篇文章登在一七三五年的《宾夕法尼亚报》上。这些小册子，就像辩论文章的惯例一样，尽管当时人们竞相阅读，但很快就成了明日黄花，我估计现在一本也不会有了。

正在争论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从而砸了他的锅。我们的一个对手听过他宣讲的一篇有口皆碑的布道文后，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或者至少看过其中的一部分。找来找去，他终于在一期《英国评论》上找到了，那一部分，原来是从福斯特博士(6)的演讲中直接引用的。这一发现使我们一派的很多人像吃了苍蝇似的恶心，从此对他的事便撒手不管了，这也更快地使我们在宗教主管会议上一败涂地。不过我对他仍然不离不弃，因为我宁肯听他宣读别人创作的好布道文，也不愿听他自己炮制的坏东西；尽管后面这种情况是我们普通教士的一贯做法。后来他向我承认他宣讲的东西没有一篇是他自己写的；还说他记忆力惊人，任何布道文都能做到过目成诵。我们败阵以后，他就离开了我们，在别的地方撞好运去了。我也退了会，此后再也没有加入过，尽管多年来我还是一如</a>既往地捐资支持该会的牧师。

我在一七三三年就开始学习外语。我很快就精通了法语，能够轻松地看法文书。然后我又学了意大利语。有一个熟人也学意大利语，他常常引诱我和他下棋。发现这么做占去了我为学习匀出来的过多时间，我最后再也不下棋了，除非满足这么一个条件：每盘棋的赢家有权布置任务，输家必须保证在下一次见面时完成，或者背会一部分语法，或者翻译出一段文章，等等。由于我们的输赢大致相当，这样便相互逼着掌握了那种语言。后来我又下了一点苦功学西班牙语，也能够读原著了。

我已经说过，我只上过一年的拉丁文学校，那时候年龄很小，此后就把这种语言完全撂下没有管过。但当我学会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之后，我翻阅一本拉丁文《新约全书》时，惊讶地发现我对这种语言的理解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这就鼓励我再次下工夫去学习拉丁文，因为前面几种语言为我铺平了道路，所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我从这些情况想到，我们教授语言的常见方法不大协调。我们听说先从拉丁文开始，学好了拉丁文再学现代语言就容易多了，因为它们都是从拉丁文衍生出来的；可我们并没有为了易于学会拉丁文而先学希腊文。诚然，如果你能不走台阶爬到楼梯顶端，那你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走下来时就容易得多：可是，如果你从最低的一级台阶开始爬，爬到楼顶肯定会更轻松。因此，我把它提出来供主管青年教育的人考虑：既然很多从拉丁文开始的人花了几年工夫以后由于没有怎么精通就拉倒了，他们学的东西几乎毫无用处，因此时间算是白花了，那么先从法语学起，再学意大利语等等是否好一点呢，因为虽然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后，他们中止了语言学习，而且永远不会学拉丁文，然而他们掌握了一两种现代使用的语言，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兴许还是有用处的。

离开波士顿十年之后，在境遇更加顺遂的情况下，我才返回故里，探亲访友，因为我是没有钱早去的。在返家途中，我专门到新港去看望哥哥，那时候他连家带印刷所都安置在那里。我们已经冰释前嫌，哥儿俩相见亲切而又动情，他的健康正在迅速恶化，他担心大限不远了，所以要求我，万一他死了，就把他的刚刚十岁的儿子带回家，扶养大后让他从事印刷业。我按他的要求办了，先让他儿子上了几年学，再让他进印刷所。他母亲继续经营，直到他长大成人，我用一套各种型号的新铅字扶助他，因为他父亲的铅字已经磨损了。我过早地离开了哥哥没有给他效力，现在也算做了一些丰厚的补偿。

一七三六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7)，一个四岁的漂亮男孩，死于由常见的渠道染上的天花。长期以来，我悔恨万分，现在仍然悔恨没有给他接种疫苗；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是为了提醒忘记给孩子接种的父母，万一孩子死于天花，他们将永远不会饶恕自己。我的例子表明，如果两种做法都可能造成同样的悔恨，还是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

大家发现我们的俱乐部共图社用处很大，成员们个个满意，于是有几位想介绍自己的朋友也来入社，这事儿不太好办，因为我们原来定了个适当的限额：十二名。这样一来，就会超员。从一开始我们就定了一个规矩，给组织保密，大家都遵守得很好。用意无非是避免不适当的人申请入社，万一有人申请，有些人也许就难以拒绝。我是那些反对增加社员的成员之一，不过倒是拿出了一个书面建议，每位社员应当另行设法组织一个附属俱乐部，涉及讨论问题的规章与原先相同，但不能向他们透露与共图社的关系。我指出这样做的好处是利用我们的组织机构提高更多年轻公民的素质，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更好地了解民意民情，因为共图社成员可以提出我们渴望讨论哪些问题，也可以把各分社的情况向共图社汇报；这样集思广益可以增进我们事业的具体利益；还可以通过好几个俱乐部把共图社的主张扩</a>散开来，从而增大我们在公众事务中的影响和做好事的力量。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每个成员便着手组建自己的俱乐部：但并不是个个成功。组建成功的只有五六个，各有各的名称，诸如“藤蔓”、“联合”、“群众”等等。它们不仅对自身有益，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乐趣、信息和教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在一些特定场合影响舆论的目的，这一点我将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举例说明。

我于一七三六年被选为议会秘书，这是对我的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先在共图社宣读，后来再发表），谈房屋失火的各种意外和疏忽，还讲了一些防火措施。(11)这篇文章发表后人们议论纷纷，认为是一篇实用的文章，于是很快促成了一项计划的产生，那就是组成一个团队，以便更加迅速地灭火，并且在危险关头互帮互助，转移、保全财物。很快就发现这一计划的参与者达到了三十名。我们的协议条款(12)要求每个队员常备不懈，准备好一定数量的皮桶，以及结实耐用的袋子和筐子（用来装运物品），一有火情，立即带往火场使用；我们说好一月碰一次头，搞一次联欢晚会，讨论交流我们想到的关于火灾问题的各种意见，也许在那些场合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行动当中。

这个机构的用途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很多人争先恐后要求加入，我们认为一个消防队人太多有所不便，便劝他们再组建一个，他们照我们的意见办了。这样一来，新的消防队便接二连三地组建起来，最后数目越来越多，把大多数有产业的居民都包罗进去了；现在就在我撰写本文的时候，尽管离它的成立已经五十余年了，我 那时候，我的生意越做越大，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我的报纸很能赚钱，因为一度几乎是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唯一的一家报纸。对这句至理名言我也深有体会： 说到防卫，几年来西班牙一直跟英国打仗，最后法国也加入了，这就使我们处境更加危险(26)；我们的总督托马斯(27)做出了长期艰苦的努力，试图说服我们的贵格会议会通过一条民兵法，并为确保地区安全采取别的措施，但这些努力统统泡汤，于是我决定尝试尝试，看自愿的民间社团能做些什么。为了促成此事，我首先撰写、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名《明白的真相》，在里面我将我们毫无防卫的局面说得透彻明白，并说明了联合训练对于我们的防卫的必要性，而且许诺数日内将建议成立一个社团，广泛征求签名加入。(28)小册子产生了一鸣惊人的效果。我被召去起草社团章程：我跟几个朋友拟好章程草稿以后，便在前面提到的那座大楼召开了一次市民会议。楼里坐得满满当当。我已经印了好多份章程，屋子里到处摆放着笔墨。我直奔主题，讲了几句话，宣读了章程，并做了一番解释，然后把印好的章程一份一份发了下去，大家签名踊跃积极，没有表示一点异议。散会以后，我把文件收上来时，发现有一千二百多人签了名；还在乡下散发了一些，签名赞同者最后达到了一万多。这些人都能尽快自备武器，组成连和团，选好自己的长官，每个星期集合起来学习操练和别的一些军训项目。妇女也通过募捐准备好锦旗赠送各个连队，旗上还要画上我提供的各种图案和口号。这些连组成了费城民团，连长们集合起来选我当他们的上校团长；不过我认为自己不合适，便谢绝了这个职位，并推荐了劳伦斯先生(29)，他是一个出色的人物，又有威望，因此得到了任命。

然后我建议发行彩票以支付在城南修建一座炮台并且安装大炮的开销。银钱迅速地凑齐了，不久炮台也建起了，台墩以圆木为框，里面用土填实。我们从波士顿买来了几门旧炮，但还不够用，便写信到英国再订购几门，同时又请求我们的领主们提供一些帮助，尽管未抱多大希望。与此同时劳伦斯上校，威廉·艾伦和亚伯拉罕·泰勒两位先生和我被社团派往纽约，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克林顿总督那里借几门炮。他起初一口回绝，不容分说，但跟他的咨议会成员一起吃饭时，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痛饮过一巡白葡萄酒后，他渐渐地松口了，说可以借给我们六门。又满满喝了几杯之后，他增加到了十门。最后他兴致来了，同意借十八门。这些都是高级大炮，能发射十八磅重的炮弹，还配备着炮车，我们很快就运来安装到我们的炮台上。英国与西、法两国交战期间，社团成员每夜站岗放哨：我也作为普通一兵定时定点换班值勤。

我积极参与这些活动深得总督和咨议会的赏识；他们对我十分信任；他们每采取一项措施都要和我商量，因为对措施意见一致被认为对社团是有好处的。请求支持宗教时，我向他们建议宣告一个斋戒日，以促进宗教改革，并祈求天佑我们的事业。他们接受了我的动议，但由于被认为是本地区的 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洛根先生(34)一直属于那个教派，他向教友们写了一篇发言稿，声明他赞成防御性战争，并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给了我六十英镑专门为修炮台购买彩票(35)，并且叮嘱不管中什么奖，都要全部用到这件事情上。关于防务，他给我讲了他的老主人威廉·宾(36)的一件轶事。他年轻的时候，跟着那位领主从英国来，当他的秘书。那是战争时期，他们的船遭到一艘据认为是敌方军舰的追逐，他们的船长准备自卫，但是又对威廉·宾和他的贵格会同伴说，他不指望他们的帮助，所以他们尽可以躲到船舱里去；大家都躲进去了，只有詹姆斯·洛根宁肯站在甲板上，于是他被指派掌管一门大炮。结果证明所谓的敌人却是一位朋友；当然也就没有战斗了。然而当秘书下去传达这个消息时，威廉·宾却把他痛斥了一顿，因为他站在甲板上参与了保卫该船的任务，这跟教友会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尤其是在船长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这样当众训斥，叫秘书下不了台，他回答说，我是您的仆人，您为何不命令我下去？当您认为危险在即的时候，您是愿意我待在上面帮助与来船战斗的吧。

然而我在议会供职的多年里贵格会会员一直在议会中占多数，这就使我屡屡看到，每当政府根据国王关于提供军援的命令向他们提出申请时，他们的反战原则使他们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一方面，他不愿意断然拒绝，从而得罪政府；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有求必应，从而得罪贵格会的大批教友。于是他们千方百计虚与委蛇，虚的实在玩不过去时，便又巧立名目，瞒天过海，最后常用的办法就是以国王专用的名目拨款，却从不过问这笔款项用于何处。然而，如果需求不是直接来自国王，这个名目就欠妥了，那就只好再编造一个出来。当需要火药时（我想是路易堡要塞用的）(37)，新英格兰政府请求宾夕法尼亚能提供一些，托马斯总督敦促议会成全此事，但他们就是不肯拨款购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一个要件，但他们投票援助新英格兰三千英镑，交给总督去购买面包、面粉、麦子，或其他杂面粗粉。咨议会的一些成员想进一步让议会坐蜡，便劝总督不要接受这笔粮款，因为这不是他所要求的东西，但总督答道，“到手的钱怎么能不要，我明白他们的用意；其他杂面粗粉就是火药”；于是他买了火药；他们也从来没有反对过。这算是给了后面这么一件事一点启示。在我们的消防队里，正当我们害怕购买彩票的提议难以通过的时候，我曾对消防队队员辛格先生(38)说过，要是通不过，我们就提议用这笔钱买一架灭火器；对此贵格会队员是不会反对的，然后，我提你，你提我，咱们两人组成一个采购委员会，我们就可以买一门大炮，这当然是一种火器了：他说，我看你长期在议会里干事，可真长了本事啦；你那模棱两可的计划，堪与他们的麦子和其他杂面粗粉相媲美。

贵格会信徒之所以吃尽了左右为难的苦头，是因为他们确立并公布了这么一项原则：任何战争都不合法，一经公布，就算以后他们可以改变主意，也不好轻易将它摒弃，这就使我联想起我们中间的另一个教派，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就比较慎重；我说的是登卡尔派的行为。这个教派出现后不久，我结识了它的创建人之一迈克尔·韦尔菲(39)。他向我抱怨说他们遭到其他教派的狂热信徒的恶言中伤，感到十分痛心，他们的原则和实践给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我告诉他新教派总会遇到这种局面；还说为了制止这种无端的诋毁，我想不妨把自己的信条和戒律公之于众。他说他们有人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未能达到一致，其理由是，“我们起初被吸引到一起形成一个社团时，他说，上帝感到高兴的是能把我们的心灵照得如此亮堂，从而看出某些我们一度奉为真理的教义原来是谬误，有些我们视为谬误的东西反而是真理。能时不时地给我们提供更加远大的光照，上帝一直感到欣喜，所以我们的原则一直在改进，我们的谬误一直在减少。现在我们也不敢肯定我们已经到达前进的终点，达到了灵知或神学的完善；我们担心，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信条刊印出来，我们会觉得被它捆住了手脚，也许就会不思进取；而后继者更会墨守成规，把先辈和首创者完成的一切奉为圣贤的金科玉律，必须字字句句照办，不可有半点差池。”一个教派竟然如此谦虚谨慎，真可谓史无前例，别的教派也个个认为自己集一切真理于一身，谁若差之毫厘，必定谬以千里：犹如一个人在雾天行路，他看见走在他身前身后有一定距离的人，都裹在雾里，左右两边田野里的人也是如此；但他跟前的人个个显得清晰可辨。其实他在别人眼里也同样罩在雾里。为了躲避这种尴尬局面，近年来，贵格会会员逐渐在请辞议会和行政部门里的公职，他们宁可不要权力，也不肯放弃原则。(40)

如果按时间顺序，我前面就应该提到这么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在一七四二年发明了一种敞口壁炉，这种火炉不仅能使房间更加暖和，而且可以节省燃料，因为新鲜空气一进来就被加热了。我做了一个模型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一位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先生。他有一台炼铁炉，发现为这种火炉铸造铁板倒是件赚钱的买卖，因为人们对这种壁炉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扩大这种需求，我撰写并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标题为：《新发明宾夕法尼亚壁炉说明书：构造与使用方法之详述；优于其他任何房间取暖方法之演示，反对使用意见之回答与消除等》。(41)这本小册子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托马斯总督对我在里面描述的这种炉子的构造十分欣赏，所以主动提出给我在几年的期限内独家销售的专利权；但我谢绝了，因为遇到这种情况，我很看重这么一条原则，那就是，由于我们享受着别人发明带来的巨大好处，我们有机会用自己的任何发明为别人服务也应当高兴，而且应当无偿地、慷慨地去做。然而，伦敦的一个五金商人(42)窃取了我的小册子里的许多内容，改头换面弄成了他自己的东西，又在机关上做了一些变动，结果损害了壁炉的功能，他却拿到了那里的专利权，据说以此发了一笔小财。而这并不是别人利用我的发明取得专利的唯一事例，尽管不一定每次都是同样的成功：我也从来不去抗争，因为无意利用专利来肥己，也讨厌争得你死我活。这种壁炉在本地区和邻近各个地区的很多人家都在使用，居民从过去到现在节约了大量木柴。

和平终于实现了，社团事务因而也就结束了，我又把心思转向建立一所学院的事情上。我迈出的头一步就是联络一些积极活跃的朋友，其中大部分是共图社成员，先设计出一个蓝图来；下一步就是编写、印行一本小册子，题名为《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一些建议》。(43)我将它在一些有头有脸的居民中免费散发；我估计他们经过一番仔细阅读，有了一点思想准备，于是立即着手为开办、支持一所学院进行募捐；捐款为五年期，每年付一定的数额；这么分期付款我断定捐款数额也许会大一些，而且我相信情况就是这样，总数不少于（如果我没有记错）五千英镑(44)。在建议的序言中，我声明公布这些建议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几位富有公益精神的绅士的举动；按照我的惯例，尽量避免把自己表现成任何公益计划的首创人。

捐款人为了使计划立即付诸实施，选出了二十四名受托管理人，指定当时的检察总长弗兰西斯先生和我起草学院管理章程，章程起草完毕，签字生效后，就租了一幢房子，聘请了几位老师，便开学了，我想这都是一七四九年的事情。(45)学生迅速增加，很快就发现校舍显小，我们便寻找一块位置合适的地皮，打算新建校舍。这时候天意眷顾，把一幢现成的大房子摆到我们面前，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为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听众建的那幢大楼，我是以下面的方式弄到这幢房子的。

值得注意的是，建房款是由各个教派的人士捐助的，房屋和场地全由推选出来的受托管理人负责管理，这些受托管理人中，任何教派都不占优势，以免日后这种优势会有违建房初衷，成为该教派将一切挪为己用的工具；因此每一教派只委派一人，也就是，一名英国国教信徒，一名长老会信徒，一名浸礼会信徒，一名摩拉维亚(46)信徒，等等，如有死亡造成空缺，从捐款人中通过选举予以填补。那位摩拉维亚信徒恰巧又不讨同事的喜欢，因此他一去世，大家就决定不要该教派的任何人了。于是出现了一个难题，如何用重新选举的办法避免别的某个教派有两个名额。倒是提了好几个人选，但都因这个原因没有达成共识。最后有人提到我，说我不仅为人诚实，而且又不属于任何教派；这就说服大家选了我。楼房建成时具有的那股热情早就冷却了，它的受托管理人已经无法募集新的捐款来缴场地租用费和偿还楼房欠下的别的债务，这就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由于这个时候我成了楼房和学院两拨受托管理人中的一员，所以就有了与双方协商的良好机会，最后使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据此协议，楼房受托管理人将楼房转让给学院受托管理人，后者负责清偿债务，并按照建楼的初衷，将楼房的一个大厅永远向随时布道的宣教士开放，同时开办一所免费学校教育贫困儿童。于是就起草了书面协议，学院受托管理人偿清债务后，房产便归他们所有，随后就把高大的大厅分成两层，楼上楼下不同的房间用作几间校舍，接着又增购了一些地皮，全部设施很快到位，学生们搬进了大楼。跟工匠们商谈，购买材料，监理工程，这样一些操心费力的任务全落在了我肩上，我倒是干得兴致勃勃、有滋有味，因为它没有妨碍我的私家商务，原因就在于前一年我有了一个又能干、又勤奋、又诚实的合伙人大卫·霍尔先生(47)，他的人品我了如指掌，因为他已经给我打了四年工了。他把印刷所的全部管理事务从我手里接过去，定期给我分红。我们的合伙经营持续了十八年，双方都非常成功。

不久以后，学院的受托管理人得到了总督的特许证，从而组成了法人团体；他们的经费也增加了，因为有了英国的捐助，又有领主们捐赠的土地，后来学院又进一步追加，于是现在的费城大学</a>就建立起来了。我一开始就是它的受托管理人之一，到现在快四十年了，看到大批青年从这里接受了教育，增长了才干，从而出类拔萃，担任了公职，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增光(48)，感到莫大的欣慰。

当我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从私家商务中脱身之后，我感到沾沾自喜的是我已挣得了一笔财富，虽属中常，但完全可以自足，所以我就有闲情逸致搞搞科学研究，乐享余年了；斯宾塞博士(49)从英国来到这里演讲，我将他的仪器全部买下，欣然做起了电学实验；然而公众却认为我是个闲云野鹤，总是抓住我为他们效力；政府的各个部门几乎同时都给我强加了某种职责。总督把我拉进了治安委员会，市政当局把我选进了市议会，不久又当了市政务员会委员；全体市民又推选我代表他们担任地区议会里的议员。(50)后面这个职务更加合我的心意，因为我最后对在那里枯坐干等、听别人辩论感到厌倦了，而自己身为秘书又没有资格参与，辩论往往枯燥无味，为了解闷，我不由自主地画了一些魔方、魔圈(51)之类的东西。我认为我当了议员就会增大做好事的能量。不过我也不想暗示，我的雄心并没有因这些提升而有所满足。它肯定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因为考虑到自己起点低，这些职务对我来说都非同小可。更使我感到欣喜的是，它们是大众良好口碑的自发见证，全然不是我奔走乞求来的。

治安推事的职务我做了一点尝试，出过几次庭，坐堂审理过一些案件。但发现要在这个岗位上干出成绩，我具备的那点普通法知识是不够用的。于是我逐渐退了下来，借口是我必须在议会中履行一名立法者的更高的职责。这一职务一年改选一次，我连选连任，一共任职十年，我从不拉票，也不直接或间接地表示任何想要当选的愿望。(52)我在议会中取得席位后，我儿子就被指派为议会的秘书。

翌年，准备在卡莱尔(53)与印 此后捐款就热火朝天，但一见清淡的苗头，我就看出没有议会的援助，这些捐款是不够用的，于是我建议请求议会拨款，这件事办成了。可起初乡村议员并不欣赏，他们反对说，这项计划受益的只是城市，所以只能让市民出钱；他们还怀疑市民是不是总体上赞成这项计划：我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该计划大受欢迎，筹集两千英镑的志愿捐赠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则认为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完全没有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我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要求提出一个议案将捐款人按他们的请求组成法人团体，先给他们开一张空白票据，这一要求得到许可，主要出于这样的考虑：议会要是不喜欢这项议案，就可以将它否决。于是我起草了这项议案，有意将重要条款写成附条件条款，即“一俟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本议案方能被上述立法机构通过：该捐款者须开会选出其经理与财务主管，须通过捐赠，筹集一笔资金，价值两千英镑（其年息应用于该医院免费收容贫苦病人之伙食、看护、诊疗与药品），并须得到议会议长一时的确信，届时本议案对该议长方算合法，他由此需要签发命令，责成本地区司库向该医院财务主管拨付两千英镑款项，分两年付清，以供该医院奠基兴建、装修之用”。这一条件促成了议案的通过；因为这些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不花分文就可以博得乐善好施的美名，就做了个顺水人情；随后在向人们募捐的过程中，我们把法律的附条件许诺作为一项追加动机加以推动，因为这样一来，每个人的捐款将会翻番。于是这项条款就起了互动作用，所以捐款很快就超过了必要的数额，我们便要求公家的赠款，并且如愿拿到了，这就使我们有能力将计划付诸实施。不久一座方便而漂亮的大楼便拔地而起。通过持久的体验，人们发现这个机构十分有用，时至今日它还是欣欣向荣。我不记得自己耍过什么政治手腕，这次的成功使我喜出望外。事后一想，我对自己略施巧计的做法就更容易原</a>谅了。正好就在这个当口，又一个怀里揣着计策的人吉尔伯特·坦南特(57)牧师也找上门来，要求我协助他为兴建一座新会堂募集资金。会堂准备让他在长老会信徒中召集起来的一批教友使用，这些人原本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门徒。我不愿意三番五次连连请求同城市民捐钱，从而惹起对我的反感，所以便一口拒绝。于是他希望我给他们提供一个名单，把我凭亲身体会认为乐善好施、富有公益精神的人的姓名写上。过去他们对于我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现在我又标明他们的姓名，让别的乞讨者前去磨烦，我觉得太不像话了，所以也拒绝给他开这样一个名单。随后他希望我起码能给他参谋参谋。这一点我倒是乐意效劳，我说，首先，我劝你向你知道愿意出点钱的人去募捐；然后向你拿不准会不会给钱的人去募捐；最后，不要忽略那些你肯定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因为有些人你也许会看错。他大声笑了，千恩万谢，说他会接受我的劝告。他果真这么做了，把每个人都请求遍了；得到的款项比预期的多得多，他用这笔钱建起了一座宽敞、雅致的会堂，它至今仍矗立在拱门街上。

我们这座城市，虽说布局周正，外貌美观，街道宽阔笔直，相交都形成直角，但有些街道长期没有铺路面，下雨天重车的轮子把它们犁成了烂泥汤子，使人举步维艰，所以给大家丢了脸。天干气燥时又尘土飞扬，叫人吃不消，我曾经住在泽西市场附近，看见居民们蹚过泥浆去买东西，感到痛心疾首。市场中央的一溜儿地面上终于铺了砖，这样，进了市场，大家总算有块瓷实的落脚的地儿，但人们到那里时已经是满鞋烂泥了。就这个问题，我说过话，写过文章，总算工夫没有白费，市场和房屋两边砖面人行小道之间的街道铺上了石头。这样，有一段时间，人们可以随便进入市场而不致把鞋子溅湿。然而街道的其余路段并没有铺，所以每当车辆从泥汤子里出来跑到这片铺过的路面上时，车一颠，把泥浆撒得满街道都是，很快就又成了一条泥街，由于城里还没有清洁工人，所以也就清除不掉。经过一番打听，我找到了一个勤快的穷人，他愿意担当起清扫路面的任务，一星期扫两次街，把各家各户门前的垃圾运走，每家每月给他六个便士。随后我又写了一篇稿子，把它印出来，细述了家家户户开销虽小，得到的好处不少；由于人们脚上不把那么多的泥土带进房子，就容易保持屋内的清洁；由于顾客多了，商铺赚头也大了，原因是前去买东西的人更加方便，刮风天不会把灰土刮到商品上面，等等。我把稿子给每家送一份，一两天之后，便过去看谁愿意签份协议交这六个便士。结果家家都签了，而且很好地执行了一段时间。市场周围的路面干干净净，城市居民莫不喜出望外，因为人人都觉得方便；于是产生了一个普遍的愿望，想把条条街道都铺上砖面；这也使大家更愿意为此缴纳税款。

过了一段时间，我起草了一份为全市铺路的议案，提交给议会。这正好在一七五七年我去英国之前(58)，直到我走了议案才得以通过，当时还在摊款方式上有所改动，我认为并不见得好，但不仅有铺街还有照明的附加条款，这倒是一大改进。一名平头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顿先生(59)，在自家门口装了一盏灯，做了个示范，表明了街灯的用处，人们这才有了个整个城市照明的想法。有人把这种公益事业的荣誉也加到我头上，其实它是属于这位先生的。我只不过是步其后尘罢了；我的唯一功劳表现在灯样的改动上，它跟我们最初从伦敦买来的球形灯有所不同。那些灯我们发现有诸多不便；由于从下面进不来空气，烟就不容易从上面出去，只好在球体内循环往复，附着在球体内壁上，很快就把本要发出的亮光挡住；这就添了一项麻烦，那就是每天都要把灯擦擦干净；而且不小心就会把它打个稀烂，完全成了个废物。于是我建议用四块平面玻璃组成方形，上面装一个长长的烟囱把烟吸上去，下面留些缝隙让空气进来，这样烟就容易上去。这样一来，灯就可以保持干净，不像伦敦街灯那样过几个小时就变暗了，而是一直到天亮都明光灿灿；偶尔撞一下，一般也只会打破一块玻璃，容易修补。(60)我有时心里纳闷，沃克斯霍尔(61)的球形灯底部有效应孔，使他们的灯保持干净，为什么伦敦人不学习学习，在他们的街灯底下也留有那种孔洞呢。不过之所以开这些孔洞是另有目的的，那就是，借助从孔洞里吊下来的一根麻线把火焰更加突然地送到灯芯上，另一个进气的用途似乎未曾想到过。因此，街灯点亮没过几个钟头，伦敦的街道就十分昏暗了。

提到这些改进，使我回想起我在伦敦时给福瑟吉尔博士(62)提出的一项建议，他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人士之一，是一些有用的计划的伟大倡导者。我注意到这里的街道不下雨的时候从来没有扫过，轻尘飞扬，人们任凭尘土越积越厚，直到雨天把它化为泥浆，没过几天泥土就在街面上积得太厚，如果穷人不用扫帚扫出一条条小道，人就走不过去，人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泥土耙到一起，撂进敞口车里，车子在路上每颠一下，稀泥就从车子两边颠出来掉到地上，有时候给路人平添不少烦恼。满街灰土之所以不扫，就是怕它扬到商店和住宅的窗户里面去。一件偶发事件教我明白一点点时间能扫多少路面。一天早晨，我在懦夫街(63)我的住处的门口发现一名穷苦女人用一把桦条扫帚清扫我门前的路面。她显得非常苍白，虚弱，好像刚害过一场大病似的。我问是谁雇她扫街的。她说：“谁也没有雇我；可我穷得很，生活艰难，所以在富贵人家门口扫扫街，指望他们会给点什么。”我叫她把整条街打扫干净，然后给她一先令。当时是九点钟，十二点她就来要钱了。我起初看见她干活那么慢，所以不相信这么快就把活儿干完了，我便打发仆人过去检查检查，他汇报说整条街都打扫得一干二净，土全倒进街中央的排水沟里了。接下来的一场雨就把土冲走了，这样路面，甚至水沟，都非常干净。于是我断定，如果一个弱女子能在三个钟头里扫净那么一条街，那么一个积极肯干的壮汉用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干完。在这里让我说说，这样一条狭窄的街道中央修一条排水沟要比在街两边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各修一条更为便利。因为一下雨，街两边的雨水就会流到中央，形成一股激流，可以把它遇到的所有泥土冲走：但分成两渠水的时候，水势太弱，哪一条也冲洗不干净，只会把水遇到的泥土变成泥浆，于是车轮滚滚，马蹄嘚嘚，将泥浆溅到人行道上，弄得它又脏又滑，有时还溅过路人一身。于是我向这位好心的博士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为了更加有效地清扫并保持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街道的清洁，兹建议，

“与几名更夫签定合同，责成他们找人在旱季清扫灰土，在雨季耙除泥巴，每人负责自己巡逻的几条街巷。

“给他们配备专用的扫帚和其他适当工具，保存在各自的岗亭里，以使他们雇用的扫街穷人随时使用。

“在干旱的夏季，必须在商铺和住宅开窗之前把灰土扫成堆，堆与堆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等清道夫用加盖的大车把它运走。

“耙起来的泥巴不可成堆成堆地放着，以免车碾、马踏又将其铺撒开来；给清洁工配备的车厢不可高高地架在车轮上，而应低低地搁在滑台上；厢底应为栅格状，铺上麦草，既可盛撂进去的泥巴，又可以让水渗漏出去，从而大大减轻重量，因为水是泥巴里最重的部分。这些车厢放置以方便为宜，泥巴用推车运过来装入厢中，让它把水排干，然后由马匹把车厢拖走。”

此后我对此项建议的后半部分是否可行有所怀疑，因为有些街道太窄，放置盛泥排水滑动架难免会阻碍交通。但我现在仍然认为前半部分，也就是要求在商铺开门营业之前把灰土扫起来运走，这在昼长夜短的夏天是切实可行的：因为一天早晨七点钟的时候我在滨河路和舰队街溜达，注意到天亮太阳出来后已经有三个钟头了，还没有一家商店开门。伦敦的居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日光下睡觉；又常常抱怨对蜡烛课税，烛油价太高，这就未免有点荒唐了。

有人也许认为这些区区小事，不值一提，何必放在心上。然而当他们想到尽管刮风天灰尘吹进一个人的眼睛，或者刮入了一家人的商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但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而又层出不穷，那就事关重大了，也许他们就不会痛斥那些人是吹毛求疵，小题大做了。人的幸福，因撞到千载难逢的大运而得者为数寥寥，由日积月累的小惠而生者比比皆是。如此说来，你若教会一个穷小伙如何刮脸，怎样保养剃刀，也许你对他一生的快乐做出的贡献胜于给他一千几尼。钱可以很快花光，剩下的只是胡花滥用的悔恨。但若教会他刮脸，他就免去了一连串的苦恼，不必对理发师苦苦等待，不用碰他们脏兮兮的手指，不用闻他们臭烘烘的气息，不必挨他们老刀子硬刮的疼痛。他什么时候刮脸，全看自己的方便，工具顺手，操作自如，天天享受着这方面的乐趣。怀着这样一些想法，我贸然写下了前面几页东西，希望能给城市提供一点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的提示。我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多年，非常快乐，所以深深地爱上了它；这些建议也许对我们美洲的一些城镇也有用处。

有一个阶段，美洲邮政管理局局长雇我当他的审计官，经管好几个邮局并听取其他官员的情况汇报，一七五三年他去世以后，英国邮政大臣委任我和威廉·亨特先生共同接替他的职务。(64)迄今为止，美洲邮局从来没有向英国上司缴过任何款项。我们两人的年薪共计六百英镑，两人平分，如果我们能从邮局的利润中抽出这个数额的话。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进；其中有一些起初是不可避免地费钱；所以头四年，邮局欠我们的薪金在九百英镑以上。但它很快就开始偿还了，在我被邮政大臣突发奇想免职之前（这一点我后面再讲），我们已经使邮局向英王交的净收入等于爱尔兰邮局的三倍。打那次轻率的处理以后，他们从这里连一个子儿也没拿到过。

这一年，邮局的事务使我去了一趟新英格兰，那里的剑桥学院主动授予我文学硕士学位。康涅狄格的耶鲁学院以前给了我同样的礼遇。(65)这样，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享受到了这些殊荣。这些学位之所以授予我，是因为我在自然科学的电学领域里有过改进和发现。

一七五四年，对法战争又有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之势。商务大臣命令各殖民地派专员在奥尔巴尼召开大会，与六部落首领共商保卫他们和我们的疆土的大计。(66)汉密尔顿总督接到命令后，便通知议会，要他们备好在这种场合给印 当城乡的几个连队正在组建和演练的时候，总督劝我去管理我们的西北边疆，因为那里遭到了敌人的侵扰，并要我招募军队，修筑一列堡垒，保卫居民。我担当起了这项军事任务，尽管我认为自己并不胜任。他给了我一份全权委任状，还给了一沓空白的军官委任状，以便颁发给我认为合适的人选。我招募兵源没费多少周折，很快就有五百六十人归我指挥了。我儿子在上次对加拿大作战时招募的军队中当过军官，现在出任我的副官，对我帮助极大。印 然而，这些文章在英国引起广泛关注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本论文集碰巧落入布封伯爵(130)的手里，他是法国大名鼎鼎、众望所归的科学家，而且名满欧洲。他说服达里巴尔先生(131)将它们译成法语，在巴黎出版。然而，此书的出版却得罪了皇室科学导师诺莱神父(132)，他是一位能干的实验科学家，已经形成了一套电学理论，并将其出版，风靡于世。他起初简直不能相信这样一本著作竟然出自一个美洲人之手，所以他说它肯定是他巴黎的宿敌们的向壁虚构，无非是要贬损他的理论体系。尔后，弄清楚真有他所怀疑的费城的富兰克林其人的存在后，他写了一卷公开信发表，主要是写给我的，以捍卫他的理论，否定我的实验，以及由此推断来的见解的真实性。我一度打算答复这位神父，其实已经开始写复信了。但考虑到我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实验描述，这些实验谁都可以重复和证实，如果得不到证实，也就无法予以捍卫；或者是一种观察资料的描述，只当作推测提出来，而不是当作信条宣布的，所以我就没有任何义务去捍卫它；又寻思两人之间的一场争论用两种迥然不同的语言写出来，由于翻译上有错误，由此又引起了对彼此意思的误解，因为神父有一封信的很多内容都是以翻译中的一个错误为根据的，这样一来，这场争论可能就会没完没了。于是我决定还是让我的文章自主沉浮，我相信在公众事务之余下工夫做做新的实验，总比耗时间对已经做过的实验瞎争论强。因此我从来没有回答诺莱先生，我在这件事情上保持沉默也没有什么好懊悔的。因为我的朋友、皇家科学院院士勒鲁瓦(133)挺身而出维护我的主张，并对他进行了批驳。我的书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里的学说也逐渐被欧洲的科学家广泛采用，那位神父的学说也渐渐遭人冷落，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这个派别的末路，追随他的只有B先生(134)——他的门生和亲传弟子。

我的书之所以声名鹊起，引起普遍关注，是因为达里巴尔和德洛尔两位先生在马尔利把书中建议的从云层吸引闪电的实验做成功了(135)，这就引起了满天下的关注。德洛尔先生有一套实验科学的设备，并讲授那门学科，因此开始重复他所谓的费城实验，在国王和宫廷做过以后，巴黎好奇的人们蜂拥而来，要看个究竟。我不想赘述那个重大实验，也不想聒絮不久以后我在费城用风筝做类似实验成功之后的无限喜悦，因为二者在电学史上都可以找到。一位英国物理学家赖特博士(136)当时正在巴黎，他给皇家学会的一位朋友写信，说我的实验在国外学术界推崇备至，还说他们心里挺纳闷，为什么我的作品在英国反遭冷落。于是学会便重新考虑那些已经给他们宣读过的信件，著名的华生博士(137)把这些信件和尔后我寄到英国的关于这一课题的文稿写成一份摘要，并且加了一些对作者的赞语。这份摘要后来刊登在他们的会刊上。在伦敦的一些学会会员，尤其是聪明绝顶的坎顿先生(138)，证实了用一根尖杆从云层获取闪电的实验，并把成功的消息告知学会，他们很快就先前对我的轻慢态度做了破格的纠正。未经我的申请，他们主动选我为学会会员，并且投票免除达二十五几尼的惯例会费，此后还免费赠送他们的会刊。他们还授予我一七五三年的戈弗雷·科普利爵士(139)金质奖章，颁奖仪式上会长麦克尔斯菲尔德勋爵(140)发表了精彩的演说，对我倍加赞誉。

我们的新总督丹尼上尉把上述奖章从皇家学会给我捎了过来，他在市府为他举办的接风会上颁发给我。他还非常礼貌地表达了对我的景仰，还说他早就了解我的品格。饭后，大家按当时的习俗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一间屋子里，告诉我他的一些英国朋友劝他跟我交个朋友，因为我是一个能给他提最好忠告的人，并且能够卓有成效地帮助他政路亨通。所以他最希望和我同心同德；而且他请我放心，他随时都愿意为我效犬马之劳。他还给我说了许多关于领主对本地区如何仁义，如果能够丢弃对他的举措长期持续的反对，他和百姓之间的和谐能够恢复，这对我们大家，尤其对我，都有好处，要成全此事，大家都认为谁的作用也比不上我，而且我满可以放心，少不了对我的丰厚酬谢，等等等等。

酒客们发现我们没有立即回到席上，便给我们送来了一瓶马德拉白葡萄酒，总督大人便开怀畅饮，喝下肚的酒越多，放出口的恳求和许诺也越多。我的回答是中肯的，感谢上帝，我的情况还可以，尚不需要领主恩赐，而且作为一名议员，我也不可能接受；我对领主没有个人恩怨，只要他提出的公共举措于百姓有益，我就会以最大的热情拥护和推动，我过去之所以表示反对，是因为所主张的那些举措显然是为领主的利益服务的，严重地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我说我很感激他（总督）对我关心的表示，而且要他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帮他顺利施政，同时又希望他不是带着捆住他前任手脚的那些不幸指令来的。(141)听到这话，他当时也没有替自己做任何解释。但尔后他来和议会打交道时，这些指示又接踵而来，争执再次蜂起，我还是一如既往积极反对。作为议会的笔杆子，首先反对要求传达指示，然后又反对对它们做任何评论，这些情况可以在当时的决议案和我后来出版的《历史评论》(142)中找到。但我们之间并没有引起个人嫌隙，我们经常在一起，他是个文人，阅世颇深，谈起话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这才告诉我我的老朋友詹姆斯·拉尔夫依然健在，在英国是最优秀的政论作家之一，备受推崇，曾受雇参与过弗雷德里克亲王和国王之间的争论(143)，拿过三百英镑的年俸；他作为一名诗人名声确实不大，蒲柏在《愚人记》(144)中把他的诗说得一文不值，但人们认为他的散文不在任何人之下。

议会终于发现领主们顽固不化，一心要用那些既违背百姓的权利又有碍对国王效忠的指示，死死拿住他们的代理人，于是决定将他们的表现奏报国王，便指定我当代表前往英国呈递奏章为其提供证据。此前议会曾给总督提交过一份议案，要求拨款六万英镑供国王使用（其中一万英镑由当时的将军劳登勋爵(145)支配）。但总督按照领主的指示一口否决。我已经跟纽约邮船莫里斯船长(146)说好搭他的邮船前往，食品行李已经上船，这时候劳登勋爵赶到了费城，说是要努力促成总督和议会之间的和解，不要因为双方的分歧阻碍了对国王陛下的效忠：所以他希望总督和我本人来面见他，听取双方的意见。

我们见面商讨了一番。我代表议会力陈种种理由，这些都可以在公文中找到，因为它们都是我起草的，跟议会的会议记录一起印在纸上。总督则为他接受指示进行辩护，说他已做出保证所以必须履行，如有违背就等于自毁前程，但如果劳登勋爵相劝，他似乎愿意冒险一试。但爵爷却不肯这么做，尽管我一度认为我眼看就要说服他了；可是他最后却宁愿敦促议会顺从；而且他还求我尽一切努力去说服他们做到这一点；还宣称他可从国王的军队里抽调不出一兵一卒来保卫我们的边疆，如果我们不继续自己准备防卫，边疆就只能暴露给敌人了。我把谈话的经过向议会做了报告，并提交了我起草的一套决议案，表明了我们的权利，又宣称我们并没有放弃主张这些权利，只不过在这种威逼的场合，我们仅仅是暂缓行使权利而已。对于威逼，我们则持反对立场。议会最终同意放弃那项议案，又制订了另外一项顺从领主指示的议案。这项议案总督当然批准了。我也可以无拘无束扬帆远航了。可就在这几天，邮船却已经带着我的海上用品开走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损失，我唯一的补偿就是爵爷感谢我帮忙的几句套话，达成和解的功劳统统记在了他的账上。

他已抢在我前面去了纽约；由于邮船的发派时间由他一手决定，当时那里有两条船，他说一条很快就要起航，我要求告诉确切的时间，怕我误了船期，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公开宣布船在下周六起航，不过我私下告诉你，只要你赶在周日早上到也还来得及，不过再不能拖后了。由于在渡口被偶发事件所阻，我在周一中午才匆匆赶到，由于正是顺风天气，我担心船已开走，但我很快就松了一口气，因为得知船还在港里停着， (57)　吉尔伯特·坦南特（1703—1764），新泽西新布伦瑞克的长老会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于1740年的“大觉醒运动”的同道。

(58)　富兰克林作为宾夕法尼亚议会的代理前往英国与托马斯和理查德·宾商谈对领主领地和其他地产同样征税的事宜。

(59)　约翰·克利夫顿（？—1759），贵格会教徒，药店老板。

(60)　富兰克林设计的路灯现在仍然矗立在费城的独立广场。

(61)　伦敦附近的花园和娱乐园。

(62)　约翰·福瑟吉尔（1712—1780），伦敦的贵格教派领袖，富兰克林在伦敦时的医生。在美国革命开始前他和富兰克林合作想达成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和解。

(63)　在伦敦的查林十字街附近，富兰克林在那里住了15年（1757—1762，1764—1775）。

(64)　威廉·亨特（？—1761），《弗吉尼亚报》的承印出版人。1753年富兰克林和他被任命为邮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富兰克林于1774年失去这一皇家委任的职务。

(65)　富兰克林对这两件事记忆有误。哈佛（即剑桥学院）1753年7月25日给他荣誉称号；耶鲁是七个星期之后，即9月12日。

(66)　英国人担心易洛魁印 (80)　这里指托马斯·宾（1702—1775），他是威廉·宾（1644—1718）的儿子。威廉是宾夕法尼亚的创建者。根据1681年的特许状，威廉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的“真正、绝对的”领主。据此，他行使该殖民地的统治权。宾夕法尼亚在美国革命前一直在宾家族领主控制之下。

(81)　威廉·丹尼（1709—1765），1756—1759年任宾夕法尼亚总督，是个腐败分子。1759年他迫于压力签署法案对领主地产征税。议会让领主分摊政府开支的努力并未奏效，1775年以前再没有试图对他们的田产征税。富兰克林的记述不完整。

(82)　指英法（与印第安人结盟）之间的“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1754—1763）。最后法国失败，1763年的《巴黎条约》结束了法属北美帝国。

(83)　1730年法国人在尚普兰湖的王冠角修建圣弗雷德里克堡，防止入侵魁北克和蒙特利尔。

(84)　乔塞亚·昆西（1710—1784），波士顿富商，后来成为富兰克林的朋友。

(85)　托马斯·鲍纳尔（1722—1805），1757—1760年任马萨诸塞总督。

(86)　公债经募处出借由立法行为认可并由地产抵押担保的纸币，借贷是收利息的。议会有权监管这些收入的花销。

(87)　爱德华·布雷多克（1695—1755），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中北美英军司令。

(88)　富兰克林的手稿不包括“公告”，这里是按照现存的一张大幅单面印刷原件重印的。

(89)　在马里兰西部的坎伯兰堡。

(90)　约翰·克莱尔爵士或圣克莱尔以凶猛闻名。

(91)　托马斯·邓巴（？—1767），英军上校，他于1755年接替布雷多克任北美部队司令。

(92)　威廉·富兰克林当过为征讨法属加拿大而招募的一支殖民地部队里的军官（1746—1747）。

(93)　这一时期的糖形状不是条形，就是锥形。

(94)　1英担重112磅。

(95)　即朗姆甜酒。

(96)　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由于对荒野交战没有经验，在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作战中失败，1755年7月9日在莫农加希拉河附近的荒野之战中受了致命伤。他的军队中有450名殖民地民兵，由乔治·华盛顿中校领导，是他指挥残兵撤退的。

(97)　在匹兹堡。

(98)　即魁北克。

(99)　也许是指德农维尔侯爵1687年与塞纳卡诸部落的战役。德农维尔的军队遭到印第安人伏击，被迫撤退。

(100)　即迪尤肯堡。

(101)　小威廉·谢利（1721—1755），马萨诸塞总督的儿子。

(102)　更加精确的报告显示参战官兵1469名，死456名，伤520名。

(103)　更有可能是800左右，他们中战死约25人，受伤的人数相当。

(104)　罗伯特·奥尔姆死于1790年。

(105)　大卫·休谟（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是赫特福德伯爵的秘书，不是哈考特的秘书。

(106)　指尚未完成既定的工役的契约仆役。

(107)　托马斯·邦德（1713—1784）和菲尼亚斯·邦德（1717—1773），费城医生。

(108)　富兰克林的民兵议案免除了贵格会信徒和其他出于良心道德的反对者，规定自愿加入，连队各级军官选举产生，实际上并没有提军事训练事宜。最终英国政府于1756年7月7日予以否定。

(109)　这篇对话与民兵法令发表在1756年2月和3月的《绅士杂志》上。——富兰克林注《X，Y和Z之间的对话》最初发表在1755年12月18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1756年3月26日在《绅士杂志》上转载。《民兵法令》发表在2月份的《绅士杂志》上。

(110)　正确的叫法是“吉内登哈滕”（意为“恩舍”），即现在宾夕法尼亚的魏斯堡，位于伯利恒以北约二十五英里处，1775年11月24日被印第安人摧毁。驻扎在那里的新来的部队于1756年1月1日被打败。

(111)　摩拉维亚派（即“统一弟兄会”）信徒于1735年从德国萨克森地区来到宾夕法尼亚。他们的中心是六年以后建立的伯利恒。

(112)　宾夕法尼亚东北部特拉华河谷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在斯特劳兹堡和米尔福德之间。

(113)　富兰克林是在1756年1月15—18日从伯利恒赶往吉内登哈滕的。

(114)　他们总共十一个。两个逃脱。

(115)　查尔斯·克标顿·贝蒂（约1715—1772），后来在宾夕法尼亚的深溪长老会做牧师，并担任新泽西学院的受托管理人。

(116)　液量单位，等于四分之一品脱。

(117)　富兰克林将这一围桩命名为“艾伦堡”；另外两座由他派出去的小分队修建，东北约15英里处的是诺里斯堡；西南约15英里处的是富兰克林堡。

(118)　威廉·克拉彭（？—1763），著名的边疆英雄，后来被印第安人杀死，并割去头皮。

(119)　民兵军官选举在12月22日至24日举行，莫里斯总督拒绝接受投票选举为合法，从而引起了骚乱，不过富兰克林的支持者还是具有足够的民众后盾取得胜利。

(120)　即托马斯·邦德。

(121)　富兰克林是1756年2月23日被委任的。从英国来的民兵法令被宣布无效的消息于1756年10月中旬到达费城。

(122)　埃弗拉德·福克纳（1684—1758）于1754年被任命为邮政管理局局长。

(123)　彼得·柯林森（1694—1768），皇家学会会员，伦敦的一位贵格会信徒，植物学家。他与富兰克林和其他殖民地的科学家们经常有书信来往。他负责出版了富兰克林著名的《电的实验与观察》（1751）。

(124)　其实是玻璃棒，用布摩擦可生电。

(125)　埃比尼泽·金纳斯利（1711—1778），费城的一位学校校长，富兰克林电学实验的主要合作者。

(126)　约翰·米切尔（？—1768），英国物理学家、博物学家，在美洲生活过几年。他的北美地图（1755）最为世人瞩目，并在1782—1783年英国和各殖民地的和平谈判时被使用。

(127)　富兰克林低估了英国科学家对他的报告的评价，他们很多人承认他的实验的真正重要性。

(128)　爱德华·凯夫（1619—1754），《绅士杂志》（1731—1754）的出版人，该杂志提供了不少篇幅登载富兰克林和美洲的消息。

(129)　《富兰克林的〈电的实验与观察〉序》。

(130)　布封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1707—1788），著名的法国博物学家。他的物种（包括人）在新世界必然趋向退化的理论激起了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札记》（1784）中的反驳。

(131)　托马－弗朗索瓦·达里巴尔（1703—1799），法国物理学家，他将富兰克林的《电的实验与观察》译成法文（1752）。

(132)　让－安托万·诺莱（1700—1770），法国首席电学家。他的理论遭到富兰克林的作品的质疑。诺莱抨击富兰克林，一时把电学分为富兰克林派和反富兰克林派。

(133)　让－巴蒂斯特·勒鲁瓦（1720—1800），法国物理学家。他发明了第一个实用的发电机，而后又完善了避雷针。

(134)　马蒂兰·雅克·布里松（1723—1806），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电的历史与现状》（1767）的法文译者。

(135)　富兰克林在1746年前后开始做电学实验。1750年他提出一种在高塔或尖塔装一根棒从雷云中吸引“电流”的方法，从而证明闪电和电是相同的。这种相同性以前别人就提出过，但富兰克林是第一个建议用实验证明这一主张的人。他的理论发表在《电的实验与观察》（1751）中。此书1752年译成法文后，达里巴尔和他的助手德洛尔于1752年5月1日在法国马尔利镇第一次做这一实验。富兰克林直到一个月后，即1752年6月才用一只风筝，而后是尖塔，做他自己的实验。

(136)　爱德华·赖特（？—1761），苏格兰物理学家，皇家学会会员。

(137)　威廉·华生（1715—1787），英国物理学家和博物学家。他发展了一种与富兰克林的理论类似的电学理论。1756年他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提名富兰克林为皇家学会会员。

(138)　约翰·坎顿（1718—1772），伦敦的一位学校校长兼科学家。他是第一个尝试富兰克林的电学试验的英国人。他的实验激发了富兰克林的进一步研究。

(139)　戈弗雷·科普利爵士（约1654—1709）遗赠一笔基金作为年度奖金，由皇家学会颁发给对人类知识做出贡献的人。

(140)　麦克尔斯菲尔德二世伯爵乔治·帕克（约1697—1764），英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皇家学会会长。

(141)　作为领主，托马斯·宾给他的“总督”或代理下达指示。议会把这些命令和英国内阁的命令区分开来，对后者他们愿意服从。1756年9月23日，议会谴责了给“总督”的私人指示，1757年富兰克林被派往伦敦“伸冤”，其中一条就是拨款问题。

(142)　《宾夕法尼亚体制和政府的历史评论》为理查德·杰克逊所作，但是由富兰克林掏钱出版（1759），并提供了许多资料。

(143)　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路易斯（1707—1751），反对他父亲乔治二世（1683—1760）的政党领袖。弗雷德里克尚未登基就已去世，是1760—1820年在位的乔治三世（1738—1820）的父亲。

(144)　亚历山大·蒲柏在《愚人记》第二版（1728）第三卷第159—160行中回击了拉尔夫对他的诋毁。

(145)　四世劳登伯爵约翰·坎贝尔（1705—1782），1755年布雷多克战败后任英军美洲部队司令。

(146)　威廉·莫里斯为“哈利法克斯号”邮船的船长。

(147)　在1757年6月20日。

(148)　应为詹姆斯·英尼斯（约1709—1774），宾夕法尼亚政府的官方信使。

(149)　英国酒馆招牌上一般都画有圣乔治骑马屠龙的像。圣乔治是英格兰的守护神。

(150)　威廉·皮特（1708—1778），英国首相，美洲事业的捍卫者，他解除了劳登北美英军司令的职务，由少将杰弗里·安默斯特勋爵（1717—1797）接替。詹姆斯·沃尔夫准将（1727—1759），在安默斯特领导下，指挥英军于1759年9月攻占魁北克。

(151)　新泽西东部的海岸半岛，在哈得孙河口。

(152)　劳登计划于1757年进攻路易堡，结果因天气不好和法国守军力量太强而受阻。

(153)　英国殖民地新斯科舍的首府。

(154)　乔治湖上的威廉·亨利堡，在纽约东北。

(155)　指法国的印第安人联军。

(156)　约翰·多德·邦内尔，“哈利奥特号”邮船的船长。

(157)　应当是13海里，约合每小时17英里。

(158)　小阿奇博尔德·肯尼迪（？—1794），富兰克林朋友的儿子。

(159)　过去船速是这样测量的：向舷外抛一根圆木，圆木上绑着一根绳子，绳子隔一段打一个结。船行走时圆木——在水里是固定的——把绳子拉过船尾舷栏，把在规定时间里拉过舷栏的绳结数一数，船速就可以测算出来。

(160)　英国西南角的一个海港。

(161)　位于英国西南25英里处。

(162)　在英国和爱尔兰之间。

(163)　应为克洛迪斯利·肖维尔（1650—1707），安妮女王的海军上将，1707年10月22日他的舰队在群岛附近触礁沉没。

(164)　不列颠的史前巨石柱群，在索尔兹伯里北面约10英里处。

(165)　威尔顿公馆，彭布罗克伯爵赫伯特家族的家宅，英国庄园豪宅之一。菲利普·锡德尼爵士（1554—1586）在此地创作了他的田园生活传奇《阿卡狄亚》。

(166)　富兰克林于7月17日抵达法尔茅斯，7月26日晚到达伦敦。这是《自传》第三部的结束语，是富兰克林的儿子于1818年印行的手稿中的最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