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讲（上） 思想上的变迁_清史九讲

前两次演讲我们分别从兵力和财力方面，讲述了清朝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今天，我想先讲讲中国思想从过去到现在的变迀，最后再稍微讲讲将来之事。近些年来，对清朝来说，中国的思想倾向是很不利的。

我将分成两个方面来讲，一是种族观念的兴起，二是尊孔思想的演变。因为本次演讲今天就要结束了，所以可能会讲得比较粗略，难免有词不达意的地方，但要点应该是不会遗漏的。

种族观念的兴起

清朝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这对种族观念的兴起起了巨大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自大的国家，一直以中华或中国自居，视其余国家为蛮夷戎狄。在中国人眼中，只有中国人才是真正的人，外国人几与禽兽无异。而且中国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国家。中国人所谓的国家，只指春秋</a>战国时代的列国，或者汉代以后与郡国并立的各诸侯国。因此，中国向来自夸境内为天下，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位于世界中央，其他国家则环绕四周，称为四裔。这种“只有天下没有国家”的观念自古有之，一直未能消除，最终有所转变还是近七八十年来的事情。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伯爵

乾隆</a></a>末年，也就是距今约一百一十年前，英国曾派马戛尔尼伯爵出使中国，要求与中国通商。在来华的外国人中，马戛尔尼伯爵是最有见识、最不肯轻易向中国人低头的一个。在觐见乾隆帝时，他曾因礼仪问题而与朝廷发生过争执。在中国人看来，不管来自哪里的外国人都是来向中国朝贡的夷狄。因此，英国使臣也理应遵守中国的君臣之礼，觐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也就是对着皇帝三次跪拜九次叩首，以示最大敬意。然而，这个要求却被马戛尔尼伯爵断然拒绝。他表示，自己是英国使臣，并非中国臣民，无需遵守中国的君臣之礼。他还提出，如果中国能派与自己同等级别的官员，在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那么自己也愿向中国皇帝行此大礼。最终，马戛尔尼伯爵前往热河，在一个大帐篷里，与蒙古王公等一起觐见了乾隆皇帝。至于礼仪之争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却不甚清楚，有人说马戛尔尼行了三跪九叩之礼，也有人说没有。总之，来华的外国使臣中，如此捍卫自己国家尊严的，马戛尔尼还是头一个。即便如此，乾隆皇帝回复英国的国书也仍以“谕英吉利国王”开头，之后通篇以“尔”称呼。趾高气扬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伯爵得到的回复，也和夷狄君长得到的回复没有两样。这是距今一百一十年以前的情形。后来，嘉庆皇帝时也有使者来华，使者待遇仍未见变好。也就是说，中国最后肯承认外国与自己地位平等，其实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

马戛尔尼伯爵

对外战争的失败

在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失败后，中国才承认外国与自己地位平等，而这不过是距今七八十年前的事。清朝打了败仗，与英国签订条约，被迫开放五处通商口岸。这时，虽然中国方面的记载仍以“抚绥外夷”行文，但条约文本中却不得不承认中国与外国平起平坐， 宁波市镇海区的孔庙

孔子

不过，有趣的是，康有为主张尊崇孔子的同时，也主张要尊崇诸子。他认为，继孔子之后，诸子创立了各种新学说，理应享有与孔子一样崇高的地位。也就是说，康有为提倡尊孔子为教主的同时，也主张继承孔学的并非只有儒家，诸子百家之学也都源自孔子，不应独尊儒家。这种说法虽然颇有穿凿附会之嫌，但近年来却十分流行。诸子学说的研究也因此发展了起来。

老墨的研究

在诸子学说的研究中，老子</a>、墨子</a>的研究最盛行。因为墨子思</a>想与西方理念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所以墨学研究盛极一时，墨子几乎受到与孔子同等的尊崇。革命党中的大学</a>问家章炳麟</a>则极端地认为老子高于孔子。他主张，孔子的学问不乏可取之处，孔子本人亦有经世之才，但在道术上却远不及孟子</a>、荀子</a>。可见，尊孔思想渐趋衰颓。当然，章炳麟不属于公羊学派，而是属于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批判公羊学的学派。这个学派主要研究《周礼》《左传》等古文经学，章炳麟就极力鼓吹《左传》。虽然章炳麟的性格很古怪，但在东京的留学生中，他却很有声望。由他主笔的《民报》颇受中国学生欢迎。这些都对近来的思潮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味尊崇孔子的思想日渐衰微。

老子

如上所述，中国近来的思潮从极度尊孔渐渐走向不甚尊孔。更不可思议的是，极力主张尊孔的公羊学派，在信仰上也与孔子渐行渐远。

孟子

佛学研究

佛学研究在公羊学者之间十分盛行。这种风气发轫于公羊学派著名学者龚定庵。龚定庵潜心诵念大藏经[18]，尤其推崇天台宗，兼通禅宗、华严宗。他对佛教十分虔诚，将之喻为无上法宝，奉佛典为圣人之言。

龚定庵有个朋友魏源</a>，字默深，是《圣武记》的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魏源与龚定庵交往甚密，也是影响力很大的公羊学者，晚年皈依佛门。杨文会</a>[19]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刊刻的《净土四经》，也就是净土宗三经以及华严宗《普贤行愿品》的合集，就是由魏源辑录的。魏源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为之作序——该序未被录入《魏源集》。魏源很推崇老子，著有《老子本义</a>》。总之，他与龚定庵一样皈依佛门，尤其倾心净土宗。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与杨文会有关的往事。杨文会，字仁山，住在南京，一生从事刻经事业，与我国的南条文雄[20]博士有交往。1899年，我去南京拜访过杨仁山，问他心灵的归宿。他回答道：“信仰归于净土，义理学于法华”。魏源所辑《净土四经》颇受杨仁山称赞。通过这本书或许可以一窥杨仁山佛教信仰的由来。《净土四经》的助印捐资者名单中有精通西方数学的学者李善</a>兰等，还有浙江德清</a>人戴望[21]，这很有意思。著名学者戴望英年早逝，曾经抄写过龚定庵的文集。他的公羊学思想深受同乡好友俞曲园[22]的影响。俞曲园不仅是近代以来的经学大家，而且对道教抱有浓厚兴趣，著有《太上感应篇</a>缵义》。他的研究甚至旁及佛教，为《金刚经</a>》等做了注释。如此看来，戴望和俞曲园无论在公羊学还是佛学方面，都堪称上承龚魏之学，下启后世公羊学者。不难发现，公羊学者兼治佛学并非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很有渊源，代代相传[23]。

进入康有为时代，研究佛学的风气更加流行了。譬如，康有为就自称研究华严宗多年。实际上，公羊学派之外的学者大都热衷于佛教研究。我认识的学者——前些年去世的文廷式、仍然健在的沈曾植</a>、夏曾佑等都对唯识宗有深入的研究。唯识宗以外，禅宗也很盛行。章炳麟就兼研唯识宗和禅宗。章炳麟认为，中国是弱国，中国人更应潜心研习禅宗，发愤图强。很多日本人也在研究禅宗，深信禅宗可以培养人的胆识和魄力。总之，近来佛学研究的兴起深深影响了中国学者。虽然人们仍视孔子为一代圣人，但尊奉孔教的思想却已经式微。

章炳麟

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大量接触外国新思想后，渐渐开始置中国历史和传统思想于不顾，极力主张共和政治。儒家历来注重“五伦”，“五伦”又以父子、君臣二伦地位最重要。在共和政体之下，君臣关系不复存在，伦理势必遭到很大破坏。所以，这种敢于无视社会秩序、超越政治层面、触及伦理的改革，绝非朝夕之功，而是近代思想变迁的结果。当然，在动乱之际，异端邪说、畸形思想横行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譬如长毛之乱就是以基督教的变种为号召而爆发的，但这种事物注定不会长久。

还有一个例证就是各种新奇的妇女运动。在中国的传统礼教中，妇女运动虽然是不被允许的，但历史上却时有发生。譬如，明末时期，有个叫秦良玉[24]的女将曾经征战沙场，而长毛之乱时，长毛贼中也有女兵。其实，在中国，不符合礼教的事情是常有的。譬如，中国男人很怕老婆，“惧内”这种专门的词汇就用来形容这种现象，可见中国女性是十分强势的。传统礼教不允许女子抛头露面，而女子抛头露面往往发生在社会秩序紊乱、思想发生剧变之时。近七八十年来，诸多矛盾不断积累，致使接受新教育的人们思想无不产生剧变。他们这才充当起革命的主力军，主张建立共和政治，试图破坏传统五伦，摧毁原有社会秩序。

总之，外部刺激下产生的种族观念，加上内部的思想变迁，使人们对朝廷的恭敬基本消失殆尽，危机一触即发。因此，像现在这样革命一爆发就造成不可挽回的局势也属意料之中。不过，这种情况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在孔子倡导下形成的社会秩序是否会永久被打破却还是未知的。我认为，经过一段时期后，未来一定会出现对当今革命思想的反思。而且我的这种判断也是有据可循的。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略去不说了。虽然未来如何不得而知，但革命在当今中国愈演愈烈。幼年皇帝真的是生不逢时。清政府在人民心中的权威尽失。在长毛之乱时，地方官员大都誓死抵抗，如今却纷纷弃城而逃。清政府甚至不能像长毛之乱时那样严惩弃城而逃的官员。随着革命爆发，清政府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也是在所难免的。

秦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