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年底,英格兰效仿荷兰,在印度半岛海岸组建了商业机构,并授命某商贸公司在东印度群岛开展贸易活动。该公司的贸易章程涉及律法、贸易垄断和国际关系等,与汉弗莱·吉尔伯特的《纽芬兰宪章》内容相近。各欧洲工厂纷纷签约,试图瓜分印度半岛。然而,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拥有三万英镑资产的英格兰公司凭借胡椒和香料生意,彻底打败了长久统治果阿的葡萄牙和拥有众多殖民地的荷兰。英格兰公司在威廉堡、乔治堡和孟买逐渐站稳了脚跟,最终获得了印度半岛的统治权。只有充分了解印度的地理环境、历史和民族学,才能读懂英格兰征服印度的复杂故事。这一章将对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展开论述,希望为主修现代历史的学生提供史实依据。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1800—1859)
路易·勃朗(1811—1882)
罗伯特·克莱夫(1725—1774)
沃伦·黑斯廷斯(1732—1818)
查尔斯·康沃利斯(1738—1805)
威廉·本廷克(1768—1854)
人类思想是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英国单枪匹马,以寡敌众,最终“征服”了印度,堪比亨利·马丁[3]经历的十八个月的磨难。英国打败法兰西和美国,拓建了殖民地,成为全球制造业的贸易强国。马哈茂德统治的伽色尼王国毗邻印度,埃米尔·帖木儿的野心也仅限于统辖其庞大的部落。但欧洲文明不论在地理位置还是人口数量上都更具优势。回顾历史,英国在印度的权威统治史无前例。
埃米尔·帖木儿(1336—1405)
六、印度人难道没有觉察到外界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否合理?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代议制政府》极力倡导自由主义。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学生对书中言辞激烈或存在疑问的地方做了点评:“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不将其推广到印度呢?”从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在印度并不受欢迎,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被驱逐的印度王室,而不是普通民众。印度政府不太重视的拜火教徒也属于殖民阶层,其政治地位低于萨福克劳工和爱尔兰农夫。孟加拉农民在政府中没有话语权,他们似乎恐惧权力。诚然,说泰米尔语的印度人任劳任怨。虽然斯图亚特王室和波旁王朝背叛了盟约,最后一败涂地,但依然无法阻止伊斯兰贵族武力夺权的步伐。英国统治印度的初衷是实现社会经济繁荣和人们生活幸福,政权更迭有违英国的本意。来自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拉合尔和阿拉哈巴德的政府官员殚精竭虑,竭力推行政务改革,但并未将其付诸言语或文字。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格夫肯曾说:“印度人对英国的公正律法深信不疑、亦步亦趋。”如果将印度元素纳入现行的政治司法体系,虽然无损于英国,但会令印度的管理者为难。
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1823—1900)
亨利·梅因(1822—1888)
七、英国的殖民史难道没有污点?
毋庸置疑,许多寡廉鲜耻、瞒心昧己的行为已经印刻在了印度殖民史中。历史学家们纷纷谴责罗伯特·克莱夫和沃伦·黑斯廷斯时代的殖民行径,这不仅源于其他民族对英国的嫉妒,也源于人们对这段殖民史的鄙夷不屑。殖民者在英国当局的支持下,打着东印度公司的旗号鲸吞蚕食,其略地侵城的行为被记录了下来。譬如,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布龙-拉姆齐不允许印度统治者在没有直接继承人的情况下,建立半独立政权,也不允许统治者以印度教的方式收养继承人。因此,他只是依计划行事,丝毫不考虑印度人的想法,也不关心计划是否公平或结果是否达到了预期。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曾描述道:“毫无疑问,1843年,托沙公司的兼并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印度原住民遭到英裔印度人无情的剥削和打压,莫名的人际疏离阻碍了英印亲密关系的建立。1883年年底,詹姆斯·凯尔德指出:“虽然历经了六百年的殖民统治,但英国与印度之间仍然互不信任,形同陌路。”客观来说,出现这种现象有两方面原因。 作为福音派的教徒,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坚持用英语在印度普及教育,最后留名青史。英国政府资助部分学者在印度传播知识,由此展开文化渗透。1854年年初,印度的大众教育开始普及,殖民地政府主要“向普通民众推广完善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需要人们支付费用。英国在印度实施的教育政策与国内基本一致。
传教士从未放弃任何传教机会。基督教长老会在印度成果斐然。有官方报道称:“任何数据都不足以体现传教士的贡献。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也认同传教士宣讲的道德价值观。这些教义体系不仅是纯粹的宗教问题,还在区分善恶、服从律法方面,对人们的生活进行了指导。六百位传教士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促进了印度社会的蓬勃发展。”传教士亚伦·罗伯特·施瓦兹、威廉·凯里、亨利·马丁、雷金纳德·希伯、亚历山大·达夫和信徒詹姆斯·乌特勒姆、乔纳森·爱德华兹、亨利·哈夫洛克成为基督教的不朽丰碑,也成为印度婆罗门和伊斯兰教徒的力量源泉。
威廉·凯里(1761—1834)
雷金纳德·希伯(1783—1826)
亚历山大·达夫(1806—1878)
亨利·哈夫洛克(1795—1857)
由此可见,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已基本实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愿景。英属印度拥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大公无私、才高智深的英国管理阶层;第二,附属机构包括训练有素的英印部队和组织有序的行政部门,此外,材优干济的法官与业务娴熟的文职官员达济天下;第三,普通民众有条不紊地从事产业活动;第四,将以上三点结合,柏拉图所谓的“正义与和谐”就可以实现。但即便如此,印度社会依然根基薄弱、贪腐成风。然而,人们依然可以乐观地认为,印度已经做好团结与进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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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各地在礼仪、风俗、情感及好恶等方面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如果想亲眼证实这种现象,可以去贝拿勒斯、喜马拉雅山附近的赫尔德瓦尔及最南端的拉梅斯法兰,这些地方体现了印度教强大的生命力。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旁遮普的酋长、南部讲泰卢固语和泰米尔语的部落都信奉同样的宗教,拥有同样的情感。(一封来自剑桥的婆罗门学生的书信,1891年4月)——原注
[2]约瑟夫·弗朗索瓦·迪普莱曾抱怨这些士兵是“卑鄙的贱民”。——原注
[3]亨利·马丁(Henry Martyn,1781—1812),英国著名的国教牧师,曾前往印度、波斯传教。——译者注
[4]撤销东印度公司表明英印关系的转变。1813年,英国人威廉·威尔伯福斯指出:“印度人不仅是我们的同胞,还是我们的‘雇工’。”显然,只有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才能拥有印度。——原注
[5]印度土著人也认为,由于气候等原因,英国人不能像诺曼人入侵英格兰那样,彻底统治印度,并认为英国的“统治”完全是出于对“财富”的考量。——原注
[6]沃蒂根(Vortigern)是活跃在5世纪的枭雄,曾统治英格兰南部及威尔士地区。——译者注
[7]节选自拜伦的《哀希腊》。——译者注
[8]1883年,詹姆斯·凯尔德为印度子民做了《印度:国土与人民》的报告。——原注
[9]目前存在的分歧是:何为前哨?前哨最初指以山脉为屏障的保护壁垒,但这种说法尚待考证。前哨的作用非常重要,如奎达和坎达哈尔地区,可以保护很多地方。即使因害怕俄国而向印度殖民政府每年多拨三百万英镑,但此事也不值得夸大。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格夫肯博士强烈建议继续沿用前哨。——原注
[10]印度评论家称,英国人在印度产业中统筹资金、占据要职、掌控雇佣机会、坐享利润。这种反对的声音与英国国内提倡劳工权益的观点不谋而合。事实上,只有工党获得雄厚的资金支持,并拥有卓越的政治领袖,劳动者才能获得生产总值中的净回报。——原注
[11]《皇家殖民地学会会刊》卷19。——原注
[12]卢比的价值有所浮动:如从1879年到1889年,羊毛布匹的进口量从七百万码增至一千一百万码;煤油的进口量从六百万加仑增长到三千八百万加仑;茶叶的出口量从三千八百万磅增加到了九千九百万磅;小麦的出口量从二百万英担增长到了一千七百万英担;黄麻织物的出口量从五百万码增长到了一千五百万码。——原注
[13]约翰·罗伯特·西利《英国的扩张》,第251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