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死,逃的逃,被俘的被俘,伟大的基督教军队已为明日黄花。土耳其人通往匈牙利的道路被开启了,但他们承受的损失太过巨大,所以无法乘胜追击。就此意义而言,十字军的战斗并非完全徒劳无益。巴雅泽经历了一次痛风发作,据说这阻止了他继续前进,这个提法出自吉本:“落在某人头上的一毫之戾气也许就会阻止或延缓许多国家的悲惨境遇。”事实上,不是痛风,而是军事能力的局限才是决定因素。苏丹转身回了亚洲,在那之前,先是把发誓会返回的雅克·德赫利派去向法兰西国王和勃艮 因为吉安·加莱亚佐在奥斯曼宫廷众所周知的影响力,与他的和解突然变得十分重要。大使们受命经由米兰前往目的地,向其 在勃艮 哦,圣兰伯特,库西,拉费尔,
马尔莱,瓦兹和圣戈班,
为你们的主人,那优秀的领主而哭泣吧
他为自己的领地鞠躬尽瘁,
在许多地方都曾英勇杀敌……
他为了信仰而死于土耳其。
让我们祈祷上帝会宽恕他。
他活着的时候,神采飞扬,潇洒俊美,
聪明、强壮而又慷慨大方,
一位真正勤勉努力的骑士,
从不知歇息;在他的豪宅之中,
他从早到晚都在迎接
前来加入他队伍的骑士。
他的武士风度和英勇无畏曾威震伦巴第,
他攻占大名鼎鼎的城市阿雷佐,
让帕维亚和米兰为之颤抖不已。
让我们祈祷上帝会宽恕他。
万众一心地为他感到悲伤
没有人能够扛起他的武器……
诗节还在持续,但是,鉴于一种与只有3个韵蜿蜒于55行诗句中的僵硬束缚相结合的飘忽不定的韵律,14世纪的这首以及其他法国诗歌的魅力着实有限,而英格兰人,无论怎样,都不会对它公平相待。
其余囚犯的赎金经过公爵的大使在苏丹王宫中的持久谈判,终于在1397年6月商定。数目定在20万达克特或金弗罗林,大约与法国法郎的价值相当。据说,勃艮第的奢侈礼物没有奏效,它使巴雅泽相信,能够掌握如此稀有珍贵之物的亲王其实可以支付非常高的费用。银行网络的全部资源都被调动了起来,这主要是在勃艮第的主要粮食供应者和银行家迪诺·拉庞第(Dino Rapondi)的指挥下进行的,此人是托斯卡纳本地人,在巴黎和布鲁日都设有总部。他的商业领域是如此广大,据说只要有商人的地方,就知道他的大名。通过他,国王及其叔叔获得了珍贵的书籍、丝绸、皮毛、挂毯、细亚麻衬衫、手绢、琥珀和独角兽的角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拉庞第建议从群岛的商人那里募集赎金,应该语气温和地给他们写信,承诺他们可以安排的借款的利润和信用。
与此同时,为在黎凡特寻找资金而临时获释的布西科和居伊·德特雷穆耶已经抵达罗德岛。在那里,明显身体虚弱的特雷穆耶病倒了,并且在复活节那天死去。罗德岛的骑士们像商人一样为基督教徒的声誉感到担忧,他们典当了自己军团的名牌,募集到3万达克特作为分期支付的赎金的头款。塞浦路斯国王添了1.5万达克特,群岛的各类商人和富裕市民借款累计达3万达克特。西吉斯蒙德曾慷慨地提出由他来捐献一半的赎金,但因为他永远都缺钱,所以他倾其所有也只不过是将威尼斯欠他的7000达克特的税收指派出去。超过总数一半的数目都是由米推利尼的领主盖提卢西奥代表勃艮第承担下来的。
在付了7.5万达克特的头款之后,囚徒们于6月24日获释,条件是他们承诺会留在威尼斯,直到全款付清。又有一个成员没有重新获得自由。出于残酷的公正,德欧伯爵于6月15日去世,距释放的时间仅有9天。巴雅泽为其他人的饯行不是那么庄严隆重。在提到让·德内韦尔时,他说他不屑于要求他发誓将来不会拿起武器反对他。“集汝之全力,勿留余地,来与吾战。汝行将获悉,吾时刻准备于普通一战之沙场迎接汝等……吾随时备行武事,更欲深入基督王国而举之也。”苏丹随后要求即将离开的十字军战士们观看他打猎的场景,这次打猎出动了7000名驯鹰人和6000名驯犬人,猎犬俱身披绸毯,豹子则带着钻石项圈。
由于身体虚弱,而资源更加匮乏,十字军战士们并未匆忙重返法国,甚至是威尼斯。在穷困潦倒中旅行对于一位勃艮第的王子而言是无法想象的。他和他的同伴在米推利尼、罗德岛和其他岛屿驻足休息,恢复身体,并到处借钱。米推利尼夫人给他们提供了全新的衬衫、外衣和用精美的锦缎制成的衣服,“每个人的衣服都依照其级别定制”。罗德岛的骑士们招待了他们一个月。他们直到10月才到达威尼斯,在那里,涉及所有与十字军东征有关的团体的财政事项都错综复杂,数目巨大。通过贷款和担保,他们凑足了赎金,却没有凑足可以气派地回家的金钱。
偿还的债务累计达10万达克特,这是他们自获释以来生活和旅行所产生的费用,再加上以得体的壮观场面回家的旅行费用,所需数目几乎又与赎金相当。勃艮第公爵和公爵夫人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像个逃亡者一样穿越欧洲后在法国露面。公爵搜刮了所有的资源,竟致减少勃艮第官员的薪金和年金,为的是给儿子提供豪华的侍卫阵容,并向所有相关人员赠送礼物。迪诺·拉庞第带着以公爵的金库为抵押的价值15万法郎的汇票来到威尼斯,用一个冬天的时间来安排资金转换事宜,其中给群岛的商人们的偿付放在了最后。3年后,米推利尼的领主借出去的款子仍旧全数未还,而勃艮第、西吉斯蒙德和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三角交易持续了27年才算结清。这些困难不会抑制公爵的生活方式。1399年,他从迪诺·拉庞第手中花6500法郎买了两部精印插图书籍,第二年,又分别花了9000法郎和7500法郎买了两本。
十字军尚在威尼斯时,威尼斯爆发了一场瘟疫,这使他们搬到了位于大陆的特雷维索(Treviso),但瘟疫又带走了另一个人的生命——亨利·德巴尔。如果这场流行病是黑死病的话,那么它便在库西家族中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轮回:先是带走了他的母亲,这下又带走了他的女婿。在离家这么近时死去真令人悲哀,它使得主要继承人玛丽既失去了父亲,又成了寡妇,这将对王室觊觎已久的库西领地产生令人悲痛的影响。
十字军的领导人中只剩下了内韦尔、布西科、纪尧姆·德特雷穆耶和雅克·德拉马希,他们与约七八个其他领主和骑士一道,于1398年2月重新进入法国。他们在第绒的城门边得到了市政当局的热烈欢迎,且收到了银制礼物。回想起自己的被俘经历,内韦尔“亲手”从城市监狱里释放了所有他在那里找到的囚犯。第绒为死去的十字军战士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宗教仪式,但在那之后,欢迎场面全然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
在巴黎,国王给自己的堂兄弟赠送了经过深思熟虑的两万里弗作为礼物。勃艮第和佛兰德斯的城镇竞相以款待他为荣。依照父亲的命令,他进行了一次凯旋式的巡游,向缴纳税钱买回他的民众展示自己。吟游诗人先于他穿过城门,迎接他的是招待会和游行队伍,人们向他送上了更多的礼物,包括银器、美酒和鱼。考虑到那些失去了儿子的勃艮第家庭,这些招待会也许代表的不是民众的热情,而是有组织的欢庆,14世纪在这方面十分擅长。庆典是公爵及其继承人的声望所需,而城镇很乐于配合,期望着通常与此快乐场合相应的恩惠。图尔内的地方长官们期望内韦尔的入城庆典将带来全体赦免之恩,但他们大失所望。
在华丽盛况和吟游技巧中,骑士身份的终极惨败被埋葬了。在尼科波利斯之后,在很长时间之内,法国步步出错。骑士精神的主要价值观没有改变,但体系本身日益衰落。傅华萨在英格兰也发现了这一点,在那里,一位以前的朋友对他说:“那些伟大的事业和勇士、光荣的战斗和征服到哪里去了?可以有如此行为的英格兰骑士如今何在?……时代变得越来越糟……现在,这里正滋养着重罪和仇恨。”
为内韦尔举办的庆典不能掩盖失败,道德家们在其中发现了悲观主义的强化。梅齐埃立即创作了《哀悼与慰藉书简》(Epistre Lamentable et Constoire),德尚创作了一首歌谣“致在尼科波利斯失败的法国人”(For the French Fallen at Nicopolis),博内特创作了一则寓言性讽刺作品,其形式是“让·德·默恩大师的幽灵”(Apparition of Master Jean de Meung),默恩出现在了一场梦中,斥责作者没有保护好正在毁灭法国和基督王国的恶魔。德尚公然说,尼科波利斯的失败“源于骄傲和愚蠢”,尽管他将部分指责加在“逃跑的”匈牙利人身上。梅齐埃与之相似,对“分裂者”大加挞伐,那些分裂者“出于对拉丁族的极大仇恨”,宁愿臣服于苏丹而非匈牙利国王。但在根本上,他将战败归于十字军缺乏对于任何一支军队而言都必不可少的4种道德品质:秩序、纪律、服从、公正。由于缺乏这些道德品质,上帝离开了一支军队,它随后变得极易挫败,而这解释了自克雷西和普瓦捷以来的所有失败。梅齐埃呼吁进行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但没有引起任何的回应。《哀悼书简》是他最后一部作品。8年后,他的斥责和激情都最终在死亡中静默下来。像所有以塞亚一样,他变得令人厌倦了,但他对社会中的善的渴望道出了所有也渴望它却没有留下记录的沉默大众的心声。
博内特虽然也对骑士们柔软舒适的生活以及他们对阉鸡和鸭子的热爱提出了非难,但他触及到了某种更基本的东西。他写道,骑士们将农民留在身后,是因为他们认为农民“一钱不值”,尽管穷人可以忍受艰难困苦和粗劣的食物,如果武装起来,还将进行英勇的战斗,就如在阿尔儒巴罗塔(Aljubarrota)勇敢战斗并杀死了许多骑士的葡萄牙农民那样。(这里提及的是1385年的一场战役,它与森帕赫的瑞士战役发生在同一年,结果也相类似。)虽然博内特和其他人过去常常谴责骑士们的抢劫行为和对农民的残暴行径,但现在他们打算要谴责骑士制度的根本假定:军事能力只存在于骑在马上的骑士身上。大约作于此时的《瓦卢瓦四相编年史》的作者指出,普通士兵在某些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一点,穷人不应该不加表彰,也不应该遭到鄙薄”。他援引了1367年塞浦路斯国王与撒拉逊人的一次战役,挽救了这场战役的是坚持保卫船只的水手的行动,这是出于基督的意愿,他不希望信仰基督的骑士毁灭在不信基督者手中,更“希望为贵族树立一个榜样……因为我主耶稣基督不想要高谈阔论或浮夸虚荣。他希望胜利是靠普通人而获得,这样那些大人物们便不会那么虚荣自负”。
然而,无论中世纪基督教如何坚持认为虚荣自负是一种罪恶,它却是人类的原动力,并不比性更易根除。只要战斗被当作名誉和荣耀之源泉而为人所渴望,骑士就不希望与平民分享它,哪怕是为了胜利之故。
土耳其的胜利没有立即对欧洲产生影响,因为巴雅泽不得不返回东方,以对付一个凶悍之敌在亚洲的崛起。用吉本的宏大语言来说,贴木儿(Tamene)乘蒙古突厥游牧部落复兴之势的快速征服,可与“搅动并改变了地球表面的自然的原始灾变”相提并论。在侵占了安纳托利亚,留下了一连串的毁灭城市和枯骨金字塔之后,贴木儿于1402年在安哥拉(Angora)(安卡拉)与奥斯曼军队相遇并打败了它,活捉了苏丹。巴雅泽被囚禁在装着铁栅的车中,被拖拽着沿着蒙古人的征服之路一路前行,直到他在悲惨和羞辱中死去——仿佛历史有意安排了一种对称的报应似的。
被自身的摩擦和分裂所吞噬的欧洲未能抓住机会破解奥斯曼对巴尔干半岛的掌控。除了由布西科率领的一次小规模远征——十字军东征的最后一次涓涓细流——之外,君士坦丁堡再也无法得到西方的帮助;西吉斯蒙德被卷入了德国与波希米亚的纠纷;法兰西和英格兰各自为内部冲突所分裂。巴雅泽的儿子坚持与贴木儿相对抗,蒙古人的一时喷发平息了下去,巴雅泽的孙子</a>再次挺进欧洲,1453年,他的曾孙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在库西,很多双眼睛都虎视眈眈地盯着那块庞大的男爵领地以及它壮丽的城堡、它的150座城镇和村庄、它闻名遐迩的森林、它“众多精美的池塘、众多优秀的臣民……极其伟大的贵族和难以估计的税收”。库西的长女玛丽·德巴尔与他的遗孀库西夫人陷入了有关继承权问题的长期争夺之中,玛丽声称有权继承全部,而库西夫人声称有权继承一半。她们互不相让,生活在仇恨之中,分别与自己的指挥官和随从亲戚住在领地中的独立城堡中,分别提出了诉讼。与此同时,圣三一修道院的塞利斯廷又提起了对那位寡妇的诉讼,声称她未执行库西给他们修道院的最后一笔遗赠。
与此同时,仍然将关注重点放在其娘家的王后伊萨博正努力促成时任帝国驻巴黎大使的她的父亲、巴伐利亚的斯蒂芬与库西夫人的婚事。这激起了那一战略要地落入外国人之手的前景,因为有人担心,玛丽也许会在压力之下,允许巴伐利亚家族通过购买或其他方式夺走拥有权。为了阻止这一计划,路易·德奥尔良向玛丽施压(根据另一资料,通过“威逼利诱”),让她将男爵领地卖给他,而全然不顾那位寡妇以该男爵领地是可以分割的为由提出的继承权问题。德奥尔良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法兰西的利益,还是为了增加自己与勃艮第公爵对抗的砝码,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怎样,他都得到了法国北部最大的产业之一,这使他楔入了两位叔叔在勃艮第和佛兰德斯的领地之间。为了证实其爱国动机,玛丽在别人的说服下,就于1400年11月15日完成的出售行为发表声明,说她“为了法兰西王国的利益,将(财产)放到或转至德奥尔良公爵阁下名下是最为安全的做法”。
购买价格是40万里弗,其中路易只付了6万里弗的首款。玛丽保留了领地的收益权,以及用作其住宅的拉费尔和迪夏特莱(Du Chatelet)的城堡的使用权,但法律争端在出售之后仍在持续。通过种种手段,她被迫免掉了路易20万里弗,也就是一半的价钱,而另外一半剩下的14万里弗始终未予支付。玛丽于1405年参加完一场婚宴之后暴卒(并非没有“中毒的嫌疑”),在那之前,她至少对奥尔良提起过11次诉讼,试图收回领地。她的儿子罗伯特·德巴尔(Robert de Bar)一方面作为奥尔良的原告,一方面作为库西夫人的被告继续了诉讼,库西夫人最终并未嫁给巴伐利亚的斯蒂芬,因而仍旧保留了她有关丈夫遗产的司法权。1408年,在路易·德奥尔良死后,议会认可了这位寡妇的继承权,但几年后,当她的嫁给了让·德内韦尔的兄弟的女儿伊莎贝尔在没有生下继承人的情况下死去时,这份权利遂宣告失效。同时,路易的儿子查理·德奥尔良(Charles d’Orléans)保留了财产权,而当查理的儿子成为国王路易十二世时,库西男爵领地便转入了长期以来对它垂涎三尺的法国王室。
这个饱受痛苦的世纪直到走向尾声时,仍旧保持了其特性。1398年3月,温塞斯劳斯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在兰斯会面,再次试图终结以他们互为对立一方之代表的教廷分裂。有人使查理六世相信,除非教会重新统一,否则他的病痛将永远不会痊愈。为了让本尼迪克特退位,巴黎大学</a>提议,法国撤回对他的效忠,但在采取这激进的措施之前,要再做一次努力,使教皇们双双退位。这需要皇帝同意向本尼迪克特施压,而这正是兰斯会谈的目的所在。由于两位主要君主的无能(一个无能的原因是酗酒,一个是疯癫),会谈结果不尽如人意。当查理到达兰斯时,疯狂的再次萌发已经使他的头脑陷入阴郁,而在他清醒的短暂时刻,温塞斯劳斯又喝得烂醉如泥。皇帝因为固定的酒精消耗而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就这样进入了谈判,含糊地同意所有的提案。当理智完全弃查理而去时,会谈解散了。
两位教皇都承受了软硬兼施的压力,也都抗拒了这种压力。法国求助于撤销效忠,甚至包围了教皇本尼迪克特身处其中的教皇宫殿,但这两项措施都未有效地将他拉下马来,而前者引起了巨大的困扰,直到不得不废止。意欲与法国交好的理查德二世同意要求本尼迪克特退位,而这只是成功地激起了本已对国王的管理失当心怀不满的英格兰人的强烈反对。伦敦市民是格洛斯特的追随者,他们现在只称国王为波尔多(他的出生地)的理查德(Richard of Bordeaux),情绪激动地反对他,声称:“他的心完全是法国人的心,以致他无法隐藏,但终有一天,他要为这一切付出代价。”
随后在英格兰发生了那些“伟大而可怕的”事件,傅华萨觉得,它们在他已经记录的全部历史中前所未见。因为相信有不利于自己的阴谋,理查德将格洛斯特转移至加来(在那里,格洛斯特被用一条毛巾勒死),处决了阿伦德尔,放逐了沃里克和珀西,因此引发了自己臣子的恐惧和仇恨,1399年,他的堂兄弟博林布鲁克的亨利(Henry of Bolingbroke)得以在没有一刀一剑起而保护国王的情况下废黜了他。在被迫公开辞去国王之位后,理查德被从伦敦塔转至一个更加隔离的监狱。在那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便死于有意的无视,或更糟。与法国的和平关系的支柱被移除了。博林布鲁克(现在的亨利四世)大胆地谈起废除休战协议,但篡位孕育了叛乱,他太忙于维护自己的王位,所以无力去找外国的麻烦。
由于这些事件,傅华萨变得灰心丧气。如果说居伊·德布卢瓦财产的出售破坏了他的理想的话,那么英格兰国王的罢免则深深地震惊了他,这不是因为他对理查德有任何的热爱,而是因为这一行径颠覆了支撑着他的世界的全部秩序。60多岁的他——以及库西——的生命(这在他看来似乎是一场由连绵不断的趣味和刺激构成的盛会)在阴影中走向了终结。他瞥见了空洞,无法继续向前;他的历史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中断了。
如果这60年对于少数处于高位的人而言似乎充满了辉煌和冒险的话,那么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则是一连串的任性而为的危险,构成它的还有掠夺、瘟疫和赋税这3个纵横疾驰的恶魔,还有激烈而富悲剧性的冲突、古怪的命运、无常的财富、魔法、背叛、暴动、谋杀、疯癫和君主的垮台,还有耕田的劳动力的减少以及耕地复为荒原的过程,还有瘟疫那黑暗阴影的无例外的复发。它承载着内疚和罪恶的信息,以及上帝的敌意。
人类没有因为那些信息而有所改善。对邪恶的意识使行为变本加厉。暴力失去了束缚。那是个不履行责任的时代。规矩被粉碎,制度失去了其功能。骑士身份不曾发挥保护作用;更为世俗而非神圣的教会没有引导人们走向上帝;曾经是进步和公益之代理人的城镇被相互的敌意所吞噬,被阶级斗争所分化;因黑死病而锐减的人口没有得到恢复。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战争以及它孕育的劫掠揭示了骑士精神之军事骄傲的空洞以及其道德自负的谬误。教廷分裂动摇了核心体制的根基,传播着深刻而普遍的担忧。人们觉得易于受到他们所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影响,像大海上的漂流物一样,在一个缺乏理智和意图的宇宙中随波逐流。他们一直生活在一段饱受折磨、痛苦挣扎却看不到进步的时期。他们渴望矫正,渴望信仰的复苏,渴望从未到来的稳定和秩序。
时间不会静止不动。对秩序担保人的信心的丧失开启了要求变革的道路,痛苦激发了冲动的力量。被压迫者不再默默忍受,而是揭竿而起,尽管像那些试图推行改革的布尔乔亚一样,他们还不能够完全胜任地、有充分准备地、装备齐整地去完成那一任务。马塞尔不可能强行推行优秀的政府管理,“善良议会”也无法做到。扎克雷农民起义无法推翻贵族,佛罗伦</a>萨的梳毛工也无力提升他们的地位,英国农民遭到了自己国王的背叛;每一劳工阶层的起义都被粉碎了。
可是,变革一如</a>既往地发生着。威克利夫及抗议运动是教会不履行职责的自然结果。君主政体、集权政府、民族国家获得了力量,无论这是好是坏。被指南针所解放的海上运输事业正在伸向将突破欧洲界线和发现新世界的发现之旅。从但丁到乔叟的文学以民族的言语表达着自我,正准备向印刷时代奋起一跃。在昂盖朗·德·库西去世的那一年,打字机的发明人约翰·谷登堡(Johan Gutenberg)诞生,尽管这事件本身并不标志着浪潮的转向。14世纪的疾病和混乱不可能毫无结果。在接下来的50多年时间里,事态更趋恶化,直到某个感觉不到的时刻,在某种神秘的化学物质的作用下,精神得以恢复,观念突破了中世纪的模式,进入了新的王国,人类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