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巴巴里围攻_远方之镜

1390年，库西年届50岁。现在，在王室的随行者中，除了国王的兄弟和舅父外，他成了首屈一指的贵族，王室在政治使命和军事指挥方面都同样要仰赖于他。他担任着奥弗涅和吉耶纳的统帅之职，还是御前会议成员，但他在其de Navarre），奥利维尔·德克利松，菲利普·德欧，亨利·德巴尔，最后是库西，他是唯一将脸转向一边使观者无法看见的人，仿佛是在故意嘲弄后代一般。

在那之后不久，他也许便前往了西班牙，与阿拉贡国王和王后一道安</a>排他们8岁的女儿约兰德（Ynde）与安茹的路易二世的婚事。傅华萨对此项旨在为安茹家族在追寻那不勒斯王冠过程中赢得同盟的任务的记录混乱得令人绝望，无法得知可能发生了什么，以及不可能发生什么。他说，库西护送安茹前去完成一次实实在在的婚姻，可这桩婚姻事实上直到1400年才缔结，而且他将此场景放置在了许多其他存在异议的时间和地点之中。不过，一份婚姻契约确实是在1390年达成的，而库西有可能是为之谈判的自然人选。德安茹公爵夫人自从丈夫死后，便在其事业中寻求库西的影响；再者，库西因婚姻而与阿拉贡王后有了亲属关系，而且为阿拉贡王后所熟知，因为阿拉贡王后就是以前的约兰德·德巴尔，他女婿的姊妹。他也曾在小路易之前与贝尔纳博·维斯孔蒂的女儿之间的婚姻中充当过代理人，当贝尔纳博倒台时，这桩婚姻便利索地取消了。

在傅华萨的版本中，德安茹公爵夫人请求库西护送自己的儿子前往西班牙，而他“愉快地同意”进行这一旅行。12岁的路易哭哭啼啼地向教皇和母亲辞行，因为“他们的心在为这次别离而绞痛，不知道何时才能再相见”。库西及其要护送的人由陆地骑马前往巴塞罗那（距阿拉贡250英里或更远，距图卢兹200英里），当他们抵达时，阿拉贡王后“为见到库西之主而喜不自胜”，并感谢年幼的安茹的路易把他带来，说“一切都会因此变得更美好”。尽管此情此景未必发生过，但也足够自然，逝去的时间构成的迷雾遮蔽了事实。

如果库西确实去了西班牙，他便会看到一个濒临混乱的国度。这个位于比利牛斯山脉下方的半岛现在正经历10年前曾横扫欧洲的反叛风暴的遗响。“残酷的佩德罗”与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恩里克之间的长期内战尾随在无法逃避的瘟疫、压迫和课税之后。社会苦闷在反犹太人那里找到了发泄口，而犹太人在历史上总是会定期成为世界大弊病的微观写照。在西班牙，他们的作用一向比在其他地方来得显著和成功。“残酷的佩德罗”曾大量雇用他们充当顾问和代理人，除此之外还养了个犹太情妇，而他的倾向性成了恩里克控告的主题，直到恩里克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随后，他也会利用犹太人的金融服务。

民众的敌意是由对犹太人越来越大的影响感到畏惧并要求取消所欠杀害基督者的债务的煽动者点燃的。在宗教动机的刺激下，经济恐惧便会上升为暴怒。一位狂热的大助祭费伦·马丁内斯（Ferran Martínez）发表了类似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的演说。1391年，对犹太人的谋杀、夺取财产和强制皈依行动开始，而这种暴力的初尝很快便变成了针对神职人员和有产阶级的普遍反抗，它在巴塞罗那令人恐怖的四天中达于顶点。平民百姓宣布，保护犹太人是对基督教王国的背叛。渐渐地，统治者重新占据了上风，但对犹太人的侵犯一直太过公开，且进行了人身伤害，所以很难纠正。对于100年后的最终驱逐，犹太人表现得脆弱不堪，而西班牙人则跟风响应。

根据记录，库西于1390年1月5日又出现在图卢兹，1月28日出现在阿维尼翁，为一位法国圣徒被追封为圣者之事在听证会上作证。这位圣徒候选人是贵族出身的皮埃尔·德卢森堡，一个极为虔诚圣洁的年轻人，家世高贵，不久前，以17岁的年纪告别人世，对他的提名意在提高法国教皇的地位。如果上帝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提供了一位圣徒的话，那么克雷芒的合法地位就几乎是不可置疑的。提名皮埃尔的都是最高级别的赞助人：先是由德安茹公爵夫人于1388年提出，然后由巴黎大学</a>的新任校长皮埃尔·德阿伊利以国王的名义提出。

作为圣洁而虔诚的居伊·德圣波尔伯爵（他在英格兰当人质时，死于那场瘟疫）和与已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出自同一家族的让娜·德卢森堡（Jeanne de Luxemburg）之子，皮埃尔在3岁时便父母双亡，6岁时便早熟地在一次永世忠贞的誓言中宣布放弃肉体的欢愉。据说他还将同样的誓言强加在12岁的姐姐身上，因兄弟的欢笑而指责他，因为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流过泪，却不曾笑过。8岁时，他已经是个少年老成、凹胸驼背的苦行者，被送往巴黎学习，在那里，他实习斋戒和自鞭，要求加入当下时兴的纪律严格的塞利斯廷教团（Célestin Order）。由于他的监护者们不答应让他实现愿望，他便定期去访问教团，吃那里的面包，喝那里的水，和衣睡在光光的地上，腰带不解，鞋子不脱，为的是随时可以在午夜时分祈祷，而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他异乎寻常的虔诚与高贵的出身为他在9岁时便赢得了大教堂教士之职，几年后当上了大助祭，15岁时当上了梅斯主教（Bishop of Metz），16岁时当上了红衣主教。红色教袍未曾阻止他的苦行节俭或孤独祈祷。他的生活中“除了谦卑别无所有”，“总是在逃避世事的浮华和奢侈”。他不分昼夜地独自祈祷，或是借着烛光将自己的罪过记在笔记本上，每天两次向自己的本堂神父忏悔它们。他的迫不及待就如同锡耶纳的凯瑟琳的滔滔雄辩一样，偶尔会令本堂神父有些招架不住，所以当听到皮埃尔于深更半夜来敲门时，神父会假装睡着了。

年幼的红衣主教形成了可奇迹般地令病人痊愈的才能：据说他曾解除了德波旁公爵夫人持续两周的产后疼痛，在一次比武大会上治愈了令居伊·德特雷穆耶疼痛难当的伤口，使德波旁公爵的一位被雷电劈倒的管家复活，除了这个人数相当有限的圈子外，他还令一位曾受强盗折磨的穷工匠恢复了健康。当他于1387年死于结核病和自我强加的克恭克俭时，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埋葬在阿维尼翁的贫民墓地，在阿维尼翁，他的墓地成了穷人和病人的朝圣目标，使得每天在那里的探视成为“伟大的奇观”。国王和包括库西之主在内的贵族们会奉上丰富的礼物和银灯，而从不错过有新闻价值的东西的傅华萨也前去墓地观察众人。

为了保证追封圣者的仪式不出差错，有关皮埃尔的品行的听证会持续了6个月，根据285条不同的条款，从72个证人那里提取了证据。作为 库西虽然已经年届五旬，却是一位——或者有可能是唯一的——比武大会的胜出者，从公爵夫人手中得到了珍珠与蓝宝石别针的奖励。在告别时的礼物交换仪式上（每个礼物的价格都根据其价格标签仔细地记录下来），勃艮 库西摆出伟大亲王的架势，在出征前修建了一所教堂和修道院。因为人们认为宗教生活要高于世俗生活，宗教机构的创立便成为分享教会之特殊美德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正如勃艮 舰队几乎立即便遭受了厄运，因为一场距厄尔巴岛（Elba）海岸不远处刮起的强风暴吹散了舰队，导致出发时间又推迟了九天，这才将所有船只在马耳他的集合地点重新集结起来。在7月的最后一周，舰队驶向马赫迪耶，这里位于突尼斯东南部100英里处的北非海岸的南下弯曲处。有围墙的城镇屹立在一条狭窄的一英里长的半岛的中部和最高点上，捍卫其固若金汤的港口的是一道锁链和装备有投石机的塔楼。

入侵者决定由库西率领一部分人作为先头部队登陆海滩，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而大部分则于 “对于这个回答，撒拉逊人只报以放声大笑，说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太人，而不是他们。”谈判显然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一位柏柏尔人和一位基督徒在城外相遇，围绕着其宗教的相关美德展开了争论——也许这并非出于自发，因为柏柏尔人正在寻找抓俘虏的途径。柏柏尔人发出挑战，通过每方各出10人进行交战，以此来决定这一问题的是非。十字军一方立即做出了回应，包括居伊和纪尧姆德特里穆耶、杰弗里·布西科和两位英格兰骑士在内的10位十字军战士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与此同时，营地里则因对这一事件的预期而激动地吵嚷成了一片。只有库西表示不赞同。

“住嘴吧，你们这些从来都不计后果的人，”他说，“我看不出这场较量有什么好处。”假如撒拉逊人不派出骑士，只派出无赖，那么打败他们将赢得什么荣誉或优势？假如挑战是个诡计，想要抓捕他们到目前为止尚未抓到一个的基督徒骑士，那该怎么办？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战斗都不可能攻下马赫迪耶。再者，一次武力裁决，特别是与不熟悉的敌人的武力裁决，在缺乏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或是在没有得到长老委员会的批准或充分了解挑战者姓甚名谁、级别和武器的情况下，都绝对不应该被接受。库西指责拥护者们无组织无纪律，不服从上级指挥官的命令，而服从命令应当是一支军队的获胜关键。就这一概念而言，他走在了其同胞的前面。

尽管他的建议赢得了许多拥护者，但还是有些人支持德欧伯爵和菲利普·德巴尔，他们坚持认为，已经接受的挑战不能被否决，战斗必须进行。杰弗里·布西科“骄傲得过了头”，提出要以20人对阵40人。在他的率领下，勇士们身着铠甲按时骑马前往指定地点。他们的大群伙伴陪同他们前往，一时间人数激增，直到实际上所有身强体壮的人都出现在那里，营地里只留下老弱病残听命于库西的指挥。看到如此众多的人数，柏柏尔勇士情愿不出战。

无疑是在库西的建议下，意欲阻止那一冲突的德波旁公爵匆匆骑上骡子赶上前去，发现自己被数千名情绪激动的武士所环绕。因为担心如果自己下令撤退，没有人会听从命令，所以他决定任由事态发展。战斗以向敌营的一次进攻开始，之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基督徒们对敌人造成了伤害，却无法摧毁占有极大优势的撒拉逊军队，又因为被自己的铠甲所窒息，他们自身也损失惨重。他们挥汗如雨，张大了嘴和鼻孔拼命呼吸，口渴难耐。伤者在自己同伴的怀中咽下了最后一气；精疲力竭的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到黄昏时分，就连德欧也建议撤退，其理由是，假如撒拉逊人向营地发起冲锋，“而只有库西之主和几个老弱病残守在那里，那么他们可能一败涂地”，营地也会遭到蹂躏。

有关伤亡人数的记录大相径庭：根据波旁的传记作者，伤亡人员是两位骑士和4名侍卫；而根据傅华萨的记录，则伤亡人数不少于60人，而且许多人他都点出了姓名。无论人数多少，他们都死于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

灰心丧气与已经持续了两个月却毫无结果的包围所造成的身体困苦交织在了一起。有人开始说起要提高包围强度。有人发牢骚说，小打小闹永远也攻不下那座城市。因为每杀死一个敌人，可能就有10人取代他的位置，因为撒拉逊人是在自己的国度作战。冬季正在来临，夜晚越来越长，越来越冷，有人开始怀疑，作为“粗鲁无礼的叛国者”，热那亚人也许会擅离职守，乘着夜色坐船离开。对漫长的贸易中断很不耐烦的热那亚人确实变得越来越心神不安。他们说，他们原指望法国人在两周之内便拿下马赫迪耶，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在当年或下一年绝对占领不了那座城市，更别说突尼斯了。在这些怀疑与不满中，十字军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会议同意，最后再向马赫迪耶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

那是大屠杀之日。在苏丹的儿子们率领下的撒拉逊野战军的抵抗十分顽强。马赫迪耶的卫戍部队“因为确信会在来世获得光荣的回报”而奋勇作战，从城墙上倾泻下大量的弓箭、石块和燃烧的油，这成功地破坏了十字军战士们巨大的攻击塔。从梯子上爬至城墙边缘的士兵被掀倒在地。尽管这是几乎攻破了城市的3个城门之一的最激烈的攻击，但马赫迪耶就是无法被攻克。柏柏尔野战军被击退了，但是，正如在法国经常发生的那样，这座有围墙的城市在敌人面前就是屹立不倒。

在那之后，双方都打算结束敌对状态。被围困的柏柏尔人受制于侵略和封锁，没有丝毫的优势要在其自己的土地上延长战争。由于其武器和战术都略逊一筹，所以他们无望在阵地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作为这一事业的煽动者的热那亚人则巴不得立即撤退。当他们与柏柏尔人就谈判条款讨价还价之时，侵略者们则拔营而去。鲜艳的旗帜放倒在地，帐篷被卷了起来，向船上的撤离在登陆的九周后完成。“既然你是第一个登陆的人，好兄弟，”波旁对库西说，“我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上船的人”——一个不大急需的选择。

最终达成的条约是，热那亚人要保证令法国人能够发表体面声明的条款，这使他们在离开时不至于颜面扫地，虽然不是凯旋。实际上，在为讨论条约条款举行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们自信自己表现良好。索迪克·德拉阙尔说，将3个撒拉逊国王和一个强大的城市坚持包围了两个月，这件事“就如我打了3仗一样光荣”。其他的发言者都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暗示，包括库西在内的所有人，都同意接受那些条款。

自苏格兰惨败之后的第四次艰巨事业无疾而终，它不是因为缺乏意志或勇气，也不是因为缺乏作战能力，而是因为轻率地执行了一场不具备军事可行性的任务。城墙对人的优势，包围带给包围者的问题，海外供给的风险性，骑士们都心知肚明。他们理应从圣路易的两次十字军东征的溃败中对北非的状况有所了解，而不去考虑时间的流逝：就希望中的变化而言，120年前就如同昨天一般。然而，军事上的粗心大意可找个一些借口。在一个交通不便的时期，通常缺乏先进的情报。马赫迪耶的固若金汤可能确实出乎意料。对敌人的无知是时代造就的状况；对敌人的轻视，则是其心理造就的状况。

傅华萨声称，骑士们后来对他说，“如果指挥官是库西之主的话，结果将大相径庭。”这是不可能的。尽管缺乏指挥结构是导致其后果的原因之一，但巴巴里包围不成功的首要原因是缺乏利害相关的利益。当利益攸关时，当事关得失时，就如在查理五世的带领下收复法国领土那样，不计后果和目光短浅都是不被允许的。对于法国人而言，突尼斯战役仅仅是次披着宗教外衣的骑士冒险。促使骑士们走向战场的是对做出英勇之举的渴望，它因信仰狂热而有所增强，而不是为了借助军事力量而获得政治结果。他们关注的是行为，而非目标——这就是既定目标很少达成的原因。

在法国，人们未得到有关远征军的命运的只言片语的消息，他们举行游行和祈祷，恳求上帝垂怜于以他的名义作战的十字军战士们。查理六世于9月探访了库西城堡，也许是为了安慰焦虑不安的年轻的库西夫人，也许是为了再次检阅一块为王室所觊觎，也许很快便会失去其领主的领地。当十字军于10月中旬返回了热那亚的消息传来时，人们欢呼雀跃，额手称庆。更多的病人死在了那里，其他人则从其苦难中慢慢恢复了过来。在于冬季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脉之后，还要再等上6周，波旁和库西才抵达巴黎，他们的伙伴们也三三两两地陆续到达。

时间间隔和距离掩盖了事实。尽管返回时没有带回战利品、赎金或俘虏，可他们受到了凯旋般的欢迎（如他们在穆斯林大厅中的对手一样）。既然法国人了解的情况与事实相反，那么取得了对不信基督者的胜利的印象便会流传来开。没有突尼斯的外国记者报道战役的挫败，也没有法国的报纸发表战役的挫败。死亡或失踪的骑士和侍卫达到了274人，也就是正好不到20%，这没有留下什么负面的印象：它们司空见惯。最终，法国因其行动而得到夸奖，这不只限于热那亚人，因为法国作为其作战盟友的出现足以警告了柏柏尔人，使他们暂时减少了自己的海盗行为。

迫切地想要了解事情的一切经过的国王查理询问了波旁和库西，以及其余的人。他们的叙述一点儿也没有令他灰心丧气。他宣布，一旦能够与英格兰达成和平，一旦教会内部变得风平浪静，他将很高兴带领一支王室军队前往那些地方，“弘扬基督信仰，挫败不信基督者”。在参与者中，痛苦和无益的回忆渐渐消失，当一支新的十字军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再次被鼓动起来，准备向土耳其人发起进攻时，他们对敌人的态度仍旧未变，他们的热情仍旧洋溢。

[1] 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非洲”（Africa）或“Auffrique”，有时将其与古代突尼斯迦太基（Garthage）混为一谈。

[2] 撒拉逊人是对包括柏柏尔人、阿拉伯人、摩尔人和土耳其人在内的所有穆斯林人不加区别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