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虫豸斗雄狮_远方之镜

“让他见鬼去吧！他活得够长了，”一名劳工在听到国王的死讯时喊道，“假如他10年前就死掉，也许我们会更好过些！”在国王死后不到数月的时间内，法国经历了已经横扫佛罗伦</a>萨和佛兰德斯的工人阶级暴动的爆发。除了压迫性的赋税之外，穷人对富人的日益敌视以及最低阶层对体系中更大权利的有意识要求也都提供了推动力。财富的集中在14世纪向上层移动，扩大了穷人的比例，而该世纪的灾难又使大量人群变得境遇悲惨，缺衣少食。只要慈善团体可以维持穷人最低的物质要求，他们就是易于控制的，但当城市人口因战争和瘟疫导致的无业游民而膨胀并受到卷土重来的瘟疫的新一轮入侵时，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

随着雇主变得越来越有钱，工人则沦落为计日工的地步，没有丝毫进身的希望。行会成员资格已经向普通熟练工关闭，因复杂的要求和费用而留给了雇主阶层的后代和亲戚。在许多行业，工作外包给居家的工人，常常会以更低的薪水外包给他们的妻子儿女（行会禁止雇用他们）。每年达120天至150天的强制性宗教节日使收入维持在低位。尽管禁止罢工，某些城镇还禁止集会，但工人们还是形成了自己的协会，迫切要求提高工资。这些协会有自己的职责和财产，有跨领域的关联。通过它们，成员的工作和住宿可以得到保证，所以它无疑充当了骚动的渠道。

作为一个阶层——“人民”——的自我意识正在形成。基督时常被描画为一个普通人出现在壁画和雕刻之上，身边环绕的是工匠或农民的工具——锤子、刀子、斧头、梳毛工的梳子——而非用耶稣受难像的器具。在佛罗伦萨，工人们自称为il popolo di Dio[1]。“Viva il popolo!”[2]是1378年梳毛工起义的口号。作为当时最大的工业中心，佛罗伦萨自然成了起义的发源地。

梳毛工是工人阶级中的最底层，与任何行会都毫无关联，但当以他们命名的起义爆发之时，位于主要手工行会管理之下的所有层面和级别的工匠都被卷入了起义。他们领取通常低于贫困生存线的固定工资，每天工作16至18个小时，而且他们的工资还有可能被扣留以弥补原材料的浪费或损坏。教会与大人物的结盟足够直白，以至于在一位主教致教区内信徒的信中宣称，如果纺纱工浪费羊毛，可以被开除教籍。工人若顶撞雇主，便有可能被鞭挞或入狱，或从可雇用者的名单上被删除，或被剁掉一只手。争取组织权利的煽动者可能被吊死，1345年，有10位梳毛工就因这一指控而被判死刑。

在1378年的这次起义中，在一场席卷了整个城市的暴力风暴后，工人们冲上市政广场的台阶，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求打开通往行会的路径，要求拥有组织其自己工会的权利，改革惩罚体系。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他们要求“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在一个没有枪炮和催泪弹的时代，乌合之众会激起即刻的恐怖。尽管市政厅的防御手段十分充足，但市长被吓坏了，有条件地缴械投降。工人们在行会中劳工代表的基础上任命了新的政府。它维持了41天，直到开始在内部压力和巨头的反攻下分崩离析。在起义中获得的改革慢慢地遭到腐蚀，到1382年，主要行会重申了它们的控制权（若不是他们的信心的话）。此后，对另一次无产阶级暴动的担忧导致了对共和政府的抵制，以及美 巴黎的愤怒远未被压制，根特的危险事件加强了这样一种恐惧：一场总暴动即使尚未协同起来，但也近在眼前。从佛兰德斯边界到卢瓦河畔，“根特万岁！巴黎万岁！”这种团结的呼声传遍了大街小巷。

在根特，雅各布·范阿特维德时代的白巾会（White Hoods）重新出现。一支平民自卫队组织了起来，指挥官是阿特维德的儿子菲利普，一个身材矮小、目光犀利、积极好斗、精力充沛、“具有逢迎众意之口才”的人。他之所以当选，主要是因为他名字周围的光环。若非情愿，则是迫于环境的压力，他不得不依靠普通民众，下令所有阶级都可进行法律申诉，“贫富都一样”，所有人都要得到同等的待遇。当3万人两周时间没有面包可吃时，他强迫修道院分发存粮，要求商人以固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在传统上，佛兰德斯的骚动都会将伯爵、贵族、城市权贵与行会分成相互敌对的联盟，但这一次，他们在根特持续不休的反抗中看到了革命的赤色光景，于是各个阶层都紧密团结在伯爵的领导下来镇压它。

1382年4月，城市迫于饥饿而同意谈判。确信大权在握的伯爵要求所有年龄在15至60岁的根特人都要身穿衬衫、不戴帽子、绞索绕脖地前往通向布鲁日的半途中，在那里，他将决定宽恕多少人，处死多少人。在一次公共市场的集会上，市民代表向饥饿的市民宣布了这些条件，并指出了3个行动方向——投降、饿死或战斗。人们选择了第三种：一支最适于战斗的5000人的军队被动员起来，向伯爵一派的大本营布鲁日进发。这带来了该世纪令人震惊的改天换地的结果之一。

在与老对手的作战中并不比伯爵少些自信的布鲁日民兵通宵达旦地纵酒狂欢，翌日，即5月5日，他们蹒跚向前，在醉醺醺的混乱状态下大喊大叫，哼唱不休。伯爵及其骑士们徒劳地想把他们拉回来，进行有组织的进攻。一阵石、铁炮弹的轰炸之后，根特人发起了攻击，这让布鲁日民兵死伤惨重。惊慌失措和溃不成军变得一发而不可收，它们似乎轻而易举地使佛兰德骑士们节节败退。路易·德迈尔伯爵被迫下马，尽管努力想在天黑之后借助灯笼的亮光聚合军队，却差点儿被俘，只是因为与仆人换装，这才逃过一劫，徒步逃跑，在一个穷妇人的茅屋中找到避身之所。“你认识我吗？”他问。“哦，是的，阁下，我经常在你家大门边要饭。”在被他的一位骑士找到后，他要求给他找一匹马来，结果只有农民的一头母驴可供他骑，他就那样威风扫地地骑着没有鞍鞯的母驴进入了里尔，与多年前他为了逃离与伊莎贝拉的婚姻而纵马奔驰时相比，此次旅程就没那么快乐了。

根特的胜利还在于其他城市在“Tout un（团结一致）！”口号下的支持和加入。在占领了布鲁日并将其500名最著名的布尔乔亚作为人质之后，菲利普·范阿特维德（Philip van Artevelde）宣布自己为佛兰德斯摄政王。所有城镇都服从于他的统治，“他在那里任命了新市长和总督，制定了新法律”。他采取了贵族的指挥派头：号手通知他的到来，走在街上时，前面要打出上有3顶银色帽子的三角旗，吟游诗人在他的门前进行着表演。他穿着猩红色衣服和白鼬毛皮，用当作战利品缴获来的伯爵的银盘用餐。

正如他父亲的时代一样，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利益再次危在旦夕。路易·德迈尔恳求法国人帮助自己的女婿和继承人勃艮第公爵。阿特维德向英格兰提出结盟。英格兰民众因羊毛贸易的缘故而对此表示赞成，另外一个原因是，佛兰德人像他们自己一样，在教廷分裂中属乌尔班的支持者。教皇乌尔班宣布，支援佛兰德斯的远征军是十字军，这意味着，教会的什一税可被用于此次开销。尽管有些好处，英格兰贵族仍对与叛乱者结盟感到犹豫不决，而就在他们犹豫不决之时，机会溜走了。

4月，安茹公爵已出发前往意大利，他通过各种手段，积聚到了足够的金钱，招募了9000名士兵，并用“任何领主都不曾征用过的最华丽的”帐篷和陈设来装备自己。王室在再次要求巴黎提供援助金方面仍旧不那么成功。国王此时在马恩河畔的莫。御前会议希望，如果国王的出现可安抚巴黎人的话，也许便有望达成一种解决方式，所以它决定派库西去与巴黎人谈判，“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

没有其他领主陪同，仅在自己家庭成员陪伴下的库西进入了那座充满敌意的城市。在那里，他似乎得到了善待和礼遇。他前往自己新近获得的住宅，一座离格雷夫广场不远的名为圣让修道院回廊（Clo?tre St. Jean）的府第。[4]他传唤一些领导者来开会，“聪明而谨慎地”责备他们杀死国王的官员，破坏他的监狱的罪行。因为这一点，国王若是想的话，便可以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他并不渴望那么做，因为他热爱自己的出生地巴黎，还因为，它是王国的首都，“他不愿意毁灭它心地善良的居民”。库西说，他前来是要平息市民及其领主间的争执，并将恳求国王和他的叔叔们“仁慈地饶恕他们所犯下的恶行”。

市民们回答说，他们并不希望与国王开战，但课税必须撤销，至少巴黎的课税得如此。一旦免除了课税，他们随时准备“以任何其他方式”来帮助国王。库西立即抓住这一点问：“以什么方式？”他们说，他们每周会向一个被选定的接收者支付一定数额的钱财，以供士兵之用。当库西问他们会付多少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将同意支付的数额。”

库西“循循善诱地”平稳应对，得到了1.2万法郎的初步供给作为宽恕条件。国王接受了这个数目，但他重新进入巴黎的条件说明了宫廷的紧张不安：民众必须放下武器，打开城门，只要国王在城中，晚间街道的锁链就必须放下，并派六七个贵族前往莫作为人质。条件提交给了巴黎的一个议会，遭到了“铅锤”的愤怒拒绝，他们带着威胁和诅咒的口吻要求商人也同意他们的意见。6名布尔乔亚怀着极大的不情愿将此拒绝带往莫，正如他们告诉王廷的那样，他们是迫于群情激愤的百姓的压力才那么做的。政府决定动用武力。重甲骑兵被派去占领上游的桥梁，以切断城市的粮食供应，而其他人则肆意掠夺近郊地区，所犯暴行“就如敌人对敌人之举”。在准备进入巴黎的过程中，贵族们收集来空货车“用以在有机会时将战利品从该城运走”。巴黎人加固了街道锁链，分发武器，在城墙上设置了瞭望所。

王室这边以库西为首、城市那边以让·德马雷斯为首的双方的温和派仍在致力于达成一种解决之道。他们共同的游说和影响力获得了百姓的回应，他们同意缴纳一笔8万法郎的税款，这笔钱将由他们自己的接收者收取，并直接配送给现役军队，国王的叔叔们或财政官都不得碰触这笔钱。作为交换，巴黎将得到总的宽恕以及国王的手写承诺，保证此援助不会被用作新课税的先例，将来他也不会对巴黎人心怀恶意。如果说对王室的宽恕的信任仍然存在的话，那是因为一位神授的国王仍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并且人们迫切需要将他——作为领主们的对立面——视为人民的保护者。

就在此刻，根特对佛兰德斯伯爵的令人吃惊的胜利插入进来，吓坏了有产阶级，给了宫廷以迫切的理由与巴黎达成和解。在安茹前往意大利，贝里出发去当朗格多克总督的情况下，勃艮第公爵大权在握，而他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法国军队来夺回他在佛兰德斯的继承权。与巴黎的条约迅速达成。

国王重新入城，只在城中待了一天，这引起了市民的极大不满。鲁昂在收税官于纺织会馆支起桌子时再次爆发了起义，但起义很快便被得到了河中一艘全副武装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之援助的皇家总督镇压了下去。法国南部也处于骚乱之中，到处都是由失去了财产的农民和流离失所的穷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圣丹尼斯的僧侣称他们为désepérés和crève-de-faim（绝望者和饥饿者），但当地人却称他们为“图钦”（Tuchins）。有人说，此名源于tuechien（杀狗），意指百姓的境况如此悲惨，饥荒的时候竟以狗为食；还有人说它源于touche，在当地的方言中，意为灌木地带或灌木，流离失所的人便安身于此。

在奥弗涅高地以及在南方各处，图钦们以20、60或100人小分队的形式组织了一场反抗现行社会的游击战争。他们袭击神职人员——出于对他们不用交税的怨恨——伏击旅行者，抓捕领主以换取赎金，据说还攻击所有不曾有长着老茧的双手的人。像西西里的黑手党一样，他们最初是因为境遇悲惨而劫富济贫，但在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时，则为富豪所利用，参与到当地的宿仇和抢劫之中。城镇和领主们雇用他们来与被称为“食者”（eaters）的王室官员作战。朗格多克的动乱在下一年中达到了暴动的强度。

在所有这些不幸中，上层阶级感觉到了正在兴起的颠覆浪潮。有报告说，朗格多克的贝济耶暴徒阴谋杀死所有拥有100里弗以上财产的人，而40个密谋者计划杀害自己的妻子，以迎娶其受害人中最有钱、最漂亮的寡妇。在一个编年史作者的眼中，英格兰农民“如同疯狗一般……如同在全国各地狂舞不止的酗酒女人一般”。梳毛工是“恶棍、怙恶不悛者、盗贼……一无是处的下贱者……肮脏而可鄙”，而“铅锤”则被视为他们的兄弟。根特的纺织工则被认为想要灭绝所有小至6岁的善良百姓。

所有颠覆之源，也即危险的焦点，都可见于根特。

在意识到所有那些接踵而至的结果后，法国人准备在佛兰德斯发起一场强力进攻。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反抗，英格兰与阿特维德结盟的危险，佛兰德人对教廷分裂中的乌尔班事业的有敌意的忠诚都牵涉其中。库西是最早受指派参军的人之一，他带着由3位其他方旗武士、10位男爵骑士、37名侍卫、10名弓箭手（后来扩大为63名侍卫和30名弓箭手）构成的随行人员加入了军队。他的堂兄弟、“库西的私生子”、其叔叔奥伯特（Aubert）的儿子拉乌尔虽名列侍卫，却是他的副手。在沉闷的气氛中，一支人数充足、装备精良的部队经过6个月的时间才得以集结完毕，直到11月才开始进发。许多人反对在入冬之际开战，但想抢在英格兰人之前的想法使该事业得以在凄风苦雨、寒冷凛冽的日子里向前推进。

对这支军队的力量的报道可谓大相径庭、众说纷纭，有人说人数多达5万人，但大概是在1.2万人左右——大得足以需要步兵像通常所必需的那样砍倒篱笆树木来拓宽前进道路。

如今14岁的国王与军队同行，陪伴他的是他的叔叔勃艮第、波旁和贝里以及法国最主要的领主——克利松、桑谢、库西、德维耶纳将军、德拉马希伯爵、德欧伯爵、布卢瓦、德阿尔古以及许多著名的领主和侍卫。为紧急情况或针对不信基督者的战争而保留的猩红色焰形军旗自普瓦捷会战后第一次扛了出来，以强调战争的神圣性质——这因这样一个事实而多少有些尴尬：如果敌人是乌尔班教派，那么国王的同盟佛兰德斯的路易也是。路易因</a>与英格兰人结盟而无论如何都不受欢迎，在整个战役期间，他都遭受了冷遇。

军队背后则暗藏敌意。对根特抱有同情的法国城镇和民众拒绝给予或妨碍粮草供应，并继续拒绝缴纳援助资金。勃艮第公爵（若非国王的话）遭到公然的大声抨击。在巴黎，铅锤们凭着自己的槌子发誓，要集体抵抗收税官。他们开始在夜间锻造头盔和武器，计划占领卢浮宫和巴黎的大宅第，以便这些地方不会被用作反对他们的堡垒。可是，曾与艾蒂安·马塞尔结盟于1358年杀了两位元帅的布商尼古拉·德弗拉芒（Nics de ment）却从中作梗，未采取行动。他建议等着看根特人是否会获胜，此后才是良机。

与此同时，民众在奥尔良、布卢瓦、查隆斯（Chalons）、兰斯、鲁昂都发起了反抗，其情绪表达是如此激昂，仿佛“魔鬼进入了他们的头脑，让他们杀死所有的贵族”。

在利斯河抵达佛兰德斯边境处，王室军队发现通往科明（Comines）的桥梁被敌军所摧毁，所有船只都被转移。河的两岸都是沼泽，泥泞不堪；900名佛兰德人在阿特维德的副手彼得·范德恩·布舍（Peter van den Bossche）的带领下，手执战斧站在河的另一边等候。库西曾建议在图尔内较东边的地方渡河，以便与来自艾诺的粮草供应相衔接，但克利松坚持走更为直接的路线，现在则气恼不堪，心知他应当采纳库西的建议。

当强征者被派去寻找木材和栅栏以修复桥梁时，一队骑士则被引到了3只沉船处，这些船在一个不为佛兰德人所知的地点，借助架在两岸的绳索被拖了上来，并安装了帆具。通过这种办法，一支由骑士和侍卫组成的冒险部队一次9人地被摆渡过河，而主力部队则通过弩和“射石炮”（即小型便携式大炮）的火力来分散佛兰德人的注意力。海军上将桑谢也位列冒险者中，他们虽然害怕被发现，但决心“获得英勇士兵的名声”，所以继续渡河，直到400人抵达了彼岸。他们谁都不得带扈从。

他们决定一举攻占科明，于是扣紧铠甲，高举旗帜，以战斗编队挺进开阔地带，令观战的骑士统帅极度忧心，他的“血液因替他们感到害怕而开始颤抖”。“啊，凭圣艾夫斯（St. Ives）之名，凭圣乔治之名，凭圣母之名，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哈，罗恩（Rohan）！哈，博马努瓦！哈，罗什福尔、迈尔斯特罗伊特（Malestroit）、拉瓦列（Lavalle），”克利松叫喊着说出他能认出的每面旗帜，“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我们的军队之花在人数上少于对手！我宁肯死也不愿看到这一切……为什么我是法兰西的骑士统帅，若是没有我的忠告，你们会让自己如此冒险吗？如果你们失败了，错误将会落在我的头上，人们会说，是我把你们送到了对岸。”他宣布，所有愿意的人现在都可以前往对岸，并接二连三地发布命令，要求加快修桥的速度。随着黑暗的降临，佛兰德人接到上级的命令，停止了进攻，而法国人也出于同样的理由停了下来。无遮无拦地暴露在寒冷冬夜中的他们双脚陷在泥中，雨水顺着他们的铠甲流下，但他们终夜全副武装，强打精神，以防敌人发起进攻。

破晓时分，双方都发起攻击，法国人呼喊着许多缺席领主的作战口号，使他们的人数看似更多。克利松再次受到无限焦虑的折磨，为他不能带领全部人马渡河而悲叹不已。结果，当两军相遇时，枪尖淬有波尔多钢铁的法国长矛胜过了佛兰德人的武器，刺穿了他们单薄的铠甲，占据了上风。彼得·范德恩·布舍被击倒，伤到了头部和肩膀，但被安全地抬走了。当佛兰德人奋力作战并敲响村庄的钟声以呼唤援助时，法国人已修好了桥梁。克利松的军队怒吼着冲过桥去，击溃了守卫者，最终占领了科明。在街道上和田野中，在藏身的磨坊里和修道院中，在邻近的城镇，佛兰德人都遭到追捕和杀害。在一段时间中，掠夺者进行了全境大搜捕，找到了丰富的战利品，因为信任利斯河的佛兰德人没有将自己的物品或家畜转移至有城墙的城镇中。

由于国王进驻科明，伊普尔的上层布尔乔亚和相邻城镇推翻了阿特维德的统治，派代表带着投降条件来见法国人。伊普尔的12名有钱的贵族跪在查理六世面前，提出将自己的城镇永久性地转由他管辖，以换取和平占领。国王以4万法郎的价格欣喜地接受了此条件，这些钱立即便做了抵押。马林斯（Malines）、卡塞尔、敦克尔刻以及其他9个城镇紧随其后，又支付了6万法郎。尽管投降条件理应使城镇免于掠夺，但布列塔尼人不可能受到约束。他们不愿受到皮毛、纤维织物和器皿的牵绊，而是将自己的战利品廉价卖给了里尔和图尔内的人，“只看重金银”。生意像头豺狼一样，紧随战争的脚步急驰而至。

在北边约50英里处的根特，菲利普·范阿特维德从邻近地区召集起所有能够拿得了武器的男人，向他们保证说，他们会打败法国国王，为佛兰德人赢得独立主权。数月来，他的使节一直在向英格兰人施压，但尽管曾有位信使带着一份条约的条款前来，却没有满载士兵的船只跟进。即使这样，他还有另一个同盟：冬天正步步逼近。如果他加固阵地，保持防御姿态，他就能够听任冬天和物资匮乏去击败入侵者。但因也许会将布鲁日交给法国军队的伯爵党羽激起的内部威胁迫使阿特维德采取了行动，即使他仍然拥有重要的布鲁日市民作为人质。也许促使他行动的不是恐惧，而是过度的自信；也许他只是打错了算盘。

一支由“4万”或“5万”佛兰德人组成的令人畏惧的军队被召集起来，他们以大头棒和铁头棍为武器，皮带上插着大刀，头上戴着铁帽，以菲利普最依赖的9000名根特人为先锋。他们打着城镇和行会的旗帜，向南进发去迎击敌人。侦察兵将他们逼近的消息报告给了法国人，他们占据了位于山与距帕森达勒（Passchendaele，在这里，历史将等待1916年的另一场血腥场面）数英里之遥的罗塞贝克（Roosebeke）之间的地势。作为乌尔班的支持者，路易·德迈尔不得不应法国人的要求，扣住自己的部队不加入战斗，这样他们就不必与一个持异端邪说者和教廷分裂分子并肩作战。在雨水和寒冷之中，国王的军队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两军的交锋，“因为他们在这样的天气里极其不适”。

在决战前夜的会议之上，出台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决定：克利松应当为了作战日而辞去其职务，以便留在国王身边，其骑士统帅之职当由库西来替代。克利松十分激动不安，恳求说，军队将把他看作胆小鬼，因而恳求国王反其道而行之。那个不知所措的男孩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表示同意，“因为你对此事的看法要比我或那些最先提出它的人都看得更远”。

这个建议背后的东西在编年史中都未言及，唯一的线索是克利松在利斯河的焦虑发作。在一个眼睛眨都不眨地砍掉15颗脑袋的人身上，它反映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紧张状态，并一定说服了他同样紧张的同僚们转向库西和中途换帅的极端权宜之计。无论胜利还是失败，与其他骑士的作战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任何东西，但在这场战斗中，贵族们感觉到，自己军团本身处于危境之中。这种情绪反映在傅华萨的多个声明中，即如果法国国王和“贵族骑士”在佛兰德斯战败，所有贵族都将“在法国死去和失败”，“平民将在不同的国度发起反叛，摧毁所有的贵族”。

阿特维德如今在激战前夜更倾向于防御，建议固守阵地，反击敌人。他有地形优势，在山头上占据了一个好位置，而且他相信，心焦气躁、身体不适的法国人会变得盲目冒进或粗心大意，甚至会半途而废。他的建议遭到了那些仍旧沉浸在早先在布鲁日对伯爵的胜利所带来的骄傲之中的人的否决，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战斗。接受了这一决定的阿特维德命令军队对敌人一律格杀勿论，不接受投降，不抓俘虏，只有国王除外，“因为他只是个孩子，只是在按照要求行事。我们应当将他带到根特，教他说佛兰德斯语”。至于战术，他要求手下始终保持压缩队形，“这样便没有人能够断开你们”。为了更加牢靠，他们要用相互缠绕的手臂紧握武器。他们要用弩和曾在布鲁日使用过的炮击的沉重火力来与敌人对峙，然后要肩并肩地凭借其队伍纯粹的分量和牢固性去攻破法国人的战线。

在作战前夜的紧张氛围中，佛兰德斯哨兵报告说，从法军营地传来了喊叫声和武器发出的铿锵之声，仿佛敌人在准备发起夜间攻击似的。还有人认为，那是“地狱的魔鬼在即将成为战场的地方奔跑舞蹈，因为他们将在那里捕获到大量猎物”。

1382年11月29日清晨，敌对双方穿过迷雾向对方挺进，“浓密的雾气令人几乎有置身于黑夜中的感觉”。法军将马匹留在后方，徒步前进，而且一反常态地没有高喊战斗口号，而是悄无声息地前进，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前方的黑雾。佛兰德人以密集队形下山，手中的棍棒一律朝上，如同一座移动的森林。他们以铺天盖地的弩箭和炮火开始，然后紧握棍棒，以“愤怒的野猪”般的力量发起冲锋。法军的计划是，国王的阵营在骑士统帅的率领下坐镇中央，而分别由波旁和库西率领的两个较强大的侧翼从两边包抄敌人。在佛兰德人的冲锋之下，法军中央阵营溃退，在混乱中，波旁和库西的阵营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向前推进。

“你瞧，好兄弟，”波旁叫道（据他当时的传记记者的报道），“我们根本无法前去攻击敌人，除非穿过我们的骑士统帅的队伍。”

“阁下，你说得没错。”库西答道，此时被认为正在当场设计一项进攻计划。“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作为国王阵营的一支侧翼前进，占领山头，那么我们就会如上帝所愿地大干一场。”

“好兄弟，那个建议不错。”波旁表示同意。于是，根据14世纪军事史的记载，他们冲向山头，用长矛、战斧和宝剑从敌人的后方发起了可怕的攻击，“无论是谁，只要看见冲锋陷阵、砍杀佛兰德斯人的库西大人，他就将永远记住一位英勇无比的骑士”。这次进攻使骑士统帅的阵营得到了喘息之机，它缓过劲来，与另一翼的部队卷土重来，重新投入战斗。沉重的战斧和权杖劈开了佛兰德斯人的头盔，那声音“大得就如同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兵器制造者在一起工作”。被法军压迫得更密集的佛兰德斯人彼此紧紧挤作一团，以致里面的人无法举起手臂或武器；就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他们既无法搏击，也无法呼喊。

法军长矛和战斧朝着那些许多人没有头盔或胸甲的固定成团的士兵或刺或砍，于是死尸堆成了小山。穿梭在重甲骑兵之间的法国步卒用刀子结果了那些跌倒的人，“毫无怜悯之心，仿佛他们连狗都不如”。在波旁和库西一翼的进攻之下，佛兰德人的后方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在前线作战的菲利普·范阿特维德试图将他们集合起来，但从他的位置难以发出有效的命令。他缺乏黑王子在普瓦捷会战时的那种在山头居高临下地保持控制的保障。随着军队的节节败退，他被裹挟着一路后撤。在此过程中，他倒在了自己军队的脚下，被踩踏至死，与他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旗手，一位名叫大马戈（Big Margot）的女子。

波旁和库西骑在高头大马上，率领着自己的军团追逐那些逃亡者，在激战中，击溃了聚集在一座树林中准备负隅顽抗的3000名佛兰德人。敌人被彻底瓦解。在其军队一路追杀至库特赖（Courtrai）之际，库西和波旁骑马返回了罗塞贝克。在那里，国王“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为经由他们的努力而赢得的上帝赐予的胜利而赞美上帝”。战斗在两个小时之内即宣告结束。许多佛兰德人的尸体上没有伤口，是被其同伴挤压至死的，但也有数千人死在法军的刀枪之下，“以致大地被鲜血所浸染”。对死亡“歹徒”的数目的报告颇为荒诞，但普遍的看法是，佛兰德斯军队几乎无一生还。无人埋葬的尸体“成了野狗和乌鸦的猎物”，所以几天后，战场上弥漫起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

国王在自己猩红色大帐中御下铠甲时，表示想要看看阿特维德，无论他是死是活。在100法郎的悬赏之下，搜寻者找到了他的尸体，当他被抬到那位胜利者面前时，国王静静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他轻轻地踢了一下尸体，“待它如农奴无二”。然后尸体被抬走，“吊在了一棵树上”。阿特维德的形象后来被织进了一块描绘此次战斗的挂毯之中，该挂毯是勃艮第公爵定制的，被当成了一块地毯使用，因为他想要踩在那些曾试图推翻神授阶层之统治的平民身上。

法军对库特赖的掠夺残忍无情，这是为了报复80年前马刺战役（Battle of Spurs）的失败。市民们徒劳地逃至地窖和教堂以躲避士兵；他们被拖到街道上杀害。路易·德迈尔跪下来为城市求情，但没有人倾听他的恳求。每座房屋都遭到了洗劫，就连城里的贵族及其孩子都被带走以换取赎金。勃艮第公爵有着瓦卢瓦家族搜寻最佳物品的眼光，他将佛兰德斯最精美的大教堂时钟拆卸下来，用牛车运往第戎（它仍在那里）。当国王离开时，下令将库特赖一把火烧掉，“好让它从此以法兰西国王曾</a>到此一游而著称于世”。人们认为，恢复了其惯常的凶残行径的克利松曾插手此命令。

总体的胜利中有一个重大的例外。其主要目标根特从未被攻克。当其军队战败的消息刚刚传来时，人们目瞪口呆，大失所望，所以假如法军在战役后的几日之内来到他们的城门边时，“他们会不加抵抗地容忍其进入”。但中世纪战争往往会在实现政治目标的半途中停止下来。法军对寒冷和雨水厌倦不堪，又为利益和在罗塞贝克即刻出现的报复所牵制，再加上相信根特会按照要求投降，所以他们没有继续北上。

彼得·范德恩·布舍虽然受了伤，却还是让人把他运回了根特，并重新激励市民，坚持说战争尚未结束，法国人不会在冬天到来，有了新季节中的新人，“我们将做出史无前例之举”，哪怕没有英格兰人的帮助。英格兰人一听说佛兰德斯战败的消息便中断了谈判，对这一结果“并非不很满意”。假如情况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很害怕“平民的傲慢自大”将在他们自己国家激起新的反抗。

在那之后，当法国人试图谈判时，根特“强硬而骄傲”得如同它才是胜利者一样，坚决拒绝向佛兰德斯伯爵投降，而仅承认法兰西国王的直接宗主权。伯爵，更具体地说是勃艮第的腓力，那位有确定继承权的人，拒绝了那一安排。此时已是12月底，到这个时候，开始围攻该城已为时过晚。法军已经恢复了在佛兰德斯其他地方的权威，虽然未能将它转至教皇克雷芒手中，但它已经打算回家了。他们与巴黎人有事要解决。

在1383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王室军队驻留在巴黎城外，派人去见市长和地方行政长官，以确保首都的投降。有武装军队在手，又因罗塞贝克的胜利而力量有所加强，所以王室具有了比一年前更大的权威，并且打算运用它。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军队受雇对巴黎形成半包围之势，迫不及待地想要大肆劫掠一番。巴黎人组成的重兵迫切地想要显示其长期准备的力量，他们以弩、盾牌和棒槌为武器整装出发，在蒙马特尔之外摆开战斗队列。王室小心谨慎地派出一个包括骑士统帅和库西在内的代表团去评估他们的力量，并质问他们为何要如此杀气腾腾地前来。平民们回答说，他们希望国王看到他们的力量，因为国王年纪尚幼，还从未见识过这种力量。代表团严厉要求他们回去并放下武器，假如他们希望国王进入巴黎的话。自罗塞贝克决战后已经服软的巴黎人的精神与他们的表现大相径庭，他们未加丝毫抵抗地撤退了。王室军队却得到通知，要摆出战争的姿态，而非和平的姿态——也就是要全副武装地——进入巴黎。

库西和桑谢元帅被派去打开城门，方法是将坚固的城门从其铰链上御下，并移除街道上的锁链。城门被扔在街上，以便国王可以从上面骑过——“将城市的骄傲踩在脚下”，正如圣丹尼斯的僧侣所悲伤地意识到的那样。这激起了市民的忧虑和愤怒，他们设立了夜间哨所，并且说：“和平尚未到来。国王已经摧毁并掠夺了佛兰德斯的土地，他也要对巴黎行同样之事。”为了避免麻烦，使节们向人们宣布，不会有劫掠或伤害加身。在入城那天，以商会会长为代表的布尔乔亚、地方行政长官和500名贵族身着盛装前去参加入城仪式，请求国王的宽恕。当他们跪倒在地时，国王及他的贵族们（库西也在其列）在手持长矛的重甲骑兵的环拱之下从他们身边经过，穿过被卸下的城门，进入了城市。

重甲骑兵立即占据了所有桥梁和百姓经常在那里聚集的广场。士兵寄宿的住宅被要求不得关门。所有拥有武器的人都被要求将它们装在袋子里送带至卢浮宫，它们将从那里进而运至温森斯。

搜捕马上开始，特别是那些布尔乔亚著名人士，王室将他们视为自己真正的对手。让·德马雷斯和尼古拉·德弗拉芒位列遭到逮捕的300名重要市民之中。两名富裕的商人，一名布商和一名金匠，被立即处死，另有13人在一周之内被处死。在1358年得以活命的尼古拉·德弗拉芒现在走上了断头台。起义期间曾在市自卫队中效力的所有布尔乔亚都被一个个地传唤至御前会议面前，被判以重罚。恣意报复的国王政府在接下来的6周中继续对市民进行强行定罪、罚款和处决。巴黎的梅纳吉耶记录说，“他们一次会砍下三四颗人头”，总计被砍头的人超过了100个，这还不包括在其他起义城镇中被处死的人。

征服的标志是对所有商品重新强征12便士（以里弗为单位）的销售税，外加葡萄酒税和盐税——它们正是激起铅锤起义以及巴黎人在前一年拒绝缴纳的相同课税。一周后，在城市统治阶层全部到齐的会议上，国王的命令被当众宣读，废除了巴黎人的优惠和特权。各城镇于中世纪鼎盛之际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赢得的引以为傲的自治权和特许自由权被一个集权政府所耗竭和吞没。在巴黎，由商会会长和地方行政长官构成的职务遭到压制，它们的权限被王室所接管。像在鲁昂一样，重要行会被剥夺了自治权，从此屈服于由巴黎市长所任命的监督者的管理。以前由商会会长主持的警察部队被废除，巴黎的防御权落入了国王的手中。有可能成为麻烦之温床的行会会议以及除上教堂之外的所有公众集会都遭禁止。参与非法集会者将被视为“叛乱者和违命者”，将被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

接下来是对让·德马雷斯的审判。圣丹尼斯的僧侣回忆说，他没有像其他名人那样离开巴黎，而是多容留了一年，一直在平息民众的怒火，努力在宫廷与城市之间进行调停。为此他得罪了公爵们。一长串的告密者被带上前来，支持对说他建议反叛者拿起武器的指控。他被判决死刑，被剥去法衣和兜帽，与另外12人一起被用马车送至位于中央市场的刑场。在马车中，他被安排在高于他人之处，“以便人人都能看到他”。他冲着聚集在街头的人们喊道：“那些判我刑的人何在？让他们来判断我的罪名的合理性，假如他们能的话。”人们为他感到悲哀，但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说话。

刽子手告诉他，如果他乞求国王的怜悯，他也许会得到对其罪行的宽恕，但马雷斯回答说，他没有做任何需要乞求宽恕的事，“但我只应向上帝乞求怜悯，谦卑地请求他原谅我的罪行”。在向眼含热泪的民众道别之后，他从容赴死。

事情仍未结束。王室于3月1日的铅锤起义周年纪念日那天，在大理石桌庭院召集了一次大型集会。巴黎各家各户都必须派人参加，参加者不得戴帽子头巾。查理六世在其叔叔和御前会议的陪同下出席了集会，他坐在一个平台之上，听担任总理大臣的皮埃尔·德奥格蒙特以国王的名义宣读对巴黎人自查理五世去世之后所犯下的所有罪行的严厉斥责。在宣读完各项处决之后，他用可怕的声音喊道：“事情还没有结束！”人们知道自己的角色。恐惧的哀泣在人群中响起。身穿杂乱服装、蓬头垢面的囚犯之妻向国王伸出手去，含泪哀求怜悯。骄傲自大的王叔们和国王的弟弟路易跪下来请求进行民事的而非司法的惩罚——民事意味着罚款。奥格蒙特宣布，国王遵从其天生的善良及其亲属的请求，同意宽恕众人，但假如巴黎人重新走上其邪恶之路的话，宽恕将被收回。囚犯将免于囚禁和死亡之痛，但不得免除罚款的缴纳。一些有大量钱财的人的罚款数量相当于他们金钱、住宅和土地的总和，使他们一下子破了产。

亚眠、拉昂、博韦、奥尔良和其他城市都采取了相似的处罚措施，亚眠古老的赦免令被收回。巴黎的罚款总额高达40万法郎，与外省份的数字相当。其中相当一部分都落入了国王叔叔们的口袋，或支付给已有两年未拿到薪俸的骑士统帅及其他王室官员，补偿包括库西在内的贵族在佛兰德斯战役中的开销。库西收到了13.2万法郎，以及从其领地征收的税金的1/3的抵押款，以弥补加固其城镇和城堡的开支。

奇怪的是，在目睹他在拆除城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后，库西仍然是为巴黎人所喜爱的人物。民间有传言说，“库西之主不惧对国王提出规劝，告诉他，假如他毁掉自己的国家，他便会一无所有，只能挥动起劳工的铁锹”。这则描绘干着农民工作的国王的预言占据了公众的头脑，将令人好奇地长期存在。

狮子的权威得到全面恢复。巴黎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没有商会会长；鲁昂从未恢复在哈雷勒起义之前曾享有的那种自由。起义之所以在一些地方赢得了暂时的控制权，那是因为它们缺少有组织的和唾手可得的公共秩序的力量。这个国家没有采取措施来迎击革命，尽管相反，镇压的作用倒像一出庆典仪式般变得程式化了。

除了根特，起义之所以未能保持控制权，也是因为它没有角色准备，它的队伍遭到了分裂。穷人提供了爆炸性的力量，却成了其利益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商人阶层的代理人。城镇本身未能实现其目标，因为它们彼此为敌。根特继续斗争了两年多，直到路易·德迈尔死后，勃艮第公爵才恢复了对它的管辖，巩固了他的遗产。在其他地方，公众自由和自治权都被丢失或减少。艾蒂安·马塞尔起义时所进行的过程仍在持续：在某种程度上，城镇失败了，君主政体胜利了，而通过经济支持，王室越来越与贵族结为伙伴关系。

暴风雨过后，下层阶级被视为更加危险，更令人怀疑。人们认识到，它是社会的动力部分，而非被动部分，有些人对此充满恐惧，有些人对此充满同情。“因此，清白之人必须死于饥饿，而这些恶狼则用他们填饱了自己的肚子，”德尚写道。“这粮食，这谷物，除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人的血汗之外，还能是什么？因此他们的灵魂要恳求上帝为其复仇。祸哉，那些大人们、议员们和所有致我们于此的人，祸哉，所有充当他们爪牙的人，因为现在人们除了装满自己的口袋外，什么都不在乎。”

起义的浪潮过去了，工人阶级的状况没有丝毫改变。历史天平上的惯性要重于变化。还要再等上400年，“铅锤”们的后代才会攻占巴士底狱。

[1] il popolo di Dio，意大利语，意为“上帝的子民”。——译者注

[2] Viva il popolo!，意大利语，意为“人民万岁！”。——译者注

[3] 上文为法语，意为“圣诞，圣诞，国王万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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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a>它是“我们巴黎的府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