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英格兰的骚乱_远方之镜

库西于1376年4月到达英格兰，正值由王室大臣组成的议会发起 领主们未担任政治首脑是这次崩溃的关键。兰开斯特宣布整个议会会期无效，重新任命了拉蒂默阁下及其同伴，解散了新的御前会议，重新召集了过去的御前会议，逮捕了打算组织抗议活动的彼得·德拉梅尔爵士，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其监禁，将威克姆的威廉主教逐出宫廷，夺取了他的世俗财产。在明确了他的控制权后，他将艾丽斯·佩勒斯重新带回，让她对国王重施魔咒，这时，曾经与下议院共进退的主教们“就像哑巴狗一样，一声也叫不出来”。

除了弹劾，善良议会的工作几乎没有留下一点儿体质上的轨迹。不过，由于曾得到如此强有力的表达，也因为它卓有成效的短暂时刻，中产阶级的意愿、下议院的角色都给国民留下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教会了人们一种确立根基的政治行动的经验。

目睹了英格兰的骚乱之后，库西于1376年夏季或秋季回到法国。鉴于英格兰在他出访期间出现的危机，他不大可能获得有关英格兰打算接受的和平条款的清楚声明，但他无疑带回了有关一个四分五裂、不堪一击的国家的报告。傅华萨报告说，他已向查理五世建议，不要等英格兰国王在休战条约终结时宣战，而是要在英王自己的领土上挑战他，因为“英格兰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虚弱，或从未像现在这样可以手到擒来”。

在库西离开英格兰之前，英王爱德华患上了重疾，“他的所有医生都感到绝望，不知道该如何照料他，也不知道该给他开什么药”。尽管他不治自愈，但王朝的结束显然近在眼前，与之相伴的是，库西的决定时刻也迫在眉睫。我们无法确定伊莎贝拉是跟他一起回到了法国，还是留下来陪伴其垂垂老矣的父亲。出于对其岳父的尊重，库西此刻没有采取公然的行动，但他刚一回来，便接受了一项外交使命，前去拜访佛兰德斯伯爵，为了法兰西的利益而反对英格兰。到这时，库西已是御前会议的成员，查理五世显然十分依赖他的聪明智慧和外交手腕。王后让娜于1373年患上了精神疾病，“以致丧失了心智和记忆”，这也为国王的焦虑火上浇油。经过对她一往情深的丈夫的多次祈祷和朝圣，她恢复了健康和理智，被提名为国王死去后的皇太子的监护人。一个由50位高级教士、王室和议会大臣以及10位“最高尚且能干的”巴黎布尔乔亚组成的摄政委员会将会辅佐她。委员会中有12人将听候王后的随时调遣。作为委员会成员，库西收到了一份每年1000法郎的薪资，此外，在他每年6000法郎的年金的基础上，每个月又多出了五百法郎。大约就在此时，他的女儿玛丽，即他的领地的女继承人，加入了王后的内庭，王后会负责她以及太子和太子的兄弟姐妹的教育。记录显示，1377年4月，一笔2000法郎的付款从库西的年金中被扣除，用以为其几座城堡配备弓弩，以应对重新开战之事。

查理仍然试图避免那最后的灾难，所以再次委派库西充当外交使节，重新开启与英格兰的谈判，这一次没有王室公爵们的友情赞助，为的是免去他们代价高昂的出席。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从1377年1月到6月，会谈分别在布伦、加来和位于海岸边的蒙特勒伊的中途举行。作为一个教士团体中唯一一位世俗贵族，库西的主要同事包括宫廷大臣比罗·德拉里维埃尔，以及两个有僧职的大臣，即拉昂和巴约（Bayeux）的主教，还有御前会议的各位成员。

代表兰开斯特和已故王子两者的追随者的英格兰使节是库西很有可能在近期对英格兰的访问（如果不是以前的访问的话）中所熟悉的人。在一轮轮的会谈中，使团成员各有变化，他们包括：王位继承人的监护人吉夏尔·德安格尔（Guichard d’Angle），他是个英勇而受人敬仰的加斯科涅人，是长期与黑王子并肩作战的人；被兰开斯特复职的罗拉德派骑士理查德·斯塔里爵士；托马斯·珀西阁下（Lord Thomas Percy），法国战场的老兵，亨利·珀西爵士的兄弟；索尔兹伯里伯爵；与兰开斯特的随行人员过从甚密、最近颇受信任的宫廷官吏杰弗里·乔叟。

乔叟最近被任命为负责伦敦港口的报酬优渥、位高权重的羊毛海关检察官，是个成功的公务员，他作为诗人的另外一部分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变得欣欣向荣：1369年，他写了一首有关高尚爱情的长诗：《公爵夫人之书》（The Book of the Duchess），它不是用法语写就，而是用不那么咬文嚼字、仍然不大稳定的英语写成。尽管他对法语了如指掌，曾将《玫瑰传奇》翻译成英文，但他的时代氛围中的某种东西促使乔叟使用了与他那位憔悴不堪、不名一文的同时代人、自称“长愿”（Long Will）的街头牧师朗兰相同的语言。

与朗兰的环境截然不同，乔叟享用着国王批给他的每天一壶的葡萄酒，娶了凯瑟琳·斯温福德的姊妹菲莉帕为妻，这种关系将他们两人都带入了公爵的家庭之内。《公爵夫人之书》是给冈特的首任妻子布兰奇（nche）的优美挽歌，她是位深受宠爱的女士，在生了7个孩子后死去，时年27岁。尽管它的语言选择被认为是罕见的，但它的作者却未因此失宠。1373年，他被派往意大利执行一项外交使命，与热那亚总督商谈一项商业协议，并在佛罗伦</a>萨执行“秘密任务”。就在那一年，薄伽丘在佛罗伦萨作了有关但丁的演说。乔叟返回时带来了大量的新材料，但他改编自薄伽丘的史诗《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则不得不等到他被派去与法国进行和平谈判之时。

诗人和作家时常会充当大使，是因为他们赋予精心构思的演说以出众特点的修辞力量正是这些场合所需要的。彼特拉克曾充当过维斯孔蒂的使节，至少充当过一个使团的装点性的领袖人物。薄伽丘曾为佛罗伦萨与教皇讨价还价，诗人德尚充当过查理五世及其继任者的使节。外交是种礼仪性的冗长过程，要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法律细节和与名誉攸关的事情上，这也许是它常常难以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

1377年拖延的会谈使库西谙熟了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复杂关系中的每个枢纽。提议、反提议以及复杂的讨价还价都在讨论之中，涉及苏格兰、卡斯提尔、加来，后者是一个被提议的新阿基坦王朝，由爱德华三世的一个儿子来统治，但他要宣布脱离与英格兰的关联，若是做不到这一点，就要有隔离，或封邑的交换，复杂得像一场稻草人游戏。像往常一样，自从开战起，教皇的特使便会增加其频繁的调解努力。尽管法国人占了上风，但一点儿也不软弱和优柔寡断的英格兰人不可能接受任何安排，甚至一个王子理查德与法王查理的7岁女儿玛丽之间的婚配提议。

第一次会谈在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中断，一个月后再次召开。4月1日到期的休战协议被两次延期，每次一个月，以便使谈判得以存续。使节们在长时间的工作会议期间进行着急切的磋商。库西的角色是什么？乔叟的角色是什么？他们的言论已消失不见；没有记录保留下来，因为讨论，尤其是涉及婚姻的讨论，是秘密进行的。查理给其使节的指示是：“国王不希望婚姻由他那一方首先提出，但假如英格兰人提起，你们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然后向国王汇报。”

法国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阿基坦12座城市的所有权（英格兰已经掌握了它们），条件是爱德华要归还加来和他在皮卡第占有的所有土地；他们说，要么这样，“要么什么也别想”。英格兰人固执地拒绝了这些建议，认为只要他们掌握法国北部的据点，他们就可以卷土重来，弥补损失。

在会谈期间，英格兰的国内情形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兰开斯特压制住了英格兰人的不满，但远未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足以由公爵召集起来选举其管家为发言人的新议会于1月顺从地批准了援助资金。主教们则没那么顺从，威克利夫是他们的靶子。他尚未说出他对圣餐和神职的否定，但他有关平民权力和剥夺教会所获捐赠的言论已足够异端。尽管他的改革教士之职的号召得到了教士们的支持，但他们不会被动地等着被剥夺财富。红衣主教萨德伯里和伦敦主教考特尼于2月传唤威克利夫来回应其异端的宣讲。王室与教会间长达数世纪的反复斗争这一次在圣保罗大教堂以一种令人捧腹的吵闹场景再次上演。

兰开斯特希望败坏主教们在普通信徒中的名声。他指派了4个神学方面的大学</a>教师为威克利夫辩护，并在元帅亨利·珀西爵士以及他们全副武装的侍卫的陪伴下，亲自出席了圣保罗的听证会。一群被召集来的市民把大教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因为这样的谣言而义愤填膺：兰开斯特打算将元帅的权限扩展至城市的传统权利，以维持公共秩序。考特尼主教颇受伦敦人欢迎，而公爵则不。当全副武装的卫兵将人们推到一边，为公爵和元帅开路时，人们变得群情激愤，随后，当考特尼拒绝公爵为威克利夫提供一把椅子的要求时，又出现了一场大声的争论。年轻气盛的主教本身是一位伯爵之子，还是爱德华一世的后裔，他并不打算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接受命令。

“我要让你屈服，你还有其余的所有主教。”兰开斯特咆哮着说。人群骚动起来，发出大声的恫吓，兰开斯特威胁说要逮捕捣乱者，考特尼告诉他，如果他在大教堂中那么做，他就将被开除教籍。“还有一点”，有人听到公爵咕哝着说，“我要让人拽着你的头发把你揪出教堂。”人群的愤怒爆发了，公爵和元帅明智地判断应当撤退，而威克利夫甚至一句话还未说。兰开斯特成功地打断了进程，这是他的目的所在，但其代价是，将大众的情绪更多地转向对他本人的反对，而不是对主教的反对。

伦敦沸腾了，在听到珀西因为一个市民诽谤公爵而逮捕了他的消息后，更是群情激愤。一群乌合之众怀着打算处以私刑的情绪聚集起来，冲向萨伏伊宫，在半路上遇到一个说彼得·德拉梅尔坏话的牧师，将他痛打至死，就如20年前马塞尔的乌合之众在愤怒中杀死一个不幸的牺牲品一样。正在萨伏伊吃牡蛎的兰开斯特和珀西接到警告，借助泰晤士河上的小船逃脱，在威尔士王妃及其儿子的深受尊敬的高墙之内寻求庇护。在这里，没有人会冒险攻击他们。与此同时，考特尼主教也得到了警告，他由于害怕被人指责为灾难之本，已匆匆赶往萨伏伊宫，成功地安抚住了暴民。

在逃跑和羞辱之后，兰开斯特要求通过城市的正式道歉来恢复他的权威。王妃请求市民看在她的面子上与公爵和解，国王的君权被调用；伦敦的权威们要求以释放彼得·德拉梅尔为他们道歉的条件；教士重新掌握了总理大臣和司库之职。派系斗争加深，国家被此事件更进一步地分裂。

在圣保罗的兴奋骚动之中，威克利夫的问题没有得到查究。陷于神职人员利益和国民情感之间的英格兰高级教士也许很乐于让这一问题就此打住，但教廷不然。5月，格列高利十一世向英格兰主教管辖区、国王以及牛津大学发布了5份诏书，谴责威克利夫的错误，要求将他逮捕。有关他的异端教义的所有讨论都遭到遏制，所有支持它们的人都被解职。一个充满危险的问题被加入了所有其他冲突之源。新议会强烈反对教皇；宁肯唤鹰打猎而不愿关注其迫切的灵魂需求的国王处于了弥留之际。在那一刻，当英格兰局促地等待着改朝换代之际，主教们将反对威克利夫的进程搁置了起来。

在法国，谈判者于5月在蒙特勒伊的那座高墙环绕、西防护墙面朝大海的古城堡举行了最后一次会晤。两个国家的总理大臣都参加了会晤，代表法国的是皮埃尔·德奥格蒙特，代表英格兰的是圣大卫的主教（Bishop of St. David’s）。条款在公开会议上进行了详细讨论，这是查理想要的，以使他最后的提议被正式提出，并得到确定的回答。他没有得到这个回答。虽然对于留在英格兰人手上的东西显得慷慨大度，但他的提议拒绝给予英格兰人任何法国领土的主权，并且坚持要求得到加来。英格兰人以回避掩饰拒绝，说他们缺少最终的权威，要将这些条款提交给自己的国王。正如事情很快被证明的，法国人此刻一定已开始为交战行动作准备。在会谈临近结束时，小公主玛丽在巴黎死去，这也就解除了有关婚姻的提议。会谈中断，没有就举行另一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延长休战时间。

到英格兰使节回国时，国王爱德华也已于6月23日去世，那是休战结束的倒数第二日。他的当政周年纪念实际上已未加注意地过去了，而他的死亡也几乎未激起更多的关注。他死时，遭到了那些弄权的宠臣的抛弃，包括艾丽斯·佩勒斯，据说她在离开时从国王的手指上捋走了戒指。一个10岁的孩童登上了王位，开启了分裂时代，这个时代将会把自己的破坏传播至下个世纪，证实了兰朗得自《圣经》的警告：“悲痛的是，国家有个年幼的国王！”

伊莎贝拉·德·库西于4月被信使以“极其紧迫之事”为由从法国召回[2]，在父亲死时就陪在他身边。在父亲临终前不久，她派遣信使带着消息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去见库西。6月26日，甚至就在她父亲的葬礼之前，她请求并获得许可返回法国，显然有紧急事宜需要讨论。

库西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忠诚问题，它还因重大的税收、在当时极其重要的亲属关系之纽带以及嘉德骑士团的成员誓言而加重。放弃效忠、亲属关系和成员资格都非儿戏。其他领主，如德比什长官和克利松，都曾改变过其效忠立场，但他们一般而言是加斯科涅人、布列塔尼人或艾诺人，基本上不觉得自己是法兰西人或英格兰人。库西自己的总管，即那位英勇的沙努安·德罗伯萨特，在他于14世纪60年代与库西一起在英格兰时，倒向了英格兰。在向爱德华三世起誓表示效忠后，他冷酷无情地随着兰开斯特的军队重返皮卡第，对其大肆劫掠，而几年前，他曾热忱地捍卫过这里。不过，他是个土生土长的艾诺人。[3]

简单地说，如果库西像以前一样保持中立，他就不会在其国家事务中担当重要的角色。他不仅需要站队：他无疑想要站队。在法国复兴之际，民族情感大为膨胀。作者们以皮卡第、诺曼底和被查理五世重新夺回的阿基坦的许多城市为荣。1376的一部政治寓言Songe du Vergier（《樵夫之梦》）中的骑士呼喊道：“罗兰、亚瑟或奥利弗都不曾像你这样凭借自己的智慧、威力和祈祷做出如许的丰功伟绩！”（通过查理有说服力的金钱的运用，作者也许还会有所补充。）“当你登上王位，你敌人的号角声和骄傲之情都直冲云霄。感谢上帝，你折断了他们的号角，深深地羞辱了他们。”

由于战争的两极性，与英格兰的溃败形成对照的是，法国人的国家感正在形成。在未来的红衣主教皮埃尔·德阿伊利（Pierre d’Ailly）于1370年前后所写的一篇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格兰人之间的对话中，英格兰人宣称，至少诺曼底应当属于英格兰，他们有权就此问题发话。“住嘴！”法国人喊道，“那不是事实。除非通过暴政，否则你们拿不到海这一边的一寸土地；大海是也应当是你们的边界。”这是种新理念。宣誓效忠与王朝婚姻依旧是忠诚的表现形式，但国家正在变得具有决定性。一个法国贵族不再能够像德阿尔古那样毫无愧疚地加入英军，并引导他们入侵自己的祖国。库西再也不能同时效忠于海峡两边。

英王爱德华死后的两个月，库西向理查二世表示正式放弃“我对您做出的全部保证和誓言”。这封日期为1377年8月26日、由库西派出的几位领主和侍卫作为递送证人呈交给理查德的信件回忆了他曾与“我最尊重、最可敬的领主和父亲，新近故亡的国王（上帝怜悯他）”的“同盟”，然后继续写道：

现在，适逢战争在我土生土长的国度之君主与您之间爆发，这是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令我悲伤的事情，真希望它仍有挽回的余地，但我的君主已经命令并要求我为他效劳，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如我必须做的那样；您清楚地知道，我不应当违抗他的命令；所以我将尽我所能为其效犬马之劳。

因此，最可敬和最强大的主人，为了避免予人口实，让他们对我有任何微词，或诋毁我的荣誉，我告知您上述事宜，并收回我对您做出的全部保证和誓言。

另外，最可敬的陛下，我上述的最可敬的主人和父亲曾心怀喜悦地颁布命令，置我于最高贵的部队和嘉德骑士团中；就让它来取悦您最高贵和最强大的贵族权力，将我的位置提供给您乐于授予的任何人，并就此解除我的职位。

一仆二主的局面被打破。为了变成“一个善良而真正的法国人”，库西选择了国籍，即使这个词当时尚不存在。有关这一选择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他在放弃自己的英格兰土地和效忠的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妻子。普遍的说法是，他觉得有责任与她分开，以便自由地选择法兰西，但只有当伊莎贝拉拒绝心甘情愿地失去他们的英格兰庄园时，这种做法才是必要的。由于放弃了效忠誓言，财产就必须被没收。有关伊莎贝拉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她的强迫性的奢侈浪费，她对娘家、对父亲的溺爱的神经不健全的依赖——她也许希望将此传至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们身上——她在法国的不安全感，都让人觉得，离婚</a>有可能是她的选择，而不管它是否也是她丈夫的选择。

没有证据告诉我们，库西对自己虚荣、娇纵、自私、任性的妻子有何感觉——是爱，是恨，还是漠不关心。从她众所周知的脾性来判断，她不是个可爱的金雀花，历史上几乎没有对她的记载。不管怎样，她回到了英格兰，并留在了那里，与一直在那里生活的年幼的女儿菲莉帕一起生活。她丈夫在英格兰的所有产业，“庄园、村庄、荣誉、领地、城镇、土地、住宅、动物、秣料、商品和动产”都被王室没收，并谨慎地转给了伊莎贝拉的托管机构，它由约克大主教、两位主教和其他4位专员组成。因为妇女并未被禁止拥有其自己的财产，这项安排表明，她的兄弟们不相信她的习性。条款规定，“只要她留在英格兰”，税收便将由托管人支付给她。

伊莎贝拉的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的不确定状态只持续了两年。1379年4月，她在未知的情形下死去，时年47岁。库西在英格兰的全部土地最终都落在了他女儿菲莉帕的名下。

法国一等休战协议过期，便恢复了交战状态。他们与西班牙舰队联合起来，甚至在得知英王爱德华逝世的消息之前，便向英格兰南部海岸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击。为了在权力交接期间尽力使那一事件不外泄，英格兰人已经“仓促地切断了王国内的一切通路，不让一点儿消息从王国中流出”。要求关闭所有出口的组织活动必定十分可观，但事实证明它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法国人已经发起了进攻。

在海军上将让·德维耶纳的指挥下，法国和西班牙人于6月29日在布伦对岸的拉伊登陆，使它屈从于24个小时的残暴行径——放火，劫掠，杀死男人、女人和孩子，将少女抢至船上，故意仿效英格兰人对法国城镇施加的暴行。在熊熊火焰中，一座“精美绝伦的”（用沃尔辛厄姆的话来说）教堂被摧毁。尽管一群骑士坚决要求占据拉伊，将它作为一个永久基地——类似于英格兰的加来——但遭到海军上将的拒绝。法国人的目标不是占领，而是破坏和恐怖，以便将英格兰人带向和平谈判，阻止他们增援加来，而法国人正计划将加来作为主要进攻点。

法国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顺着南部海岸一路向下，攻击了福克斯通（Folkestone）、朴次茅斯、韦茅斯、普利茅斯、达特茅斯（Dartmouth），并深入内陆10英里，为的是烧毁刘易斯（Lewes）。在那里，他们分散开来，屠杀了一支由当地行政长官和两名骑士带领的200人的守卫部队。在坐船驶离之后，他们于一个月后卷土重来，目的是摧毁南安普敦附近的怀特岛（Isle of Wight）。盘踞在英格兰人心头的对古代丹麦侵略者和攻城略地的日尔曼人的那反祖性的黑色恐怖的畏惧变成了可怕的现实。

防御的弱点不应归于任何错误的安全感。这些正是法国此前袭击所攻击的城市。再者，随着休战期的结束，在最近6个月中，王室法令对法国侵略的最黑暗的幽灵的恐惧节节攀升，但在一片混乱之时，却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当侵略者到来时，城镇的命运并未极大地激起贵族们的保护努力。一位后来声名狼藉的骑士约翰·阿伦德尔爵士（Sir John Arundel）带领400名枪矛手成功地保卫了汉普顿（Hampton），但直到市民按照他的要求交出金币形式的钱财来雇用他们时，他才采取了行动。

当兰开斯特位于苏塞克斯（Sussex）海岸的佩文西（Pevensey）城堡危在旦夕之时，一向怀有敌意的沃尔辛厄姆报告说，公爵拒绝派出守卫者，并冷漠地评说道：“让法国人烧掉它。我有的是钱，可以再造它。”这番言论听上去像是虚构的，就像另一位担任神职的编年史作者让·德韦内特所栩栩如生地描绘的那样，对贵族充满了同样的怨恨口吻——其理由是相同的：骑士们未能保卫领土和人民不受其敌人的攻击。农民起义即将在这些被侵略的郡县——肯特和苏塞克斯——到来，并非出于偶然。

[1] 其他几个人是死于意大利的莱昂内尔（Lionel）、死于黑死病的乔安娜以及他的两个女儿：嫁给彭布鲁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的玛格丽特和嫁给布列塔尼公爵的玛丽。

[2] 人们不是很清楚，信使是派至法国来向她报信的，还是由她从英格兰派至法国向她丈夫报信的。

[3] 罗伯萨特带着3个儿子定居在英格兰，建立了一支血脉，它终结于大约200年后的艾米·罗伯萨特（Amy Robsart），她是女王伊丽莎白的宠臣、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的命运多舛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