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一仆二主_远方之镜

当情况朝着英法重新开战的方向发展时，昂盖朗的英格兰婚姻使他陷入了有关忠诚的两难境地。他既不能拿起武器对抗自己的岳父，因为他在英格兰拥有土地，为此欠着岳父的情，可另一方面，他也不能起而对抗自己实质上的君主——法兰西国王。

查理国王在加斯科涅领主们提出的主权问题上步步进逼。国王煞费苦心地为重启战争准备着精心设计的理由，在此过程中，他向博洛尼亚、蒙彼利埃、图卢兹和奥尔良大学</a>的著名法律专家寻求法律上的意见，而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做出了查理想要的反馈。打着法律的旗号，查理传唤黑王子到巴黎来回应针对他的抱怨。王子“凶神恶煞般地盯着”信使，恰如其分地回答说，他愿意前来，“但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头上会戴着头盔，我们的人马将达6万”。于是，查理迅速宣布他是个不忠的封臣，宣布《布雷蒂尼条约》作废，于1369年5月宣战。

随着这种局势的发展，在两位国王那里都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们“伤透了脑筋……尤其是库西之主，因为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依照博内特的看法，在对两位势不两立的君主都有忠诚义务的尴尬困境中，一位封臣应当为其最初发誓要效忠的君主提供军事服务，并派一位替身去为另一个君主作战——一个机智但昂贵的解决之道。英王爱德华不能强迫库西与其实质上的君主作战，但足够显而易见的是，假如他为法国而战，那么他作为贝德福德伯爵的众多财产，有可能还有伊莎贝拉的财产，都将被没收。

他的 1369年9月，库西率领一小队骑士和混编的皮卡 在间隔了22个月以后的一份文献中，证据将库西放在了萨伏伊。在那里，他从1371年11月起便与同自己有亲属关系的绿伯爵进行积极的交涉，以阻止那位贵族向对手提供取之不竭的供应。在1372年至1373年间，两人都在意大利，为教皇攻打击维斯孔蒂家族。

自从罗马帝国倒台后，权力便移出了意大利，在一片具有璀璨文化的土地上留下了政治上的混乱。意大利城市在艺术和商业上都极为繁荣，其农业较其他地方发展出了更高超的技艺，她的银行家们积聚资本，成了欧洲金融的垄断者，但无休无止的派系斗争和为了控制教皇与帝国的分裂斗争，也就是圭尔夫派（Guelf）和吉贝林派（Ghibelline）之间的斗争，将意大利带入了失去令人渴望的秩序的暴君时代。曾经是共和自治之母的城邦屈从于肯·格兰德斯家族（Can Grandes）、马拉泰斯塔斯家族（Mtestas）和维斯孔蒂家族的统治，他们使用军队而非头衔来进行统治。屈从于暴君（保留了自己独立的寡头政治的威尼斯和保持了其领主的佛罗伦</a>萨除外）的意大利被但丁拿来与奴隶和妓院作比。再没有比意大利人更喜欢谈论统一和国家状态的人了。

部分因为这些状况，外国雇佣兵在意大利找到了一个现成的立足点。他们不受忠诚性的约束，为利益而非忠诚而战，所以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滋养战争，并尽可能地延长战争，却让不幸的百姓忍受其后果。商人和朝圣者不得不雇用武装护卫。城门在夜间紧闭。“因为害怕这些连队”，锡耶纳附近的一所修道院的院长一年要将自己的财产向这座有城墙的城市转移两到三次。一位佛罗伦萨商人在路过一个被匪徒接手的山村时遭到攻击，尽管他大声呼救，而且全村的人都听到了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敢来帮助他。

可是，即使在罪恶当道、袭击变得习以为常之时，日常生活仍然如野草的生长般照常持续。伟大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海上共和国仍在给欧洲带来东方的货物，意大利的银行和信用网络依旧忙于看不见的生意，佛罗伦萨的编织工、米兰的武器制造者、威尼斯的吹玻璃工、托斯卡纳（Tuscany）的工匠仍在红瓦屋顶下从事着自己的手工活动。

在14世纪中叶，意大利的核心政治事实是，阿维尼翁教会拼命地想要保住其对位于这个教皇国家的临时基地的控制权。事实上，想要在国家之外统治这个意大利中部的大块区域是不可能的。这一努力的代价是一系列激烈的战争、鲜血和屠杀、沉重的赋税、受人憎恨的外来总督，以及对位于其祖国境内教廷的日益敌视。

重新占领教皇国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与维斯孔蒂家族统治下的米兰的扩张产生了冲突，维斯孔蒂家族已于1350年占领了博洛尼亚这块教皇的封邑，并有成为意大利的主宰权力的危险。当教皇军队成功地重新夺回博洛尼亚时，勃然大怒的贝尔纳博·维斯孔蒂强迫一位牧师从一座高塔的顶端宣布对教皇的咒逐。完全拒绝接受教皇之权威的他夺取教会的财产，强迫米兰大主教向他下跪，禁止其臣下缴纳什一税、寻求宽恕或与罗马教会有任何其他的交道，拒绝接受教皇任命的有俸教士进入自己的领地，撕碎并踩踏教皇的文书。当他因无视要他前往阿维尼翁的征召而被以放荡、冷酷和对教堂怀有“魔鬼似的憎恨”的罪名判罪时，乌尔班五世于1363年将其作为异教徒逐出教会，并做出了本世纪许多徒劳无益的姿态之一：宣传对其进行十字军东征。由于憎恨阿维尼翁教廷的庸俗世故、巧取豪夺及其在法国轨道上的存在，意大利人认为乌尔班只不过是法国人的一个工具，所以对他的号召充耳不闻。

俗名纪尧姆·德格里蒙德（Guiume de Grimoard）的乌尔班出身于朗格多克的一个贵族家庭，是个真挚虔诚的人，以前是圣本笃修会修士，所以他由衷地渴望恢复教会的信誉，复兴教皇的名声。他减少名目繁多的有俸圣职，提高教士的教育标准，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高利贷、僧职买卖和教士纳妾，禁止在教廷中穿尖头鞋，不让自己去取悦于红衣主教团[1]。当他被选为教皇时，他不是红衣主教团成员，而仅仅是马赛的圣维克多（St. Victor）修道院的院长。他战胜了包括野心勃勃的塔列朗·德佩里戈尔在内的级别更高的候选人得以当选，只因为红衣主教们没有办法在自己人中一致选出一人来当教皇，但公众认为，这出于他们自己群体之外的令人瞠目的违和之举一定是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在追逐其最喜爱的主题的彼特拉克看来，只有圣灵才会使红衣主教这样的人压下自己的嫉妒和野心，为一个将使教廷重返罗马的教皇打开升迁之门。

这位乌尔班打算尽快确定对圣彼得之遗产的控制权。在世界各地的虔诚教徒中，对重返罗马的渴望表达了对一个净化的教会的渴望。如果教皇也具有这样的情绪，那么他也会意识到，重返罗马是控制那一临时基地的唯一手段，他也明白有必要终止那被其他欧洲国家视为是法国家臣的身份。很明显，教会在阿维尼翁停留的时间越长，它在意大利和英格兰的声望便越小。虽然红衣主教们强烈反对，法兰西皇帝也断然拒绝，但乌尔班还是决定要重返罗马。

在意大利，贝尔纳博不是牧师们唯一的敌人。弗利的暴君弗朗西斯科·奥德拉斐对开除教籍令的反应是，让塞满稻草的红衣主教人像在集市广场被烧毁。就连因为要对抗米兰而时常与教会结盟又解约的佛罗伦萨在精神上也是反教会和反教皇的。佛罗伦萨的编年史作者佛朗哥·萨凯蒂（Franco Shetti）为奥德拉斐恶毒地令一位牧师致残的行为找借口，其根据是：他不是出于贪婪之罪才这样做的，假如所有牧师都得到同样的对待，这对社会将是件好事。

在英格兰有种说法：“教皇变成了法国佬儿，耶稣变成了英国人。”英格兰人越来越讨厌教皇委派外国人来担任英格兰的有奉圣职，并由此使英格兰的金钱流至国家之外。在变得越来越独立的过程中，他们已不知不觉地走向了一个英格兰教会。

1367年4月，乌尔班实施了庞大的动迁，不顾红衣主教们的哀号（据说他们尖叫着说：“哦，邪恶的教皇！哦，不敬神的兄弟！他要把自己的儿子们带向何处？”仿佛他正带着他们流亡他乡，而非走出放逐），执意从马赛出发。红衣主教们不愿意离开阿维尼翁的奢靡生活，前往动荡、衰落的罗马，所以红衣主教团中最初只有5人陪伴在他左右。庞大的管理机构的更大部分留在了阿维尼翁。

乌尔班的首个着陆地是来亨（Leghorn），在那里，比萨总督乔瓦尼·阿涅洛（Givanni Agnello），一位“可憎而蛮横的”统治者，在约翰·霍克伍德爵士和1000名身着闪亮铠甲的士兵的护卫下前来见他。刚看到那位总督时，教皇浑身颤抖，拒绝登岸。这不是重返不朽之城的吉兆。

14世纪的诽谤精神统治了这次回归。只有当他召集起一支临时军队和一支由意大利贵族组成的令人难忘的护卫队时，这位神父才得以进入如今混乱得令人悲哀的基督教王国的首都城市。以前依赖教廷庞大业务的罗马没有像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那样的繁荣商业可予求助。在教廷不在的情况下，它陷入了贫困和长久的混乱；人口从黑死病之前的5万多人下降到两万人；因地震或忽略而坍塌的传统纪念碑因其石头的缘故而遭到肆意破坏；牛群生活在废弃的教堂中，街道上满是坑坑洼洼的死水坑，垃圾扔得到处都是。罗马没有像但丁和彼特拉克这样的诗人，没有像奥卡姆这样的“无往而不胜的医生”，没有像巴黎和博洛尼亚这样的大学，没有繁荣兴旺的绘画和雕塑工作室。不过它确实为一位著名的圣者提供了避难所，她就是瑞典的布丽吉塔，她对每个生物都善意相待，谦恭温和，却充满激情地批判等级制度的腐化堕落。

在1368年的某个时间，皇帝抵达伦巴 库西离开法国而非参与战争之举，以及他此后毫不动摇地保持中立的做法，都远未给其名字抹黑，而是被双方都视为荣誉体面的化身，通过保护其庄园不受英军攻击的方式善待于他。在诺利斯于1370年进攻皮卡 尚多斯在第二天死去，一直没有恢复意识，吉耶纳的英格兰人说“他们失去了海那边的一切”。作为英格兰在克雷西、普瓦捷和纳杰拉胜利的缔造者和战略家，尚多斯如果称不上是双方之魁首，至少也是他那一方最伟大的统帅。尽管法国人为敌人的损失感到欢欣鼓舞，但也有一些“正直的贵族和英勇的骑士”出于一个有趣的原因，认为它是种共同的损失。他们说，尚多斯“如此贤明，如此富有想象力”，又受到英格兰国王的如此信任，所以他本可以找到某种办法，“从而使英法两国间的和平得到保证”。就连骑士团成员也知道渴望和平。

几个月后，黑王子进行了自己最后一次作战行动。领土正在从他手上滑落，被法王在朗格多克地区那精力充沛的代理长官德安茹公爵的部队以及迪盖克兰率领的其他部队蚕食殆尽。1370年8月，查理的与城镇和贵族进行零星和谈的政策使利摩日重回法国怀抱，它的主教尽管曾发誓要效忠黑王子，却轻而易举地让自己被中部地区的统帅德贝里公爵所收买。因为可免除10年的赋税，地方官员和市民都乐享其成。利摩日在其城门上方升起鸢尾花旗帜，在应有的典礼之后，贝里离开了，留下了一支由100名配矛骑兵构成的小部队。这支部队太小了，无法避开接踵而至的事件。

黑王子因其“背叛”而怒火中烧，发誓要让这个城市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决定要杀鸡儆猴，以阻止进一步的背离行为。从一顶轿子中发布命令的他率领一支包括他的两个兄弟和他的精英骑士在内的强大军队前去进攻利摩日。矿工在城墙上挖掘通道，用木桩支撑它们，一旦点燃它们，部分城墙就会坍塌。从炸开的缝隙拥入的重甲骑兵挡住了城市的出口，进而根据命令对居民高举屠刀，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因为恐惧而尖叫不已的人们跪倒在王子的轿子前请求怜悯，但“他是如此怒不可遏，所以根本不去理会他们”，于是他们都死于刀剑之下。尽管他的命令是一个不留，但一些可以付赎金的大人物还是被活捉，其中就有那位主教，黑王子向他投去了“恶狠狠的目光”，发誓要砍掉他的脑袋。然而，经过王子的兄弟冈特的约翰的斡旋，主教逃到了阿维尼翁，带去了可怕的故事。

目睹或参与了这场屠杀的骑士并非不同于那些为尚多斯之流哀哀哭泣的骑士，但14世纪肤浅情感的较明显一面是对痛苦和死亡场景的麻木不仁。尚多斯之所以受到哀悼，是因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而利摩日的受害者在骑士精神之外。此外，生命并非弥足珍贵，因为身体是什么？说到底，它不过是一块腐肉，而在尘世上的旅居也不过只是在前往永恒生命的路途上的一次停留。

在司空见惯的惩罚中，利摩日遭到掠夺和焚烧，它的军事工事被夷为平地。通过这个传遍了法国的血腥故事，无疑暂时吓住了人们，让他们不敢抵抗，但长期来看，它培育了他们对英格兰人的仇恨情绪，50年后，这种仇恨情绪将把圣女贞德带向奥尔良。

一位英雄的事业在利摩日的报复性掠夺中宣告结束。因病得太重而无法行使统治权的王子将对阿基坦的统治移交给冈特的约翰，与此同时，又因其6岁的长子爱德华之死而痛苦难当。1371年1月，他离开了波尔多，从此一去不返。他带着妻子和二儿子理查德回到了家乡，又过了6年绝望的病人生活。

由于法国现在掌握了主动权，英格兰的军事策略便大体是被动的。罗伯特·诺利斯爵士于1370年在法国北方各地野蛮掠夺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给当地造成伤害，以便破坏法国人的战斗努力，使法军从阿基坦撤回。他的部队可以在行军路过时洗劫村庄，烧毁田野中成熟的小麦，但无法攻克有防御的地方，也无法激起正面的战争。因为既看不到赎金也看不到荣耀，他的骑士们在靠近巴黎时变得越来越不满，不过，他们的威胁足以令人警觉，这导致迪盖克兰于10月被任命为法国的骑士统帅。

曾经当过4次俘虏的记录表明他是个要么鲁莽要么无能的武士，但贝特朗却不是拉乌尔·德·库西那样不计后果的莽夫。相反，他谨慎而狡猾，相信凭匮乏和损耗可以削弱敌人，这正是查理选择他的原因。他的第一项举措是与一位难以对付的布列塔尼同乡签订一份个人条约，此人是独眼的奥利维尔·德克利松（Olivier de Clisson），人称“屠夫”，因为他习惯于在战场上砍掉敌人的手臂和腿。这支布列塔尼人的队伍及其追随者骚扰并追击诺利斯，而当诺利斯的部队因心怀不满的骑士的背叛而分化时，又在卢瓦尔河下游的战役中击败了它。通过在这里猛咬一口，在那里轻啃一嘴的方式，或是通过收买那些根基太深的英格兰首领，迪盖克兰的部队一点一点地解放了被割让的领土。

关键优势的取得是1372年6月卡斯提尔人战胜了一支离开拉罗歇尔的英格兰护航舰队的海战。那些英格兰船只将运来人员和马匹以增援阿基坦，更关键的是，还带来了两万英镑的士兵薪酬，据说它足以支持3000名战斗人员一年的时间。在从间谍那里获知了这次远征后，查理向自己与恩里克国王的同盟发出呼吁。在180名桨手推进下的200吨卡斯提尔大帆船由自由人而非戴镣铐的罪犯操作，比英格兰舰队的只能顺风而行的横帆船更易操作。指挥西班牙人的是职业舰队指挥安布罗西奥·博卡内格拉（Ambrosio Banegra），他的父亲一直是唐佩德罗的舰队指挥官，但因为敏锐地观察到命运之轮的转动，在正确的时间改换了门庭。英格兰人的指挥官是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他是英王爱德华的女婿，25岁，有道德败坏的名声，毫无航海经验。在航行进入海湾时，他的船只遭到了卡斯提尔人船只的碰撞，后者用油喷射英格兰船只的索具和甲板，并借熊熊燃烧的箭头点燃了它们。他们从高于敌舰的船楼（即“城堡”）上向英格兰弓箭手扔石头。在两天的战斗中，英格兰船只被烧毁、溃败和沉没。其他的损失之一是，装着金钱的器皿沉入了海底。

金钱的损失削弱了英格兰对阿基坦的控制，因为它取决于军队的报酬。卡斯提尔人对海上的控制使英格兰与波尔多的交通陷入危境，更糟糕的是，它为法国人袭击英格兰海岸打开了通道。正是怀着这种想法，查理于此时在鲁昂开发海军基地和造船厂，在这里，最大的船只可以随着潮流拱入塞纳河。如今60岁的上了年纪的爱德华不愿在家坐以待斃，发誓要亲征海外，“他是那么强势，竟坚持要向法兰西的全部力量发起挑战”。

英王爱德华通过“扣留”商船及其船长和船员的惯用方式集结起另一支舰队，带上生病的黑王子和冈特的约翰，于1372年8月底率领大军出发，准备勇敢地面对卡斯提尔人，不料却被天气所打败。劲吹了9周的逆风不断迫使舰队返航，或是将它留在海港，直到为时太晚，无法于当年出发。国王不得不放弃尝试，其代价是巨额的花费：粮草和装备，水手和重甲骑兵的报酬和维持费用，中止的贸易和向船主赔偿的经济损失。而尤其惨重的代价是，人们对战争的日益不满。

中世纪的技术可以在空中盖起200英尺高的建筑奇迹，可以构想能够纺织有图案的布匹的织布机器，以及可以控制无形的空气去转动沉重的磨石的齿轮轴，可它未能构想出能够根据风向调整风帆的从船头到船尾的帆具。通过人类头脑的这种意外，战争、贸易和历史得以塑造。

这次航海的失败间接地导致了英格兰位列第三的伟大士兵德比什长官的悲剧命运。当爱德华的舰队在近海苦苦挣扎时，法国人正在收复拉罗歇尔及其内陆地区，而在这些战斗过程中，德比什长官被俘。他是在一个夜晚被一支法国和卡斯提尔联合登陆部队俘获的，这支部队的首领是威尔士的欧文（Owen of Wales），一位受法国保护的人，他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威尔士亲王。尽管德比什长官借着火把的亮光浴血奋战，但还是寡不敌众。查理违背骑士精神之习俗，将他关在位于巴黎神庙的监狱中，没有赎金特权。德比什长官的命运使骑士身份变成了未知数，令人大为沮丧。

对查理五世而言，政治目标要比对骑士精神的狂热来得更加重要。他永远也无法原谅德比什长官在1364年的科舍雷尔战役之后的背叛，当时，德比什长官先是转向法国，作为对查理批准大笔税收的回应，随后便故态复萌。他的心属于自己的战友黑王子，当战争于1369年再次爆发时，他否认了对法兰西国王的忠诚，将财产退回，重新加入了英格兰军队。查理现在决心要让他无法行动。

虽然英王爱德华提出用三四个法国战俘再加价值10万法郎的赎金作为交换，查理仍决绝地拒绝让这位勇猛无畏的加斯科涅人被赎回，尽管他曾经在莫救过查理的妻子和家人。当德比什长官身体日渐衰弱时，法国贵族请求国王，别让一个勇敢的骑士死在监狱中，但查理说，他是个强大的武士，如果放虎归山，让他重新投入战斗，他将收复许多地方。因此，只有他“变成法国人”，他才会释放他，而德比什长官拒绝了这一条件。当一群以库西为发言人的贵族再次请愿时，国王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问他该怎么做。库西回答道：“先生，如果您要求他起誓，他将永远不再拿起武器对抗法国人，您就可以释放他，而这将成为您的光荣。”

“如果他愿意，我们就那么做。”国王回答，但那位憔悴而虚弱的长官说，“即使他不得不死在狱中，也决不发这样的誓言”。他放弃了那个选择，从此再也看不到他的宝剑、战马或自由，于是他日渐抑郁，既不想吃也不想喝，渐渐陷入昏迷，在入狱4年后，于1376年死于狱中。

继爱德华流产的远征后，英格兰人又做了一次努力。一支新的军队被集结起来，其人数可能约为4000至5000人，尽管编年史作者说是“1万”和“1.5万”人。在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的带领下（没有他的父亲或哥哥，他俩现在都不适合打仗了），这支军队于1373年7月渡过海峡前往加来，其目的十分明确：前去解救阿基坦。它是这场战争中最漫长也最奇怪的行军。

尽管他理应寻求英格兰人通常在其中可以获胜的决定性战役，可兰开斯特并未采取向南的直接线路，否则他本可以在中途与迪盖克兰的军队相遇。取而代之的是，他采取了迂回的长线路，从巴黎后面，经过一段拖拖拉拉一直延续到香槟和勃艮第的掠夺袭击，穿过奥弗涅的中央高地，最终，在5个月和近1000英里的行军之后，才到达阿基坦。也许这次著名的（可说是迂回的）进攻的目的是像诺利斯那样大肆破坏，另外也许还想分散法国人的注意力，使其不能组织一次对英格兰的可能入侵。也许兰开斯特只是想要一个更大的机会来寻找骑士式的冒险以及对弥补国家无法供给的报酬而言必不可少的战利品。

这支部队采用惯常的三路并进的行军形式，一天走八九英里，以便更好地靠乡间为生，搜刮战利品，肆无忌惮地行破坏之举，从而通过居民的抱怨激起法国骑士的战斗。由于查理的严厉禁止，也因为居民受到鼓励，在设防城镇里寻找避难所，所以这一计划泡了汤。兰开斯特的行军延伸进了寒冷且阴雨绵绵的秋季；粮草供应日渐稀少，马匹饥饿难耐，陆续死去，不适升级为艰苦，艰苦升级为匮乏。勃艮第公爵的手下跟在英军后面攻击掉队的人，当地人的抵抗带来了更多的损失，而在南方，迪盖克兰埋下了伏兵。11月时，他们到达狂风横扫、无遮无拦的奥弗涅高原，失去了战马的骑士踌躇而行，有些人抛下了生锈的盔甲，有些人在进入阿基坦时被人看到在乞讨面包。在圣诞节期间蹒跚进入波尔多的精疲力竭的部队中，一半的人员和几乎全部的马匹都已死亡。

剩下的人尚足以守卫现在已经缩减到其最初边界的老阿基坦，但不足以收复已经失去的地盘。到1374年，《布雷蒂尼条约》已经名实皆亡。除了加来，英格兰留下的只不过是其在克雷西会战之前的所有。英格兰人无法在没有维持国外军队的经济手段的情况下守卫领土，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也无法守住其百姓变得日益充满敌意的割让领土。军事优势也没办法征服一个拒绝决战的对手。1374年8月，英王爱德华宣布，他准备签订休战协议。

对于双方来说，时机都已成熟。运用头脑的查理五世和运用非正统战术的迪盖克兰已经联合打造了一种建立在承认可能性基础上的策略——与为荣誉而战这一骑士精神的核心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和宣传家试图将迪盖克兰塑造为“身价10倍”的完美骑士，而且查理的传记作者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坚持颂扬他除真正贡献之外的一切，但事实上，正是这两个头脑强硬的人物的非骑士品性将法国从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查理成功地实现了其战争目标，但代价是一个饱受蹂躏、精疲力竭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他同意派出特使，前往布鲁日进行和平谈判。

[1] 红衣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罗马教皇的枢密院，负责选举教皇的继任者。——译者注

[2] furia francesca，意大利语，意为“愤怒的弗朗西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