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英格兰人质_远方之镜

在整个这段时间中，在伦敦，最终签署一份永久和平协议的努力未获成功。当法国人在一项于1358年提出的协议的条款前畏缩不前时，爱德华的反应是提高了他的要求。1359年3月，当休战即将到期时，法王让屈服了，拿他一半的王国来交换自己的释放。根据《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他实际上将从加来至比利牛斯山脉的全部法国西部领地都交了出去，并同意缴纳数额增至400万金埃居的灾难性赎金，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内分期付款，其担保是，将40位王室成员和贵族送去做人质，昂盖朗·德·库西亦在其列。为了防止在交付已割让领土时的障碍，爱德华保留了派军队重返法兰西的权利，其费用将由法王负担。

尽管法兰西渴望和平，但当人们知晓了该条款时，羞辱和愤怒齐发。在自普瓦捷会战以来的严酷岁月中被拖至成熟期的皇太子，已经学着承担起了比其父亲更大的管理职责。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委员会都不准备屈从于法兰西国王已同意的条件。在面对是接受条约还是重启战争的可怕选择时，他们召集了三级会议常务会议，要求“本质上最高贵、最睿智的人”担负起代表公社的权力。

这个严峻时刻是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这时，几位不畏匪患连连的道路赶至巴黎的代表显得郑重其事。5月19日，当向他们宣读《伦敦条约》的文本时，他们简短地沉思了一会儿，便毫无争议地向皇太子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就这一次，话语言简意赅。“他们说，条约对于全体法兰西人民而言都是令人不快的，是无法容忍的，基于此，他们要求向英格兰宣战。”

爱德华准备竭尽所能地巩固其胜利。他以法国人拒绝条约的“背信弃义”为借口，为一场“正义的战争”打下了基础，并允许主教们提供特赦，以帮助招募新兵。他决心要组织一支装备齐全、战无不胜的远征军，因此用了整整一个夏天来募集各种所需。他聚集起了一支由1100只船组成的庞大护航舰队，装载了1.1万至1.2万人和3000多匹马（更多的马匹将在加来加入进来），还有1000辆二轮运货马车和一些运送行李的4匹马拉的货车，外加帐篷、锻炉、手磨机、马蹄铁和马蹄甲、弓箭、武器和盔甲、烹饪器皿、进军之初的葡萄酒和粮食贮备、用于在河中钓鱼的皮制小船，另外还没忘打猎用的30位带鹰的猎鹰手、60对猎狗和60对猎兔犬。

到国王带着4个大儿子起程时，已经到了10月底，这无疑得进行一场冬季战争。根据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军事经验，人们知道，这对于一支远离家乡的军队而言是毁灭性的，但大备战的刺激很难停下来，而在法国拥有众多卫戍部队的事实也给了爱德华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的信心。

英格兰的运气达到了顶点。一位活力四射的国王吸引了一群出类拔萃、精明强干的战士的鼎力相助——尚多斯、诺利斯、沃尔特·曼宁爵士（Sir Walter Manny）、休·卡尔维勒爵士（Sir Hugh Calveley）、德比什长官，更别提威尔士亲王了——这群人“如群星般，有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影响力”。胜利唾手可得。编年史作者沃尔辛厄姆说：“一个不曾拥有来自法国的战利品——衣服、皮毛、床罩、银器和亚麻布——的女人是不足为道的。”1350年，当国王爱德华起程去接受西班牙人的一次挑战时，人们洋溢的热情达到了高潮。根据傅华萨的描述，8月，在“托马斯”号战舰上，身穿黑天鹅绒紧身衣、头戴“与之完全融为一体”的圆形獭皮帽的国王，坐在前甲板上，与王子和一群贵族们快乐地交谈、歌唱。“据我从在场的人那里听说的，那一天，国王前所未有地高兴，他命令吟游诗人在他面前表演一支约翰·尚多斯爵士最近引进的阿尔曼舞蹈。”他命令约翰爵士与吟游诗人一起跳舞唱歌，“这让他乐不可支”，同时，他不时地抬眼瞥一下桅杆上正在搜寻西班牙人的哨兵。不用说，在被发现后，西班牙人遭到了迎击并被征服，从而证实了爱德华的“海洋之王”的自吹自擂。

1359年，英军从加来起程前往兰斯，爱德华打算在兰斯加冕为法兰西国王。拖着据说长达两里格[1]的行李托运车队，他们分成三路横穿皮卡第，为的是扩展其粮草供应，但即使如此，在一个已经被连队洗劫殆尽的乡村，能够找到的粮草委实匮乏。马匹饥饿难耐，队伍步履缓慢，一整天都在下雨，行程缩减至一天三里格。最糟糕的是，爱德华的决定性一战的目标离他而去。英军穿行在一个有意营造出的真空</a>之中。没有舞刀弄枪的军队出来与之一决高下。法国人将其防御集中在了可以抵挡攻击的堡垒城镇和城堡之中。

将会拯救法兰西的避免激战的战略像大多数军事发明一样，从失败、屈辱和手段的匮乏中演进而来。观察到形势所需的人正是摄政王，他是一位倾听需求而非荣耀的统治者。

在他心怀敌意的妹夫纳瓦拉方面，摄政王的地位有所改善，因为在8月，纳瓦拉的查理已放弃了与爱德华的结盟，却在一个更加煞费苦心的和解庆典上，许诺要成为“法兰西国王、摄政王和法兰西王国的好朋友”。虽然他的许诺被普遍认为是受到了上帝的鼓励，但纳瓦拉国王离开了阴谋便活不下去，还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他便投身于一个解决掉皇太子的新计划中。

爱德华于12月的第一个星期抵达兰斯，满心期望这座城市会在他的胜利进军之后接纳他。事先得知了他的意图的兰斯人在长期准备期间一直在加固城墙，他们顽固不化地拒不开门，迫使英军进入包围之势。法国人已经清空了乡下所有可供敌人使用的东西，捣毁了可供他们栖身的建筑。在兰斯的城门边，爱德华看到，他本打算用作自己的司令部的圣蒂里（St. Thierry）修道院在他的眼前熊熊燃烧。由于作战时的粮草供应不足，又因寒冷和饥饿减员，英军被迫在40天后解除包围。他们朝南向富裕的勃艮第地区进发，抢劫和破坏了两个月之久，直到爱德华让自己收受了当时的勃艮第公爵腓力·德鲁弗尔（Philip de Rouvre）提供的20万张左右的染色羊皮的贿赂。

在他于3月转向巴黎时，爱德华怒不可遏地得知了法国人于那个月发起的对位于英格兰南部海岸的温切尔西（Winchelsea）的野蛮袭击，并发誓要进行报复。袭击的最终目标是救援法王让，这样就可以使法国避免支付他那毁灭性的赎金。正如最初计划的那样，袭击还打算通过“装出要留在那里的样子”，吓唬英军从法国撤军，以便进行自卫。此次袭击的开支由主要城镇募集而来。一位名叫阿布维尔的昂盖朗·林戈伊斯（Enguerrand Ringois of Abbeville）的大胆船长被挑选为海军司令，他以其在加来之围中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性格而著称于世。由来自皮卡第和诺曼底的2000名骑士、弓箭手和步卒组成的陆军像往常一样，苦于找不到一位指挥官。率领他们的是一个由彼此意见不合的贵族构成的3人指挥小组，除掉了艾蒂安·马塞尔的皮埃尔·德斯·埃萨尔斯则领导着一众巴黎志愿者。

攻击之前的传闻已导致让于3月1日从林肯郡转移至伦敦附近的一座城堡，继而又转入伦敦塔（Tower of London）本身。尽管对海岸进行了勘察，但被错误信息所误导的法国人却于3月15日在南部海岸登陆。在不费吹灰之力地夺取了温切尔西之后，他们没有致力于建立一个立足点，而是仓促地陷入了惯常的掠夺、杀戮和强奸的疯狂之中，包括屠杀了一群在教堂做弥撒的市民。当警报传遍这里的乡村之时，法国人又劫掠了相邻城镇拉伊（Rye），然后遭到了一支匆忙召集起来的1200人的英格兰军队的反击。由于担心还有更强大的支援，法军决定违背“做出留在那里的样子”的计划，在48小时的入侵之后，返回滩头阵地，在熊熊燃烧的城市的火光映照之下重新上船。

有消息说，敌人正“在各地纵横驰骋，烧杀劫掠，干尽为非作歹之事”，“除非他们迅速而勇敢地加以反击”，否则便有可能发生最坏的情况。这个消息令英格兰陷入了惊恐之中。虽然事实证明这个消息并不一定准确，但惊恐留下了对入侵的持续担忧，它将对针对法国的未来行动产生某种抑制作用。此外，计划得勇敢但领导得差劲的袭击一无所获，只激起了爱德华的狂怒和报复，因为他发现，法国人也可以在他的王国做出像英格兰人在法国一样恶毒的行为。

英军于4月初包围了巴黎，派出传令官向守城者发出作战的挑衅，但依靠着马塞尔加固的堡垒的皇太子禁止做出任何回应。英军在巴黎城外烧杀了一周，仍未能激起一战，在那之后，爱德华转身离去，在兰斯也遭到同样的阻碍，可他还不打算放弃。他选择了通向沙特尔的道路，而非前往海岸的道路。在过去的两个月内，教皇的使节一直穿梭于法国皇太子与英军之间，试图重新启动谈判，却总是因爱德华拒绝降低自己的要求而受阻。皇太子本人已派出带着和平提议的使节。看到“王国再也不能忍受”英军施加的“巨大的磨难和贫穷”，“因为领主和教会的租金几乎全部失去”之后，皇太子及其御前会议提出，在同意1358年爱德华提高要求之前的协议基础上停战。兰开斯特公爵建议爱德华接受这一提议，因为假如他坚持己见，他也许不得不“终身”作战，并且有可能“在一天之内失去我们花了20年才赢得的一切”。

天庭之怒支持了公爵。4月13日，星期一，一个“邪恶而阴暗的日子”，大雾迷漫，天寒地冻，当英军在逼近沙特尔的途中安营扎寨时，一场借狂风之势猛烈来袭的冰雹向军队袭来，继而是倾盆而下的冻雨。巨大的冰雹砸死了马匹和士兵，狂风撕裂了帐篷，泥流和洪水卷走了行李车，可怕的寒冷更让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因此许多人将那一天称作黑色星期一”。在半个小时之内，爱德华的军队遭受了人类之手不可能施加的痛击，它只能被当作一次上天的警告。黑色星期一将6个月战争中的所有错误尖锐化了——英格兰军队的脆弱，决定性战役的挫败，对攻占一座有城墙的重镇或首都城市的无能为力，模糊地察觉到的认知，也就是说，兰开斯特隐隐感觉到，靠着掠夺和包围一座座城市和一座座堡垒，是不可能征服法国的。长远来看，这正是战争持续了100年之久的罪魁所在——事实上，除了像在普瓦捷抓获了一位国王这样的侥幸之外，中世纪军队根本没有任何手段去获得一种决定性的结果，更别说无条件地投降了。

屈从于上天的警告和兰开斯特的建议，爱德华任命特派员去与法国人商谈经过修订的和平条款。他们在距沙特尔约一里格的布雷蒂尼（Brétigny）的小村庄会见，在那里，20年的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在当时看似如此。

1360年5月8日签署的《布雷蒂尼条约》（Treaty of Brétigny）在39项条款、5封确认函以及只要有律师在就必不可少的繁缛复杂的遣词造句中，涵盖了五花八门的法律和疆域方面的细节。从基本上看，它回到了1358年的最初协定。法王让的赎金退回至300万金埃居，爱德华放弃了过度的领土要求，就此程度而言，这标志着他的战役的失败和浪费。但把吉耶纳和加来免于效忠地割让给英格兰国王的基本事实得到了确认，外加位于卢瓦尔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其他疆域、城镇、港口、城堡的移交，它们共占据了约1/3的法国领土，是到那时为止西欧史上最大的收获。爱德华宣布放弃法兰西王位以及未得条约批准的所有疆域要求。

为了确保条约的执行，早先有关代表了王国中最卓越人士的40名人质的条款被更新，其中再度包括了昂盖朗·德·库西。作为法国北方最大要塞的领主以及抵御英军的核心，他被特意选入人质名单，因为人们相信，如果这样的人成为人质的话，和平会得到更牢靠的保障。

率领这群人的是4朵“鸢尾花”，即王室的王子——也就是说，国王的两个儿子：路易和让（未来的安茹公爵和德贝里公爵）；国王的兄弟德奥尔良公爵；还有皇太子的妹夫、德波旁公爵（Duc de Bourbon）路易二世。德阿图瓦（d’Artois）、德欧、德朗格维尔（de Longueville）、德阿朗松（d’Alenedil;on）、德布卢瓦（de Blois）、德圣波尔（de St. Pol）、德阿尔古、德格朗普雷（de Grandpré）、德布拉斯涅（de Braisne）和包括库西的前监护人马蒂厄·德·鲁瓦在内的其他大领主和贵族骑士都在名单之列。法王让将最远返回到加来，他要在那里停留一年，直到第一笔60万埃居的赎金款项得到支付、领土的初步移交已在进行之时。在那之后，他以及他的10个普瓦捷狱友将重获自由，由40个第三等级——金钱的真正来源——人质所取代，其中巴黎4人，18个其他城镇各两人。在那之后，市镇和城堡的领地将被移交，剩余的赎金将被支付，那时要付40万埃居，以6个月为间隔期，分6次付款，每支付一次，将有1/5的人质得到释放。

《瓦卢瓦四相编年史》的佚名作者（除了他是鲁昂市民外，人们对他的生平一无所知）评价说，《布雷蒂尼条约》“太过轻易地将法兰西王国投入了悲痛和伤害之中”。他写道，“不能被轻易征服的”要塞和好城镇被放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条约的辩解基础是，很有必要让国王获释。

将法国从连队手中解救出来甚至是更为迫切之事。在条约的附录中，爱德华禁止英格兰士兵的任何违背和平之举，违则放逐，但在条约背后却无坚定的意图，它也未给法国带来应有的终结。事实上，《布雷蒂尼条约》开启了连队最昌盛的时期，因为贴着Tard-Venus（后来者）标签的新近获释的士兵继其先辈之后，成群结队地四处劫掠，并逐渐壮大为一级级的雇佣兵。

募集赎金的努力被扩展到了极致。城镇、郡县和贵族领地自行评估，其中就有库西的府邸，它贡献了2.75万法郎。巴黎和周围地区要征收每镑12便士的销售税，付钱者是贵族和教士，以及“所有付得起的人”。当回报寥寥之时，不得不到犹太人那里发掘资源，如果他们每人付20弗罗林的再入境费，然后每年再付7弗罗林，那么他们即可受邀返乡，获得20年的居住权。

让本人出售了11岁的女儿伊莎贝拉的婚姻，将她嫁给米兰富有而猖狂的维斯孔蒂的9岁儿子为妻，换得60万金弗罗林。法兰西国王与一位一夜暴富的意大利暴君的同盟关系几乎像普瓦捷会战一样是种天方夜谭。为了得到公主，新郎的父亲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aleazzo Visconti）提供的嫁妆中一半是现款，另一半则以领地为交换。婚礼将紧接着约定俗成的订婚仪式之后于7月举行，但当公主生病发烧时，婚礼不得不被推迟。女儿的病榻上方必定盘旋着怎样的焦虑紧张气氛啊，有那么的金子要靠她来挣呢！

就在那时，瘟疫在萨伏伊和伦巴第（Lombardy）再次出现，其初次的爆发将演变为第二年的大复发。维斯孔蒂兄弟在夏季，于米兰成千上万人死亡、尸体在被封闭的房屋内腐烂之时，躲到了乡下的别墅中，在瘟疫缓解之时回到米兰，并派人走遍意大利，购买珠宝、丝绸和华丽的衣饰，为婚礼做准备。他们向宾客保证，它“将是伦巴第从未见过的最盛大的婚礼”。已经康复的法国公主不顾危险，经由萨伏伊前往米兰，于10月中旬按时出嫁，“帝王般”的奢侈盛宴持续了3日之久。1000位宾客带着其全部的仆从汇聚到这座城市来参加婚礼。维斯孔蒂家族上演的——他们的属下支付的——豪华场面只突显了被普遍看作对法国的羞辱的东西。马泰奥·维拉尼写道，想一想高高在上的法兰西王室：“谁能想象，戴着那顶王冠的人会沦落到如此困难的境地，竟致要拍卖自己的亲生骨肉？”在他看来，国王女儿的命运似乎“确为不祥人事之暗示”。

与此同时，法王让一直在英格兰人的监管之下等候在加来，陪伴他的是他如今被称为“大胆腓力”（Philip the Bold）的最小的儿子。这位未来的勃艮第公爵的诨名得自英王爱德华为普瓦捷会战的俘虏们举办的一次宴会。在宴会上，年轻的王子怒气冲冲地从桌边跳起来去打大总管，嘴里喊道：“你这是哪里学来的，在法兰西国王和英格兰国王同桌吃饭时，先服侍英格兰国王？”爱德华评论说：“毫无疑问，表弟，你是大胆腓力。”1361年，由于腓力·德鲁弗尔的死亡，法王让将勃艮第公爵领地交付给了自己最年幼的儿子，他将使之成为一次致命的传承。

1360年10月24日，主要从北方募集来的第一笔四十万埃居的让的赎金在加来交付给了英格兰人。维斯孔蒂的黄金纠缠于纷繁复杂的金融细节、嫁妆和让与加莱亚佐的互换之中，似乎对于赎金而言于事无补。尽管少于约定的数目，但那40万埃居被接受下来，于是经过某些修订的和平条约作为《加来条约》（Treaty of Cis）得到正式批准。作为主要人质之一，昂盖朗·德·库西的签名被加在了文件上。在同爱德华一起宣誓要按照条约款项永久保持和平之后，两位国王分道扬镳，让在4年的囚禁之后，终于回到了他满目疮痍的祖国。

10月30日，在让获释的4天后，在英王爱德华及其众子的监视之下的法国人质一行渡海前往英格兰。有些人将要在那里停留10年，有些人在两三年后返回，有些人死在了放逐之中。在他们各不相同的命运中，昂盖朗的命运最为独特：他将成为英格兰国王的女婿。

不朽伴随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就在舰队的同一条船上，或者在另一条船上，一位来自艾诺的瓦朗谢讷（Valenciennes）的布尔乔亚家庭出身的年轻书记员正在前往英格兰，向他的同乡菲莉帕王后递交他撰写的有关普瓦捷会战的记录，以期得到她的赞助。名叫让·傅华萨、时年22或23岁的他成功地取悦了王后，并在她的鼓励下，开始为那部将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希罗多德的编年史收集素材。作为骑士精神的有意识的歌颂者，他蓄意写道：“为法兰西与英格兰的战争所实施和达成的光荣而高尚的冒险和武功，应当得到崇高的校准，并永垂青史。”在那些局限之下，便不再有完整而鲜活的编年史的存在。傅华萨时代的贵族们在他为之实现“永垂青史”的过程中跃然纸上，他们永远骑在马上，出类拔萃，贪得无厌，英勇善战，冷酷无情。正如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所抱怨的那样，假如傅华萨对“卑劣的粗鄙小人”“奇异地带有一点儿同情”的话，那也是出于上下文的需要。

运送人质的舰队包括了一个由当时的主要演员构成的非同寻常的精粹阵容。在他们之中还有一位贡献了不朽之作的观察者。人性是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主题，整个14世纪的社会——除了最下层——都是他的描写范围。时年20岁的他与昂盖朗·德·库西出生于同一年，曾作为英王的二儿子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rence）莱昂内尔（Lionel）的家庭成员，伴随英格兰军队前往法国。在兰斯城外的一支粮草征收队中任职的他被法国人抓获，英王爱德华出了16英镑的赎金将他换回，相比之下，用以补偿安德鲁·卢特拉尔勋爵（Lord Andrew Lutterall）的死马的钱数为6英镑13先令4便士，而一般弓箭手的赎金是两英镑。没有文献证据证明乔叟就在返回英格兰的舰队之中，但既然克拉伦斯公爵与人质一起出航，那么作为其随行人员的乔叟，就极有可能陪伴在他左右。

在适当的时候，库西将与乔叟相遇相识，并成为傅华萨的朋友和赞助人，尽管没有材料表明，这3个年轻人在航行期间是否有过接触。不过，在那之后的某个时间，在迫切地观察着每个也许会成为其历史素材的人物的时候，傅华萨注意到了他未来的赞助者。在英格兰的一次宫廷盛宴上，当人们在宴会之前跳起优美的舞蹈，唱起动人的歌谣时，他发现“每当轮到年轻的库西之主跳舞和欢唱时，他是多么光彩夺目。他在法国人和英格兰人中都大受欢迎，因为他无论选择做什么，都完成得非常出色而又不失优雅，大家都对他向每个人展现出的风度赞不绝口”。凭着一个时髦的年轻贵族理当展示的才能，昂盖朗显然是位娴熟精通的表演者，一点儿也不奇怪，他将引人注目。

在爱神和战神旗下的冒险追逐理应是年轻骑士生活中的分内之事。《玫瑰传奇》中的爱神建议说：“如果擅长作战，你将得到10倍的爱慕。假如你有副好声音，在别人让你唱歌时，千万别找借口拒绝，因为美好的歌唱会带来愉悦之情。”跳舞、演奏长笛和弦乐也有助于情人赢得一位淑女的芳心。同样，他应当保持自己的双手、指甲和牙齿的干净，系紧袖子，梳理头发，但别用脂粉或胭脂，它们甚至对于女人来说都是不恰当的。他应当穿着漂亮而时尚，穿崭新的鞋子，注意一定要让它们熨帖合脚，使得“普通百姓会谈论，你是怎么穿上它们的，以及你是打哪儿蹬上它们的”。他应当用所费甚少的花环来做最后的装饰。

很难说昂盖朗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一理想，原因是没有肖像存在。这种情况并非例外，因为除了王室成员，肖像画艺术还几乎尚未得到实践。14世纪的人似乎只有在统治人物或像贝特朗·迪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这样偶尔出现的古怪人物身上，才会对外貌和性格发生兴趣。其他人遭到编年史作者和插图画家的漠然相待，只能通过他们的行为来发掘其个性。对于昂盖朗·德·库西而言，存在两条有关外貌的线索：一是他高大强壮，他的这一形象在他最后一战的一连串不幸中得到过描绘；另一条线索是，他也许在成年时肤色很深，且严肃忧郁，正如他出现在死去200多年后所绘制的一幅肖像画中的那样。因为这幅肖像是由昂盖朗创建的一所塞利斯廷修道院委托制作的，创建者面貌的某些传统样式也许会留存下来，引导画家的创作，但绘制的面容也许只是想象中的面容。

在所有记录之中的最生动的描述也毫无特别之处，不过，凭着唱歌、跳舞、优雅的骑士风范、迷人的行为举止和情人的多才多艺，我们都很难不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侍卫身上看到年轻的昂盖朗·德·库西的影子。这并非说，在其任职宫廷期间，每天都看得到骑士和侍卫的乔叟在开场白中描绘那精神焕发的肖像时，脑子里专门想着昂盖朗。不过，它确实十分贴合。

一位可爱而精力充沛的单身汉，

满头的卷发如同出自压榨机，

我猜他大约二十郎当岁，

身材不高也不矮，

举止矫健令人喝彩，力大无穷让人惊叹。

他曾在佛兰德斯、阿图瓦和皮卡第

大显过骑士的身手，

虽说为时不长，倒也颇有成就，

一心希望获得爱人的垂青。

他一身华服美绣，如同草地上

开满红白的鲜花，

他整天唱歌吹笛，

像五月天般清新怡人。

他的袍儿短，袖儿长又宽。

他擅骑马，端坐鞍上威风凛凛。

他能作曲，会写诗，

比赛、跳舞、绘画、写作样样精。

他爱意浓烈不睡觉，

像夜莺一样过夜晚。

以4朵“鸢尾花”——安茹、贝里、奥尔良和波旁——为首，人质们身着色彩缤纷的丝绸衣服，“一身华服美绣，如同开满鲜花的田野”，给英格兰带来的光彩并不亚于他们所取代的普瓦捷囚徒。他们需要靠自己的钱财为生——这在德奥尔良公爵的例子中十分可观，他带了16个仆人，随行人员的人数总计超过了60。他们得到了由宴会、吟游诗人和珠宝礼物构成的气派款待，可以自由走动，参加各种狩猎活动，跳舞唱歌，谈情说爱。法国和英格兰的骑士精神以彬彬有礼地对待虽为战俘的彼此为傲，可要起赎金来全都狮子大开口——与德国人正相反，据傅华萨那轻蔑的报告，德国人让战俘“像盗贼和杀人犯般披枷戴锁，为的是勒索更多的赎金”。

库西在英格兰不会觉得有何异样。他的家族拥有那里的土地，它是从他的曾祖母贝利奥尔的凯瑟琳那里继承而来，尽管这些地方在战争期间已被英王爱德华没收，并作为一种慷慨的奖赏送交给了苏格兰国王的俘获者。

英格兰人和法国人，就像后来的英格兰人和美国人一样，拥有共同的文化，而且，在贵族之中，还拥有共同的语言，这是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的遗产。就在人质抵达前后，上流社会使用的法语开始为普通人的民族语言所取代。在黑死病之前，法语一直是宫廷、议会和法庭的语言。英王爱德华有可能根本不会说流利的英语。甚至在学校中也教授法语，这引起了布尔乔亚的极大不满，据1340年的一种抱怨，他们的孩子“被迫放弃使用自己的语言，这样的事在其他国家闻所未闻”。当许多会教法语的教士被黑死病夺去性命时，语法学校的孩子们开始用英语上课——在特里维萨的约翰（John of Trevisa）看来，这样做有利有弊。他写道，他们学起语法来比以前更快，但如果不会法语，那么当他们“渡海到异国旅行时”，便会处于不利境地。

因为其岛国的局限，以及议会权力的早期发展，英格兰比法兰西更具凝聚力，有更强烈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又因与教皇的日益对抗而得到了加强。现在，有了法国的让和苏格兰的大卫两位国王的赎金，加上战争的取胜和领土的获得，英格兰已扭转了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败局。不过，在骄傲、荣耀和现金流之下，战争的影响正在啮咬着这个国家。

法国的掠夺者把盗贼的习性也带回了家。侵略军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不法之徒和罪犯，他们参军就是为了获得承诺的宽恕。其他人被在法国得到首肯的日常活动变得无法无天，喜用暴力。回到家后，一些人模仿留在法国的同道成立了连队。“如作战部署一样”，他们抢劫并袭击旅行者，抓获俘虏，占领乡村以换取赎金，杀戮，致人伤残，传播恐怖。1362年的一项法令公告说，收集“有关那些曾在海外大肆掠夺和抢劫、如今回来后四处游荡、不再像以前那样踏实工作的人”的情报是合法的。

1361年春，在瘟疫过去12年后，那令人畏惧的肿胀再次在法兰西和英格兰出现，导致“许多人匆匆告别人世”。一位最早的受害者是法兰西王后，让的第二任妻子，她死于1360年11月，在大瘟疫刚开始之时。Pestis Secunda[2]有时又被称为“儿童死亡率”，在未经历过早期爆发而不具备免疫力的幼童身上发病率极高，而且，按照雷丁的约翰（John of Reading）所言，“尤其会攻击男性”。第二次黑死病中的儿童死亡终止了人口的再增长，带给那个时代一种衰败感。根据《多国编年史》，因为迫切地想要生育，英格兰妇女“人尽可夫，陌生人、虚弱无力的人和痴呆傻瓜都在其列，并且毫不羞耻地与下等人交媾”。

因为未发生肺炎或情况不严重，所以整体死亡率没有第一次瘟疫高，尽管它同样不稳定。在巴黎，每天死70至80人；在距瓦兹河注入塞纳河处数英里外的阿让特伊（Argenteuil），人户数从1700减少到了50。佛兰德斯和皮卡第遭到了重创，阿维尼翁尤甚。瘟疫如燎原之火般地横扫了其壅塞而肮脏的居住区。在1360年3月至7月间，据说死了“1.7万”人。

尽管不像第一次那么致命，但第二次黑死病因其复发的事实而比第一次带来了更可怕的负担。在那之后，人们生活在瘟疫会再次爆发的恐惧中（而它不断地被证明是合理的），就如生活在对匪徒的卷土重来的畏惧中一样。那个“在我们中间像黑烟般升起”的幽灵，或那个戴着铁制头盔的骑手，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紧跟其后的是死亡和毁灭。一种灾难临头之感压在该世纪后半叶上方，这在有关厄运和毁灭的预言中得到了表达。

这其中最著名的是让·德拉罗克塔亚德（Jean de Roquetaide）的“灾难”（Tribtion），此人是一位方济各会行乞修道士，因传播反对腐化堕落的高级教士和君主的言论而被囚禁在阿维尼翁。像让·德韦内特一样，他同情反对强权的被压迫者，无论他们是俗人还是教士。1356年，即发生普瓦捷会战的那一年，他在自己的牢房中预言，法国将会沦落，整个基督教王国都将受到许多麻烦的困扰：暴君和强盗将遍地横行；下层人将会起来反对大人物，这些大人物“会被普通人冷酷地杀害”；许多妇女将“受到玷污，失去丈夫”，她们的“高傲和奢侈将衰萎”；撒拉逊人和鞑靼人将入侵拉丁语王国；被教士的奢侈和傲慢所惹恼的统治者和平民将联合起来剥夺教会的财产；贵族和君主将被从其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拉下马来，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反基督者将会出现，传播错误的教义；暴风雨、洪水和瘟疫将消灭大部分的人类和所有冷酷麻木的罪人，为重头再来铺平道路。

这些正是当时的人们所担忧的和实际发生的事。可是，像大多数中世纪的厄运预言者那样，罗克塔亚德预言，这种崩溃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序曲。在他看来，经过苦难、惩罚和真正的贫穷的净化，教会将恢复正常，一位伟大的改革者将成为教皇，反对一切习俗的法兰西国王将被选为神圣罗马皇帝，作为有史以来最神圣的君主实施统治。他将和教皇一起把撒拉逊人和鞑靼人逐出欧洲，使所有穆斯林、犹太人和其他不信基督者都皈依基督教，消灭异教徒，为普天下的教会征服世界，并在他们临死之前建立一个和平的王朝，它将持续1000年，直到末日审判和世界末日的到来。

人质们未能逃脱瘟疫。一位高级别的受害人是居伊·德圣波尔伯爵（Count Guy de St. Pol），一个具有无上美德的骑士，“非常虔诚，对穷人十分仁慈”，他痛恨世界的贪欲和堕落，严行斋戒，一直保持着处子之身，直至缔结婚姻。巴黎、鲁昂和另外几座城镇的布尔乔亚人质也同样成了牺牲品。伟大的兰开斯特公爵，也许是王国中最富有的人，亦并非刀枪不入，他也死于瘟疫，将其头衔和庞大的遗产都留给了自己的女婿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也就是爱德华的第三个儿子。人质们住在哪里以及如何容身，骑士的礼貌是否会允许他们逃到乡下的避难所，这些问题都无记录可查。1357年，在第一次瘟疫的八年之后，有报告说，伦敦的1/3仍旧空着，可是，尽管不那么拥挤，它的卫生状况依旧堪忧，导致政府一再发布法令，要求市民清扫自己的房屋。尽管往街头倒夜壶是违法的，但夜壶内的秽物和厨房垃圾常常被抛出窗外，多多少少对准的是流淌着源源不断的水流的排水沟。养马、牛、猪和鸡的牲口棚墙里墙外都有，引起了许多有关堆积的粪便的抱怨。大约就在此时，伦敦的市参议员们组织了一个雇用“耙工”的制度，以便将城堆的垃圾装入倾御车或泰晤士河上的垃圾船中运走。

对于人质而言，前景不是无忧无虑的。他们的返乡希望取决于国王赎金的定期支付，而它已经滞后了。瘟疫使募集钱财的速度放缓，而且，在被连队夷为灰烬之地，募集钱财无论如何都困难重重。勃艮第的一座城镇比克瑟伊（Buxeaul）的例子是众多事例中的典型。根据1361年的一项王室法令，瘟疫和屠杀将其五六十户人家减少到10户人家，而这些人家“一直被我们的敌人所掠夺和摧毁，致使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一些居民只好背井离乡而去，并且每天仍有人在离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求幸存者缴纳常规的赋税，他们“就不得不逃走，背井离乡，变成可怜的乞丐”；因此，它下令，该城镇应当一年缴一次而非两次税，并且被免除了全部的租地继承税。

遭到敌人劫掠的荒凉的教堂是向主教们不断发出呼吁的一个主体。做弥撒时无法点燃蜡烛，因为风从没有窗玻璃的窗户中吹了进来；倾圮的建筑物因无钱维修而危险重重；屋顶渗漏，雨水落在了祭坛之上。男女修道院院长四处奔走以寻求生计；曾经因在没有马伕和仆人跟随的情况下出现在公众面前而脸红的高级教士“如今必须卑微地步行，身后只跟着一个僧侣或男仆，靠最节俭的饮食维持生计”。大学</a>苦于缺乏学生和经费。蒙彼利埃人宣称自己“缺少授课者和听众，因为在以前上千名学生济济一堂的礼堂中，如今还找不出200个人”。

彼特拉克曾被加莱亚佐·维斯孔蒂派去祝贺法王让的获释，在他震惊的眼中，法国只是“一堆废墟”。彼特拉克是位积习成瘾的控诉者，会把每种哀怨提升至极致，无论它是医生的邪恶、阿维尼翁的臭气还是教廷的衰落。但即使有些夸大其词，他对自己于1361年1月亲眼所见的法国的记录仍足够悲情。“到处都寂寥、凄凉而悲惨；田地荒芜，房屋倾圮，除了有城墙的城市，到处空无一人；到处都能看到英格兰人的灾难性足迹，可恶的伤口仍在流淌着源于他们的刀剑的鲜血。”在王室所在的巴黎，“她的每扇门都遭到了破坏，留下耻辱的印迹……就连塞纳河也在悲哀地流淌，仿佛感受到了巴黎的忧伤，河水呜咽，为整个土地的命运而颤抖不已”。

彼特拉克向法王呈献了来自加莱亚佐的两枚戒指，一枚是作为礼物的巨大的红宝石，一枚是在普瓦捷会战中从让的手上被扯下的，不知怎的被加莱亚佐赎了回来。在那之后，他向宫廷奉上有关《圣经》中玛拿西从巴比伦回归的经文的拉丁文演讲，巧妙地提及命运的无常，就如让从囚禁中那奇迹般的重获新生所显示的那样。彼特拉克在其精心地保留下副本的大部头的书信集中写道，国王和王子带着极大的兴趣“盯着我”，而且他感到，他对命运的讨论尤其唤起了皇太子，“一个聪明绝顶的年轻人”的注意。

除了其国家的不幸外，个人的不幸也折磨着皇太子。1360年10月，他3岁的女儿让娜以及她还是婴儿的妹妹博内，他仅有的孩子，在不到两周之内相继死去，尽管像那位王后一样，她们是否死于瘟疫并无说明。在双重葬礼上，人们看到皇太子“前所未有地伤心欲绝”。他本人也遭受着一种疾病的折磨，它使他的头发和指甲都变得稀疏或掉落，使他“枯如槁木”。有谣言说，他被纳瓦拉的查理下了毒，这也许就是事实，因为其症状正是那些中了砒霜之毒的症状。纳瓦拉的国王再次变得充满敌意。1359年12月，当英军在兰斯时，也许是害怕爱德华有可能真会获得皇冠，他策划了一起自己的政变。士兵将从几扇城门进入巴黎，联合起来攻占卢浮宫，进入宫殿并杀死皇太子及其亲信，然后分散到全城各处，在巴黎人能够聚集起来之前，抢占牢固据点。他最终的目的像往常一样保持了神秘。这个计划被透露给了皇太子，从而使他们的关系断裂，令纳瓦拉的查理像以前一样徘徊在敌意中。

不仅是赎金的缴纳，而且领土条款的实施也左右着人质们的命运。正如编年史作者所言，主权在布雷蒂尼太过轻易地被安排，没有人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纸上的版图代表着土地上的人民。在20年的战争中，这些人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海港拉罗谢尔（La Rochelle）的市民恳求国王不要舍弃他们，说他们宁肯每年用一半的财产缴税，也不愿归英格兰人统治。他们说：“我们也许会在口头上臣服于英格兰人，但我们的心永远不会。”卡奥尔（Cahors）的居民哭泣着悲叹道，国王使他们成了孤儿。小城圣罗曼·德塔恩（St. Romain de Tarn）拒绝让英格兰特派员进入自己的城门，尽管它心不甘情不愿地于次日派出使节，在一个相邻的地方进行了效忠宣誓。

为了他那些将英格兰人等同于强盗并恨之入骨的全体同胞，阿布维尔的昂盖朗·林戈伊斯，即那位袭击温切尔西的海军军官，用自己的行动开口发言。作为一座被割让城镇的市民，他坚定不移地拒绝向英格兰国王宣誓效忠。在拒绝了百般威胁之后，他被送至英格兰，投入了一个地牢，无法向法律或朋友求援，最终被带至多佛的悬崖边，在那里，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宣誓效忠，要么死在下面被汹涌的波涛不断冲刷的岩石之上。林戈伊斯奋身跳入了大海。

正如教皇卜尼法斯要求得到教皇总体上的至高无上地位一样，布雷蒂尼的条款也过时了。此时为时已晚，无法将法国省份像简单的封邑那样随意转送；不知不觉间，居民们渐渐觉得自己是法国人。在一段历史进程的发生与它被统治者所意识到之间，有一段充满隐患的滞后期。

人质们的命运深陷其中。由于赎金到期未付以及在各被割让领地上出现的麻烦，他们的放逐变得遥遥无期。他们不能如计划中的那样，每6个月就会按固定的人数返回，也不能为替代者代替，因为没有人愿意前往，而爱德华又对被提出的姓名频频刁难。1362年11月，4位失去了耐心的王室公爵（他们本当在一年前就被释放），与爱德华商定了一个他们自己的条约，据此，他们承诺呈上20万弗罗林的赎金到期付款，无疑还有属于奥尔良公爵的额外领地，以此换取他们和其他6名人质的自由。他们将获得假释，留在加来，直到转让得以完成。从不反对额外小利的爱德华很愿意让他们根据这些条款离开，但法王让固执地拒不答应，除非他的亲戚德阿朗松伯爵、德奥韦涅伯爵（Comte d’Auvergne）和库西之主取代那些被“百合花们”所提出的人中的3个被释放。由于让选择的人是比其他3人地位更高的贵族，爱德华反过来拒绝表示同意。信使川流不息地穿梭往来，王室公爵们不断发出紧急而又愤怒的请求，最终，如今已离开自己怏怏不乐的国家前往阿维尼翁的法王让失去了兴趣，屈服了。库西因此留在了英格兰。在王室公爵们离去之后，他较任何时候都更令爱德华及其女儿感兴趣。

当法王让本人（为了他的回归，他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自愿回到英格兰当俘虏时，事情发生了令人惊愕的转折。600年后，这位稀奇古怪的君主的动机仍难以理解，只有一连串的事件是清晰易见的。

在重登王位之后，法王让做出的应对其国家的折磨者的初次努力被证明是另一场小型的普瓦捷会战。为了阻止遍及法国中部的“后来者”的“大连队”，他雇用了连队自己那类人中的一个，“主牧师”阿尔诺·德赛沃洛，此外还派遣了一小支由200名骑士和400名弓箭手组成的皇家军队，其长官是那一地区的副官唐卡维尔伯爵（Count of Tancarville），以及著名的德拉马希伯爵（Count de Marche）雅克·德波旁（Jacques de Bourbon），他是圣路易的曾孙，曾在克雷西会战中救过国王腓力的性命。这两个人都曾在普瓦捷负伤和被捕，其对令人作呕的战争的兴味却没有丝毫的减少。1362年4月6日，这两位英勇的骑士不顾阿尔诺·德赛沃洛的建议，下令进攻布里涅（Brignais），一个被里昂附近的“后来者”所把持的高地。匪徒们向王室军队放出了雪崩般的石头，它们砸在头盔和铠甲上，打翻了马匹，粉碎了进攻，就像英格兰弓箭手在普瓦捷的作为一样。然后，匪徒们手执被削短的矛枪，徒步上阵，结果了战事。雅克·德波旁及其长子和侄子被杀，唐卡维尔伯爵和其他许多富裕的贵族被俘，被囚禁起来换取赎金。匪徒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继续抢劫的勾当。里昂购买炮火，加固城墙，在夜晚有打着灯笼的哨兵放哨；乡村则像以前一样饱受躏。

国王对布里涅事件的反应是出发前往阿维尼翁，他将在那里停留近一年时间。在自己王国的军事混乱和种种其他痛楚之中，他前往阿维尼翁的目的是继续20年前因英法战争而被中断的十字军东征。尽管他既不能保卫自己的领土、募集自己的赎金，也不能赎回代替他遭放逐的五六十名人质，他却一心挂念着要兑现他父亲参加十字军的誓言。傅华萨赋予了他现实的动机，即打算通过十字军东征来抽离在其王国中烧杀劫掠的连队，却又奇怪地补充说：他“独自保藏着这个目的和意图，不让别人知道”。也许让由衷地认为，十字军东征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国王”的合适角色；也许他将之视为是对自己近来的屈辱的补偿；也许法国的困难太多，使他无法承受，于是他想要一个离开的借口。

国王还牢记着一个计划：通过娶普罗旺斯——它包括阿维尼翁——女伯爵、那个世纪最错综复杂的女继承人、那布勒斯女王乔安娜为妻，将它统一到法国领土中。乔安娜积极致力于婚姻事业，如今在此道路上正走到一半，此次是她第二次当寡妇。人们普遍相信，令她第一次当上寡妇的正是她自己。因为那不勒斯是教皇的封邑，她的婚姻必须得到教皇的批准。作为一个法国人，英诺森六世预期会非常买账。

让的另一个计划，十字军东征，是这位热切而虔诚的教皇的终极目标，为了它的缘故，他曾坚持不懈地努力打造法兰西与英格兰之间的和平。10年的不和、约束庸俗的高级教士的斗争，以及最后的瘟疫和匪帮，都令英诺森心力交瘁，他于1362年9月逝世，此时让正在前往阿维尼翁的路上。英诺森的继任者乌尔班五世（Urban V）虽说也是个法国本地人，却将法国对普罗旺斯的吸纳视为对教皇独立性的威胁，因而不赞同那一婚姻。但他鼓吹十字军东征，这得到了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塞浦路斯国王皮埃尔·德吕西尼昂（Pierre de Lusignan）的积极支持，后者已抵达阿维尼翁以促成此事。

这位耶路撒冷的拉丁国王到此时已不过徒有其名：这个叙利亚的最后一位欧洲殖民者已经撤回到了塞浦路斯，欧洲人现在前来只为贸易。在与穆斯林的商业往来欣欣向荣时，屠杀他们的热诚也随之减退。随着欧洲统一性的减弱，随着针对国内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过于频繁的使用，最后，随着瘟疫中的人口的减少，圣战已失去了其推动力。像异教徒一样，作为一种真正有威胁的人物，无宗教信仰者仍然为基督教所畏惧。十字军东征仍然有其虔诚的宣传员，但作为一种普通的推动力，其热忱已经减弱。对于教会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募集钱财的手段；对于贵族和国王而言，这个传统作为骑士精神规范的组成部分而留存下来，近期又受到了来自土耳其对欧洲海岸的威胁的新刺激。困难在于，十字军现在经历着与这个国家同样的需求的折磨：它不再由自筹资金的志愿者构成，而需要雇佣军和付给雇佣军的钱财。

塞浦路斯国王和法兰西国王在阿维尼翁用了整个冬季和春季来与教皇讨论十字军东征的可能性。在耶稣受难日，十字军东征得以正式宣布。让被任命为统帅，与唐卡维尔伯爵和近期在布里涅征战过的其他成员一起带领十字军。这标志着那一事业的巅峰。英王爱德华在会见前来拜访的塞浦路斯国王时，“客气而又英明地”为自己寻找借口，而在未得到其他欧洲宫廷的更热烈的回应后，塞浦路斯国王被迫暂时放弃十字军东征。

在阿维尼翁的计划失利之后，让被迫面对家乡那令人不快的情形。他悠闲地骑马走过自己那满目疮痍的王国，于1363年7月抵达巴黎。在这里，他发现，摄政王和御前会议已否决了王室人质与爱德华之间的私人和约，理由是它放弃了太多的东西。雪上加霜的是，安茹公爵逃跑了，打破了他的誓言。在成为人质前才结婚的他已前往布伦（Boulogne）去见自己的妻子，据说他太爱她了，所以拒绝返回加来。让认为自己的儿子对王室的荣誉犯下了“重罪”。再加上未能到期支付赎金，他已经同意的“人质”条约被取消，以及其他割让未能完成等，这都败坏了他自己的荣誉，使他别无出路（他是这么宣称的），只有回去当俘虏。

即使在14世纪的人看来，面对政治现实，这个理由似乎也很极端。让的御前会议、高级教士和法国贵族们“痛心疾首地劝其反其道而行之”，对他说，他的计划是“一种极其荒唐之举”，但他坚持要那么做，说假如“美好的信仰和荣誉已从世界的其他地方被驱离的话，它们将仍留存于君主的内心和言语中”。他在圣诞节后的一周离开，于隆冬之际渡过海峡。

他的离去令他的同时代人大跌眼镜。既不爱国王也不爱贵族的让·德韦内特认为，他是为了“causa joci”（快乐的理由）才回去的。历史学家们给他提供了各种借口：他回去是为了避免战争，或是指望凭借私人关系，说服爱德华减少赎金，或是劝说他把注意力从纳瓦拉国王恢复的敌意上转移开去。假如这些是他的理由的话，那么它们一个也未实现。如果把他带回去是种荣誉的话，那么王室的荣誉何在？对于需要自己的君主的王国，对于为了支付他的赎金而正被榨干最后一点儿钱财的市民，对于阿布维尔的林戈伊斯，他都亏欠了什么？谁能说是什么使让回去的？也许中世纪并非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一个人的人性悲剧，他因为知道自己无力承担他生来就需要承担的职责，便去寻找监狱那强加的消极性。

他于1364年1月抵达伦敦，迎接他的是隆重的招待和仪仗，3月，他因一种“莫名的疾病”而病倒，于4月死去，时年45岁。爱德华为他在圣保罗教堂举行了豪华的葬礼，其间，消耗了4000只各高12英尺的火把和3000根各重10磅的蜡烛。在那之后，他的遗体被运回法国，安葬在圣丹尼斯王室教堂。法王让找到了坟墓的永恒消极性。

他的赎金还欠着100万弗罗林，使得人质未被释放。有些人利用时不时地为他们提供的安全通行权并一去不返，尽管屡屡被召唤。有些人用自己领地的权益从爱德华那里购买自由。另一些人就是简单地消失了，其方法各不相同。安茹的弟弟让·德贝里公爵精明狡黠地盘算周旋，制造了种种借口，使自己得以休假，既保持了自由，又未失体面。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其斗士的名声使英人对他戒备森严，马蒂厄·德鲁瓦在12年后还是名人质。昂盖朗·德·库西将在1365年的特殊情况下被释放。

[1] 里格（League），长度单位，约为3英里或海里。——译者注

[2] Pestis Secunda，法语，意为第二次黑死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