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这是世界末日”：黑死病_远方之镜

1347年10月，加来沦陷的两个月后，热那亚商船进入了位于西西里岛的墨西拿（Messina）港口，船桨边倒着死人和奄奄一息之人。这些船来自黑海的卡法［Caffa，现在的费奥多西亚（Feodosiya）］港，它位于克里米亚（Crimea），热那亚人一直在此经商。死去的水手在腋窝和腹股沟处呈现出奇怪的黑色肿块，约有鸡蛋或苹果那么大。肿胀处渗出鲜血和脓水，然后疖疮和斑点会随着内出血而在皮肤上四处蔓延。病人会剧痛难忍，并在症状初现的5天之内迅速死去。随着疾病的传播，持续的高烧和吐血等其他症状开始出现，取代了肿胀和腹股沟淋巴结。这些受害人咳嗽不止，挥汗如雨，死亡速度更快，不到三天即死，有时甚至不到24小时。在两种类型中，出自身体的一切——呼吸、汗水、腹股沟淋巴结和肺部的鲜血、带血的尿液、带血的黑色粪便——都臭不可闻。抑郁和绝望伴随着身体的症状，人还未死，“死亡就已爬上了面庞”。

这种病是淋巴结鼠疫，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会感染血液，造成淋巴结炎和内出血，通过接触传播； 人们认为，犹太人会对基督徒受害人进行仪式性谋杀，它可能源于想要重新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烈冲动，这种观念始于12世纪，而后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他们会举办秘密仪式以侮辱圣体。在受人欢迎的传教士促动下，一则有关血的神话在饮救世主鲜血的基督教仪式的镜像中得以发展。人们相信，犹太人会绑架并折磨信仰基督的儿童，他们会出于各种各样的邪恶目的去喝儿童的鲜血，有的是为了虐待和巫术，有的则是（作为非自然的存在）需要基督徒的鲜血来给他们以人的面孔。尽管遭到犹太法学博士的痛斥，也为皇帝和教皇所谴责，但饮血诽谤还是在德国以最快的速度在大众头脑里占据了一席之地，水井投毒的指控也起源于12世纪的德国。饮血诽谤成了乔叟笔下由女修道院院长讲述的一个儿童殉道者的故事的主题，也是基于这种诽谤，犹太人遭到指控、审判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圣路易的人生目标是使基督教教义发扬光大和臻于圆满，在他的狂热之下，法国犹太人的生活因日益增加的限制而变得举步维艰和苦不堪言。在他统治期内，巴黎于1240年发生了对《犹太法典》（Talmud）的著名审判，指控它是异端邪说和对神明的亵渎。审判终于早已事先定好的罪名，烧毁了24车的《犹太法典》论著。此案的论争者之一是库西的犹太法学博士摩西·本·雅各布（Moses ben Jacob），他是昂盖朗三世时代的北方犹太人社团的知识领袖。

在整个14世纪，教会都在翻着倍地颁布旨在将犹太人与基督教社会隔离开来的法令，其理论根据是，与犹太人的接触会败坏基督教信仰的名声。犹太人不得雇用基督徒为仆，不得充当基督徒的医生，不得与基督徒通婚，不得向基督徒出售面粉、面包、葡萄酒、油、鞋子或任何衣物，不得传送或收取商品，不得修建新的犹太人会堂，不得拥有或声称拥有充当抵押物的土地。行会法规禁止他们从事的行业包括纺织、金属加工、采矿、裁缝、制鞋、金匠、烘焙、磨坊、木工。为了对他们的隔离加以标识，英诺森三世于1215年颁布法令，要求他们佩戴徽章，徽章的样子通常是轮形或圆形的黄色毡块，据说这代表着一张钱。有时，徽章是红色的或红白相间的，无论男女，在7岁至14岁之间都要开始佩戴。13世纪的教会在与所有异端和异议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还强迫穆斯林、被证明有罪的异端分子佩戴同样的徽章，并且出于教义中的某种怪癖，还要求妓女也佩戴它。后来，又加上了一顶颇像触角的尖帽（据说代表着魔鬼），以用以进一步区别犹太人。

驱逐和迫害的标志是一个持续的因素——没收犹太人的财产。正如编年史作者纽伯格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对1190年约克大屠杀的记述那样，这场屠杀绝非宗教狂热的杰作，而是些大胆而贪婪之人的作为，这些人精心锤炼着“由自己的贪婪构成的生意”。由城镇或国王进行的公开驱逐的动机也如出一辙。当犹太人几经漂泊后回到故乡，在村庄、集镇尤其是城市重新安顿下来时，会继续从事金钱借贷和零售贸易，开当铺，找一个如挖墓人这样的工作，并为了互相保护而在一个狭窄的犹太人片区比邻而居。在普罗旺斯，他们利用与西班牙和北非阿拉伯人的接触，成了学者和广受欢迎的内科医生。但他们早期社区那种朝气蓬勃的内部生活已逐渐消失。在一个敏感易怒的阶段，他们生活在总是在随时降临的攻击的边缘。人们明白，作为基督教王国的敌人，教会可以“理由充分地发起对他们的战争”。

在瘟疫带来的痛苦之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将给水井投毒的恶名加在犹太人身上。1348年，克雷芒六世发出了一条敕令，禁止在未加审判的情况下杀害、掠夺犹太人，或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这终止了在阿维尼翁和教皇国对犹太人的攻击，但随着瘟疫向北方的蔓延，这条敕令遭到了忽视。大多数地方的当局最初都试图保护犹太人，但后来都向民众的压力屈服了，而且它们也并非不曾觊觎有可能被没收的犹太人的财产。

对犹太人的第一次正式审判于1348年9月在萨伏伊举行，在那里，当犹太人尚在监狱中接受指控调查时，他们的财产已被没收。凭借着依照中世纪的惯用手段——刑讯逼供——而罗织出的自供状，指控方描绘了一幅起源于西班牙的犹太人国际阴谋的画面：从托莱多出发的信使携带小包毒药或装在一只“缝合起来的狭窄皮口袋”中的毒药到来。据传，信使们带来了犹太法学博士的指令，要将毒药抛洒在井里和泉水里，并在与他们有共同信仰的人进行的秘密会议上，向这些人求教。被告当然被判有罪，他们被判处了死刑。11个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其余的要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每月缴纳160弗罗林的税钱，以换取继续留在萨伏伊的许可。

在萨伏伊获得的招供通过书信从一个城镇传到另一个城镇，构成了在阿尔萨斯、瑞士和德国掀起的一波控告和攻击的基础。在阿尔萨斯城镇代表的一次会议上，斯特拉斯堡的寡头集团试图反驳这一指控，但还是被要求报复和驱逐的大多数人所压倒。黑死病的残害并非完全出于自发的爆发，而是事先经过认真讨论的行动。

教皇克雷芒在1348年9月的一份敕令中再次试图控制人们的歇斯底里。在敕令中，他说，将瘟疫归咎于犹太人的基督徒一直“受到那个说谎者，即魔鬼的诱导”，向井水投毒的指控和接着发生的大屠杀是“可怕的事情”。他指出，“借助上帝的一份神秘法令”，瘟疫正在折磨所有人，包括犹太人在内；它在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肆虐，而在其他地方，犹太人也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是受害者，因此，说他们带来了瘟疫的指控是“没有道理的”。他频催神职人员像他本人在阿维尼翁所做的那样，将犹太人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可他的声音在与当地的主导精神的对立中，几乎无人能够听到。

1349年1月9日，在巴塞尔（Basle），一个社群中的数百个犹太人被烧死在一座木屋中，这座木屋位于莱茵河的一座小岛上，专门为此目的而建。随后，一道法令得以通过，禁止犹太人在200年内于巴塞尔定居。在斯特拉斯堡，反对迫害的市议会因为行会投票而被罢免，另一个议会被选出，它随时准备顺从民众的意愿。1349年2月，在瘟疫尚未抵达城市之前，斯特拉斯堡的2000名犹太人即被带至坟场；在那里，除了接受皈依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被烧死在成排地竖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火刑柱上。

到此时，又有一个声音引发了对犹太人的攻击。苦修者出现了。在呼吁上帝之怜悯的绝望恳求中，他们的运动在一种突发的狂乱中爆发，带着与瘟疫同样剧烈的传染性质，迅速传遍了欧洲各地。自我鞭笞旨在表达忏悔，并赎回所有人的罪恶。作为一种诱使上帝原谅罪恶的悔过形式，它早在瘟疫爆发的年份之前很久便已出现。苦修者将自己视为救赎者，通过将基督的鞭笞重新实施在自己身上，使鲜血流淌，他们便可弥补人类的邪恶，为人类赢得另一次机会。

由200至300人乃至有时更多的人（编年史作者提及的人数多达1000人）构成的有组织的团体从一座城市游行至另一座城市，他们裸露着腰部以上的身体，用带有尖刺的皮鞭抽打自己，直到流血为止。他们大声呼叫基督和圣母，请求他们的怜悯，呼吁上帝“宽恕我们”，与此同时，旁观的市民同情地啜泣、叹息不已。这些队伍每天进行三次固定的表演，两次在教堂广场上当众举行，第三次在私下里进行。一个世俗的大团长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通常是33天半，以代表基督在人世的年份）将他们组织起来，参与者必须保证每天4便士或其他固定比率的自我供给，要发誓服从大团长。他们不得洗浴、刮脸、换衣服、在床上睡觉，若无大团长的允许，不得与妇女交谈或交往。很显然，最后这一点未予坚持，因为苦修者后来受到放荡的指控，在其放荡行为中，鞭笞与性结合在了一起。妇女在一个处在最后位置的独立分队中伴随着这些团体。如果一个女人或牧师进入了仪式圈，那么悔过的行为就会被视为无效，必须从头再来一遍。该运动在根本上是反教士的，因为苦修者们向牧师身份发出了挑战，让自己担当起了为全人类而与上帝居间调停的角色。

现在这场运动又在德国各地爆发，这种新爆发先是传至低地国家，进而传到了佛兰德斯、皮卡第，最远处到达了兰斯。数百支队伍徜徉在大地上，每周都会进入新的城镇，使已经过分疲惫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他们默诵着悲哀的赞美诗，声称若不是他们，“整个基督教王国都将灭亡”。居民们怀着崇敬之情迎接他们，敲响教堂的钟声，让他们在自家食宿，带来儿童让他们治疗，至少在一次事例中，他们使孩子得以复活。人们用衣物蘸取苦修者的鲜血，然后将其压在眼睛上，将其当作圣物保存起来。许多人，包括骑士和贵妇、神职人员、修女和儿童，都加入了队伍中。很快，苦修者们便打着妇女们热情洋溢地为他们用天鹅绒和绣金布料制成的华丽旗帜游行了。

越来越傲慢的他们开始公然与教会对抗起来。大团长获权倾听忏悔、批准赦免或强迫悔过，这不仅使牧师得不到他们进行礼拜仪式的费用，而且挑战了基督教的核心权威。他们朝插手反对他们的牧师扔石头，还煽动平民加入扔石头的人群。他们将反对者斥责为蛇蝎心肠的人和反基督者。在某些事例中，在背教的牧师或狂热的持异议者的组织下，苦修者们占领教堂，扰乱礼拜仪式，嘲笑圣餐，抢劫圣坛，声称有能力逐出恶灵，使死人复活。这场始于通过自我打击来拯救世界免遭毁灭的努力的运动，沾染上了对权力的强烈渴望，瞄准了取教会而代之的目标。

他们因被当作革命动乱之源泉和有产阶级之威胁而开始受到世俗人士及基督教的畏惧。皇帝查理四世恳请教皇镇压苦修者，而他的呼吁得到了巴黎大学那不亚于帝王之音的声援。在这样的时候，当世界似乎处于末日边缘时，采取行动反对声称处于神的启示下的苦修者，不是个易于做出的决定。阿维尼翁的几位红衣主教反对采取镇压性措施。

与此同时，自我折磨者们已经找到了更好的牺牲品。每进入一座城市，苦修者们都会冲向犹太人片区，身后跟着号叫着要向“水井投毒者”复仇的市民。在弗莱堡（Freiburg）、奥格斯堡（Augsburg）、纽伦堡（Nürnberg）、慕尼黑（Munich）、哥尼斯堡（K?nigsberg）、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其他中心，犹太人都遭到了屠杀，其彻底性似乎是在寻求最终解决[3]。1349年3月，在沃尔姆斯（Worms），400人的犹太人社群像约克的社群一样，转向一种古老的传统，在自己的住房内自焚而死，而不愿被自己的敌人杀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的更大社群在7月走上了同样的道路，让自己的火焰烧掉了城市的一部分。在科隆，市政会议重申教皇的论点，即犹太人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死于瘟疫，但苦修者们召集了一大群“没什么可失去的”无产者，并对此论点充耳不闻。在拥有欧洲最大犹太人社群的美因茨，其成员最终转向了自卫。凭借事先集得的武器，他们杀死了200名暴徒，这一行动唯一起到作用是，它招致了为基督徒之死复仇的市民对他们的疯狂屠杀。犹太人一直战斗到弹尽粮绝之时，然后撤退到自己家中，也自焚而死。据说在1349年8月24日，有6000人死于美因茨。在埃尔富特（Erfurt）的3000个犹太人中，据报道没有一人幸免。

历史上鲜有彻底之事，而犹太编年史作者可能像中世纪人一样习惯于笼统的数字。通常，一些成员会通过皈依自救，一些难民团体得到巴列丁奈特的鲁珀特（Rupert of Ptinate）和其他亲王提供的庇护。奥地利的阿尔伯特二世公爵（Duke Albert II of Austria），即昂盖朗七世的叔祖父，是少数采取了足够有效的措施保护了自己领地上的犹太人免遭攻击的人之一。最后的大屠杀发生在安特卫普（Antwerp）和布鲁塞尔（Brussels），1349年12月，这两个地方的整个犹太人社群遭到了灭绝。到瘟疫过去时，在德国或低地国家，极少有犹太人存留下来。

到了这时，教会和国家准备冒险镇压苦修者。地方法官命令关闭城门，拒绝他们入内；克雷芒六世在1349年10月的一封诏书中号召遣散和拘捕他们；巴黎大学不承认他们受到了神的启示。腓力六世及时地禁止公开的苦修，违则处死；地方统治者追捕“罪魁祸首”，逮捕他们，吊死他们，或砍掉他们的头。苦修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消失得无影无踪，突然得就像他们来时一样”，赫里福德的亨利（Henry of Hereford）写道，“就像深夜的幽灵或骗人的鬼怪。”一些团体还在各处游移，直到1357年才被彻底镇压。

孤魂野鬼般的犹太人从驱逐已经结束的东欧渗透回来。1345年，两个犹太人作为游客在埃尔富特再次出现，3年后，其他人也加入进来，开始重建家园。到1365年，其社群有86户可征税人家，另外还有不少低于纳税水平的贫穷家庭。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他们回归到遭到削弱且心惊胆战的社群中生活，这些社群的条件更差，而且较以前更加与外界隔绝。井水投毒案及它带来的大屠杀已经将犹太人的恶毒形象固定为一种刻板印象。因为犹太人有用，曾经立法禁止他们入内的城市现在邀请或允许他们进入，但强加了新的限制条件。学者、医师和财政“法院的犹太人”以前与异教徒社群的接触逐渐消失了。犹太人在中世纪的繁荣阶段宣告结束。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的高墙尽管尚未具体实施，但已经竖立了起来。

瘟疫后的人类状况如何？在被死亡、悲伤和病态的过度恐惧和仇恨弄得精疲力竭之后，它理当显示出某些深刻的影响，但我们一时还看不到任何剧烈的变化。标准的持续牢不可破。尽管因瘟疫而濒临死亡，但英格兰布鲁顿修道院（Bruton Priory）的租户们仍旧遵照俯首帖耳惯了的方式，给死了的地主上缴了欠他的租地继承税。在不到几个月的短短时间里，这个小修道院竟收到了50头牛和家畜。社会的变化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立竿见影的影响有许多，但并不统一。西蒙·德科维诺认为，瘟疫对道德产生了有害的影响，“降低了全世界的品德”。另一方面，吉勒斯·利·穆伊西斯则认为，人们在公德方面有了提高，因为许多以前非法同居的人现在已结了婚（这是城镇法令的结果），诅咒发誓和赌博等行为大为减少，以至于骰子制造者转而去生产念诵主祷文的珠串。

结婚率毫无疑问是上升了，尽管不是为了爱情。有那么多投机者利用孤儿来获取丰厚的嫁妆，以至于锡耶纳的寡头集团禁止在未征得孤女的男性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娶她们为妻。在英格兰，农夫皮尔斯悲叹，许多“自瘟疫以来”的夫妇结婚“只是出于对财物的贪婪之心，而有违自然的情感”；在他看来，其结果是“内疚和哀愁……嫉妒、悲伤和私下里的吵闹”——还有不生儿育女。在皮尔斯这个道德家看来，这样的婚姻应该加以禁止。另一方面，让·德韦内特却说，瘟疫之后结婚的人们生下了许多双胞胎，有时还有三胞胎，不孕不育的妇女寥寥无几。也许他是在反过来反映一种迫切的需求，即相信自然会弥补损失，而事实上，在那之后，男人和女人以异乎寻常的数量立即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不同于骰子变念珠，人们并未改善，尽管按照马泰奥·维拉尼的说法，人们本应期待，经历了上帝的愤怒之后，他们会成为“更好的人，谦卑，善良，信仰天主”。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忘记了过去，仿佛它从未发生过，让自己过上了比以前更加混乱和可耻的生活”。货架上堆满了过量的商品，而顾客却寥寥无几，这导致了物价在一开始时的直线下降，幸存者们沉溺于放纵的消费狂欢之中。穷人搬进了空荡荡的房子，在床上睡觉，用银器吃饭。农民获得了无人认领的工具和牲畜，甚至还有榨酒机、煅炉或无主的磨坊，以及其他以前他们从未拥有过的财产。商业变得萧条，但货币的数量供应充足，因为参与分配的人较以前要少。

人们的行为举止变得更加不计后果和麻木不仁，就如一段充满暴力和痛苦的时期过后通常会出现的那样。这被归咎于自底层青云直上的暴发户和新贵们。锡耶纳于1349年更新了其禁奢令，因为许多人在妄求高于其出身和职业所应有的地位。但是，整体说来，对税收名册的地方性研究表明，尽管人口也许已经减半，但其社会配比却仍保持不变。

因为未留下遗嘱的死亡、没有继承人的财产以及对土地和房屋有争议的所有权，诉讼迅猛增加，却因缺乏公证人而变得混乱不堪。有时是未经允许即住下来的人，有时是教会，占据了人去楼空的地产。指定的监护人对孤儿实施的欺骗和勒索成了一种丑闻。在奥维多（Orvieto），大吵大闹一再爆发；无家可归、饥饿难耐的匪徒成群结队地在乡村游荡，抢劫城市中的每户人家。人们因携带武器和破坏公物（尤其是破坏葡萄园）而被捕。公社不得不实施新的法规，惩办某些抢劫并烧毁店主和工匠的经营场所的“无赖——魔鬼之子”，其惩治对象还有有所增加的卖淫活动。1350年3月12日，公社提醒市民，若基督徒与犹太人在店里发生性关系，将会受到重罚：涉案的妇女将被砍头或活活烧死。

教育因神职人员的缺失而受到重创。据让·德韦内特所说，在法国，“在住宅、别墅和城堡中都找不到能够而且愿意教男童学习语法的人”——这种状况可能影响到了昂盖朗七世的生活。为了填补空置的有俸圣职，教会成批地任命牧师，其中许多都是在瘟疫中失去了妻子和家庭的人，他们成群结队地投身圣职，将之当作一个避难所。许多人几乎没什么文化，“就像纯粹的俗人一般”，他们也许识一点儿字，却不明白文字的意思。坎特伯雷大主教于1350年宣称，在瘟疫中幸存下来的牧师们开始“受到无餍足的贪婪的影响”，收取额外的费用，而无视人们的灵魂。

一个相反的趋势是，教育受到对学识传承之担忧的刺激，导致了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广为人知的是皇帝查理四世，一个饱读诗书之人，他强烈地感觉到“宝贵的知识在世界各地的辽阔疆域上为瘟疫造成的奇高死亡率所扼杀的”原因。他在1348年的瘟疫之年建立了布拉格大学（University of Prague），并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给5所其他大学——奥兰吉（Orange）、佩鲁贾、锡耶纳、帕维亚（Pavia）和卢卡——颁发了皇家认证。也是在这5年中，剑桥建立了三所新学院——三一学院（Trinity）、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和克莱尔学院（re），尽管如对婚姻的热爱那样，对知识的热爱并不总是行事的动机。圣体学院建立于1352年，因为为死者举行弥撒仪式的费用在瘟疫之后剧增，剑桥的两个行会决定成立一所学院，其身为神职人员的学者将被要求为行会的已故成员祈祷。

在此环境中，教育并没有在所有地方兴旺繁荣起来。牛津的教员们在布道时哀叹入学人数的减少。在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彼特拉克在20年后［在一系列名为“年老之事”（Of Senile Things）的书信中］悲叹道，在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快乐、最自由”的地方，以前的所有那些伟大演讲者几乎无一存留，在这个伟大天才曾经比肩摩踵之地，“普遍的无知已统摄了城市”。但要为此负责的并非只有瘟疫，战争和其他烦扰也雪上加霜。

当然，黑死病显而易见且突如其来的后果是人口的减少，到14世纪末，由于战争、掠夺和瘟疫的复发，人口甚至有了进一步的缩减。瘟疫以其自身细菌的形式给14世纪留下了一道诅咒。细菌寄居在带菌者身上，将会在接下来的60年中，在不同的地点，以10至15年不等的间隔期，再次发作6次。在杀死了大部分的易感染者（在后期阶段，儿童的死亡率有所上升）之后，它终于偃旗息鼓，使欧洲的人口在1380年减少了约40%，到该世纪末更减少了将近50%。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Béziers）在1304年有14000个居民，一个世纪后，只剩下4000个居民。马赛附近的渔港容凯尔（Jonquières）曾有354户可纳税户，最后减少到135户。卡尔卡松和蒙彼利埃这两座繁荣兴旺的城市，过去的繁华都成为过眼云烟，与北方的鲁昂、阿拉斯、拉昂和兰斯如出一辙。可征税物品的消失导致统治者提高了税率，这导致了民怨，而民怨又将引发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的频繁暴动。

至于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由瘟疫所造成的贫困和富裕的平衡总体上对农民有利，尽管一个地方的确有之事到了另一个地方通常会有相同但截然相反的反应。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发生了反转。农民发现，地主减少了自己的租金，甚至还会放弃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租金，因为地主迫切需要让自己的土地得到耕作。没有税收总好过土地变得荒芜。但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已开垦的土地必然会缩减。英格兰拉姆齐修道院（Abbey of Ramsay）的档案显示，在瘟疫爆发的30年后，被播种的英亩数还不到以前的一半。修道院在1307年拥有5把犁铧，一个世纪后减少到一把，并且从28头牛减少到5头牛。

山地和贫瘠的土地被放任荒废，或是变成了只需较少劳动力的养羊的牧场。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因人口减少所导致的削弱以及对养羊圈地行为的无能为力而遭到遗弃。当农田沦为荒地时，地产边界便随之消失。假如有能够耕种它们的人前来认领，以前的主人或他们的继承人就不可能收取租金。因这些因素而致贫的地主不见了踪影，或听任城堡和庄园衰败下去，自己则投身于从事军事掠夺的队伍之中，这将成为接下来数十年的祸端。

当死亡减缓了生产速度时，商品变得稀缺，价格随之飞涨。在法国，到1350年，小麦的价格上涨了4倍。与此同时，劳动力的短缺造成了瘟疫所带来的最大的社会混乱——人们齐心协力地要求更高的薪水。农民像工匠、手艺人、公务员和牧师一样，找到了自身稀缺的杠杆。在瘟疫掠过整个法国北部之后的一年之内，兰斯附近的圣欧麦（St. Omer）的纺织工人已经连续加了3次工资。在许多行会中，工匠为了争取更高的工钱和更短的劳动时间而举行了罢工。在一个社会状况被视为固定不变的年代，这样的行为是革命性的。

统治者的反应是立即镇压。为了努力使工资保持在瘟疫前的水平，英格兰人于1349年发布了一条法令，要求人人都拿与1347年相同的工资工作。若是拒不工作，或为了更高的工钱而离开一个工作场所，以及雇主提供更高的工资，都会受到惩罚。这条法令是在议会尚未就座之时颁布的，所以在1351年，它又作为《劳工法令》（Statute of Laborers）被再次颁布。它不仅斥责那些要求高工资的劳工，而且特别抨击了那些选择“宁肯懒散地要饭也不愿凭劳动吃饭”的人。工人的懒惰是反社会的罪行，因为中世纪体系要依靠工人的工作责任。《劳工法令》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动梦想，而是一种保持体系运转的努力。它要求，所有60岁以下无生存手段的体格健全者都必须为任何一个需要他的人工作，体格健全的乞丐不得领取救济金，流浪的农奴可能被迫为任何一个认领他的人工作。直到20世纪，这条法令将充当在长期的斗争中阻止劳工成立工会之“阴谋”法规的基础。

1351年的一条只在巴黎地区实施的更加务实的法令允许工资上涨，但涨幅不得超出此前水平的1/3。价格被固定下来，中间人的利润得到了控制。为了增加生产，行会被要求放松对学徒人数的限制，缩短他们的出师时间。

在英法两国，正如法律一再更新、处罚越来越重这种情况所显示的那样，这些条令都是无法强制执行的。英格兰议会于1352年援引的违法行为显示，工人要求而雇主支付的工资是疫前水平的两三倍。它下令各城镇都必须设立惩罚那些违规者的资金。在1360年，囚禁代替了罚金成为处罚手段，因为逃跑的劳工被宣布为逃犯。如果被抓到，他们的额头上就会被烙上代表“逃亡者”（也有可能代表“欺诈”）的字母F。新法规在14世纪60年代被执行了两次以上，这培育了抵抗运动，此运动在1381年的大爆发时达到了高潮。

1350年是个大赦年（Jubilee Year），它向所有在那一年进行了前往罗马的朝圣之旅的人提供了完全的豁免，瘟疫引发的罪恶感因此荡然无存。大赦年最初由卜尼法斯十三世（Boniface VIII）于1300年确立，旨在使所有悔悟者都有可能获得赦免，使认罪的罪犯免于指控——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可以负担得起前往罗马的旅行的话。卜尼法斯本想使大赦年成为一个百年纪念事件，但第一个大赦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吸引了号称200万人在那一年里前往罗马，于是，因罗马教廷搬迁到阿维尼翁而变得贫穷的罗马市恳请克雷芒六世将间隔缩短为50年。欢天喜地的壁画上的那位教皇根据“教宗应当使其臣民快乐”的温和原则行事。他在1343年的一份诏书中顺应了罗马的要求。

对于教会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克雷芒在同一诏书中阐明了赦免理论，将它与金钱的致命等式固定下来。他说，基督所付出的血的牺牲，加上圣母和圣徒们的美德，为宽恕的使用建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通过向教会贡献钱财，任何人都可以购买美德宝库中的一份财富。教会通过这一安排所获得的收入，最终会与失去的尊重相匹配。

1350年，朝圣者云集在通往罗马的道路上，夜间则围绕着篝火宿营。据说每天有500人进入或离开这座城市，让客栈老板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为朝圣者提供住宿，尽管食物和草料短缺，城市资源处于消耗殆尽的状态。这座失去了其教宗的不朽之城变得穷困潦倒，3座重要的长方形教堂变成了废墟，圣保罗教堂被地震推倒，拉特兰教堂塌了一半。瓦砾和废墟遍布街道，7座山峰沉寂而荒凉，山羊在荒废的女修道院那杂草丛生的回廊中啃食着杂草。彼特拉克悲叹道：失去屋顶的教堂暴露于风雨侵袭的情景，“会激起铁石心肠的人的同情”。不过，大名鼎鼎的圣徒的遗物敛来了丰富的供奉，红衣主教安尼巴尔多·切卡诺（Anibaldo Cano），即大赦年的使节，管理着一个浩大的项目，向渴望赦罪的民众提供宽恕与赦免。据对数字特别感兴趣的维拉尼所言，在四旬斋期间，罗马一度有多达100万人。人们的蜂拥进入，要么表明了在瘟疫之后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超常的鲁莽和活力，要么表明了对拯救的极大需求——极有可能的是，那种状态在参与者看来似乎并不像在报告中看到的那么糟糕。

从瘟疫中诞生的教会若非更加不得人心了，也至少是更富裕了。当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着每个人，让人觉得会在有罪的状态下被夺走生命时，其结果是遗赠如洪水般涌向宗教机构。巴黎的圣日尔曼·奥塞尔教堂（St. Germain l’Auxerrois）在9个月内收到了49笔馈赠；相较之下，它此前8年才收到了78笔。早在1348年10月，锡耶纳议会便取消了它每年提供给宗教慈善团体的拨款，时间为两年，因为这些机构因馈赠而变得“极度富足，实际上是肥得流油”。在佛罗伦萨，欧圣米凯莱公司（Company of Or San Michele）收到了35万弗罗林旨在救济穷人的金钱，尽管在这个事例中，公司负责人被指控将钱用作了私人目的，其理由是，每个真正的穷人和贫民都死掉了。

在教会广罗钱财之时，对神职人员的人身攻击也在增加，这部分是受到了苦修者的刺激，部分是因为牧师们在瘟疫期间未能履行其职责。他们像别人一样死去这件事无疑获得了人们的谅解，但他们让基督徒在未领圣礼的情况下死去，或像许多人一样，在危机中为自己的服务收取更多费用的事实，却激起了强烈的憎恨。甚至在大赦期间，罗马民众在地方敌对心理的神秘震颤的促动下，对红衣主教使节大加嘲弄和骚扰。有一次，当他骑马走在游行队伍中时，一位狙击手向他射击，他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地回到住处，红帽子上还扎着一支箭。从此以后，他只有在帽子下戴着头盔、长袍下罩着甲衣的情况下才会冒险外出。一旦有可能，他便离开罗马前往那不勒斯，后来死在半路上——据说是被葡萄酒毒死的。

在英格兰，反教权主义是种地方病。1349年，伍斯特（Worcester）的市民冲破了附属于大教堂的圣玛丽修道院（Priory of St. Mary）的大门，攻击僧侣，“用弓箭和其他进攻性武器追逐院长”，并试图放火烧毁建筑。同年，在约维尔（Yeovil），当巴斯和韦尔斯主教（Bishop of Bath and Wells）为纪念瘟疫的过去而举行感恩仪式时，仪式被“某些地狱之子”所打断，他们将主教和会众包围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救援者到来。

因馈赠而暴富的行乞修道士教团也收获了本就对他们恨之入骨的人们的敌意。在报告马赛的150名方济各会修士的死亡时，奈顿补充道：“bene quidem”（一件好事），在马格龙（Maguelonne），160名行乞修道士里有7个存活，他写道：“那就足够了。”行乞修道士教团若是拥抱贪婪之神，“追逐世俗的和肉欲的事物”，是无法被原谅的。

正当人们觉得更加需要精神上的安慰时，瘟疫加重了人们对教会的不满。在上帝强行施予的恐怖的经历中，一定有些什么意义。如果其目的是让人们痛改前非，那么这一目的并未达到。人类的行为“比以前更邪恶”，更贪婪多欲，更喜诉讼，更好战，而这在教会本身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明显。克雷芒六世虽说几乎算不得是个神圣的人，可瘟疫足以令他震撼，当他的高级教士们于1351年请求他废除行乞修道士教团时，他在一篇充满了愤怒和羞辱的长篇大论的攻击性演说中，疾声对他们进行了抨击。教皇回应道，假如他那么做了，“你们又如何向民众布道？假如论及谦逊，你们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人，自吹自擂，狂妄自大，挥金如土。假如论及贫困，你们是如此贪婪，以致全世界的有俸圣职都满足不了你们。假如论及纯洁——可我们将对此闭口不谈，因为上帝知道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你们中有多少人满足了自己的色欲”。在自己的同宗教士造就的悲哀景象中，这位教会领袖于一年后撒手人寰。

萨克森的洛塔尔（Lothar of Saxony）说：“当那些顶着牧羊人头衔的人扮演起狼的角色时，异端邪说便在教会的花园中疯长。”尽管大多数人无疑还像往常一样孜孜以求，但对教会的不满却激发了异端和异议，激发了所有那些通过神秘教派寻找上帝的人，激发了所有那些寻求改革的运动，这些改革最终将把天主教的统一帝国打得七零八落。

瘟疫的幸存者们发现，自己既没有被毁灭，也没有被改善，在他们经历的痛苦中找不到神圣的目的。上帝的目的通常是神秘莫测的，但这场惩罚太过可怕，所以无法不加质询地全盘接受。如果这种等级的灾难（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仅仅是上帝的任性之为，或者也许根本就不是上帝所为，那么一种固有秩序的绝对性便从其根部发生了动摇。敞开接受这些问题的头脑永远不可能再关闭。一旦人们预想到在一种固有秩序中存在改变的可能性，那么俯首听命的时代之终结便近在眼前；向个人良知的转折就在前方。就那一程度而言，黑死病一直是现代人未被认识的开端。

与此同时，它留下了忧虑、紧张和昏暗。它加速了土地上的劳工服务的交换，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解开了旧有的纽带。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敌意，提高了人类的敌对程度。一个由极大痛苦构成的事件只有在人们相信它将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时才是可以忍受的。若非如此，就如在1914年至1918年的另一场大灾难之后那样，人们就会陷入深刻的幻灭，进而转向自我怀疑和自我憎恶。在制造悲观主义气氛方面，黑死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旗鼓相当，尽管它花了50年来形成心理影响。这些年是昂盖朗·德·库西度过青年及成年生活的50多年。

死亡的一个奇怪化身在瘟疫年代出现在比萨墓园的壁画上。那个形象不是传统的骷髅，而是一个穿黑袍的老妇，有着凌乱的头发和狂野的眼睛，扛着一把杀气腾腾的长柄宽刃镰刀。她的脚上长的不是脚趾，而是爪子。壁画描绘的是“死神的胜利”（Triumph of Death），由弗朗西斯科·特拉伊尼（Francesco Traini）在1350年或1350年前后绘制，是一个包括“末日审判”和“地狱折磨”在内的绘画系列的一部分。特拉伊尼的老师安德烈亚·奥尔卡尼亚（Andrea Orcagna）于同一时间在佛罗伦萨的圣克罗斯（Santa Croce）教堂绘制了同一主题，但现在只保留下一个片段。两幅壁画共同标志着死神在艺术中普遍存在的开端，这尚不是在世纪末变成的对死神的崇拜，但是它的源起。

通常死神被拟人化为一具手拿沙漏和长柄镰刀的骷髅，披着白色的裹尸布，或裸露着浑身的白骨，朝着反映在他的形象中的人类可笑之举发出狞笑：所有人，从乞丐到国王，从妓女到皇后，从衣衫褴褛的穷牧师到教皇，都会来到此处。无论他们生前是贫困潦倒还是权势显赫，一切皆是空虚，被死亡画上了等号。现世微不足道，重要的是来世的灵魂。

在特拉伊尼的壁画中，死神从空中向一群无忧无虑的人俯冲下来，他们是年轻美貌的贵族男女，像是为薄伽丘笔下的讲故事者树立的典型，在一片芳香四溢的橘树林中彼此交谈、调情，以书本和音乐取乐。一个卷轴上的文字警告说：“没有任何由智慧或财富、高贵或威力构成的保护伞”可以保护他们免于步步逼近的死神的打击。“他们从世俗中比从上帝之事中摄取了更多的快乐。”在附近的一堆尸体中，躺着头戴冠</a>冕的统治者、一位戴着三重冠的教皇、一位骑士，他们与穷人的尸体倒在一处，而天空上的天使和魔鬼则在争夺代表着他们灵魂的渺小的裸体形象。一个由麻风病人、跛子和乞丐构成的可怜人群（奥尔卡尼亚残存片段之副本）在乞求死神的救援，其中一个鼻子被吃掉了，另一些要么没腿，要么瞎眼，要么伸出的不是手而是罩着一块布的残株。在上方的一座山上，隐士们正过着一种虔诚的沉思冥想的生活，宁静地等候着死亡的到来。

在下面，在一个极具神韵的场景中，一个由骑在马背上的王子和优雅淑女构成的打猎队伍突然被3具打开的棺材吓得目瞪口呆，这3具棺材里装着3具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尸体，一具仍然穿着衣服，一具腐烂了一半，一具是个骷髅。毒蛇缠绕着它们的尸骨。这个场景描绘的是“3个活人与3个死人”，这是13世纪的一个传说，说的是3个年轻贵族与3具正在腐烂的尸体相遇的情景，后者告诉前者：“你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就是你们的未来。”在特拉伊尼的壁画中，一匹闻到了死神散发的臭味的马因恐惧而变得僵硬，它脖子前伸，鼻孔放大；它的骑手抓着一块手帕去捂自己的鼻子。猎狗畏缩不前，厌恶地大声号叫着。这群身着绫罗、满头卷发、头戴时尚帽子、充满活力的俊俏男女惊恐地盯着他们将要变成的东西。

[1] 这是一个德国民间故事。相传某市发生了严重的鼠患，人们请一位穿彩衣的吹笛人帮助消除鼠患。他吹着笛子带走了成群的老鼠，但市民拒绝给他付钱，于是他又吹着笛子带走了市内所有的孩子。——编者注

[2] 没药（myrrh），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的干燥树脂。——译者注

[3] 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纳粹谋杀欧洲所有犹太人以解决犹太人问题计划的代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