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我们必须撤出——就现在”_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45—1946年

由于机敏的史迪威的运气，他最终得以如愿地在战场上结束这场战争。不过，在他回来的头几个月里，好像他注定要在案牍中干到战争结束。1月23日他被任命为美国国内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负责训练。在海外战事正酣的时候，这份工作对他没有吸引力。“我会先尽量忍受，然后爆发。”他在给温妮的信中写道。马歇尔没有确切表明会让他在太平洋地区担任什么指挥任务，同时史迪威认为总统没有接见他是个不祥之兆。

陆军地面部队的总部设在华盛顿，但是史迪威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个营地之间走动，以视察训练情况并解决回国士兵问题。跟其他视察的将军不同的是，他不去看营房，而是像在蓝姆伽一样立即查看训练和射击操练。在视察的间隙他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证据便是有警察开道把他从奥尔巴尼一直带到华盛顿，飞机就地等着他。有各种讲演，会议，听证；在一次公开晚宴上大家对他报以热烈的鼓掌。他还曾经应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演讲，跟“想让他谈谈”的副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谈话，此外，根据后来的司法部长文森（Vinson）法官提供的说法：“美国人民把我视为一种典范。天哪！”

当利多公路终于推进到中国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时，他对这种荣誉感到悲喜交集。Y军和缅甸部队在1月会合。后面紧跟着的道路穿越过来在八莫跟老滇缅公路连接，并在1月25日通车。负责筑路的皮可将军向接替史迪威在缅甸的指挥任务的萨尔坦将军表示说：“我成立了一支车队。我请求你准许车队开往中国。”当 报告公然对抗美国政策，在最后谴责了蒋介石政府，不赞同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支持，并预言这个政府将会倒台。在总参谋部的授意下，这个报告的内容缩减到了700页以内，以便于处理和保管。但是即便如此，史迪威还是被告知，如果他想让这份报告发表的话，就必须剔除那些对蒋介石和英国的无情批评。他拒绝了，这也就意味着报告肯定无法发表。

史迪威的见解还是值得听取的。“在当时的中国，也许是永远，再也不会有美国人能处在更好的位置观察蒋介石优点和缺点了。”A·T·斯提尔（A·T·Steel）写道。此人从1932年到1950年是《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以及其他报纸的驻华记者。

还有其他人的建议也同样未被采纳。出于对政策的不满，大使馆的政治官员在2月发出了一份史无前例的联合电报，电报是赫尔利不在时由艾奇逊以代办身份签名的。他们警告说，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正在使蒋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与此同时，正如他们当中有人曾经对北方地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参观后所见证的那样，共产党正在增加实力，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困境便日益临近了，那就是美国一旦在中国登陆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是选择接受还是拒绝跟共产党合作。魏德迈的指挥部所拟订的计划准备将美国伞兵部队空投在共产党地区——报告既天真又傲慢地认为——以“组织、领导并指挥”共产党游击队对日抗战。然而，除非蒋介石已经确定了共产党参与政府的条件，否则无法做出任何可行的安排。使馆官员争辩说，迫使蒋介石和谈的唯一方式是命令他，而不是请求他。他们还建议说，不管蒋介石同意与否，现在都应该做出是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定，并将决定如实告诉蒋介石。电报由副国务卿格鲁在表示赞许后于3月2日转呈白宫，这跟史迪威提交报告给五角大楼是在同一个星期。

驻外人员趁赫尔利在华盛顿的时候提交此报告并非偶然，因为他们的提议在效果和意图上都是对大使的不信任投票。赫尔利受命支持并承认政府，避免其崩溃，并敦促国共部队立即联合起来。他试图居间斡旋使两党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他一开始志得意满，志在必得，但是尽管他天生精明，还是很快发现这是他力所不及的。国民党的曲意逢迎让他得意，但由于对中国背景缺乏了解，同时又对问题的深度没有概念，结果他听信了蒋介石周围人的说法，并接受了他们的保证，以为凡事皆有可能。然而，尽管有会谈和休战，有提议以及对方的回应，在联合政府方面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他的政府一直想促成此事。华盛顿越来越感到迫切。中国正处于内战边缘，无法填充未来日本战败后所留下的空白。此外人们还担心，如果这种分裂无法弥合，那么苏联可能跟共产党就控制东北达成某种协议。

种种挫折和困难让赫尔利恼火。他开始出现一些暴躁的举止，发怒骂人，中断了使馆所有的常规事务并疏远了其他工作人员，几乎到了相互之间完全不信任的程度。赫尔利认为谢伟思、拉顿以及其他敦促采取更独立于国民党，并更多考虑共产党的现实政策的人是在破坏他的努力。他相信有针对他的阴谋存在，因此跟中国人展开复杂谈判时只有一名上士充当书记员，并不征求自己同事的意见便向华盛顿报告。他的同事们则深信他的报告之偏颇和误导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这导致他们未经作为使馆负责人的赫尔利过目便提交了自己的报告，最后在2月以联合电报的形式发给了华盛顿政府。

总统维护赫尔利并反对其同僚的意见，认定除非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美国不能支援共产党。这个决定同样是取决于主权问题，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召回了史迪威。美国政策在立场上仍然确定无疑地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争斗中拒绝跟当权政府的对立集团单独交涉或者对之提供援助。这个立场尽管正确，但是不现实。中央政府的主权只是一种表象，正如其民主不过是一种幻象一样。共产党其实并不像赫尔利向周恩来</a>所申明的那样，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党派，与其他党派的唯一区别是它是武装的；它实际上是个独立体，有国家的各种特征——政治组织，领土控制以及自己的军队。共产党目前声称他们只是国家的一个因素，并愿意在某种条件下商谈统一问题，这使人混淆了这个问题，但是并不能改变事实。他们充满活力，正在成长，而国民党则正被侵蚀。

华盛顿对此并非一无所知。斯特汀纽斯国务卿（他于1944年11月接替了生病的赫尔）在1945年告诉总统说，蒋介石之所以抵制联合政府，是因为这意味着国民党主宰的结束并为“更加雄壮、更加受欢迎……并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开辟了扩张其影响的新天地，最终共产党可能控制国民政府。然而，如果未能跟共产党达成协议，这又会招致“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危险”。

委员长并没有这样的担心，美国对他的一贯支持让他感觉自己很强大。对美国来说，这种支持事与愿违，让蒋介石变得更加顽固，而不是让他倾向于退让。他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同时也误解了自己的现状，因为正像史迪威经常抱怨的，没有人告诉他实情——也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何应钦对共产党实力的“可笑”估计显示了他“完全无视事实”，对一位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来说，这表明了“只要这类人仍然在发挥重要影响，想在中国实现统一的努力就是无望的”。

美国政府本性上对新事物充满戒备，无法调动足够的决心减少对蒋介石的支持，不敢面对他倒台的危险。在做出支持赫尔利的决定后，出于对大使地位的考虑，那些有异议的外交官都改任他职。共产党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政策并不会有利于他们。他们开始有了猜忌，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又产生了敌意。不过，透过表象不远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在根本上的排外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敌视。对美国来说，他们把共产党看成“抢夺财产的人”，因此对他们存有近乎本能的恐惧，这显然是形成政策的一个因素。不管罗斯福是否也有这种想法，他无疑明白这种恐惧情绪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危险性。也许现在超越其他所有因素的决定性原因是他已经无法承受蒋介石的崩溃，尽管他本人已经不抱多大幻想来指望蒋介石政府领导下的中国能够扮演他计划中的大国角色。

毛泽东复电接受蒋介石邀请，赴重庆“商讨和平建国大计”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在蒋介石不知情也未必同意的情况下就向苏联出让中国的某些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议》是一场艰难的谈判，是在没有中国人参加的情况下试图说服苏联对日作战。对斯大林所做出的让步除了波兰问题外，还包括苏联继承老沙皇在大连的特权以及中国的中东铁路。相应地，苏联将承认中国在东北拥有“完全主权”，并愿意同被承认的政府元首蒋介石缔结友好条约并结盟。后来让雅尔塔会议成为争端导火索的并不是这些让步，而是邀请苏联再次现身东北。

毛泽东和赫尔利

蒋介石与毛泽东

之所以有这种需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管理的真空</a>。一种被认为不争的事实是，需要由苏联地面部队来击败东北的关东军。这是个公认的事实，对此总统只能听取军方的意见。此时还没有试爆原子弹，欧洲战争尚未获胜，而根据军事情报部门对日本延续战争能力的错误估计，对日战争在击败德国后还会持续18个月。尽管也有人对此表示不同意，但是战略家们流行的看法是必须攻入日本本土，因此美军的伤亡可能多达100万。此外，还担心几乎是一支独立部队的日本关东军可能跟中国大陆的日军汇合并继续抵抗；也许正如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迪恩（Deane）将军所预计的，他们会“建立一个新的日本国”。

罗斯福在雅尔塔的让步是出于考虑美国人的生命。他只能给出一些东西，否则正如斯大林所坦言的，如果苏联什么也得不到，它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果中国人在军事方面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让苏联人参战的必要性就会小一些。假如史迪威创建90个有战斗力的师的计划得以完成，那么也就不会有雅尔塔会议了。

1945年2月10日，史迪威被授予了迟来的荣誉军团勋章，表彰他“意志专一和无尽的热忱”，同时还被授予卓越服务勋章橡树叶勋章（Oak Leaf cluster of the DSM），以表彰在开辟史迪威公路时他的具有“极端重要性和复杂性”的功绩。陆军部长史汀生为他佩戴勋章的时候，说自己从来没有像给史迪威授奖这样感到高兴。对于错过了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战斗的史迪威来说，这两枚勋章还谈不上补偿。他憎恶华盛顿，在他看来那里“跟重庆一样是一堆大粪”。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除非能让我做什么带劲的事，否则我就会照我告诉过你的事做（要求带一个团）并让陆军部受到羞辱。”

史迪威心中还希望最终率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吕宋——台湾——华南这个三角地带在战略计划中仍然是重要的。2月7日，他注意到合众社的一篇推测性的文章认为，指挥进军中国的总司令是他自己、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而且优先顺序也是如此。史迪威从来不是满足于等待天上掉馅饼的人。当尼米兹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史迪威去拜访了他；不管他们是否谈及此事，根据史迪威的记录，会晤“很热烈”。3月8日，他陪同一群军人去白宫，结果没有发现总统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对他造成妨碍的迹象。“罗斯福在会见后跟我攀谈，谈到了缺少士兵以及对日进攻的严重性。说他很高兴利多公路以我命名。他看上去很糟，但是不像雅尔塔的照片上那样糟。”出去时史迪威甚至向自己的副官表达了稍许赞许，似乎在疲倦地迈向终结的时候，他短暂地感到了罗斯福的一丝魅力。再过一个月稍多一点儿，即4月12日，总统去世了。罗斯福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最持久的支持者，而且不管他有怎样的幻想，他也是最坚定地把中国的未来放在美国一边的人；他去世得太早，结果没有来得及知道——除非他有一点点预感——他付出努力的结果。

重回中国在史迪威看来并非不可能。梅里尔从战区回来时报告说人们都想念他，说“在我的事上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还不到10个人”，还说孙立人提议中国军官请求罗斯福让他回去。据报告说，魏德迈和他的同僚“现在的说法是，由于我们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即使他们来也无法纠正了”。然而，当日军似乎即将进攻昆明的时候，委员长和魏德迈的办法便是要求把缅甸最初的 当史迪威从拜罗德将军那里了解到马歇尔使命的内情时很是对之不屑。拜罗德是作为马歇尔的主要助手陪同马歇尔去的。由于在出发前最后一刻还被珍珠港事件听证会所耽搁，马歇尔派了过去曾在中缅印战区工作的拜罗德来征求史迪威的意见。史迪威问他，马歇尔接到了什么指示，然后得出结论说这个使命不会成功。一旦蒋介石察觉了真实情况，他只会变得更加顽固。“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只尊崇权力？”他在谈话中曾经数次这样问拜罗德。后来当史迪威看到麻烦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用一句话恰当而犀利地总结了马歇尔的使命：“可是他们还能指望什么？乔治·马歇尔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

史迪威的这句评论写在1946年4月6日的一封信中，由于信中的另一句话，这封信后来变得十分有名。史迪威写道：“中国东北难道不是一场好戏吗？”接着是对马歇尔的评论，然后便是这句话：“这让我恨不得放下铁铲，到中国去跟着朱德扛枪去。”[1]跟其他人一样，史迪威的这种冲动代表了亲共产党倾向，而这只是他憎恶国民党的逆反心理罢了。极端左翼和右翼势力都紧紧抓住他在私信中的这句闲来之笔，并以此为基础营造了他的意识形态结构，试图证明他对延安的忠诚。在艾尔索普的推动下，这种对史迪威思想的随意捏造在陈纳德将军于1952年对国会调查委员会做证时达到了巅峰。陈纳德说，在1945年7月时史迪威提出率Infantryman Badge）；这只是一枚刻有步枪图案的纪念章，通常授予那些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的在役步兵。10月11日，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宣布授予史迪威将军这枚奖章，并亲自把奖章送到旧金山。然而，为了避免让史迪威意识到他已经是将死之人，没有在病床边举行仪式为他别上奖章。在生命的最后两天中，史迪威大部分时间都是睡着的，有一小会儿他短暂醒来并问护士：“哎，今天是不是周六？”（的确是的）。1946年10月12日，午后不久，史迪威在睡眠中去世了。

根据他的遗愿，没有为他举行公葬；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在太平洋中。在如潮的评论和悼念中，各种评论都反复提及他说过的“我认为我们被狠狠揍了一顿”，认为这证明了史迪威的“顽强”和拒绝虚饰。他们重点谈到了“酸醋乔”，据《亚特兰大宪章报》(Alnta Constitution）报道说，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军人能够像他那样激发公众的想象力。梅里尔将军言简意赅地总结道：“想要再找到他那样的人可要费尽周折了。”

很少有人评价他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那里的混乱和事态的快速发展使人无暇回顾。最确当的评语是卡尔森上校那富于特色的极致说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没有再出现一个像他那样对中国人民忠心耿耿的朋友。”蒋介石在南京一座私人宅邸举行了很小的基督教纪念仪式，悼念这位一直不遗余力攻击他的人的过世，事前没有进行任何报道或者公告，在场的只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少数几位受邀的美国人，没有邀请任何中</a>国人参加。在参加悼念的人看来，对一位美国在华战争努力过的统帅来说，这种仪式未免过于卑微，令人伤感；但是，这种不恰当反而表明史</a>迪威有关军队的想法已经深得人心，这让委员长深感不安。

马歇尔与蒋介石夫妇

史迪威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他“撤出”的建议已经被采纳了。马歇尔的努力是徒劳的。他无法让国共双方达成和解，在这种努力失败时，也无法为中央政府注入足够的活力以使其支撑下去。在对日作战胜利后的一年中，共有40万至50万的国民党部队在美国的帮助下，被运到上海、南京以及东北和华北的主要城市中；共有5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中国登陆，以把守港口、煤矿和铁路枢纽；美国还提供了6亿美元的租借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同时还给予了经济支援。再多的援助也不够，因为中国未能有效使用之。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他不可能获胜的敌对活动，马歇尔在1946年7月中断了向国民党提供军火，但是没有效果。跟那位敏捷瘦小的魅影史迪威的看法颇为相似，马歇尔后来说，委员长“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他受到国民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反对势力”的支持，这些人坦率承认，他们认为跟共产党合作是无法想象的，唯有武力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样蒋介石便继续顽固不化，认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可以指望美国的支持。共产党占主导的势力同样不愿意尝试和谈。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指望经济崩溃能够使政府倒台，并试图通过游击战加速崩溃。马歇尔注意到跟国民党适成对照的是，共产党从基层往上都有严</a>密组织，“而且因为得到民众支持而具有力量”。

1946年10月1日，马歇尔提醒对张家口发动进攻的委员长，除非立即确定跟共产党达成协议的基础，否则他将中止斡旋。结果蒋介石没有表示任何让步。12月，马歇尔亲自警告蒋介石说，共产党过于强大，无法在军事上击败，只有和谈才能避免中国经济的崩溃。蒋介石对这个建议置之不理。就在那个月，在中国努力一年后，马歇尔通知杜鲁门说他的使命已经失败。他于1947年1月初被召回并出任国务卿。华盛顿宣布停止斡旋并撤出美国军队。在远东取得胜利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美国在这里的既定目标已经遥遥不可企及，成了对美国努力的一种嘲弄。

作为国务卿，马歇尔仍然相信，没有美国的军事干预，国民党无法赢得内战。他一如</a>既往坚决反对干预，同时公众舆论也并未要求进行干预。由于政治压力日渐增加，在其他方面给予帮助的呼声愈高。美国恢复了向国民党出售武器，派遣了各种使团，并通过1948年的“中国援助法”（China Aid Act）向国民党提供了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共产党指责这种援助无异于在延长内战，而且援助也在已经厌倦的民众中引起了一波新的反美情绪。蒋介石的部队在“世界上最糟糕的统帅”［新任陆军咨询团团长巴尔（Barr）将军的说法］率领下在许多关键战役中失利；整团整师的兵力倒向共产党；经济混乱加剧了民众对已经失去信誉的国民党的憎恨。1948年10月，蒋介石发表声明说，拯救亚洲要依靠中国，他希望“美国人民和政治家们能够为这一使命献身”。蒋夫人来到华盛顿要求美国在三年内提供30亿美元的新援助，并要求美国宣布其战胜共产主义的决心。

现在给国民党什么样的支持也无济于事。国民党诞生于1911年那场不完全的革命，尚未立下根基便受到日本的摧残，结果已经背离初衷的国民党在几十年间气数已尽。1948年12月，共产党占领了“兵家必争之地”——徐州。1949年4月，他们的部队横渡长江。在随后的几周里，蒋介石政府带着大约200万追随者迁往台湾，并在美国的帮助下立足。中国又开始经受新革命的猛烈洗礼。

如果当初史迪威得以改革中国军队并造就一支有战斗力的90个师的部队，中国的命运可能会有所不同吗？曾任缅甸战略情报局游击队队长的威廉·佩尔斯（William R. Peers）将军写道：“我本人坚信，如果史迪威将军装备、组织并训练中国地面部队的计划得以完成，日本步兵1944年就无法摧毁华南的空军基地……而对日作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也不可能达成他们的目标。”

如果亚洲只是西方人手中的一块黏土的话，这种假设或许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所谓的“革命性想法”——不管来自史迪威还是来自其他人——是无法从外界导入的。要改革国民党的军事结构就必须改革它所基于的体系，但是正如史迪威自己所认识到的，改革这种体系“就必须把它撕成碎片”。

伊拉斯谟曾经写道，就伟业而言，尝试也就足够了。史迪威的使命代表了美国在中国的卓越努力。他竭尽全力，这是本性使然；他从未懈怠，更没有放弃。然而这个使命未能达到最终意图，因为其目标本就不可企及。推动力不是来自中国人自己。就像外国传教士和顾问所引进的基督教和民主一样，战斗力与进攻精神并非被引入方社会和文化的固有要求。甚至连史迪威在1921年所筑造的黄河公路也在十二年后消失了。美国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美国维持现政权的努力无法给一个腐朽的政府注入力量，实现稳定，也无法使它获得民众支持。它无法支撑一个空壳，也无法长久延迟天命周而复始地轮回。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1] 该信收信人不详。这封信是史迪威手写并被亲共自由撰稿记者约翰斯·斯迪尔（Johannes Steel）收藏。史迪威逝世后他在自己的新闻杂志《世界事务报道》（Report on World Affairs）的第一期（1947年1月）上影印发表了此信，发表时隐去了收信人的名字。约瑟夫·艾尔索普对此信大肆诋毁，并在1951年参议院内部安全听证会上就史迪威提及朱德一事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