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能干”的限度_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44年9月—11月

现在史迪威问这个问题还为时太早，因为蒋介石</a>现在只是口头答应，而且对蒋提出的三个条件现在还无一满足。当赫尔利9月8日开始谈判的时候，一个新的争端出现了。委员长要求中国在密支那的部队继续向南面的八莫进攻，以把日军从龙陵引开。史迪威对此表示反对，因为那里的部队需要休息，而Y军自5月投入战斗以来就没有补充过兵力，如果现在使之满编的话是可以攻下龙陵的。不管怎样，史迪威估计，日军无须从龙陵撤出兵力就可以抵挡住对八莫的进攻。严格地说，史迪威的拒绝是合乎道理的，因为蒋介石没有权力对蒙巴顿战区的部队下达作战指令。但是因为忽视了委员长的判断，这使得史迪威又招致蒋介石新的怨恨，不久之后这导致了严重后果。

就共产党而言，蒋介石重申了他的条件，那就是必须把他们纳入自己统辖下的中国部队，然后史迪威才有权力指挥他们。作为国家元首，他只能这样要求，但是这个条件难以满足。英国政府此时询问其驻华大使贺拉斯·塞默（Horace Seymour）爵士是否可以设法让中国的两个政党达成妥协，塞默认为这不会有结果。他指出，国民党已经失去信用，其军事指挥“幼稚无能”，因而中国士兵很高的作战价值完全被浪费了。共产党明白这一点，同时也意识到了他们的强势地位，因此不会对中央政府做重大让步。如果贺拉斯爵士已经明白了这一点的话，那么蒋介石也不可能对此完全没有察觉。他仅靠这个条件就足以让史迪威的任命泡汤。

谈及《租借法案》时，宋子文明确指出委员长必须对此完全掌控。根据史迪威的记载，赫尔利“告诉他加上加重号写下‘不同意’的字样……这就是委员长想要的：完全的自由支配权。现在我们要摊牌了”。由于史迪威在缅甸北部的成功，现在这个支配权油水更大了。由于攻取了密支那，现在空军运输队可以不必担心日军飞机而走一条更加偏南的路线，因此缩短了驼峰航线的路程，同时也降低了飞机飞行的高度。其结果令人吃惊：运送的物资在6月达到1.8万吨，在7月达到2.5万吨，在8月达到2.9万吨，在9月几乎达到3万吨，10月达到3.5万吨，而11月则达到3.9万吨。实际上，攻下密支那之后驼峰已经无“峰”可言了。等到1945年1月滇缅道路重新开通的时候，空军运输队每月的运输量已经超过了陆路运输量，这让史迪威在内部的对立者得意扬扬，认为他一直以来坚持修路，现在证明这多么愚蠢，多么过时。但是他们并未想见到降低驼峰航线飞行高度而造成的结果；而降低这个高度的正是在陆地上作战的地面部队。

此时，蒋介石已经无法再不认识到自己部队的虚弱。有报告说，新征募的士兵由于疾病和饥饿正在重庆市区的成群地死去。蒋介石不相信，于是派他儿子去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个情况。根据几个小时后就传遍全城的说法，蒋介石又亲自去查看，发现情况确实像报告的那么糟，墙角里还有两个死去的士兵。他勃然大怒，用手杖打了征兵部负责人的脸，并下令逮捕他。蒋介石任命了新人担任此职位，但是整个体制并无变化。8月，在昆明的大街上共收殓了138名死去的士兵。据说，蒋介石终于准备采取措施加强军队，正如两年前史迪威建议他做的那样。

面对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蒋介石急于想掌控对战争物资的支配权，特别是要使物资不要落入共产党之手。在9月12日与赫尔利的下一次会谈中，据说蒋介石“很不通融”，坚持要控制租借物资，而且据说正是由于租借物资，史迪威比他“在中国的实权更大”。根据美国的建议，租借物资将由一个驻重庆的美国委员会负责，其中包括一位中国代表，但是委员长仍然觉得不保险。高思大使清楚地看清并表明了蒋介石的问题：由于中国沿海的战争正在逼近，“我们现在似乎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为了对日作战，是否需要向共产党提供美国的武器和装备”。由于对此只能违背蒋介石的意愿，高思指出，这个决定可能会导致蒋介石的垮台。

史迪威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直率地表明了他在共产党问题上的立场。“要使用 10月21日，在这个寒冷的阴天，他爬上了自己的飞机，陪伴他的是贝尔金将军。他坚持说只要自己的上司走，他就不会留下；此外还有赫尔利的助手麦克纳里（McNally）上校；他在这个战区已经服务了两年，想法也跟贝尔金一样。赫尔利也感到不快，他承认自己“把事情弄糟了”，史迪威对此表示同意。史迪威认为自己遭到了“蒋氏集团的流放”，同时又被赫尔利“打出了中国”。由于史迪威被召回是秘而不宣的，只有赫尔利和宋子文到机场为他送行。埃金森随机一道离开，最后一刻何应钦也赶到了；他下了车并向史迪威敬礼。史迪威对他还礼，环视四周后问：“我们还等什么？”接着就起飞了。他只剩下三天的时间去昆明、Y军在保山的总部、密支那以及蓝姆伽逗留，以便私下向旧时的伙伴们告别。没有允许他向那些在他指挥下重回缅甸的部队、筑路者和飞行人员发表告别讲话，这“让人难过”。他10月24日到达德里，两天后，即在为美国在战争中最难以达成的目标做了32个月的努力后，他记下了从事这项使命的最后一次日记：“被铲除了——中缅印战区最后一天。”

对于那些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美国人和很多中国人来说（尽管对这个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 文章宣称，史迪威将军被召回表明了“一个垂死的反民主政府的政治胜利”，并迫使美国对“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受信任的”政府至少给予消极的支持。文章形容蒋介石“头脑混乱，并对中国的迅速瓦解感到恐慌”。它对任命另一位美国人作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嗤之以鼻，认为这不啻于“表明我们认同一个不开化、冷酷和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已经无法代表我们的忠实盟友——中国人民”。文章还认为，史迪威是“中国”戈登[6]之后最能干的作战指挥官，他“私下无法对委员长产生敬重之情”，但是即便他不是这样，任何外交天才都无法克服委员长“根本上的不情愿”而能让他冒险将部队用于对日作战。

由于埃金森打开了缺口，情绪突然爆发了。高思的辞职已经泄露给了媒体，而且由于这似乎跟史迪威的辞职有关，使得事情更加轰动。中缅印战区的每个记者或者原先在这个战区采访过的记者都开始写那些多年来未获准发表的东西。新闻报道、评论、专栏文章以及电台评论员都参与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约瑟夫·哈希（Joseph C. Harsch）所谓的“一个大幻想的破灭……已经推迟了太久，是该抖出中国这些丑事的时候了”。当问到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即为什么没有向公众告知这种情况的时候，曾在重庆和缅甸工作过的美联社的托伯恩·维安特（Thoburm Wiant）说，这是因为华盛顿一直指望着能够收拾残局，但是史迪威的召回表明这是不可能的。委员长的热情支持者周以德博士指出，任何有尊严的国家元首都不会接受那些别人要求要他做的事情。“史迪威并没有错……我们本来就不该采取这种不可行的立场，现在也只能放弃这种立场。”

罗斯福不得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此发表评论，对此他非常坦然。这都是性格不相容的缘故。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有些争执——哦，很有段时间了——有一天这些争执终于结束了”。这不涉及政治，甚至是中国的政治；不（总统对一个又一个问题都如此回答），无关战略，无关政策，无关租借物资或者驼峰航线运力，无关赫尔利和奈尔逊，无关高思的辞职，“所谓的共产党”也与此无关。这“只是性格问题”。《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就史迪威和高思批驳了所谓性格的说法：“假使他们只是缺少圆滑的话，很难想象如果有更加圆滑的代表的话，就能克服妨碍中国作战努力的那种混乱和腐败现象。”

在媒体的吵嚷声中，11月2日星期四，史迪威在距离大选还有五天的时候到了棕榈滩（Palm Beach），次日他就依据保密规定被送往华盛顿，那阵势就仿佛他是从敌人那边叛逃来的鲁道夫·赫斯[7]。他的战时使命既缺乏荣耀又不被欣赏，而他自己国家对他的接待也大致相同。没有与史汀生所说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分派给任何美国人的最为艰巨的任务”相匹配的欢迎仪式。史迪威是他的上司们感到为难的人物，是他们退避的显著标志。由于急于想把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白宫和陆军部只能设法让他不露面。据说由于担心引起媒体的注意，马歇尔和史汀生都没有去迎接他；实际上知道他到达时间的史汀生就在史迪威到达半小时前在同一机场乘飞机度周末去了。迎接史迪威的是他的夫人和马歇尔的助手弗兰克·麦卡锡（Frank McCarthy）上校；麦卡锡上校得到的指令是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把史迪威接下飞机并离开机场。他被护送到马歇尔住处街对面迈耶堡（Fort Meyer）的客人住地，在那里迎接他的是汉迪将军和负责陆军公关的塞勒斯（Alexander Day Surles）将军，他们告诫他不要发表讲话。

马歇尔在天黑后过来看望史迪威。眼下他只是提出让史迪威负责陆军地面部队在本土的训练，并不肯定地答应以后再在欧洲或者太平洋给他找什么事做，但是提不出比这更好的了。史迪威不能不意识到：“其实没有什么工作给我。”现在作为一名四星上将，他提出带一个师；马歇尔笑了，并告诉他先休息一个月。史迪威明白了，他们想让他不要碍事，不要出声，等到大选结束后再说。

这就是他回家的情形。对他可能发表什么言论的担心似乎过分了。史迪威打算遵从不让他开口的命令，特别是他并不希望在战事正酣的时候被晾起来。但是长期以来他一贯不怕得罪人，这可能影响了马歇尔，结果他从本宁堡以来就努力保护史迪威不受这种性格的牵累，并竭力避免他由于这种性格而有任何不妥当。在史迪威从首都回到加利福尼亚家乡的整个过程中，宪兵和保护性措施一直伴随着他，甚至到了家里他仍然保持缄默。到处都有拿着笔记本和麦克风的记者随时准备让他说些什么，而他自己也确实如骨鲠在喉，因此他发报给塞勒斯将军，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取消禁令。得到的答复仅仅是一个官僚的惯用托词而已：“你说得越少，你的地位就会越强。”让他闭口的理由——假如曾经还成立的话——现在已经不成立了，但是没有人想让史迪威就此事说个明白，就像上次那样，说所发生的事情是“被狠狠揍了一顿”，只不过这次是指对美国的努力而言罢了。

被召回国后，史迪威在家中接待媒体

从个人来说他得到了安慰，尽管这样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因为回到卡梅尔的家里，跟所爱的家人团聚，并在海滨自由自在地遛狗，这些都让他高兴。他不得不丢弃别人对他的欣赏，但是这种欣赏却从战区源源而来。 [6]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英国军官，曾参</a>与抢劫焚掠圆明园，1863年接替美国白齐文统领“常胜军”，配合李鸿章</a>攻打太平军。——译者注

[7] 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德国纳粹首领，1941年单独驾飞机逃到瑞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