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1944年7月
一个指挥部的将军以及战区司令无须到前线师一级担任指挥,更不用说在团一级或者旅一级上了。然而重返缅甸的史迪威又采用了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这并不只是因为他对上层感到厌倦或者纯粹是想打仗,而是有很实际的目的,那就是由他亲自指挥可以敦促中国人投入战斗,才可能使战役取得胜利。
尽管有人批评他老是不在总部,并有诸如他是“美国陆军的最佳三星连级指挥官”或者“缅甸排级战”的怪话,但他在从1943年12月底到1944年7月的七个月里仍然主要待在丛林中,只是有一两次很快地飞往德里和重庆。他跟潘兴的原则是一样的。潘兴将军是1913年菲律宾一个省的总督,可是战斗中他代行一个战死的上尉的职务并亲自带领全连进攻莫罗要塞,有人因此提议授予他国会荣誉勋章。潘兴在给陆军部的一封信中拒绝了这种荣誉,理由非常简单:“我去前线那个地方是因为我有必要在那里。”
史迪威在一开始所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以便最终跟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国军队会师,并在此过程中证明他一向坚持的观点,那就是中国的士兵一旦得到适当的武器、训练和统率,是可以成为世界一流部队的。蒋介石</a>向他保证过,属于北部战区的中国军队就是“他的”部队,他可以不受任何牵制地指挥这支部队。尽管他现在对中国人所做的任何承诺都深表怀疑,但是他认为蒋介石至少并没有想挫败远征军的意图。他没有权力让他前面的Y军或者他后面的英军按计划参战,这些只能由更高层施加压力。无论怎样,面对重庆和德里的无穷无尽的推诿,他觉得再继续纠缠已经没有太多意义;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通过直接展开军事行动来推进事态发展。他的目的是在雨季前攻取密支那。
滇黔线上著名的“二十四拐”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批准的代号为“首都”(CAPITAL)的计划,为了避免日军妨碍史迪威的行进,Y军将穿过萨尔温江从东面跟敌人交火,而英军 他在情报方面依靠战略情报局下属的 他跟最高盟军司令在个人方面而非战略上,达成了和睦并相处“融洽”——他给温妮的信中这样说。他“忍辱”承认了错误,并对未通知蒙巴顿就向华盛顿派遣使团一事表示歉意。因为他的想法得以采纳,所以他这样做起来并无困难,而最高盟军司令也很是满意。
按照蒙巴顿的看法,史迪威具有“满腔热忱”想与敌人战斗,但是对全球战略却没有了解——而这是谋划者不得不经受的痛苦,并且无法让史迪威对管理方面的事情产生丝毫兴趣。他向迪尔汇报说,“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战士”,但是“只有三位一体的人”可以同时位于德里、重庆和缅甸。因为蒙巴顿想维持一种能够顺利运转的团队,他觉得史迪威的尖刻言论和不加掩饰的批评对盟国的事业是破坏性的和有害的。他希望史迪威能退出东南亚战区,让他的指挥仅限于中国,而让魏德迈或者萨尔坦接替他在德里的职务。
蒙巴顿在别人陪同下参观了战场,在那里他对尸体的腐臭味甚感不快,并说海战要干净得多。尽管他们表面上保持了亲密的盟友关系,但是这个战区的所有人都能感到,这两位指挥官在风格、手段、意图以及国家利益方面有根本的分歧。一天后,蒙巴顿视察时不小心将一个竹片刺入眼中,结果不得不在 这些灾难之龙现在已经聚集在他的周围了。他在3月23日写道:“日本鬼子到了乌克鲁尔。上帝啊。”斯利姆请求他“把Y军调派过来”,就好像他一旦请求他们就会顺从地派来Y军似的。情报部门还报告,在格拉哈德前进的道路上有1000名日军(“我的神经又经受了一次震动”)。这很像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那些日子里的“那种一直就有的沉重感觉”。他竭力想保持耐心,“巨大的代价便是压抑的怒火和高血压……有时候我仿佛要裂成一千块碎片……我总免不了担心,根本没法止住自己”。但是当其他人也开始为英帕尔战役担心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日本人到了我们的背后,那我们也是在他们的背后。”
戴维斯从华盛顿返回了。他报告说“公理”计划被废掉了,但是他认为就对付蒋委员长而言,“罗斯福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史迪威决心要自己试一试。“如果我也无法说服花生米,那么这个季节的战斗就完蛋了。”他3月27日飞到重庆跟委员长会晤;即便他没有得到Y军,他至少也得到了允诺,可以得到两个师支援北部战区部队,并最后挺进密支那。这个承诺一个月后兑现: 这些格拉哈德幸存者在经过恩庞加的流血和伤亡之后,接到的命令不是回印度,而是继续翻越一座6000英尺(约1828米)的山隘并穿过比之前更加艰难的地区,他们听到这个命令都惊呆了。他们无法相信“我们的营长、我们自己的连队长,还有我们团和营里的外科医生都异想天开地认为,我们大多数人还可以继续干下去……”。他们觉得自己像轻骑兵一样,是被人派上去送死的,原因只是有人犯了错误,或者只是由于史迪威已经下决心要让中国人载入史册,“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使牺牲这个战区的一个美国步兵连队也在所不惜”。
史迪威告诉梅里尔说,他知道他是在勉为其难,但是别无选择。他授权梅里尔一旦夺取密支那简易机场,就可以撤回“劫掠者”,“只要按计划达成目标,无须等候进一步下达命令”。这个由1400名美国人、4000名中国人和600名卡钦族突击队员组成的特遣队在4月28日出发。与此同时,仿佛无形的枷锁放松了,孙立人和廖耀湘也开始再次向卡迈进发。也许他们在英军4月20日解了科希马之围后受到鼓舞,蒋介石看来准许他们前进了。
现在浓云密布,大雨如注,小道变成急流。史迪威心急似焚。他组织派遣特遣队去袭击密支那是保密的,没有告诉蒙巴顿,因为担心如果失败,东南亚战区会幸灾乐祸。之前无论何时,他在跟斯利姆谈论此事的时候,他都要斯利姆不要告诉任何其他人。史迪威战役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意图是夺取密支那,这在这个战区并非秘密——实际上罗斯福在2月25日给丘吉尔的信中已经明确说了——但是蒙巴顿的参谋官们都让他确信,不可能夺取密支那,即使夺取了也守不住,或者即使守住了也不值得,因此蒙巴顿相信,史迪威最多能够在雨季的孟拱山谷中寻求一个落脚点罢了。4月时东南亚战区仍然没有想过,如果收复英帕尔的话就继续攻克缅北,而是打算向海岸方向进攻,如果不能攻取苏门答腊,就向仰光发动攻势。参谋长联席会议催促完成有关原定的缅北作战计划,对此蒙巴顿在4月14日的答复是,在原定日期攻克这个地区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个更晚的日期也是“不周全的,不应当尝试此事”。
史迪威与美国指挥官在一起
4月14日,根据海上战略,开始把东南亚战区司令部转移到德里以南1500英里(约2414千米)的锡兰的康提(Kandy)。锡兰是印度洋的一个舰队基地,更加靠近马来亚和苏门答腊,但是比德里距离缅甸的陆上战役更加遥远了。
Y军军长卫立煌与美军顾问一起
随后,美国也在战略中迈出了关键一步。5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重申准备在菲律宾、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海岸登陆;正如金上将毫不迟疑地写道的,这最后一个目标是为了提供补给并“利用中国人力,使之成为打败亚洲大陆日军的最终陆地力量”。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诱导中国人完成美国的作战计划并非易事,老观念依然影响很大。海军也很热心。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上将认为,如果敌人实力下降到一定程度的话,可以绕过菲律宾从而缩短战线;但是正如他在写给金的信中所说的,他只是提及这种可能性就招致麦克阿瑟大发雷霆,并大谈特谈其“神圣使命——救赎1700万人民——灵魂上的血等等”。尼米兹和金认为应当由史迪威指定一个中国海岸最好的登陆点作为跟中国部队的会合点,因此应该及早跟他商量有关最终利用中国部队作战的事宜。
陆军更多考虑的是把中国作为重型轰炸机的基地,而非利用中国人打仗。史迪威得到通知说,现在优先考虑的是对他战区的空中力量提供补给,目的是为了配合11月对菲律宾的攻击和2月对台湾的进攻。出于这种考虑,参谋长联席会议5月3日就他的使命给出了新的指令:密支那是他的首要目标,这跟东南亚战区无关,而他整个使命的新目标便是打通去中国的陆上交通,并在中国展开战斗,旨在有效地支持太平洋战争。
实际上,尽管没有明说,但是这已经表明英美在亚洲的努力已经悄悄分开了。谁都没有明说。美军在东南亚战区的参谋人员跟他们的英国同事一起迁到康提,并跟往常一样继续工作。但是,直接通过太平洋的穿插,以及史迪威为了对穿插提供穿过缅甸向中国进攻的先头部队的支持现在已经是既定方针;这将无视大英帝国试图在边缘作战的企图。
按照计划,当密支那特遣队估计在48小时内即将达到目标的时候,他们要发出信号告知运兵飞机。当这支部队以每天爬行4—5英里(约6—8千米)的速度在山上艰难行进的时候,史迪威正在继续沿孟拱前进并焦急地等待信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现在出现了好几天的晴天,但是他现在又受到拖延术的阻碍了。尽管日益疲惫(“赶到指挥所里,筋疲力尽……喘不过气来,腿没有劲……当我踉踉跄跄走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个老人了”),他还是强迫自己去指挥所通过让他们丢脸的办法敦促他们战斗。“告诉他们战斗,否则我就直愣愣站在小道前面。这样他们开始移动,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战斗伤亡让人担忧。“第二十二师已经有57名连级军官死去。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再催促他们……耶稣啊,我感到毫无办法。”
密支那特遣队在缓慢前进。他们翻山越岭,有时候要手脚并用,或者在泥泞的山坡上凿出脚印才行,与此同时,驮东西的驴子一半已经累死或者掉进山崖了。在途中,他们包围了一个日本人占领的村庄,并在激烈战斗后夺取了村庄。三个战斗队指挥官之一的金尼森(Kinnison)上校以及其他几名战士死于螨伤寒。两个已经用完补给的战斗队停在预先准备好的空地上,等待空投物资。亨特上校的队伍继续前进,并在5月14日发出了48小时内抵达的信号。在孟拱山谷中焦急等待的史迪威迎来了奥尔德(Old)将军,他是第十航空队负责运兵的指挥官。5月15日,24小时信号收到了。5月16日,亨特上校的队伍在一个距离密支那机场2英里之内的地方宿营,这是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一个跳板。当时,他们担心途中与日本巡逻队的遭遇战可能已经惊动了日本驻军,但是卡钦侦察兵发现并没有出现戒备情况,而且机场的防守并不严。其实,当时守卫密支那的日军作战士兵不超过700人。
5月17日上午10点的时候,第五十师的一五〇团对机场发起进攻,而格拉哈德第一营则受命攻击伊洛瓦底河一个渡口。由于袭击达成了突然性,因而很快攻击并包围了简易机场。10点50分,史迪威从位于特遣队指挥部的梅里尔那里接到预先的信号“进入圈内”,意思是“进入机场”。亨特上校想在最后发出信号前,先保证自己稳固占领了这个地方。收到“进入圈内”的信号后,奥尔德将军便驾驶一架侦察机在机场上空侦察,但是他回来说什么也看不到。“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地等待。”史迪威写道。这一天他在自己的便携式笔记本上不断记下了自己焦虑不安的心情。等待持续了四个小时。3点30分收到了电报说“威尼斯商人!”,意思是“运输机可以降落”。史迪威在日记中只是写下“太棒了!”然后下令开始运送炮和增援部队;“第一批在4点结束……告诉他们整夜都继续运……英国佬会气死了!”
的确如此。东南亚第一个重要的日军阵地是由史迪威的特遣队攻克的,而英军甚至未能攻下实兑。对盟军最高司令来说,这是极为难堪的事。蒙巴顿一觉醒来,得知他下辖的一支部队已经到了密支那,而他甚至不知道派遣过这样的部队;不过,考虑到5月4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他的未知未觉只能归因于他的视线投向了其他的方向。蒙巴顿对未被告知此事很是愤慨,更让他不舒服的是丘吉尔严词质询;丘吉尔问为什么“美国人施展武艺就把我们的部队降落在密支那”。公关部门对这个意外不知所措,但是经过了一天半内部的紧张工作后终于拟就了一封贺信,是以蒙巴顿的名义写给史迪威的。这份材料说:“由于你的果敢指挥,加之美中军队的勇气和耐性,你对敌人实施了完全的突袭并攻占了密支那机场,从而取得了一次辉煌的成功。”跨越古蒙山脉被认为是“将载入军事史册的战例”,此外,还特意让钦迪突击队“去切断密支那与南部地区的日军交通线”,从而使得他们也能够分享这种荣誉。像魏德迈之类的世界级战略家也专程飞往泥泞不堪的林中空地,来分享这个他们宣称是不可能的时刻。
这是史迪威经历了两年无数挫折后的第一次胜利,仿佛是甘霖之于一个干渴的人,然而胜利并不彻底。立即出现了各种失误,并面临情况逆转的危险。北部战区的每个人都期望占领机场会方便援军到来,并会很快占领密支那城区。史迪威决定要把这个荣誉归于中国人;一五〇团的两个营在5月17日下午开始向城区进发,然而他们黄昏时遭到日本狙击手的袭击,结果他们陷入混乱并由于失误开始相互开火,而且他们顽固地继续互相残杀,直到被撤出。此外,美军也出现了重大失误;第十航空队指挥部运送的第一批物资是高射炮连,而不是梅里尔和亨特之前要求运送的步兵和食物。
史迪威(还带了多达12名的记者)次日早晨到达机场,此时尚未意识到这些错误的严重后果,而期望仍然很高。专门飞来接受指挥的梅里尔迎接了史迪威。在记者的簇拥下,史迪威欢笑地跟他拥抱。可是这一天过得很糟糕。一五〇团的第二次袭击跟前一次一样陷入混乱。原来支撑梅里尔“劫掠者”行军的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一旦占领机场就会将他们空运到利多,然而现在要求他们继续进行一场战斗。亨特匆忙召集了两个落后的战斗队,他们的空运物资有的找不到了,有的偏离了空投地点。很多人已经几天没有吃饭,很多人由于那加疮而步履蹒跚,还有些得了痢疾的人把裤子衬底去掉,这样他们战斗时就可以不受到妨碍;用梅里尔的话说他们“看上去可怜兮兮的,但是仍然很了不起”。梅里尔自己5月19日再次犯了心脏病,结果只能被运出去。
日本人从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其他驻军和哨所紧急输送援军。尽管钦迪游击队在南部阻断了他们,但是不到一周他们在密支那的援军就达3000人,而不到两周就达到了5000人。他们跟在太平洋岛屿上一样进行了自杀性防御。由于未能立即攻占密支那,结果雨季到来,各种麻烦、争吵和失误使得局势十分危急。“上帝啊,密支那怎么了?”史迪威心急如焚地这样问自己。为了向孙立人和廖耀湘继续施加压力以清除山谷从而保持道路畅通,他仍然跟北部战区部队待在一起。“下雨——如果我们无法降落飞机我们就无法运送部队……这是那种让人担心的日子,你简直都不想活了。”6月几乎不间断的都是这样的日子。即使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时候,运输机仍然设法往密支那运来士兵和供给,用在前线工作的西格拉夫的话说,他们似乎“凭着嗅觉找到了战场的路”。但是情报处严重低估了驻守日军的数目,结果,尽管有新的团增援,中国部队仍然无法战胜已经巩固防守的敌人。史迪威在一次访问后不得不承认:“格拉哈德完了!”
这些“劫掠者”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上层没有信守诺言,因此满怀怨恨,毫无斗志,对战区指挥官充满不信任和仇恨;他们已经是个被毁掉的队伍,所想的东西没有别的,只是想离开密支那,离开缅甸。病人在以每天75—100人的速度被撤出,标准是连续三天发热达102华氏度(约38.8摄氏度),但是这个连队的框架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盟军指挥官,史迪威觉得他不能撤出美国人,而把中国人和英国人留下继续战斗。这个时期史迪威与朗泰涅也一直争执不断,因为跟格拉哈德一样筋疲力尽只剩下残部的钦迪游击队也坚持要退出,有一次甚至放弃了一个史迪威认为至关重要的阵地。由于他拒绝让他们撤退,因此他也就不能对美国人区别对待。格拉哈德最后一批人受命阻止敌人的一次反攻,结果他们在战火中睡着了,而他们的指挥官麦克季(McGee)在指挥战斗中曾经三次昏倒。当史迪威前来调查的时候,一个士兵后来后悔地说:“他就在我步枪的瞄准器中。我本可以按一下,那谁也不会知道结果了这个狗娘养的并不是日本人。”
史迪威三次尝试过使用三名美国指挥官接替梅里尔。大部分时候是由波特纳将军负责。6月食物和供应到了最低点,因为日本迫击炮对机场的轰炸中断了运输机的飞行。有时候手上只有一天的补给。在6月初的危急时刻,日本人似乎要重新夺回机场了。史迪威叫来了指挥第三十师和五十师的胡素将军和潘裕昆将军,告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后退一步”。现在再失去密支将是不可忍受的。他不想再让中国人出现更多的伤亡,因此命令两个筑路工兵营上,因为根据利文沃思的原则,在紧急情况下战斗工兵可以作为步兵预备队使用。尽管这些人名义上是战斗工兵,但是这些筑路者在接受基本训练后连枪都没有摸过,因此开始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有两个接替格拉哈德的队伍刚从美国到达印度,这些士兵未经训练便被送往密支那,结果也不顶事。波特纳报告说:“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怕极了日本人。”他们不按军官的命令行事,拒绝进攻,并且一交火就跑。
在中缅印战区独立支撑的史迪威看来,美国兵似乎是可靠的战斗力量。“波特纳的可怕来信。”他在日记中写道。接下来的话是他日记中最充满痛楚的:“美国兵害怕。真不敢相信。”为了保持让美国人出现在战场,同时也由于他意识到中国士兵的直接战斗伤亡要远远高于美国人,他现在命令所有痊愈并可以执行战斗任务的格拉哈德队员全部重返前线。这是致命一击。据奥格本说,对五三〇七部队的所有人来说,他的名字“仿佛是针对公牛的红旗”,而在奥格本自己看来史迪威似乎“冷酷无情,没有丝毫人性”。这在格拉哈德看来并不过分,考虑到史迪威的真正品性,这只能看成是中缅印战区的另一个悲剧。第二十总医院的拉夫丁虽然对史迪威命令把那些撤出来的格拉哈德队员重新送上战场的做法不赞同,但是认为史迪威作为一名指挥官,“对自己士兵的考虑要超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名指挥将官”。在格拉哈德令人痛苦的事情过后不到四个月,史迪威又成了士兵报纸《美国佬》(Yank)中“士兵最爱戴的人”,因为他在他的战区中取消了不许士兵养宠物的禁令(“不让士兵养宠物有违本性”),还禁止餐馆和咖啡馆挂“只许军官入内”的牌子,此外,还禁止军官跟应征女兵谈恋爱,这样就可以让士兵也得到机会。可惜他的经历平平常常,因此没能成为一名巴顿式的人物。
由于日军发动了新一轮很有威胁的进攻,中国的局势又在恶化。蒋介石仍然坚信陈纳德的所谓空军可以替他赢得胜利并能够保卫空军基地的说法,因此他在6月3日“立即”把史迪威召到重庆,要求给第十四航空队更多的飞机、供给和燃料。史迪威不得不面对日渐加深的危险,他匆匆赶往陪都并在6月4日和5日待了两天,然后尽快回到缅甸那些无尽的“麻烦,麻烦,麻烦”中去了。阿姆斯将军被从昆明召来,在前线后面为工兵和格拉哈德的补充兵力组织基本训练。他们每天三班倒,每班八小时,分别是训练、战斗和睡觉,这样他们有了气色,变得坚强了。他们仍然继续占据着密支那,但是“对神经的折磨仍然在继续。我们是不是太贪心了?他们能战胜我们吗?会有突袭吗?反攻?我们的人能顶住吗?伤亡是否太重?说实话我几乎已经对此感到烦了……”
正是在这种烦恼不断的时候,蒙巴顿提到了诺尔·考沃德(Noel Coward)事件;尽管此事无关全球战略,但显然具有严</a>重后果。考沃德当时正在在缅甸前线巡演,而蒙巴顿出于善意,想让美军一道欣赏演出。当时请求将这位音乐家以及他的表演队运到利多前线,但是史迪威拒绝了;这可能只是史迪威对此抱有偏见,或者因为史迪威认为,考沃德的才能不会受到中国和美国大兵的欣赏——不管怎样,这让蒙巴顿很没有面子。他向威勒将军抱怨说“我感觉仿佛被人打了一个耳光”,并在给史迪威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威勒建议史迪威写封信表示歉意,因此康提和沙杜祖之间为此事有了频繁的函电往来。最后考沃德终于去了利多。据说他的第一次演出反应“非常平淡”,在第二十总医院的第二场演出“本来就是为了显示对他表示欣赏的意思”。史迪威发报给萨尔坦说:“如果又有弹钢琴的上路了,你知道该怎么对付钢琴的。”
最后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Y军在5月11日开战,他们一步一步翻越1万英尺(3048米)的萨尔温江的高山峡谷,并向老滇缅公路上被日军占领的龙陵进攻。这条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山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战场。这次战役既展现了中国人非凡的毅力,同时也夹杂了中国部队的各种弊端以及过于谨慎。士兵的干劲和无限的顺从及忍耐,很多军官的勇敢——这些都被上层所传递的惰性和不情愿所损耗。所有的不情愿、拖延和被动都体现在无穷尽的补充问题上。原先承诺在1944年春天前增派9.5万人;到了5月增派了2.3万人,后来补充兵员的工作就停止了。当中国远征军(这是Y军后来的称呼)参战的时候,这个部队比满编部队少了11.5万人,而在战役期间的损耗是每月5000人以上。
多恩写信给史迪威说:“他们终于干起来了。”中国远征军在经过长期拖延之后,在美国联络官和医疗队的陪同下,终于乘竹筏和橡皮艇穿越了奔腾的萨尔温江。这条江可以渡江的两个地方水深60英尺(约18米),到处都是旋涡。萧毅肃说,中国在占领这个地方的一千年间从来未能让军队从这两个地方过江。由于出其不意,部队越过了峡谷并爬上了很冷的乌云缭绕的山峰,而日本人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到来。“部队甚至出现了热情。”多恩写信说。总指挥卫立煌将军“捶了桌子,而萧毅肃则对指挥官大喊大叫……他在尽最大努力”。但是即使卫立煌和萧毅肃也“无法激励这些人中的某些差劲的人”。他报告第一天有3.2万人过了江,此外还有几千头驮东西的马、牛、骡子以及苦力也在倾盆大雨中走上令人恐惧的陡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大群乐呵呵的人。”不管他经过哪里,“这群人就开始喊‘顶好’‘哈啰’‘Okay’以及其他在中国远征军中流行的美国化的叫法”。他们在这种条件下仍然保持快活,并且在如此艰难的山路上依然坚持不停地行军,这样的部队“只要有好的将领和装备,必然无往而不胜”。
然而结果令人气馁。中国人6月10日攻克了龙陵,但是一周后又被日军赶走;敌人所发动的顽强反攻比密支那的更加成功。中国集结部队准备再次进攻。占领龙陵对开辟从缅甸到中国的通道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在密支那攻克之后史迪威的部队就可以进来了。尽管中国远征军跟日军的数量是10∶1,但是过了两个月后才重新夺取了龙陵。
蒋介石对密支那的攻势印象深刻,因此放松了对驻缅军的辖治。孙立人突然奋发前进,率军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战斗,在6月16日夺取了卡迈。史迪威第一次这样写道:“睡了午觉……我需要睡觉……我们正在成功,持续而缓慢地。”十天后,在史迪威的拼命敦促下,钦迪突击队第七十七旅残部在南部同时发起进攻,结果孟拱被攻占,这再次爆发了相互争功的公关战。
最终,北部战区部队占据了位于伊洛瓦谷地门户处的铁路。日军第十八师团伤亡达50%,最后只剩下受到重创的3000人,加上其他师团补充的2000人,他们成功地退到了曼德勒。除了孟拱和密支那之间的一小段之外,缅北直到伊洛瓦底江的地方都被收复,而利多公路则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往前延伸。还需要消除北部战区和中国远征军之间的最后的一段空隙,这取决于进攻的态势是否能够保持下去。
密支那的消耗战逐渐削弱了日军的防御,最终盟军控制的地方增加了。到4月底时,科希马已经解了围,而英帕尔和迪马普尔路之间的交通也已经恢复,这意味着日军在印度边境上的冒险失败了——尽管战斗仍然在继续。牟田口中将的部队落在了丛林小道末端上,没有补给,而大雨仍然倾盆而下。他们在因饥饿和疾病死去时仍然继续战斗。到了6月底,在雨水浸泡和散乱中,敌人的疯狂进攻瓦解了。当7月中旬下令退却的时候,日军包括伤病人员的伤亡率达到85%—90%,原先15.5万人中死亡的达6.5万人。1942年难民正是沿着这些道路撤退时倒毙的,现在这些人的尸体上又覆盖了他们征服者的腐败尸体。在阴影笼罩下的缅甸高地上,战争之潮忽涨忽落,仿佛对人事毫无知觉。
在中国,日军的进攻很强劲:过去曾经三次顶住了进攻的长沙在6月18日未经战斗就被放弃;美国第一批空军基地所在的衡阳处于围困之中。华盛顿感到了恐慌。7月2日,史迪威接到“乔治(英王)的电报”,电报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建议。史迪威的新任务就要开始了。
[1] 凸地战役,1944年12月德军向比利时一个突出地带发起的进攻,后被击退。——译者注
[2] 《美女与贵族》(Inthe,1882),英国歌剧,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S. Gilbert)和作曲家阿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创作。——译者注
[3] 第一批通过滇缅公路全程的车队在1945年1月28日进入中国,这距离魏德迈做出这番预测的时间正好一年还差三天。
[4] 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军、政治家,曾带领英军征服印度,创建了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由于要追究其贪污和抢劫罪行,他于1774年自杀身亡。——译者注
[5] 莫菲(Mayfair),伦敦富人住宅区,在海德公园以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