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史迪威必须走_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43年6月—10月

要为整个中国以及中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提供供给，是这场战争，也许也是所有战争后勤保障方面的最大挑战。如果地形以及天气等自然障碍很大的话，那么，由于勉强共同作战方之间相互敌视和低落的士气所造成的人为困难也并不比这小，而夏季的季雨又加重了困苦。在这种情况下，要根据三叉戟会议的指示将驼峰的运输量增加到每月1万吨是很难的。

有一次，史迪威在视察之后忧心忡忡地写道：“C-46问题很多。汽化器结冰了。我们在驼峰上失去了6架飞机，孩子们的士气越来越低。”机组人员都不服管教，往往有一个发动机停转就跳伞，或者天上有点云就拒绝起飞。飞行员相信“中国人”根本不是在打仗，而且黑市正在等待运给地面部队的货物，因此，尽管他们愿意冒任何危险为 没有租借物资这个砝码的史迪威现在还得征得蒋介石</a>同意，发动不包括进攻仰光的缅甸战役。也许是作为安慰或者是作为贿赂，史迪威还得到一个光荣任务，那就是根据罗斯福的提议，为蒋介石和何应钦颁发荣誉军团勋章；而史迪威认为何应钦要为中国军队的软弱无能负最大责任，并为了撤换何应钦而一直不遗余力。“这真使我恶心。”他在写给妻子温妮的信中说</a>。［作为一种补偿，还给他的朋友商震、红十字会的罗伯特·利姆（Robert K. S. Lim）医生，以及普遍受到尊敬的军械局局长俞大维也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

史迪威的反感并非只是个人的。他觉得，美国使自己处于“不得不支持这个腐朽政权的地位”是彻底错误的；这个政权跟美国在德国正在与之作战的那个政权惊人地相似——正如史迪威所认为的，“两个政权都是一党制，由盖世太保所支撑（在中国是戴笠的特务组织），而且其领袖都是受到很少教育的神经质”。他常常试图使自己理解这种情况。他记录了跟自己的朋友和顾问蒋梦麟</a>的一次长谈。蒋梦麟是中国学界的领袖人物，他提醒史迪威说欧洲的政治教育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中国只有五十年，而且这是引进的文化，不是本土的。他说，尽管蒋介石所受教育不多，“但是眼下也没有很好的人选”。这并不奇怪。史迪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历表明，国民党之所以统治得那么糟糕，是因为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别于家庭责任的公民职责观念，而曾经行使民政职责的满清官僚体系已被摧毁。

但是史迪威个人所经受的挫折是最大的。罗斯福支持陈纳德显然减少了他的影响力，并促使蒋介石可以更坚决地不积极出击或者改革。“我被轻视、阻挠、敷衍应付、欺骗……”史迪威失去了耐心。

三周来，他一直在等待蒋介石的回复，这时他发现，何应钦身为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却对三叉戟会议的决议毫不知情——没有人告诉过他。更让史迪威恼怒的是，何应钦正试图把Y军的军火调往湖北。尽管承诺最晚在3月1日指派好Y军的各个师，但是事情仍然一拖再拖。除非这些部队已经到位，否则陈诚拒绝到任。在未到达的部队中，原来曾保证“绝对”在5月20日前补足的各师，到了6月仍然没有到；到了7月才来了区区1200人。蓝姆伽训练营的补充兵力也面临同样问题。原来答应3月份运送4500人，但是到了7月还一个也没有到。重炮班原来答应给200人，可是经中国医生体检后只剩下65人，美国医生又淘汰了30多人，到达蓝姆伽的只有35人。后来，由于面临开战的压力，12—14岁的孩子也被送来充数。由于为卡车发生争执，史迪威跟何应钦进行了会晤，之后史迪威几乎要放弃自己不断坚持的东西了：“会谈后我再次陷入低谷。看来根本没法做任何事。”

他认为，何应钦不断抵制派兵去蓝姆伽受训，是因为那里的训练方法跟他本人的管理方式形成鲜明对照，从而让他丢脸。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蓝姆伽营地直接给士兵发军饷并且提高了伙食和医疗标准，蓝姆伽其实起到了颠覆性的影响。就Y军来说，史迪威觉得中国人想方设法不想准备作战。“这就是事情的关键——他们不想作战。”这的确是个关键。中国人不喜欢通过决定性战斗解决问题。事例之一就是1937年淞沪抗战，他们之所以奋起抗战，那不是出于军事意图，而是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中国人在Y军问题上对史迪威做出了种种承诺并非真想信守这些承诺，而是为了获得物资。中国人答应某事往往是为了应付别人，并不是真打算做。史迪威对此是知道的，但是他仍然相信自己得到的承诺——对没有信守的承诺他很恼火地记录下来——因为他内心仍然觉得承诺就必须信守。

也有一些中国人希望改革军队。在昆明训练学校的很多军官都勤奋好学。被任命为昆明军校训练处主任的白崇禧很乐意地成为视察学校的 马歇尔屡次来电就给蒋介石授勋章的事催促史迪威。根据史迪威的记载，马歇尔说：“你他妈的要配合。罗斯福想要明确的日期！”史迪威提出的反对意见很天真，他认为蒋介石不配授予这种勋章。蒋介石似乎也不想从史迪威手中接受勋章，因此他提议通过一个使者把勋章给他，而史迪威觉得信使授勋是对美国能够给予一个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的侮辱。在这种气氛里，授勋仪式在7月7日进行，为此还拍摄了影片使之流传千古。两位主角都面无表情。史迪威用汉语为他的“高尚而激奋人心的贡献”向这位“自由捍卫者”致嘉奖辞，然后手伸得远远地把勋章别上。蒋介石眼睛看着远处，蒋夫人很友好地看着这一切，她穿着无袖的印花上衣本来很精神，可是她任何时候都要穿着那双打着蝴蝶结的凉鞋。“花生米迟到了半个钟头……不管在哪里，靠近他的人都变得非常拘谨……我抓住他的大衣别上，而他吓了一跳，好像我要刺杀他似的。”

在五天后的7月12日，蒋介石同意参加缅甸战役，这次是签名的书面同意。跟往常一样，史迪威用笔记下了为了达到这个结果而遭遇的各种阻挠、欺骗和“各种别扭”。“天哪，我都快撑不住了。”他已经不想回忆英美两国在缅甸战役上有过多少次周旋。他立即赶赴印度，在那里用了六个星期准备战役。他对重庆已经腻味透了，迫不及待地想率领蓝姆伽的部队参战。据说陈诚由于患溃疡没能回来，但不能肯定这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不愿意或是因为中国政治的内在矛盾，还很难说。尽管Y军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史迪威觉得他已经无能为力了。训练计划可以在多恩统率下继续下去，但是要继续派遣师团和后备队来，史迪威觉得自己的手段已经全部用完了。

到了1943年的仲夏，史迪威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不想要他这个美国人来增加中国部队的战斗力。史迪威现在意识到，蒋介石之所以对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有不可思议的抵触，原因在于他害怕“让一个可能的对手统率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效部队是危险的”。史迪威在7月23日给马歇尔的信中承认了这个原因，后来他还在笔记中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过去他经受的各种令他困惑的阻挠，他认为都是因为蒋介石“担心会对他的权威带来威胁，同时也因为他相信空中力量是决定性的，没有必要在地面部队上花费时间。否则的话，他不可能面对自己的部队处于这种糟糕的境况下的危险中还处之泰然”。另外可能还有一种解释，即“他真的以为自己的部队非常优秀，只要有武器就能战无不克。很难想像还有比他更笨的军人……”。实际上蒋介石与其说笨，倒不如说他不了解情况，因为他只喜欢听好的消息，不愿听坏消息。正如蒋梦麟说的：“他并不知道真实情况。他下达的书面命令数以千计，像雪片一样乱飞，所有的人都说‘是，是’，而他根本不知道命令到底执行没有。”他仿佛是 罗斯福则一如</a>既往地想让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秩序中的 史迪威只能对自己的使命有信心，他仍然认为中国的力量对抗击日本是不可或缺的。他自己拟订的远途击败日本的计划，包括首先对广东沿海发起陆上进攻，先头部队是3个美国师，他们在重新打开缅甸通道后从印度进入中国。配合这次行动的是麦克阿瑟率军由菲律宾和台湾对同一点发起进攻，由在中国的空军对敌人海上航线发起攻击。最后阶段是对上海发动陆上进攻，同时对日本本土发动远程轰炸。他认为，这个计划可以把魁北克会议上制定的时间表缩短一到两年。关键要由美国军队打头阵，此外，史迪威认为应该由美国人指挥中美联军。史迪威的参谋官常常敦促他像其他战区指挥官一样四处活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像麦克阿瑟和陈纳德一样利用媒体的力量，但是他拒绝了。“我不想再给乔治·马歇尔施加任何压力。他正在指挥着世界各地的战争。要让他来决定谁应该得到什么。”

魁北克会议

不过，在8月份有5个参议员在对盟国访问时来到中国，此时史迪威还是尽力使他们拨云见日了解真相。他不断对他们说，如果国民党政府的真相被人所知的话，那么美国人民的幻想就会破灭，这时重庆就会因为担心失去美国援助而奋起战斗。他陪着这些参议员去昆明和重庆，并“尽力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为他们洗脑，但是蒋夫人又会施展魅力的，我不知道最后谁赢了”。他认为“他们了解的足以让他们心存疑虑”，并在离开时“他们的自信动摇了”。这些参议员回到美国后报告说，英国人正利用租借物资维护其帝国利益，但在国务院的劝阻下未能公开批评中国。当洛奇（Lodge）参议员在全国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大胆说出“有关中国的各种正面宣传”可以停止的时候，国务院的霍恩贝克将他的话归类为“贬低中国”。

华盛顿所流传的一些言谈的确是在贬低中国。通过勉强的合作，美国人发现了现实中国跟所宣扬的中国相去甚远。陆军部的战略计划部体现了这种新的意识，在制定击败日本的整体战略时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的作用。太平洋的局势正在发展，而为了利用中国的潜力所花费的努力可能得不偿失。为了使中国能够保持继续对日作战，在1943年仅中缅印战区的空军和服务人员就增长了5倍，达到9.55万人。尽管这与太平洋战区的70万人和欧洲战区的140万人相比还是很少的，但是这里毕竟是传统上反对派遣军队的地方——亚洲大陆。10月份作战处在一个题为“我亚洲战略方针重估”的报告里，提出了一种新的论点：给中国提供的援助只要能维持它不退出战争即可；要限制轰炸机进攻基地；只训练30个中国师；绕过缅甸，多余的服务部队调出中缅印战区并用到其他战区。这个激进的建议跟英国的立场相仿，最后并未采用，但是认为中国在战略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的话——可以没有的想法却产生了。

史迪威8月底从印度回到重庆时，他突然成了一种独特的斗争的对象，斗争历时两月，这些诡秘行动的动机却难以知道。起因跟他有关共产党的提议有关。史迪威同国民党北方 在蓝姆伽的部队准备再次进入缅甸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兆头。 蒙巴顿依靠一点儿圆滑、一个卡地亚化妆盒以及殷勤的为人——终于与重庆确立了和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