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总统的政策_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43年1月—5月

1942年11月，蒋夫人来到美国后，白宫转交给她的礼物中包括了新泽西东奥林奇（East Orange）凯塞琳·奎因太太（Mrs. Cathleen Quinn）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张3美元的支票和从报纸上剪下的一张照片，是1937年日本空袭上海后那个坐在铁轨上大哭的孩子的照片。写信者请求总统把支票给蒋夫人：“这是我三个女儿的钱，是为了中国某地坐在铁轨上的那个小家伙的。”

蒋夫人的漫长访问一直持续到1943年5月，她的公开露面引起了公众巨大的钦佩和好感，这是自林德伯格成功飞越大西洋之后所没有过的。正如威尔基所预计的，美国人“还从来没有对谁”这样倾听过。2月18日她在国会演讲时简直把听众迷住了。有个议员说：“他妈的，我还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情。蒋夫人快要让我流泪了。”身着迷人的中国青色旗袍的蒋夫人身材娇小、苗条，她镇定自若，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声音优美而用词优雅，她让整个国会感到仿佛“是面对着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据《生活》杂志一个被迷住了或是深受教益的记者说，议员们都被她的“优雅、魅力和智慧”“抓住了……惊诧不已……完全倾倒了”。在议员们长达四分钟起立欢呼之后她开始讲话，其主旨是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重要，美国应该帮助她的国人进行战斗，而不要在太平洋花费太多努力。她还说，在经过了五年半的抵抗之后，中国人已经相信“光荣地冒险要比屈辱地失败”更好。说到这里全场掌声雷动。自然，公众并不知晓蒋介石</a>刚刚决定不在缅甸光荣地冒险。

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演讲

此时的社论强调了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友谊，并欣喜地指出，“在现在的困难时刻以及将来可能更加艰苦的未来”，这种关系是靠得住的。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Halifax）勋爵不无忧虑地向伦敦汇报说，国会有可能在公众情绪的裹挟下对中国做出一些他所说的“难以兑现”的承诺。他指的是归还所有中国领土的承诺。

蒋夫人从10岁到19岁在美国接受教育，思维方式和语言已经完全西化，她向普通美国人传达的是中国跟美国的相似之处而非不同之处。她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向两万人发表演讲，同场演讲的还包括威尔基；在好莱坞对3万人演讲，在全国募集资金的旅行中在芝加哥和旧金山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此外，还通过各大广播网发表广播演讲。她每天从美国公众收到几百封信，有一次乘火车经过中西部的一个小站时还收到站长妻子亲自做的一盒饼干。这位站长在凌晨3点接到通知说蒋夫人乘坐的火车将在8点通过这里。站长叫醒了妻子并告诉她这个消息，而他妻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做了她最拿手的饼干。蒋夫人触发了人们心中想表达善意的愿望，并让人们觉得她就是这种普遍愿望的代表。正如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所说的：“她想要的也是地球家园中所有家庭想要的。”

然而，私下场合里情况却有所不同。她要来访问的消息让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成员很不安，他们担心她会蛊惑美国总统，从而改变首先击败德国的战略。她马上开始了这种努力，首先从哈里·霍普金斯开始，蒋夫人在11月27日乘坐陆军部的美国飞机到达时是他前往迎接的。她患有一种周期性的皮肤病，因此提出到美国入院治疗。在董显光以及孔家一个外甥和外甥女的陪同下，霍普金斯开车把他们送到纽约的哈克尼斯馆，那里整个12层都供她使用。在跟霍普金斯的谈话中她对欧洲或者太平洋的战争没有兴趣，“她的兴趣完全在中国本土”。她显然“不喜欢史迪威，但对陈纳德敬佩之至”。她告诉霍普金斯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并犯了悲剧性错误：他迫使蒋介石将一些最精锐的部队投入缅甸作战，后来全部失去”。她追求的 首都的决策者和现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各种徒劳的努力反而加深了这道鸿沟。华盛顿1943年的中国政策并不是根据当时的信息确定的，而是由那些思维方式已经在漫长的一生中早已固定的人制定的。形成政策的不是艾奇逊的报告，不是赛珍珠的信，而是1912年的国会决议——该决议欢迎中国走入民主的行列并热烈祝贺其人民“成功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此外，形成政策的还有此后三十年中所形成的想法和形象。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这种信息必须要跟这种历史积累斗争，并且还要能够成功得到国家元首的关注并能够得到他的理解。如果有见地的建议得以到达国家元首那里，这个建议仍然可能不被采纳，因为这可能给想当然的既定政策造成不便。这是所有障碍中最大的。要克服一种被接受的想法的惯性，要重新检验各种前提——这是一个充满困惑的过程，所需要的勇气往往不是政府通常能够拥有的。美国国务院就中国问题并没有从自己特使的报告中得出需要重新考察中国的结论。总统不想正视这个他致力于帮助的政权的缺点，因为他专心致志想让中国成为维护世界稳定的 阿诺德

艾尔索普的报告耸人听闻。他还没有到达中国就根据和回国的飞行员的谈话告诉霍普金斯说，美国空军在中国的处境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性的丑闻……让总统、军队和整个国家蒙羞”。不到两个月，艾尔索普就要求被召回亲自汇报。到了重庆后他去看史迪威，这次会面后史迪威就开始在日记中称他为“Alslop”[2]。不到两个月，艾尔索普带着中缅印战区的解决方案回到美国，给霍普金斯提交了一份21页充满激情又富于说服力的报告。报告的核心是，发动缅甸战役是在发动“辉煌的、危险的、结果难料的”地面战斗，忽视了“在空中可以轻易取得的辉煌战绩”。

艾尔索普的解决办法就是撤掉史迪威，这个人“不了解并严重低估”空军力量，其用陆军解决的方法“对我们来说结局很可能是一种灾难”，史迪威是个“傲慢、狭隘和老派的墨守成规的步兵”。他说，史迪威对中国人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他完全错误地认为，史迪威的训练计划是为了“让美国人代替中国人担任战场指挥”。不过艾尔索普有一点说对了，那就是戴笠的特务们将史迪威那些轻蔑的语言汇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得出结论说，因为史迪威在压制空军的作战能力，而且很明显，只要马歇尔还是总参谋长，史迪威就要继续控制物资，那么就得把史迪威调离。

事态发展为反对地面进攻提供了支持。英军试图夺回缅甸西海岸的实兑，但是被日军击退，并在之后遭受了一系列挫败，这大大影响了士气。这个结果使得安纳吉姆计划前景黯淡。在丘吉尔看来，反攻缅甸无异于“一根毛一根毛地吞食一头豪猪”。罗斯福也开始同意他的看法，并向马歇尔建议也许应当放弃安纳吉姆计划，因为这跟准备在欧洲开辟 马歇尔通过一定途径向史迪威转达了罗斯福对史迪威未能像对待摩洛哥的苏丹（为了便于发报他改苏丹为“部族首领”）那样对待蒋介石所隐含的不满。之后史迪威的日记中时不时地使用了“部族首领”这个词。

自从在12月那个黑色星期五蒋介石取消了缅甸战役之后，史迪威一直致力于组织、训练和装备Y军，准备在来年11月重新发起进攻。这个计划包含两个部分：使各师满编以及训练军官。史迪威看中的陈诚被任命为Y军的总司令，选定了中国参谋官和美国教官，确定了30个师，在昆明建立训练学校的具体事宜已经安排好，并得到了云南省长龙云的同意，学校就定在4月1日开学。训练计划进展缓慢、困难重重，但是蓝姆伽证明了事在人为。驻蓝姆伽of Merit），这种勋章由乔治·华盛顿首先创立，在1942年重新设立。这种勋章的最高级专门授予国家元首或者高级军界人士，是美国可以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勋章。

[4] 克黛莉亚(Cordelia），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女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