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顿狠揍”_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42年3月—5月

缅甸是不是能守住以保证进入中国的大门敞开，还是会重蹈新加坡的覆辙，这是现在的关键问题。事态的发展给了史迪威 然而在史迪威看来，蒋介石已经接受了必须进攻的观点，而且罗卓英和</a>杜聿明也“对此完全赞同”。史迪威很受鼓舞，尤其是蒋夫人在离别时送他一罐果酱，还附了一封充满柔情的信，说罐子里的东西代表了人生的甘苦，并向他保证“我们都站在你后面……我们在前线的那一头……等着你的是一个男子汉的工作，而你就是个男子汉——而且我还要说——你是怎样的男子汉啊！”蒋夫人跟西方人可是不讲含蓄的。

当时也去到眉苗的卢斯夫人采访了史迪威，两个月后她的文章发表在以史迪威照片做封面的《生活》杂志上。她问会晤是否成功。根据她的说法，史迪威是这样回答的：“是啊，是啊，是啊。委员长对包括他自己将军的所有人都直言不讳了。还有亚历山大。还有我。蒋夫人也一字不漏地做了翻译。毫不含糊。是啊，每个人都亲耳听到了他怎么说的。”史迪威说记者们可以往回报道说局势已经完全控制。当问他“这会保持下去吗”时，他却回答：“不。不会保持下去。不可能保持下去。”但这赢得了时间，而“时间，时间，时间”——这才是他战斗的目的。“缅甸多坚守一个小时，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美国士兵便可以多赢得一个小时。”

卢斯夫人在眉苗采访史迪威

酸醋乔成了一位公众人物。这本是记者报道的好材料，而对此记者们也真是不遗余力，把他形象地刻画成为一个样板，一个倔犟的、夸夸其谈的本色大兵，顽固、坚韧、硬实、踏实、会开玩笑、会讲中文、受士兵爱戴的严以律己的人，没有架子又带着迷人的微笑，一个美国的“中国式戈登”以及一个“乔大叔”。

尽管日本人继续沿伊洛瓦底江往曼德勒进军，同时仍然按部就班地对各个村镇狂轰滥炸，但史迪威在重庆的这段时间里，地面的军事状况并无大的改变。“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又调进了两个师和两个坦克团，而盟军由于侦察能力很差，对此并未察觉。日军的计划是沿着三个山谷分三个纵队前进，赶在5月中旬雨季到来之前围歼腊戍和钦敦江之间的盟军。依据史迪威以攻为守的理论，他认为仍然可以从彬马那一线发动反击击退敌人，并使得盟军可以在缅甸中部巩固阵地。为了守住曼德勒，蒋介石又新派了 史迪威一边看着亚历山大口述总撤退命令，一面记起一个中国人曾经说过要“吃苦”了。唯一一点让人安慰的是还没有命令投降，这跟新加坡和爪哇还有所不同。让失败的气氛更加浓重的是四架敌机在会场上空吼叫着。正当军官们四处躲藏的时候，一个重500磅（约226千克）的炸弹落在不到100码（约91米）的地方，爆炸声震耳欲聋。空袭过程中亚历山大仍然下指挥命令，还毫不在乎地笔直地站在花园里。史迪威也不甘示弱，倚在走廊栏杆上，嘴上含着琥珀色的烟嘴，像罗斯福那样斜叼着。

指挥部被转移到曼德勒以北50英里（约80千米）的瑞冒（Shwebo），而日本的飞机也跟着到了那里。参谋人员不但感到这场军事灾难在加深，个人的危险也在增加。有些人自己承认“吓坏了”，另外一些人呆住了，不知道干什么好。铁路是最大的问题。史迪威决心要让运兵列车南下将 史迪威让指挥部其他人乘飞机走，并指示罗伯茨“给我找个地方供训练中国人之用。你知道我需要什么”。他跟其他参谋人员向北转移了60英里（约96千米），到达了温托（Wuntho），试图绕过被阻断的铁路。现在，每个美国人都在考虑自己逃生的可能性。他们的车辆已经过热并不断抛锚，但还是尽力沿着车辙通过干燥凄凉的乡村。他们超过装满中国军队的卡车，中国士兵们都像蜜蜂一样往车子上爬。在温托，运输官保罗·琼斯（Paul Jones）亲自走过去用铁棒撬动走不动的车子，琼斯自1934年在圣迭戈史迪威手下作为预备队受训之后就一直对史迪威忠心耿耿。史迪威过去跟一位第五军指挥官“谈论供给”，可是此人对此既无计划也无兴趣。蒋介石的三份不完整的电报也于事无补。罗卓英被找到了，但他问史迪威可否在晚上8点去看他。到了约定时间，史迪威却看到罗卓英的房子里已经漆黑一片，空无一人。史迪威意识到他正在做的努力可能是多余的了。“显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他认为离开的时间到了——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坐火车去密支那，如果不行就穿过西部去印度。“中国部队控制极弱。相信崩溃在即。”他给马歇尔发电报这样说，同时还报告了他的计划。

他现在有些破破烂烂的车子和大约100人，其中有18名美国军官和6名美国士兵，西格拉夫医疗队的两个医生和19名缅甸籍护士，16名中国卫兵，一个包括7名成员的英国贵格会（Quaker）急救队，9名印度籍、马来西亚籍和缅甸籍的厨师和搬运工，7名走散的英国军官和难民，彬马那农业大学校长、会讲山民土语的美国传教士凯斯（Case）先生，还有杰克·贝尔登先生（英国命令全部记者撤出，但他没有离去），还有一些掉队的人。美国军官包括有梅里尔、塞伯特、斯莱尼、麦克凯布（Thomas McCabe）、怀曼、费里斯（Ferris），医务官威廉斯，两个助手多恩和扬，预备役军官保罗·琼斯和弗里德·埃尔德里奇（Fred Eldridge）。埃尔德里奇原是报道警务新闻的记者，曾在奥德堡任公共关系官员，在这里他也担任这个任务。

被派去侦察的琼斯汇报说铁路堵塞，毫无办法。史迪威打算继续往北沿着铁路的方向再走一天，然后往西走，不是往达武山口，而是沿一条更北的路线，以尽可能在日军前面穿过钦敦江。这群人计划先沿着公路走，公路没有了就沿小路走到钦敦江的支流乌尤江（Uyu），然后乘木筏顺流抵达两江交汇处。在霍马林（Homalin）穿过钦敦江之后，他们会继续翻山抵达印度的英帕尔。曾有人告诫史迪威说这条路路途艰难，很少有人走，而史迪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选择走这条路——可以避开难民和逃跑的中国部队的人流。最担心的是缺少食物，这也是难民跟敌人一样危险的原因。从伊洛瓦底江西逃离的除了难民，还有三个中国师。有100万印度人已经逃离或者正在逃离缅甸，其中很多在路上已经筋疲力尽或者已经饿死。成千上万的人还在朝山上涌去，史迪威后来沿这条路回来时看到了其中有些人的白骨。两个英国准将带着12个人也在逃跑之列，他们拼命想说服史迪威跟他们走一条更加直接的道路，史迪威拒绝了。几周后他得知他们遭到日军伏击，好几个人被打死。

5月4日到5日的行进受到各种干扰：发动机烧坏、轮胎漏气和报告附近有敌情。每一次耽搁都让史迪威很恼火。雨季即将来临，史迪威曾经盼望雨季，但现在这成了威胁，于是迫使他们要加快速度。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西格拉夫听到有人悄悄地说要“给护士一些钱让她们离开，免得她们拖后腿”。史迪威听说此事后“立即叫他们住嘴”。“大家都失去信心了，”贝尔登这样写道，“失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卓英将军再次出现，他由于未能到达密支那，只能沮丧地加入到一群中国难民的队伍逃离。在英都（Indaw）最后一次想乘上火车的努力又失败了。城里已经完全陷入混乱，士兵在抢劫，平民奄奄一息。几个英国军官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大英帝国在此统治的结束。坐在车里的中国士兵用枪托击打试图爬上来的其他士兵的手。史迪威后来说，在英都所看到的混乱是他在远东所看到的最糟糕的局面。他警告同行的人说他们可能要奋力过去：“继续走。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停下。”

在向导身后，史迪威带领众人水蹚过河

在英都他们离开了铁路线，转向未知的丛林。除了一台发报机外，跟外界的通讯已经中断，他们正陷入隔绝。史迪威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有一次以为路上走来的一群士兵是日本人，结果吓了一跳。“天哪，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经过各种耽搁后（“上帝啊，要是我能让他们再往前一点点就好了”），到晚上这支队伍终于到齐了。西格拉夫带领护士们唱着“基督战士向前进”。听到她们纯真、细弱的声音大家都静下来了，诅咒和埋怨停止了，正准备爬上一辆吉普车的史迪威也站住不动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朝西进入长满大树的黝黑的森林中。大象在林中吼叫。过一条河时卡车陷到了河里，一群中国人像“‘红格朗奇’[6]一样径直从我们中间走过去”。史迪威急于继续赶路，命令放弃陷进去的汽车。他夜里11点开始露营，“我想我们仍然赶在雨季前面了”。

5月6日早晨集合的时候史迪威发现了15位新来者，是一群英军突击队员，都胡子拉碴，肮脏不堪，由戴维森－哈斯顿（Davidson-Huston）上校带队。史迪威朝他们吼道：“你们从哪里来的？有口粮吗？”他们摇摇头。他恼火地瞪了他们一会儿，同意他们留下了。他们中间有个有用的人，这就是巴顿（Barton）少校。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丛林中，并在缅甸待过很多年。现在他们的人数是114人了。走了一天之后公路没有了，除了装运供给的吉普车外所有的车辆都必须放弃，包括装无线电的车以及重达200磅（约90千克）的电台本身。开始发出最后的电报。担任报务员的中士开始专心发报，敲几下，焦急地听着，然后再敲。给驻扎在印度的布里尔顿的电报说了他们走的路线，并告诉布里尔顿方面“我们粮食已经不多，后面也没有指望”。要布里尔顿方面送粮食、挑夫和药品在霍马林接应他们，此外史迪威还要中士通知印度政府，数以万计的难民和中国士兵正沿着各种小道走向印度，最北可达胡康山谷，急需在小道上储存大米并派驻警察和医生，“否则死亡人数会达到数千……更多的人在赶来。已经没有任何控制。可能出现大灾难”。史迪威他们应当在三天内到达乌尤江。“这是我们最后的讯息。”史迪威通过重庆转给陆军部的电文并没有提及这极端糟糕的处境，因为反正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有武器、食物、地图，现正在英都以西50英里（约80千米）步行。无须担心。中国军队大致也沿此路去印度……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这是我们最后的消息。再见。史迪威。”发完电报后，发报机被用斧头打碎，密码本和各种文件也都被烧掉。

那天晚上他们的运气来了：他们遇见了一支马帮。两个满脸凶相、粗俗不堪的中国人赶着20头小骡子，从“北部山区”卸完货后正赶往印度，史迪威猜测他们是往中国走私鸦片的。史迪威雇用了他们的骡子，此外还通过跟当地的头人协商，雇用了60名挑夫（当地人都是“好人”）。

天亮后史迪威站在一辆卡车上对大家训话，说明了行进的计划并定下了规矩。所有的食品都要集中在一起，每个人除了武器和弹药外，所有自己带不了的个人物品都要扔掉。前面还有约140英里（约225千米）路程，途中还要渡过一条河流和翻过一道山脉。山的海拔达7000英尺。他们必须每天走14英里（约22千米）；达不到这个进度他们的粮食就会不够，而且可能遭遇大雨。他警告说他们只有靠纪律才能够活下去。任何不想接受他指挥的人现在就可以走开，可以得到一个星期的口粮。他四处看看，没有人走。最后他说：“等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你们很多人会恨透我，不过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都会走出去。”

他走在队列前面，采用的是每分钟105步的标准部队速度。卡斯纳将军的阴魂大概还陪伴着他，不过他现在是唯一参加很久以前第十五步兵团急行军的老兵了。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很多美国人由于炎热走在后面或者掉队。缅甸雨季到来前的5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史迪威对这种虚弱和“他妈的不像样的体质”非常恼火。他每小时允许休息五分钟，但其他时候不减慢速度，也不停下。到了一条河的时候他照旧大步跨进，“顽固地瞧着手表每分钟保持105步”。他稳步蹚水而过，而其他人也排成一列纵队跟在他后面。疟疾和痢疾开始袭击这些行进者，人们变得虚弱，步伐也慢下来了。史迪威不得不把休息时间延长到十分钟，尽管他知道每增加一小时，他们的危险就会增加一些。两个军官中暑倒下，结果不得不把他们驮在本来已经超负荷的骡子身上。有一次宿营时威廉斯上校的药箱被偷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蚂蚁、荆棘、破裂的口袋、挑夫逃跑、一头四处骚扰的大象、昆虫、水蛭、腿上的疮、水疱、传染病以及烈日——这些都侵扰着行进的队伍，大家的善意和友情也在一点点被销蚀。有人发现一个军官将带有床垫和所有衣物的铺盖卷塞到了挑夫的担子上。史迪威没有直接点他的名，但当着大家的面严厉批评了他，说他多占了地方，而这些地方本可以装下一个病人。史迪威的声音由于愤怒而颤抖，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有个听着的人不无敬畏地说：“天哪，连他的军帽看上去都好像是怒不可遏。”

梅里尔由于中暑，加上心脏不好，结果昏倒在一条河里，这样只能把他放在气垫上拖过河，后来由人抬着走。他有两个小时不省人事。另外还有些人也步履蹒跚，逐渐掉队。威廉斯为病号求情要求暂停一下。史迪威回答道：“这个队伍不能停。见鬼，威廉斯，你和我都受得了，我们俩比他们任何人年纪都要大，他们为什么就受不了？”他通过嘴上不断鞭策并以身作则敦促他们继续走下去。他一直为这100多人的口粮担心，后来决定将口粮定量减半，并指定多恩做司务长主管伙食，防止舞弊。他自己坚持领饭时排在最后一位。为防止日本人的伏击，他要求晚上由男人轮流站岗，白天则组成一个先遣队。

按照他的要求，在三天内到达乌尤江。提前赶到的信使已经安排好了木筏子。马帮由一名美国军官和一组中国卫兵护送，继续往前经陆地过去。西格拉夫的护士“总是乐意帮忙”——她们用树叶为木筏编织了顶棚，防止太阳照射，还为梅里尔以及其他病人编了医用的草垫。在撑着筏子，顺流漂向钦敦江的时候，很多人心头都对他们的目的地怀有莫名的恐惧。“这会是在萨马拉相遇[7]吗？”保罗·琼斯问道。由于速度“慢得要命”，史迪威让他们整夜撑船。第二天下了阵雨，这是不祥之兆。飞来一架轰炸机，从河流上游飞过，转了个圈子又飞回去了。每个人都感到恐惧，接着他们看到了皇家空军的红蓝标记，于是大家都欢呼并疯狂招手。轰炸机低飞了三圈后打开了炸弹仓，并在岸边投下了粮食袋。半赤裸的黝黑的山民从丛林中冲出来抢走了第一批空降物资。乘木筏的人们愤怒地喊叫，但只能接收剩下的东西了。空投的东西中有一袋医疗用品，这样威廉斯就可以给病人开奎宁了。他们突然发觉外界正在关注他们的困境，于是他们又有了希望，认为会有人在霍马林准备救助他们。在木筏上史迪威给贝尔登讲了他准备夺回缅甸的计划：如果美国提供飞机和物资……如果英军能够重组……如果中国人能够配合……贝尔登说：“我们先要设法出去。”他们又撑了一夜的筏子。木筏碰到礁石解体了，而史迪威“一整夜都感到累极了”。

从乌尤江走到霍马林后他们大失所望：没有人等他们，没有食物，没有留言。这使得史迪威的领导变得困难起来，开始有人嘀嘀咕咕表示不满和指责，有些人开始盘算怎样才能使自己存活下去。次日准备渡过钦敦江，可能会遇到敌人，于是史迪威命令检查武器。在钦敦江没有遇到敌人，他们乘独木舟和货船安全渡江。

帮助搬运东西的掸邦人和卡钦人现在换成了皮肤很黑、头发零乱的那加（Nagas）人和唐库尔（Tangkhuls）人——他们跟易洛魁（Iroquois）人一样在头中间留下一绺头发，但其他地方剃得光光的，刺了孔的耳朵上夹着弹匣、香烟或者花朵。他们性格开朗友善，喝米酒，可以用木制的背篓背五十磅（约22千克）重的东西。5月14日，当他们正往上爬一座3000英尺（约914米）的山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让他们几乎绝望。但是那天他们碰到了在霍马林未能遇到的救助人员：一名叫夏普（Sharp）的英军地区官员带着活猪，让他们吃了顿烤肉，而且宣布他后面还有马匹、食物、医生、威士忌、香烟以及400名挑夫。史迪威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写了一笔：“终于放心了。”夏普将带着他们去英帕尔。原来有关他正在等史迪威他们的信放在了皇家空军空投的粮袋里了，但正好丢掉了。史迪威问他，一共有四条山路，他怎么知道他们会选择走哪条路。夏普答道：“我给德里打电话，问你是什么样的人。德里说你非常聪明。这条路是根据常识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所以我想你会走这条路。”他还叫史迪威放心，其他的小道上都储备了物资，但同时带来一个坏消息：菲律宾的科雷吉多尔（Corregidor）投降了。

接着继续爬了五天，为了赶在雨季之前，每天的行程提高到15至16英里（约24至25千米），下坡时达到17英里（约27千米）或者更多。已经开始下了一些雨，小路变得很滑，不断有人摔倒。他们一边蹒跚前进一边骂着粗话，有时只能从路旁边的山上慢慢爬。西格拉夫的腿被感染了，最后变得十分虚弱，除了“裹在我的毯子里祈祷少受罪早点死”外毫无办法。不过他们现在有了食物，病号也可以骑在马上了，但有个得了疟疾的重病号无法骑马，只能由挑夫轮流用轿子抬着走。那些“懦夫”和“女人气”的男人现在好了些，顽强的护士们唱着基督教赞歌和美国流行歌曲。“这是怎样的景象啊……中国士兵，缅甸女孩，美国人和英国佬——他们一起在小溪里清洗、刮胡子和泡脚。”一个披着大红毯子的当地头人送给史迪威一头山羊，前来欢迎他们的那加人还用米酒和鸡招待他们。

5月20日队伍到了英帕尔。凭着细致周密</a>的计划和不留情面的纪律，史迪威一个没少地把他那一队人带出来了——他们是唯一没有死人而到达印度的队伍，不管是就部队还是平民而言。很多在他的指挥下走出来的人都恨他恨得要命，但这114个人都知道，是他让他们活了下来。据一位记者说，史迪威出来后“像上帝一样震怒，像恶魔一样诅咒”。他体重减少了20磅（约9千克）。他本来身材就消瘦，现在已经不能再瘦了。他的手在颤抖，皮肤由于黄疸而变得蜡黄，眼眶深陷。多恩减轻了32磅（约14千克）。霍尔库姆（Hobe）上校是属于一路上多数时候都生病的人之一，他“像甘地一样骨瘦如柴”。中国军队音信全无。

史迪威看到了乔治·马歇尔发给他的“问候”，马歇尔表示了“陆军部长、总统和整个陆军部”对他的敬佩。他则只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已经全盘落空，记下的评语非常简短：“为什么？”作为一名受了奇耻大辱的战士，史迪威需要为自己开脱。在他后来写给陆军部有关缅甸战役的报告（由多恩起草，史迪威增加了一些内容）里对英军和中国军队的无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结果上面命令所有报告的备份都要销毁——然而这种命令往往是不能完全执行的。他报告的含义是，英军的表现只有一种解释：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守住缅甸，而且为了削弱中国故意逃跑。历史真相和人们所认为的真相相比，往往后者更重要。

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正与孙立人将军交谈中

史迪威在其他地方总结的失败原因包括技术落后，这表现在空军、坦克、炮火、机枪、阵地迫击炮、弹药以及运输等方面。当地人民的敌对，日本的积极进攻以及“蒋介石愚蠢、胆怯的指挥和干涉，英军在铁路管理上一团糟，交通糟透，英国的失败主义态度，战术上易受攻击”等。列举的众多原因并未提及敌方因素，因为日军在缅甸战斗中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困难并不少，战术上的困难也只会更多。根本的差异是在意图上，比如进攻者经过主动计划和准备，而防守者既无计划也没有准备，目标也不坚定。

史迪威逃出的时候，日军已经沿滇缅公路攻入中国。日军在大败刚刚调进缅甸的中国第二十九师后于5月8日占领畹町，并在中国撤退部队刚刚炸掉桥梁不久抵达了萨尔温江的峡谷。中国驻缅军大为震惊，在美国志愿团的大力支持下进行战斗，以阻止日军进入。位于南部山区的日军风头已过，加之从南部阻断中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日军在这里停下了。

中华民国将领孙立人，摄于中国远征军时期。

华盛顿对已经陷入隔绝的中国的态度极为担心。在史迪威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马歇尔于5月9日给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发了措辞严厉的指示，要求所有在华服役的军官“对中国前途要保持镇静和乐观”；无论计划还是谈话均不得“暗示局势已经无可挽回”；各种调动要周密安排，“以免被看成美国正在撤出”。

中国驻缅军的命运各不相同。孙立人将第三十八师带出，虽然历经艰辛，但部队状态很好，他们走的路线比史迪威的偏南，于5月25日到30日到达印度。第五军的第二〇〇师杀开一条血路，并与第六军残部一同到达云南。第五军的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艰难地北撤，但由于蒋介石命令多变，他们不断改变行走方向，有时不得不走回头路。他们遭遇雨季后困在西北部的深山老林中，靠着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空投粮食才得以存活。第二十二师的幸存者在7月和8月经由利多到达印度，而第九十六师残部在忍受了超乎想象的困苦后翻山越岭，经过赫茨堡回到中国。

中国有关缅甸战役后期的公报的风格一如既往，之后再经过了驻重庆记者和美国编辑的添油加醋的描述。根据重庆的公报，5月10日到11日，日本在云南的一个联队被“全歼”，另一队“也被歼”。中国驻缅军已经“收复”眉苗，并“正从东西两面逼近旨在收复曼德勒”，因此入侵部队已经被“断后”。美联社记者发回报道说日本入侵部队已经遭受“惨败”，而他的合众社同行更是绘声绘色，说日军正从中国“溃退”，“已经瓦解……仓皇逃跑”。美国报社的编辑们以为所有中国军队都在接受史迪威的指挥，他们怀着爱国热情在发表这些稿件时加上了这样的标题：“史迪威击溃入侵日军”。而5月11日的标题是：“史迪威中国军包围日军，入侵者全线撤退。‘乔大叔’关死中国后门切断日军退路。战报！ ! !”那一天史</a>迪威正在乌尤江的木筏上呢。

史迪威及其一行从英帕尔这个避暑胜地乘卡车到达阿萨姆邦的火车站，然后经过无边无际的黝亮的茶树林，乘火车到达丁詹（Dinjan）和廷苏基亚（Tinsukia），这里设有空中运输队（Air Transport Command）的机场。韦维尔和亚历山大、第十航空队的布里尔顿和比斯尔以及他在新德里的参谋都来看他。5月24日，史迪威乘坐布里尔顿铺着波斯地毯的飞机飞抵德里，他已经声名远播。在从机场到帝国宾馆（他发现这个宾馆的地址是很简短的“舒适”）的路上他后面跟着一大群记者，于是他同意召开记者会。在一个小时的提问时间里他强调说，最具破坏性的是日军的空中优势，并对这场战役做了历史性的总结：“我认为我们被狠揍了一顿。我们被赶出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查找原因，并回去重新夺取缅甸。”

这番话的分量毫无疑问非常之重。《旧金山纪闻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后来回忆说，史迪威的诚实像“疾风”吹跑了陆军公关们的浮华辞藻。《纽约时报》在头条社论中说，尽管丘吉尔和罗斯福擅长辞令，“但他们都可以从史迪威将军这里学到不少东西”，至于其他职位较低的官员，他们也可以注意“他的用词和原则”。史迪威这段话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以后每当他成为新闻人物的时候都会被引用。他打算做一件简单的事情：把真相告诉公众。

[1] 林可胜（1897—1969）：生理学家，在“二战”时参加红十字会。——译者注

[2] 侯将军疑为侯腾，参谋团参谋处副处长，时任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译者注

[3] 军队习惯用代码代指人或项目，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史迪威用了那么多绰号，尽管这无法进一步阐释这些绰号的意思。

[4] 恰尔德（Childe），是卢斯为哈罗德·亚历山大加上的名字，当取自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主人公。——译者注

[5] 这是美国海军武官詹姆斯·麦克休（James McHugh）的话。麦克休与蒋介石夫妇私交甚好，经常代为传达他们的想法。

[6] 红格朗奇（Red Grange），即哈罗德·格朗奇（Harold Grange，1903—1991），美国橄榄球手。——编者注

[7] 指无法避免地跟死神相会。萨马拉（Samarra）在伊拉克。一位青年在市场上撞见死神，想躲得远远的，便骑马飞驰到萨马拉。有人问死神此事，死神颇为诧异，说“我跟他计划是要在萨马拉相见的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