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1942年2月
在一个对12月说来有些偏热的阳光明媚的周日上午，史迪威夫妇正在卡梅尔家中招待奥德堡的新任下级军官。通往花园的门敞开着，透过楼上起居室的窗户，波光粼粼的太平洋翻滚着，波浪重重地拍打着岸边。客人们都穿着便服，因为在离岗时不允许穿军装，屋子里到处都是散乱放着的星期日连环漫画。电话铃响了。史迪威夫人接电话时听到一位朋友激动地喊道：“温妮，打开收音机！珍珠港遭到了袭击！”之后她忙着到处找收音机，终于找到了一个，收音机插好电源后大家都围在四周听，他们都惊呆了。他们如梦方醒：就在那里，在窗户那边碧波荡漾的大洋上，战争已经开始了。
当时估计日军会在东南亚发起进攻。没有人想到日本人会如此大胆，跨越3300英里（约5310千米）的太平洋对美军舰队发起突袭。攻击的大胆和成功让人畏惧，更让人惊讶。一直被低估的日军突然被赋予令人生畏的能力，并可能随时扑向美国。恐慌开始的几个小时后奥德堡就接到各种谣传的电话，有的说日军舰队已经到达距离蒙特雷10英里（约16千米）的地方，有的说旧金山可能受到空袭，有的说在克力夫豪斯（Cliff House）看到了一个潜望镜，又说在洛波斯角（Point Lobos）也看到了一个。
史迪威在约翰·德·维特（John L. De Witt）少将统辖下指挥 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和DC-3运输机的这次旅行花了十二天，包括一系列短程航线，经加勒比海到南美，从那里飞往非洲，再往北飞往开罗（“跟北京比——呸！”），然后往东飞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波斯，飞往印度中部的新德里。在2月13日到25日这段时间里，远东前线接二连三地经历了多个灾难。2月15日，由于新加坡的自来水供水中断，终于使这场军心涣散且指挥混乱的战役达到高潮，结果新加坡无条件投降。8万人的部队被关进了日本战俘营，其中一半是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其余是印度人。丘吉尔黯然承认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和最大规模的投降”。“天哪，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史迪威这样问，他在南非听说这个消息时既愤怒又不解。
如果德军突破中东而日军突破印度，那么德日合流的可怕前景将变成现实。缅甸变得至关重要。2月20日，他竭力想把正在从中东赶去保卫祖国澳大利亚的两个正在途中的澳大利亚师转调仰光。他给澳大利亚首相柯廷（John Curtin）发报说：“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填补这个空隙了。”然而柯廷看到他自己国家的外层防御“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而且澳大利亚在新加坡损失了一个师，而另一个师则卷入了英军在希腊的惨败中，他已经没有理由对英军的作战保持信心，因此拒绝调遣他的部队。
2月23日，驻缅甸的英属印度旅在锡当江前线一败涂地。为了能撤退，他们炸毁了桥梁，结果有一个旅还在桥的另一边。现在日军和仰光之间只剩下一支已经溃败的部队。（史迪威在开罗写道：“世界正在崩溃。”）考虑到日本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锡当江失守的当日就解散了设在爪哇的ABDA（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韦维尔也回到印度，他几乎是在史迪威到达印度的同一天也到了那里。2月26日到28日爆发了爪哇海战，结果以ABDA（美英荷澳）联合海军部队的失败而告终。现在爪哇失守已经不可避免，澳大利亚海岸也完全暴露给敌人了。
“这里人心惶惶，”史迪威为了应付检查官有意在家书中这样轻描淡写，“以后可能会有麻烦。”
[1] 一个中国军跟美国军类似但是较小，由三个师组成，每个师名义上的兵力有9000人，但实际数目平均在6000人到7000人之间。
[2] 后来他宣称接受了两个师，但是当时在场的人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3] 典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诗《老船夫》（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老船夫讲到船驶向南极时遭遇风暴并有一只白头翁绕行。风暴结束后白头翁仍然随行，但是老船夫不可思议地射杀了这只鸟。灾祸开始降临船上。为了赎罪，船夫将这只鸟挂在脖颈上，后受到宽恕。——译者注
[4] 布莱多克（Edward Braddock，1695—1755），英国将军，1755年在美国匹兹堡附近被法军和印第安人击败。——译者注
[5] 此时的美国陆军包括参谋人员、技术人员和空军。——译者注
[6] 阿诺德将军的绰号为“Hap”（哈普），这是Happy的简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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