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出任武官：中国最后的机会_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35—1937年

史迪威晋升为上校并于1935年7月7日重返北平时，作为军事观察员，摆在他面前供他研究的是中国的未来、日本的扩张以及对美国的影响。驻在国的能力和意图是武官的主要观察任务。他的职务是情报官员，任务是让陆军部了解那些具有军事意义的因素和发展。他的消息来源既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视察部队，观看野战演习，跟重要人物接触并结交外国同事，研究报刊、秘密特务的报告，还有耳闻目睹的各种传闻。通常武官最认真对待的那部分工作是社交方面的，其理论依据是参加晚会便是工作。但社交并非史迪威的强项；他避开了北京俱乐部，那些常去俱乐部的人觉得他“不是我们这类人”。但是他和一个叫丹夫人（Mme. Dan）的满族贵族关系很好；她是个满族公主，原是慈禧太后的侍女，是老式贵族中最出众和最有教养的妇女之一，经常受到史迪威夫妇的款待。他还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其中包括北京大学</a>校长蒋梦麟</a>和一个史迪威称之为“玉乔”的古玩商人。作为武官，他住在一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中，那原是为广州总督建造的，有很多院落和油漆过的柱子。他在休息室的一面墙上挂了一张定制的国画，增加了他收藏的象牙扇子柄，购买了一些蒙古马鞍垫子，搜集了慈禧太后的一件华丽的袍子，此外还有其他珍品。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在中国生活的魅力是它的人民品质，这抵消了肮脏、残酷、对痛苦的漠然和对人生命的轻视。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之所以喜欢中国，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得更好，更有地位，仆人更多，而且比在自己的国家更舒适。但是对史迪威这样的人来说，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在这里可以接触到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中国人有内在的自尊，富于幽默感和毅力，思维敏捷，中国妇女身段优美、非常可爱。史迪威的助理武官戴维·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尉是美国军界最有才能的语言学家；他认为中国人“最聪明，在很多方面最文明，通常是最有魅力的（特别是他们想这样的时候），而且平均看来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民族”。

史迪威夫人和丹夫人，1938年

也许中国人有时似乎缺少西方人所说的忠诚，把官场的贪污视为理所当然，不太把诚实看作优点，有时傲慢，有时过于敏感；但作为让人肃然起敬的一种古老而发达的文明的继承者，他们弥补了自己的缺陷。孙子</a>是公元前5世纪有关军事理论和实践的作家，他的一些论述比克劳塞维茨（更不用说拿破仑了）超前很多。史迪威和他那些同事们读起孙子的书仍然颇有教益。

面对日本的压力，华北的完整正在崩塌，正像海岸上沙质的峭壁受到海浪不断的拍打。两年前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日本人停止了军事占领，之后他们不断发起旨在威胁的攻势，试图分割华北，使之成为像“满洲国”那样的“自治国家”。在史迪威到达的前一天，中国又丧失了部分主权，这次事件史称“何梅协定”。关东军借口中国对取缔反日活动“缺乏诚意”，因此违反了《塘沽停战协定》，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要求解除所有反日官员的职务，代之以傀儡官员，并撤出河北剩下的国民党部队。国民党在北平的代表何应钦将军签字接受了这些条件。对蒋介石</a>不满的人越来越多。桀骜不驯的山东军阀韩复榘对日本人和国民党一样仇视。他拒绝从河北撤出的国民党部队经过山东地界。河北那位不幸的省长宋哲元虽然忠于自己的国家，但是不得不跟侵略者合作；他每天忍受日本的侮辱，只能表面上行使中国的主权。

过去两年中，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施加了各种压力，试图迫使南京“和好”，意思其实就是顺从日本的渗透和控制。它要求中国退出国联，并阻止中国各种试图从西方取得贷款和帮助的努力。日本想使中国完全得不到外部援助。蒋介石深信，中国跟日本相比，在军事上和工业上均处于劣势，因此认为除了采取顺从合作的政策别无他法，只能希望时间能够带来转机。但是时间对日本更有利。欧洲法西斯正在兴起，而美国正在流行的是孤立主义，美英两国都不愿意公开支持中国而跟日本惹上麻烦。1935年，已经使德国退出国联的希特勒（Adolf Hitler）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并宣称德国准备再次装备自己。同年5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在美国，奈委员会[1]透露了出售军火和卷入战争的关系后舆论一片哗然；接着国会准备起草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提供援助。

日军正在加强对华北的渗透，他们在街上横冲直撞，用枪托敲打那些挡住他们路的中国人，对那些傀儡省长和官员发号施令，不断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一些情绪激昂的声明，表明日本有领导亚洲人民的“神圣使命”；此时在北平比在南京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受奴役的生活现实。虽然外国使团在南京开设了领事或者代办等的办事机构，但是大使们并不想完全搬到长江边上那个泥泞不堪的城市去；那里常年下雨，新的馆舍不易找到，而且政府能够存在多久也是个未知数。这些外交官在北平的使馆区拥有馆舍，有俱乐部去逍遥自在，夏天可以到西山的别墅避暑，他们当然喜欢在这个皇城过那种安逸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的结束已经为时不远了。

南京已经有几百年没有作为都城了，而且那里住的是——正如史迪威说的——“那些讨厌的长江河谷的人”，他们比不上那些为人随和的北方人。北平的居民都认为，越往南去那里的人越坏。但是国民党强烈要求把公使馆迁到南京，以示对政府稳定的承认；在经过了八年后，这一点面子上的事总不能老是拖着。尽管不情愿，但是正式迁移还是要在1936年完成。北平的美国公使馆将变成领事馆，有些大使馆员会留下，让史迪威高兴的是，他这个武官也在留下之列。考虑到事件发展的趋势，显然有必要对华北军事情况继续观察。

1935年，英国和美国带给南京的唯一的鼓励是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这样就跟已经这样做了的日本平起平坐了。9月份，也就是史迪威抵达中国不久，美国公使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Trusler Johnson）在其他馆员陪同下，在南京举行的正式仪式上递交了国书。有张集体照记录了这一时刻，里面的史迪威穿着挂着勋章的白色制服，看上去是个十足的态度平和的武官。

10月，他很高兴能一起去访问暹罗；这里跟中国一样也属于他工作的范围。他之前的那些武官都没有访问过这个小小的富于异国情调的王国；暹罗在东南亚是唯一的独立国，其独立是由于各自从相反方向挺进的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相遇，之后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分别夺取了一些边境省份，然后同意让这个王国作为一个方便的缓冲国存在。史迪威旅行时乘坐的是美国海军的“奥古斯都”号，这是正在进行正式访问的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让他吃惊的是，他觉得很乐意跟海军打交道。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a>：“每个人都把我当作来访的王室成员，而不是一个混账的陆军乘客。”曼谷是外交人员难得到来的地方，为此这个首都殷勤接待了“奥古斯都”上的这群人。在参加宴会、晚会和皇家接见之余，史迪威还设法视察了步兵、骑兵和空防部队，并写出了详细的报告，介绍了有关暹罗陆军的训练、构成和防御等问题。

他11月回到北平时，日军所采取的一个新的举动使得华北的局势再次陷入危机。日本竭力想让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独立，因此在非军事区屯兵，其意图是恫吓并对宋哲元将军施加压力，迫使他宣布将这个地区从南京独立。身材高大的宋哲元出身山东农民家庭，他像如来佛一样面容平和但又让人过目不忘，手里老是夹着一支大雪茄。日本人批准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因为他们认为可以控制住他。其实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日本人对他威逼利诱让他不胜其烦，于是他打算回到自己老家的村子给祖宗守墓去。名义上他统率Star Over China）结集出版并在国内外大量印刷，第一次让世人听说了长征并首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性格、生活方式、信仰和意图。他渲染了他们的反日情绪；在20世纪30年代那种人们正旗帜鲜明地反抗法西斯的氛围中，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马克思主义也不那么显眼了。

毛泽东，斯诺摄

正如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所解释的，打败日本应该在社会变革之前，因为必须先打败外国帝国主义并赢得独立；只有那时，向社会主义的奋斗才可能成功。出于这种原因，他愿意同国民党一道抵抗这个帝国主义敌人。毛泽东的话很有说服力。“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他坦率地表示，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摧毁帝国主义最强大的基地之一，会加快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4]

其他美国记者也紧随斯诺来到延安，他们都为其采访对象的简朴生活所吸引。他们共同参加农活劳动，言语朴素，勇于实验，相对于衰败的国民党无异于一股清风。因为他们将革命置于第二位，外国记者对革命没有怎么注意；就像史迪威认为的一样，“共产主义”看来不过是一纸标签。

1936年12月，蒋介石去西安准备发动第六次反共“围剿”，结果遭遇了一个现代国家元首所能够经历的最奇特的事情。负责此次战役的张学良为了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共同对日，结果扣留了蒋介石。这些被赶出东北的少帅部队无意跟共产党作战。蒋介石已经动员了坦克、轰炸机和十个师的部队，他本是前来督战的。之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绑架行动。

一般认为蒋介石难逃一死。不但蒋介石自己这样想，而且张学良的一些部下也怂恿他这样做。最后救蒋介石一命的原因是——当时仍然是需要他的。在西安，在延安，在人心惶惶的南京，尤其是在莫斯科，所有的人们都立即看到了一种前景——如果蒋介石被除掉，那么中国将陷入混乱，内战将延长，因此只有日本会是赢家。蒋介石在被绑架前既不受公众欢迎，也没有得到其支持者的热烈敬佩，但是传统上对家长的服从习惯，以及在家长制下人们所体验的安全感现在均已转移到国家元首的身上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分量可以替代他，也不会有别的政党能够执政时间超过三个月。如果要制止内战并使国家的资源能统一对日，那么现在也只有蒋介石能够办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加绑架后的谈判的共产党帮助蒋介石活了下来；这主要是因为莫斯科坚持要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这样。苏联人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希望蒋介石活下来，而不希望中国出现混乱并使日本人因此受益。

在蒋介石的命运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各国武官纷纷前往最靠近西安的国民党基地洛阳；洛阳当时已经陷入反叛者之手。虽然西方大国不像苏联人那样感到情况十分危急，但是他们也担心中国出现混乱，因此希望武官们在那里可以施加一些压力并有助于释放蒋介石。这次旅行后来证明是多余的。史迪威于圣诞节抵达洛阳，当时蒋介石刚刚乘飞机到达南京，让世人吃惊的是，扣留他的张学良也随后到达。听说了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欣喜的民众举行了示威游行。蒋介石的声誉增加了，而张学良此后一直被软禁，从那时直到今天，对他的不同程度的监视一直未断。[5]

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宴请驻陕各军高级将领。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谏，两人起争吵，遂有其后的兵谏

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信飞到西安面见张学良。端纳曾任孙中山</a>、张学良的私人顾问，此时则是蒋介石夫妇的私人顾问

尽管为了顾及脸面尽量避免给出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为了蒋介石的释放而达成了妥协，不过实际上蒋介石同意取消第六次“围剿”，并与共产党在名义上结成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共产党同意停止对地主的斗争，并将他们的军队置于国民党的统率之下。在此后几个月中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谈判，双方都觉得没有理由相信对方，也都没有放弃最终摧毁对方的目标。国民党很无意过深卷入抵抗。蒋介石的意图仍然是，尽可能避免或者延迟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直到外国进行干涉并向他提供帮助，从而使他能够将日本和共产党一同击败，这样他就是最终唯一的、绝对的胜利者了。

西方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国共统一对外的迹象印象很深。共产党的各师团改编成八路军并由南京政府统辖；他们在南京设有办事处，甚至还出版了一份报纸。华盛顿通过约翰逊大使以及别的方面的报告感到，中国最终真正开始出现变化，开始对政权民主化，开始进行真正的融合。

日本人同样也在西安事变的结果中看到了一种信号。他们认识到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国民团结的精神，正如1937年5月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Sugiyama Hazime）将军所说的，这“可能根本阻碍日本的和平挺进”。关东军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开始要求采取直接行动。

史迪威并没有被西安事变后所出现的和解假象所迷惑。“中国目前有关民主的言论纯属空谈，毫无意义。”他在1937年初一份有关中日局势评估报告中写道。他预计政府方面会“继续实施拖延战术，坚持说准备应战，但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希望由别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国的匮乏极其严重，外界援助似乎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史迪威还写道，相对日本来说，中国唯一的资本便是“人数、仇恨和一个庞大的国家。它没有领袖、士气、凝聚力、军火，也没有很好的训练”。此外，一旦发起战争，那么日本就可以封锁中国的港口。

但是，史迪威也相信中国人的内在品性，这让他相信中国有潜力。在研究1853年到1855年太平军进攻北部以及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a>将军镇压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史迪威发现，这些征伐“对那些认为中国人已经退化到不可救药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教训”。对于任何对中国的军事能力表示怀疑的人来说，“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战役之一”的左宗棠战役无疑提供了反证。“胆大心细”又“进取有恒”的左宗棠显示了“对局面的彻底把握”，在完成周密</a>计划后又“立即乘胜追击”，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当今著名将领也会感到困惑不解。史迪威不但对士兵同时也对将领（军事史家很少如此）饱加赞赏，觉得中国将士完成了“一个杰作”。他通过这些研究所形成的看法在他后来在中国任职期间起到了作用。

他觉得中国前途黯淡，因此在6月时索性跟朋友、法国武官萨巴迪埃（Sabatier）结伴去了绥远和蒙古。他给妻子温妮写信说，他打算去五台山，然后从那里步行去铁路，行程约150英里（约240千米）。

他作为专家的声誉正在增加。林奇上校从第十五步兵团回到华盛顿时汇报说，“在我看来，史迪威对中国和远东的了解要超过任何一位现役军官”。他在中国的探索“使他有了别人无法企及的背景知识”。

[1] 奈委员会（Nye Committee），以其首杰拉德·奈（Gerald Nye）参议员得名。——译者注

[2] 这是个被称作“飞行皇宫”的双引擎单翼飞机。飞机外表银色，里面有红色衬里，有两个长沙发、一个精致的写字台、包布的椅子、电台以及冰箱。尽管张学良雇用了一名叫劳埃尔·莱昂纳德（Royal Leonard）的美国飞行员，但是张经常自己驾驶飞机，驾机时他的长袍裹住腿，头上歪戴着紫色穆斯林帽。在自己的辖地上视察时，他跟部队的联系是通过往下扔纸条的方式，而下面作答则通过在地面上铺上布，无法这样的话，他们干脆自己躺在地上排成某种形状。

[3] 海尔·塞拉西（Haile Sssie），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译者注

[4] 此处为斯诺在《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记录。——编者注

[5] 张学良后来一直住在台湾，周日的时候，人们常常可以在蒋介石做礼拜的同一个教堂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