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能干”团和蒋介石的崛起_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26—1929年

回到美国后，年过40的史迪威重新回到学校。在取得 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的看法自然得到支持他们的美国信众的响应。当有2000万会员的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呼吁美国政府放弃不平等条约的时候，这代表了规模空前的为中国进行院外游说的组织。1925年，一些在中国有利益的团体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聚会。代表之一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燕京大学校长，后来是美国驻华大使。他呼吁美国带头“积极行善”，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争辩说，只有通过美国的行动才能改变各国同中国的关系。

这些活动激怒了那些维护通商口岸的人，因为通商口岸所依靠的就是不平等条约。他们认为传教士们正在恶毒地使用他们“巨大的影响力”。愤愤不平的通商口岸报刊指责教会团体在谈及中国的权利和愿望方面“粗暴无礼”，“多管闲事”，是在“喋喋不休”。

那些代表商业社区的“俱乐部人士”无疑认为，西方当然有权利竭力为任何地方的西方人的福祉和商业利益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中国人努力限制西方人的特权，这被视为“侵害了外国的权利”，同时传教士所展开的西方教育也遭到指责，认为这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并产生了一些不适合中国的思想。

通商口岸的吹鼓手布兰德（J. O. P. nd）曾撰文说</a>：“选举议会制和民主体制完全行不通，因为亚洲人的头脑无法理解这些东西。”这是实情，但是布兰德之流进而认为：因为民主是政府管理的恰当方式，而中国人认为民主体制不适合他们，所以，他们“显然是无法自理的”。

这种观点显然不能引起美国公众的共鸣。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民正在为自由而进行正义的斗争，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因为他们在争取主权，所以他们必然也是在争取民主。这只是西方的错觉而已。中国争取的东西有很多——权力、国家，有时甚至包括人民的福利——但选举和代表制，这些对西方人来说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却并非中国人的目标。

美国政府与其人民一样倾向于支持中国的权利，至少理论上如此。但是美国并没有任何作为，因为根据它所奉行的政策，只有中国出现了稳固和负责任的政府时美国才能放弃治外法权。1926年，当根据华盛顿会议承诺而成立的两个委员会在北京和上海开会审查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问题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政府。国民党仍然有名无实，那些北洋军阀在最后一年跟不同舞伴表演完方舞之后，北京督军们的傀儡政府实际上已经解体。张作霖和吴佩孚组建的摄政内阁没有得到各通商口岸签约国的承认。这些国家因此可以宣称，放弃通商口岸特权的时机尚未成熟。

1926年是“积极行善”也就是主动放弃的最后机会。通商口岸各缔约国并不蠢，它们做出了一些姿态。上海工部局中增添了一些中国成员。关税委员会同意应当在1929年的一个确定日期前将关税自主权归还中国。然而治外法权委员会得出了意料之中的结论：要放弃治外法权，中国必须在建立合理的司法和行政程序方面有所进步。报告在1926年9月公布，当时国民革命军正在挺进汉口。这之后不可能再有自愿放弃的选择了，中国开始不经商量就收回主权了。

10月份陈友仁宣布准备对外国人征税。各公使馆都感到恐慌，认为除非对此极力抵制，否则这将是在中国通商口岸特权的终结。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政府无法就联合行动达成一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愿意对一个正在迈向主权的人民使用武力。尽管过去他们没有准备放弃自己的特权，但他们也并不准备为了维护特权而使用武力。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蒋介石在誓师大会上讲话

这一次领先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在一份申明政策的圣诞节备忘录中，英国表明了其结论。该备忘录号召各国认识到中国要求更改条约的“基本公正性”，并满足“中国人民的合法诉求”。随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美国终止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中国订立新的条约。美国把中国革命等同于他们自己的独立革命。根据《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报道，国民党所代表的“精神不亚于激励乔治·华盛顿部队的精神”。总体上，美国报刊［《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总是个例外］并不认为赤色威胁是个值得担心的问题。“蒋介石的部队跟在福奇山谷（Valley Forge）的华盛顿的部队一样是赤色的。”纽约的《世界》（World）杂志这样认为。考虑到共产党的出现，这显然有些轻描淡写。受到有利于中国倾向的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历史上C. Castner）将军说的。他曾经愤怒地报告说：“只用几分钱就能买到各种女人、酒和毒品。”为了减少性病发病率，还专门配置了免费人力车以便在酒吧关门的时候把士兵拉回来。

团长是伊萨克·纽厄尔（Isaac Newell）上校，原来是驻北京的武官。他个头很高，头发花白，威风凛凛，具有典型武官的风度，在团里很受敬佩。他有个端庄的富家太太，这倒是符合Medal）的英雄史沫特莱·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将军。他经历过从美西战争到 史迪威对“老百姓”本来就关注，在文章中他谈到人民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生命和财产没有保障，铁路被损毁，商业凋敝，土匪猖獗，经常发生饥荒，“没有一个省份……能尊重人的权利”。在国家面临危机时被认为会出现的“英雄”尚未出现。两个月后，在1928年4月有关蒋介石的文章里，史迪威认为他是个派系首脑而不是党的领袖，不过他可能会在中国重整乾坤。他敬佩蒋介石的“决心和精力”，并认为如果蒋介石胜了，“那主要归功于他自己的计谋”。然而蒋的北伐“更像一次示威，而不像一次战争”。北伐进展顺利，因为没有领到军饷的北洋军已经“闻风而逃”。

史迪威通过自己的观察总结了中国战争的基本原则。他说山东军阀张宗昌将名垂青史，因为他是最擅长“战略退却”的人。战略退却后来也让史迪威经受了很多挫折。这跟西点军校由马汉和潘兴所建立的进攻作战原则相反，反映了根本的文化冲突。

1928年5月，突然爆发了严重的外国干预事件，而史迪威很快意识到了这件事对未来的意义。国民革命军现在继续向北挺进。当他们沿铁路线从徐州向山东省会济南前进的时候，日本人指责他们袭击日本侨民，并从先前登陆青岛的5000名日军中调派2000人前来“救援”。双方发生了几次冲突，互有死伤。在此过程中，日本人为了挑起报复并制造公开对抗“事件”，杀害了国民党驻山东外事专员及其妻子以及其他14名军官。这场冲突之后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革命军撤出济南。

中国可能统一并将民族主义情绪蔓延至东北的前景让日本感到担心。田中义一（Tanaka Giichi）男爵当时是日本的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田中奏折”即便不是他起草的，肯定也是受到他影响的。这个用他名字命名的著名计划阐述了关于日本前途的军事构想，这就是通过逐渐渗透“满洲”、蒙古、华北、全中国以及东南亚而控制整个亚洲。蒋介石无意对此进行试探。当时日本有6艘军舰、8艘运兵船和11艘装满军火和补给的船正停靠在青岛。蒋介石尽管自视为了不起的将领，但是他还不至于以为自己的部队可以跟日本的现代化部队抗衡。他紧盯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北京和全国统一。他谨慎地绕过山东从而得以保全自己的部队，渡过黄河，然后从西边向北京挺进。但是中国人民可不会那么容易就对日本的行为忍气吞声。日本对中国国民自尊“不可忍受的侮辱”再次激发了早期山东事件所导致的反日情绪，加上各种宣传画和口号的鼓动，又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抵制日货行动。

史迪威在5月11日《岗哨报》的专栏文章中认为，济南局势“可能是多年来最为危急的”。他对那些煽动反日情绪的做法毫不同情，因为他认为这无助于最终解决问题。他认为，即使所有的中国派系都团结一致，“他们也无法对付日本这样高度组织化的大国”。他写道，中国人“对中国人自己施加的再严重的不公正和残酷做法都会处之泰然”，但是一旦出现涉及外国人的纠纷，“每个街头就都会出现一个雄辩的爱国者慷慨激昂，大声叫嚣，谈及外国人的压迫和中国人的权利”。他指出，日本一旦被激怒，那么他们可以不费什么事就占领天津到上海的战略要地，并控制铁路线和长江——十年后日本的确这样做了。史迪威认为，济南事件将会导致“后果更为严重的事件”。

没出一个月就发生了第一个事件。北洋军的抵抗被瓦解后，张作霖觉得自己的皇帝梦破灭了，他必须捍卫自己的地盘——即便他在北京待的时间并没有太长。他乘坐自己由20节车厢组成的私人列车退回到东北，车上装满了他的私人财物，私人专列后面是京奉铁路上的大部分车辆。连续三天各种机车、客车、公务车、豪华卧铺车以及装满士兵的货车源源不断地驶出天津站。他的撤离留下了权力真空，于是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和其他驻军只能承担防卫任务。6月4日，当走在最前面的火车已经接近奉天的时候，火车被一颗炸弹炸毁，张作霖被炸死。毫无疑问是日本人除掉了他，这或者是因为日本人担心张作霖会跟蒋介石合作，或者是因为张作霖拒绝按日本人的要求跟日本合作。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在当时，日本人的盘算落空了，因为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在几个月后刺杀了两个有名的亲日派官员，并在东北举起了国民革命军的大旗。

北伐军终于到达北京，实现了目标。在与守军交接后，国民党在7月3日正式接收了首都。向公使馆区挺进时，四周都是漠无表情的旁观者。按照一位观察家的说法，是种“可怕的沉寂”。跟高大的北洋军相比，蒋介石的部队“显得身材矮小而且饱受战争的煎熬”。他们同时夺取了天津，当时天气酷热，在树荫处的温度都高达111华氏度（约43.8摄氏度）。美国领事报告说，之后几天是各种谈话，大喊大叫，各种奇怪又复杂的政治委员会和政府机关的干涉，“而我们也开始陷入新的混乱之中”。蒋介石到西山对孙中山的陵墓进行凭吊，告慰他统一中国的梦想终于在国民党率领下实现了——至少名义上如此。

废除不平等条约仍然是首要目标，而各国列强也愿意做出一些让步，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增加新政府的声誉并有助于稳定。作为商谈修改条约的第一个国家，美国在7月25日签订条约，同意就美国而言将关税自主权交还中国。在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十八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正式接受了全国性政府的权力和称号，其基础是一党制和“训政时期”。根据孙中山的计划，军事统一之后是训政时期。主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行政权掌握在由36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而真正的权力则掌握在常务委员会手中，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武装部队总司令蒋介石。尽管这跟中国那些西方朋友所设想的民主还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中国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采用了民主的称呼。可是这种观念本身仍在原来的地方，始终没有进入中国的理论范畴。

北京改名为北平，意思是“北方的和平”，因为这里不再是新政府的首都。政府仍然在南京，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感到远离自己部队的家乡没有安全感，而且无法在北方维持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军，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的公使馆区是个“丢脸”的存在。

为了保护胜利果实，蒋介石采取迅速行动化解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各种私人部队。这些部队数目很大，对国家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使得中央政府不可能稳定地掌握国家权力。7月，他召集冯玉祥、阎锡山和白崇禧到北京参加遣散会议。这三人每人掌控着约有23万人的部队。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国民革命军总数不超过60个师，每个师1.5万人，即总数为90万人，而现有武装力量为222.5万人。划定了6个遣散区，但在这次试行的遣散中各个将军都不愿意裁减。1929年1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遣散会议也不了了之。这些首领回到自己的领地各行其是，有时是独立而不可靠的盟友，有时是对手，但并不是下属。在未来的岁月里跟过去一样，还是不断地结盟、分歧和反叛。在南方有两广地区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的部队，在北方有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这些武装部队时而同意时而反对，时而跟这个结盟对付那个，时而跟那个结盟对付这个，时而拥蒋时而反蒋，但从来没有一心一意过。1931年，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广州再次支持建立一个在顽固的汪精卫领导下的分裂政府。蒋介石的政府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异己发出的挑战，从来没有真正地稳固地享有权威。蒋介石要继续统治下去，便要不断讨价还价和施展计谋，从而使挑战者失去平衡，而自己则能维持平衡。

1928年底史迪威意识到遣散私人武装是“真正的问题”。他在《岗哨报》中指出，那些宣布的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那些私人武装不但没有裁减，反而在扩充自己的部队。在对新政府进行总结时他写道，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对国民政府理想化，相信中国现在已经统一，政府高效而负责，重建阶段已经来到。然而，对那些“冷酷的事实”还需要细细检验。那些边远省份仍在私自开战，他们并不效忠南京政府。国民党内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并未解决。除非军队置于文官政府之下，否则遣散的目标就不可能达成。80%的税收本来应该用于工业化，但实际上用到支持武装力量上了。尽管国民党现在在国外得到正面宣传，但史迪威对国民党能否真正取得进步仍表怀疑。

汪精卫

济南事件和遣散问题——或者无法遣散的问题——是史迪威认定的两个关键因素。这两个因素的发展对中国至关重要，最终不但影响了中国，同时也影响了史迪威自己的生涯。这倒不是说史迪威先觉先知，史迪威只是有兴趣、有意识并随时准备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关键的两年半中对中国的现实进行第一手的观察。

1929年4月史迪威开始返回美国，作为一件小的纪念品，他带回了东方手球锦标赛冠军的奖杯。

[1] 洋泾浜英语指一种语法不标准，带有中国音的中国化英语。——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