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大战_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圣米耶尔与山东

从1912年至1917年，也就是史迪威在29岁到34岁之间的时候，对于这个美国陆军军官来说，这段时间并没有多少挑战性，也没有给那个年龄的人提供多少机会让他们消耗旺盛的精力。尽管欧洲的军人阶层在这个时间段的中期遇到了致命的挑战，但是对于美国陆军来说，周遭仍然是风平浪静，几乎没有被大西洋那边的战火波及到。

史迪威于1912年1月从菲律宾回到美国。他以中尉的身份又在团里干了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Monterey）郡的普雷西迪奥（Presidio）执行极其平静的日常勤务。他的 史迪威要离开这里回到肖蒙时，Service Medal）——这是一个为奖赏非战斗人员新创设的勋章。威尔斯非常喜欢和敬佩史迪威，并报告说他“异常机智”，“是这场战争所锻造出的最能干的情报官之一”。他还写道：“凡是曾经跟我军共同作战过的师团对你处无不赞扬有加。”

1919年5月7日，《凡尔赛条约》这个历史上缺陷甚多的文件的草稿完成了。由于预计即将签订和约，第四军被解除现役，因此史迪威的占领任务也告结束了。像很多处于1919年那些令人幻灭的月份的人一样，和平会议的那些事情并不会对史迪威有怎样的教诲，他对联军之间的合作也不抱奢望。“他们都想贬低我们的部队和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争吵不休，相互交易……停战三天后法国和比利时就开始打卢森堡的主意……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既谈不上慷慨大方，也谈不上真诚……它们相互提防，老是想搞点小动作。”史迪威发现他回家时的心态跟当时在美国日益滋长的一种情绪是一致的：“完全相信我们要做的只是待在家里，别管别人的闲事，对任何想碍我们事的人都毫不客气。什么国联！”

1921年11月12日的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三位全权代表，从左至右分别是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首席代表）、大理院院长王宠惠

在那些对和谈感到失望的国家中，谁的失望也不像中国的那样大。和约的问题并不是条款本身有什么不公正，而是在和约和威尔逊总统让人产生的期望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威尔逊总统承诺的公正的和平、民族自决以及其他十四点原则让世界深受鼓舞，也像其他那些怀有憧憬的国家一样，燃起了中国那些热血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威尔逊的承诺一触及冷酷的现实便瓦解了。这个现实包括了日本跟协约国就山东问题缔结的秘密协议。此外，尽管日本并未参加战斗，但它的军事和海军实力却不容忽视。中国唯一的现实情况便是自身的各种需要。中国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提议未被理睬，这更促使中国把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山东问题上。从法理上说中国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它自己曾经为了得到日本贷款而同意将德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但基于自然主权和十四点原则的精神，中国在公众舆论方面却有很充足的理由。中国那些出席和会的代表都是具有很强民族主义情绪并毕业于美国大学</a>，他们在巴黎充分利用了这种舆论。

日本由于和会拒绝声明种族平等而恼火，因此他们也在山东问题上施加了他们全部的压力。这成了和会的主要问题，也让威尔逊总统甚为尴尬。他自己的原则，他自己代表团的建议，美国驻中国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的极力呼吁，美国传教组织就山东问题所煽动的公众舆论——所有这些方面都支持中国的诉求。但是和会已经陷入日本问题而纠缠不清，以至于要不想使和会中断的话，就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由于还受到其他方面的争执的干扰，和会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在威尔逊看来，国际联盟是纠正所有国际间弊端的灵丹妙药，因此他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是自己的灵魂做赌注，试图把签订国际联盟盟约作为和会条约的一部分。日本威胁说，如果它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它就会退出会议。如此其他国家也有了退出的借口，这让威尔逊觉得那个可以拯救世界并使他不朽的大制作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尽管国务卿蓝辛和其他美国代表认为日本威胁要退出只不过是讹诈而已，但威尔逊还是妥协了。1919年4月30日，五国会议在最后会议上确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作为一种妥协的姿态，日本口头上承诺“最终将主权归还给”中国。而威尔逊也心安理得了，因为他认为只要有国联在，它就能补偿在组建国联过程中不幸做出的各种牺牲。

此事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有关巴黎和会的争执的报道本来已经激发了公众的热情。在中国年轻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中心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们号召在5月7日的“国耻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签订《二十一条》。有关山东问题的裁定以及安福系政府的亲日分子接受裁定的消息传开后，3000名学生在5月4日举行了大规模集会。他们一边高喊着“打倒卖国贼！”“还我山东！”“抵制日货！”的口号，一边在街上游行，并袭击了那些傀儡部长的住宅。抗议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上海、南京、汉口和广州。学生涌向街头要求抵制日货，各地商店纷纷关门。中国有尊重文化人的传统，因此学生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们号召抵制日货很快得到了商人阶层和新成立的工会的响应。五四运动发展成了一个有意识地摧毁日本在华市场的运动，持续了一年之久。这个运动为重新激发新中国</a>的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平台，其影响是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由于无法镇压这次运动，政府最终不得不解除那些首当其冲的部长们的职务，并同意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签署和约。

不管有多么浓重的人为色彩，这个位于遥远的黄海之滨的半岛的命运成了美国国内政治激烈斗争的焦点。由于威尔逊总统把国联和和约联系到了一起，他在参议院的对手就势必要否决这个和约，并为此目的而视山东问题为该条约的“显著罪恶”。各种论争愈演愈烈。参议院和媒体上充斥着“合谋掠夺”“臭名昭著”“无耻”“该受天谴”和“不可饶恕”之类的字眼。特别是西部的参议员，他们利用这个事情来附和他们那些州的反日情绪；在那些州，排斥东方联盟（Oriental Exclusion League）正鼓动各方通过决议反对外国人拥有土地。山东问题一箭双雕，成了同时可以对付日本和威尔逊总统的武器。

日本已经崛起成为海军大国，它在墨西哥所从事的或者被认为是它从事的活动以及对巴拿马运河可能产生的影响，它对太平洋岛屿的抢夺，它过于热衷于干预西伯利亚——所有这一切综合来看，总体上传达了一种侵略性，引起了美国的反感。一个旨在霸占世界的强大的日本被看成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利益的直接威胁，参议院对此事极为重视，而赫斯特（Hearst）报团也对此非常关注。它宣称中国遭到了“诡计多端、好战成性的日本”的“肆意掠夺”，并指出在美国与日本关系上“实际上有战争的意味”。排斥东方联盟的发源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每周都以“美国名声的污点”为题发表演讲。但是他们跟义正词严的博拉（William Borah）参议员相比都相形见绌了。博拉谴责有关山东的条款“极为不道德和不公正……以至于我们都不敢面对它。我们被迫要为它进行辩护，这让我们感到厌恶”。博拉还用夸张的辞藻表达了对威尔逊和国联的强烈不满：“……丢人和堕落……战争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令人作呕的不公正……为体面人所不齿……让良心感到震惊……赤裸裸的，邪恶的和令人作呕的……一个恶魔……无与伦比。”

媒体和公众人物为了山东问题费了这么大的心思，甚至提到了战争，那么公众认为此事是攸关美国利益的大事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外，还有些人的声音不像博拉和其他那些“不共戴天者”那样富于震撼力，他们认为中国的事情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当代评论》（Current Opinion）的总编质问道：“中国甚至无意保护它自己，除非这相当程度地涉及我们的利益，难道美国一定要像博拉参议员说的，为了保护中国不惜流血吗？”这个基本问题在此后好几十年里都一直在回响着。

山东问题在美国和中国都留下了历史性的印记。这除了帮助美国内部一部分人拒绝国联之外，同时让美国对中国产生了负罪感，还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屡受挫折和萎靡不振的国民党重现生机，使之生存下去并最终掌权。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史迪威于1919年7月回国。到了9月份，由于对临时官阶进行了普遍裁减，他跟战争开始时一样，又成了一名上尉。

北洋政府外交部会议关于《凡尔赛条约》不签字后办法之决议，1919年7月4日，台湾近史所档案馆藏

[1] 兴登堡防线（Hindenburg Line），“一战”期间德军在西线建立的防线，得名于德军统帅兴登堡。1918年被协约国突破。——译者注

[2] 无肉礼拜五，指复活节前的礼拜五，耶稣受难日。——译者注

[3] 此句原文为法语“Madame est servie”。——译者注

[4] 此处原话为法语：Magnifique! Magnifique——译者注